區域史研究是中國歷史研究中的重要一環，而對多民族聚居并頻繁流動地區的研究，更是深刻認識中華民族形成發展歷史的一個獨特視角，有著特別的意義，康藏史研究便是這類區域史研究中的一個典型。

一、康藏地區突出特點

（一）中心與邊地的連接地帶

“康藏地區”的地理范圍主要指位于川西高原、屬青藏高原東南緣和橫斷山脈的一部分，包括川西北高原和川西山地兩部分，被認為是大自然氣韻天成的自然公園和地質博物館，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生態地帶和中國氣候垂直帶譜以及動植物資源分布譜分布最多的地區之一，還是我國重要的天然物種基因庫。

康藏地區的突出特點之一就是其地理上所處的“中心”與“邊地”的連接地帶，這個“中心”既包括長期作為中原地區和中央王朝核心的地區、漢唐時代的長安（今陜西西安）和元明清民國時代的北京，又包括西南地區的區域中心即四川成都，以及西藏地區的中心拉薩。

以四川成都為中心來看，“邊地界于川藏之間，乃川省前行，為西藏后勁。南接云南，北連青海，地處高原，對于四方，皆有建瓴之勢，非特與川滇輔車相依而已”。從以西藏拉薩即衛藏（????????）視角來看，康藏地區屬于“康區”（????邊緣地區）或者朵甘思（????????，“???”即安多，甘思即康“???”）的范疇，屬于“邊地”。也是藏文傳統地理敘事中“三區”（??????????）之一的朵思堆（?????????，上朵），與朵思麻（下朵???????，或安多?????）和衛藏并舉，語言上屬于藏語康方言。文化上被描述為與衛藏“法區”（佛法流行地區）和安多“馬區”并列的“人區”。也就是說，該地區無論是從內地視角還是西藏地方視角看都是一個邊緣地區，是連接一個中心與另一個中心之間的邊地。因其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與復雜的人文社會環境，康區人養成了粗獷剽悍、性格外向、尚武好斗的稟賦，以及熱衷交際、善于經營的民風，個性鮮明。

（二）民族走廊與茶馬古道

橫斷山脈地區自東而西有岷山、邛崍山、貢嘎山、沙魯里山、芒康山、他念他翁山、伯舒拉嶺—高黎貢山7條山脈，山川南北縱貫、東西駢列，怒江、瀾滄江、金沙江、雅礱江、大渡河及岷江自北而南穿越這一地帶，將高原與川西臺地深切，形成一條條幾乎平行的深谷。這些河谷北通甘青，南達滇緬。由于河谷內溫暖濕潤，物產豐盈，海拔又多在1000—2500米間，易于往來行走，自古以來便是民族遷徙頻仍之地。歷史上中國西北地區氐羌系民族南下和西南地區百越系民族北上，大多走過這里，故被稱為“民族走廊”地區，是我國西北與西南地區人群互動、人文交流的重要通道，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不斷為民族的發展和文化的交融提供充足動力，是中國古代西北民族對西南地區，乃至對南亞、東南亞地區民族和文化產生巨大影響的區域。

橫斷山脈地區條塊分割的眾多山原和河谷臺地，還為途經此地的古代部族在此滯留、定居繁衍生息提供了良好環境，直到今天該地區仍是中國各民族聚居雜居區域，除漢族外，還有藏族、彝族、納西族、怒族、傈僳族、獨龍族、普米族、白族、布依族等20多個民族在此生活。他們大多屬于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包括藏語支、彝語支和羌語支，其發源地則是今甘青河湟地區，新石器時代自漢語語族和藏緬語族發生分化以來，藏緬語族的先民即沿藏彝走廊南遷，逐漸流布于藏彝走廊及越南、緬甸等東南亞地區，以及印度東北地區。

與此同時，從祖國內地通往西藏高原地區，乃至南亞、中亞等地區的茶馬古道也經過康藏地區，把內地以茶葉等為代表的物品源源不斷地運上高原，并在康藏地區形成一個密集的交通網絡。內地茶葉輸入包括西藏在內的邊疆農牧地區，形成著名的“茶馬古道”，康藏地區成為茶馬古道上的重要連接紐帶。

康熙四十一年（1702），清政府在打箭爐（康定）設立茶關。又于大渡河上建瀘定橋，開辟直達打箭爐的“瓦斯溝路”，打箭爐成為川茶輸藏的集散地和川藏大道的交通樞紐。清代打箭爐至昌都的南、北兩條茶馬古道，南道是由打箭爐經理塘、巴塘、江卡（芒康）、察雅至昌都，系“川藏官道”；北道則由打箭爐經道孚、甘孜、德格、江達至昌都，為“川藏商道”。兩道匯合于昌都后，由昌都起又分為“草地路”和“碩達洛松大道”兩路，至拉薩匯合。康藏地區在茶馬古道上的作用持續凸顯。

重重阻隔的橫斷山脈與條條并列的峽谷，無疑是內地去往西藏地區需要克服的障礙，而經濟上的相互依賴使茶馬古道成為跨越障礙、把祖國內地與西藏地區緊密相連的紐帶，康藏地區則是其中重要一環。茶馬古道與民族走廊的縱橫交錯對康藏地區各民族的分布格局、生產生活、民族關系、宗教文化，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產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響，是認識和研究康藏史不能忽略的事實。

（三）文化與政治特征突出

橫斷山區有著較為豐富的遠古歷史文化遺存，發現有云南祿豐古猿化石和元謀猿人化石，岷江上游、大渡河上游、雅礱江下游、金沙江中游、瀾滄江上下游等流域也發現了較多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如四川營盤山、劉家寨、麥坪、皈家堡，西藏卡若，云南銀梭島等遺址。這些距今5000至4500年的新石器文化遺存，是西北與西南新石器時代文化相互融合的產物，一方面展現了交往交流交融對文化發展所具有的巨大推動作用，另一方面說明作為邊地的康藏地區自古就非蠻荒之地，歷史文化底蘊十分厚重。

在中國歷史上，康藏地區很早就是紛爭之地。《羌戈大戰》是羌族民間史詩中最為著名的一部，它敘述了羌族祖先歷盡艱難困苦，與魔兵戰，與戈人大戰，被迫從西北遷居岷江上游的歷史。藏族民間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傳》同樣刻畫了主人公格薩爾一生不畏強暴，不怕艱難險阻，以驚人的毅力和神奇的力量征戰四方，降伏妖魔，抑強扶弱，造福人民的英雄業績。這些都是康藏地區歷史上頻繁的政治爭奪與軍事沖突現實的客觀反映。隋唐時期，今四川成都平原以西、岷江上游諸山地區，包括今四川阿壩、甘孜兩州和西藏東部昌都地區等，分布著主要由羌人建立的8個地區小政權，號稱“西山八國”，即哥鄰羌、白狗羌、逋租羌、南水羌、弱水羌、悉董羌、清遠羌、咄霸羌等國。他們地處唐和吐蕃兩大政權之間，又被稱為“兩面羌”。唐代宗大歷十四年（779），“吐蕃合南蠻之眾號二十萬，三道寇茂州、扶、文、黎、雅等州，連陷郡邑”。唐德宗貞元九年（793）七月，為吐蕃所逼，東女國王“湯立悉與哥鄰國王董臥庭、白狗國王羅陀忽、逋租國王弟鄧吉知、南水國王侄薛尚悉曩、弱水國王董辟和、悉董國王湯息贊、清遠國王蘇唐磨、咄霸國王董藐蓬，各率其種落詣劍南西川內附”，唐朝皆授以官職，賜以金帛。唐朝西川節度使韋皋曾將八國內遷的一部分人安置“于維、霸、保等州，給以種糧耕牛，咸樂生業”。

吐蕃的東向拓展帶動大批部落和百姓向包括康藏地區在內的青藏高原東北部邊緣地帶的遷徙，并開啟他們與新徙居地區各族的交流與融合。宋代史書記載：“土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始衰。今河湟、邈川、青唐、洮、岷，以至階、利、文、政、綿州、威、茂、黎、雅州夷人，皆其遺種也。”10世紀以后隨著藏傳佛教的快速發展，進一步改變了這些地區的文化面貌，為政教合一制度的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地理上的分割、眾多民族和區域政教勢力的相互爭奪又相互依存，為中央政府在這些地區推行土司制度奠定了基礎。

（四）中央與地方博弈的重要區域

歷史上康藏地區不僅民族遷徙頻繁、區域政權眾多、相互紛爭不斷，而且始終是歷代中央王朝治理的重點和難點地區，因此有所謂“治藏必先安康”的說法。晚唐時期，吐蕃發生的屬民奴隸起義，最初是869年（藏歷土牛年）在康區爆發，后來蔓延到吐蕃全境，成為導致吐蕃王朝崩潰的重要原因之一。吐蕃分裂割據時期的結束來自諸多元朝對西藏的經營。元太宗窩闊臺次子闊端在派遣多爾達（多達那波）經營西藏時，先擊敗了活躍在康藏地區的白利土司。而元朝在康藏地區長期用兵在史書中也有諸多記載。元憲宗二年（1252），忽必烈率三路大軍進攻大理時，其東路與中路大軍又曾穿越康區。在蒙古大軍的招撫下，康區許多部落豪酋紛紛歸附于元，被授以“璽書及金銀符”，令世領其地，是為康區土司制之始。像康區著名的明正土司之先即于此時從木雅投誠，被授予土司之職。

元朝平息西藏地方出現的止貢之變，來自康區勇士立下的赫赫戰功。據《直貢法嗣》記載，獲知止貢威脅到西藏地方安定時，“皇帝下詔，漢地和中部康區的大軍入藏，由阿伊釋迦堅贊、主塔爾巴堅贊、國覺喇嘛堅贊、索南堅贊等四將軍指揮進攻直貢地區，燒毀了至尊覺巴仁波且所修建的吉祥塔、溫（????）和京俄·扎迥所修吉祥塔和不可思議的三佛田。把迥仁波且所建大神廟內的十八大天王像、七吉祥塔等無數所依也燒成灰燼”。

明末清初蒙古和碩特首領固始汗經略西藏，也是在明崇禎十三年（1640）率蒙古軍隊自青海入康區，先后擊敗白利土司與木氏土司，基本上控制了整個康藏地區，為掌控西藏創造了有利條件。順治九年（1652），瓦寺第15代土司曲翊伸，將其明代所授印信號紙繳順治皇帝投誠歸順，清廷授其安撫司職。康熙五十九年（1720），征西藏，土司桑郎溫愷隨征有功，加宣慰司銜。乾隆二年（1737），加指揮使職銜。乾隆時期數十年間多次用兵大小金川，耗費巨大，死傷人員眾多。但是“川邊土司弱者懾其威而甘于輸納，強者怙其勢而恣為奸橫，幾若知有藏而不知有川”的情況仍時有發生。

清末民國初年，該地區更是變亂頻仍之地。光緒三十一年（1905）初，巴塘土司與丁林寺上層不僅聚眾焚燒法國天主教堂，殺死兩名法國傳教士，并打死駐藏幫辦大臣鳳全及其隨員百余人。朝廷派四川提督馬維騏、建昌道趙爾豐會同“剿辦”。平息變亂后，趙爾豐留任爐邊善后督辦，處理巴塘、理塘改土歸流事宜。1906年清廷任命趙爾豐為川滇邊務大臣，駐巴塘（今四川巴塘縣駐地夏邛鎮），“邊地在川、滇、甘、藏、青海間，縱橫各四五千里，土司居十之五，余地歸呼圖克圖者十之一，清代賞藏者十之一，流為野番者十之三。爾豐改巴塘、里塘地設治，以所部防軍五營分駐之”。趙氏“將邊地改設行省，編練重兵，建威即可銷萌，守康境，衛四川，援西藏，一舉而三善備”。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駐西藏清軍相繼嘩變。十三世達賴喇嘛遣藏兵內擾，攻陷碩般多、乍丫、察木多等地。袁世凱調四川都督尹昌衡任川邊鎮撫使兼西征軍總司令，率兵西征，康區政局瞬息萬變。整個民國時期，康藏地區不僅有西藏與西康之間的多次武裝內訌，還有英國侵略勢力的介入，局勢動蕩復雜。

（五）傳統與現代激蕩交流的場所

康區地處多民族、多元文化交融匯聚地帶，多樣性是其突出特征，不因循守舊、善于變革也是其特色之一。例如，昌都噶瑪寺的建立者、藏傳佛教噶瑪噶舉派創始人都松欽巴（1110—1193）生于康區哲雪地方（今四川省甘孜州新龍縣境內），先后隨瑪爾巴、塔波拉杰等學習教法。1147年前往康區類烏齊，建噶瑪丹薩寺，收徒傳法，創建噶瑪噶舉派。1189年在今拉薩西北的堆龍地方建立楚布寺，后成為噶瑪噶舉派的主寺。噶瑪噶舉派創立活佛轉世制度，都松欽巴被尊稱為第一世噶瑪巴活佛。止貢噶舉派的創始人仁欽貝（1143—1217），也出生于康區的鄧柯縣（現撤縣，其地分入德格、石渠二縣），屬居熱氏家族。仁欽貝25歲前一直在康區活動，后赴藏從帕木竹巴學法，學成后在墨竹工卡建止貢寺，開派授徒，形成止貢噶舉派。

清朝中后期，康藏地區出現了有名的“不分宗派運動”，所謂無宗派（又稱無偏見，藏語稱“利美”，????????），即排斥宗派偏見，標榜各宗兼學，以解決教派沖突和相互排斥問題。同時，也包含對抗當時掌握支配權的格魯派的用意。其思想上的動機則是根據寧瑪派的如來藏思想，以圖復興非格魯派教理。此運動的代表者主要有寧瑪派的絳央欽則旺波、米旁嘉措，噶瑪派的工珠云丹嘉措等人，他們均出生在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縣。“不分宗派運動”的擁護者試圖在不同傳統之間找到共同點，研究不同教派共同的思想來源，他們還致力于保存民間文學和文獻資料，其中一些人對《格薩爾王傳》史詩特別感興趣，使之成為一場思想和文化運動。

清朝晚期的新政，特別是在康藏地區實施的改土歸流既是一項政治舉措，也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同樣推動了新舊思想的碰撞與沖突。近代康藏地區也是西方傳教士十分看重并活動較為活躍的區域，是近代西方宗教與藏傳佛教、西方外來文化與康藏傳統文化的激烈碰撞之地。

康藏地區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經過的地區，歷經紅色革命文化的浸染，在紅軍經過的爐霍、甘孜等地，第一個藏族自治政府便在此成立。新中國成立后，實行民主改革，康藏地區又成為新思想與舊傳統激烈較量的場域，康藏地區從來沒有置身中國時代潮流之外。

二、康藏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

康藏地區大山與大川連綿的自然地理特征，民族走廊與茶馬古道縱橫交錯的格局，多民族聚居雜居又相互交融的歷史與現狀，以及文化上多元并存又相互吸收、經濟上相互依存又相互補充，地方政局長期動蕩復雜卻又始終是中央政府經營的重點區域等眾多而又突出的特點，決定了康藏史研究必然是具備多學科多視野多維度的研究。

（一）中國歷史研究的區域視角

《禮記·王制》稱“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康藏史是中國歷史研究中區域史研究的重要內容，該地區復雜的地形、重要的交通位置、多民族的交匯互動、多元宗教與文化的碰撞、多樣的經濟類型并存，以及置身民族走廊的巨大流動性，都使康藏史呈現諸多突出的特點，并具有特殊的區域研究價值。從這一區域視角認識中國歷史，不僅能夠感受到歷史的復雜性，還能觸摸到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內在動力，并能發現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中的一些規律，甚至能夠解釋中國古代歷史中一些懸而未決的疑難問題。1961年，法國著名中國學家石泰安（Stien，R.A.）教授在巴黎出版了他的《漢藏走廊古部族》一書，該書聚焦中國甘肅、青海、四川諸省與西藏自治區交界處的古部族群體，運用包括漢文、藏文在內的大量文獻資料，對色族、哲族、董族、東族、珠族、噶族、瑪族、木族、白族、達族和高族等古部族的地理方位、歷史脈絡與部族間的相互關系等進行了深入探討，得出了扎實結論：這些古部族實際上都生活在西藏的東南部，但傳說中都把他們置于西藏中部，這是由于羌族人向西藏中部遷移的結果，這些部族對吐蕃社會和文明的形成均起過巨大作用。也就是在這本書中，石泰安先生提出了“漢藏走廊”的地理和文化概念。該書由耿昇先生翻譯為中文，1992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首次出版，更名為《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2013年由中國藏學出版社作為“發現西藏書系”之一出版時，恢復原有名稱，即《漢藏走廊古部族》。費孝通先生先后使用了“民族走廊”和“藏彝走廊”等概念，與石泰安細致考證的研究方法和著重點不同，費孝通先生主要探討中華民族形成發展的多元一體格局及內在動力。

（二）中國民族史研究的藏族歷史視角

藏族歷史是康藏地區多民族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民族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內容之一，從藏族歷史視角審視研究康藏史，無疑是理解中國民族關系和歷史發展的重要切入點。康藏地區是藏族傳統三大歷史地理區域之一，是藏族同西南各民族密切接觸交往的地區，康藏地區在地理、文化、民族等方面具有獨特的過渡性特點，是多民族交流融合的交匯點。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康藏史研究重視從藏族自身的歷史發展脈絡、文化傳統、社會結構等方面來研究歷史，包括對藏族在康藏地區的歷史活動、與其他民族的互動交流、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變遷等方面的研究，既可以展現其在中華民族歷史發展中的獨特貢獻和地位，又能夠揭示歷史上中國各民族相互聯系、密切交流的區域特點與發展規律。

（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的多元視角

康藏地區作為中國多民族交流融合的關鍵區域，其歷史發展呈現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豐富內涵和多元視角。康藏地區的多元性首先體現在地理空間的多元，即康區是農牧過渡帶，也是東西方向和南北方向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通道。在東西方向上，康區是藏漢民族交流互動以及西藏與中央王朝之間的連接通道和橋梁地區；在南北方向上，則是北方民族與南方民族之間發生聯系和相互溝通的通道。其次是體現在民族構成上的多元，康區是多民族聚居地，較長時期內藏族是這里的主體民族，但同時也有漢、彝、蒙古、納西、傈僳、羌、回、普米等多民族混居。多民族文化在此交匯、競相綻放，又相互吸收借鑒，其中的納西族、羌族、傈僳族、普米族以及摩梭人部分群眾不同程度地信仰藏傳佛教，并在衣、食、住、行等生活習俗方面吸納藏族文化的諸多元素。最后，還體現在社會結構的多元，康區歷史上形成了以土司為主的多元政治格局，這些土司受中央王朝冊封，其權力在家族內部世代相襲。上述特點，既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條件，又是各民族進一步交往交流交融的全新成果，促進中華民族共同性的持續增強。

1978年9月，費孝通先生在談道“平武藏人”、察隅“僜人”的身份識別余留問題時，首次將走廊視角引入民族研究領域，認為在解決民族識別遇到的各民族“分化融合”過程中“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的問題時，走廊將是研究和解決這些疑難問題的“一個寶貴的園地”。1982年5月，費孝通先生在武漢座談會講話中，對走廊思路進行了更為詳盡的闡釋，明確提出了“藏彝走廊”等概念，指出走廊地帶是多民族交錯雜居、交流融合的區域，為研究中華民族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視角。可見，該條走廊以及在此形成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事實，成為費孝通先生民族研究重要理論的一個典型案例。

（四）中華民族形成發展史研究的整體視角

康藏地區是中國西南內在有著密切聯系的多民族聚居與雜居地區，從某一個或者兩個民族，乃至多個民族視角進行研究，無疑是基礎性的研究，具有特殊意義。與此同時，這種研究又都會存在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局限性，只有從中華民族的整體史觀進行研究，才能把握康藏地區歷史發展的規律性和本質特征。中華民族整體視角強調從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出發，全面、系統地研究中國各民族的歷史發展脈絡及其相互關系。該視角注重各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能夠深化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解，清晰展現各民族在交流融合中共同構建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同時，可以豐富中國民族歷史研究的內容和方法，揭示中華民族形成發展過程中多元互動、相互依存、和合共生的規律和內在動力。此外，康藏史研究的中華民族整體視角研究，還可以為更好地把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底蘊、理論基礎和文化根源。

（五）國家安全和邊疆治理研究的獨特視角

康藏地區作為中國內地與南亞、東南亞的連接點和“南方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維護中國西南邊疆安全的屏障和關鍵樞紐，也是歷代中央王朝經營和治理西藏地方的通道。近代以來，除了面臨內部治理的復雜考驗之外，也面臨來自外部勢力滲透的挑戰。康藏史研究，從國家安全視角看，它絕不僅僅是歷史的簡單描述和進程的追溯，而是對國家治理、邊疆穩定和文化整合的系統而深刻的總結與反思。

以清朝為例，1727年“衛藏戰爭”后，清朝通過四路協調進兵的方式，不僅鞏固了對康區的控制，還打通了祖國內地與西藏的戰略通道，體現了康區作為清朝治藏的核心樞紐的特殊重要性。康區的穩定直接關系西藏的安全，而西藏的安全又關乎整個西南邊疆的穩定，這就是“治藏必先安康”。面對康區復雜的民族和宗教結構，清朝采取了“土司制度”和“改土歸流”相結合的方式。清朝時期實施土司制度，通過冊封地方首領，實現了對康區的間接控制，進而在時機成熟時，進行改土歸流，廢除土司、設立流官，逐步將康區納入中央直接管轄。這樣的措施安排既減少了內部沖突，又增強了中央對邊疆的控制力；既體現了對地方多樣性的尊重，又確保了國家的統一和穩定。康藏地區的文化多樣性，既是它的魅力所在，也是朝廷治理的難點。清朝通過冊封活佛、修建寺廟，不僅緩和了民族、宗教矛盾，還增強了邊疆地區僧俗官民的向心力。文化安全的核心在于如何在尊重多樣性的同時，塑造共同的國家認同，康藏地區的多民族、多宗教特性，要求我們在治理中必須注重文化認同和社會穩定，這是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本質要求。

三、《康藏史》的新探索與啟示

由石碩教授主編的《康藏史》，2024年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面世。該書分“古代卷”“近代卷”兩冊，共76萬余字。《古代卷》展現了7世紀以前康區的歷史源流，包括舊石器時代康區的人類活動遺跡、新石器時代康區的大型聚落遺址等，還涉及康區新石器文化與黃河上游的淵源關系。《近代卷》涵蓋了外國教會在康區的傳教活動與清末教案、清末川藏邊務與經營川邊的轉折、趙爾豐經略川邊、北洋政府時期的川邊事務、九世班禪返藏與康藏局勢演變、康南地區頭人勢力與社會治理、紅軍長征途經康區與博巴政府的建立等內容。全書以通史體例，多角度、全方位最大限度地呈現了1949年以前康區歷史發展演進的總體面貌和重大歷史事件，概述了康區突出的自然地理及多樣民族與多元文化密切交流互動的特征，是首部全面、系統勾勒和呈現康區整體歷史脈絡和概貌的通史類著作，該書有許多突出的優點值得關注。

第一，該書是作者長期積累和研究的重要成果。

石碩教授長期耕耘于康藏歷史研究領域，取得了突出成就，出版了多部頗有影響的康藏史研究相關著作，包括《藏族族源與藏東古文明》（2001）、《青藏高原的歷史與文明》（2007）、《藏彝走廊：文明起源與民族源流》（2009）、《青藏高原東緣的古代文明》（2011）、《青藏高原碉樓研究》（2012）、《康藏歷史與文明》（2018年）等。石碩教授本人，以及他同自己學生合作還發表了大量貫通康藏古今歷史的學術論文，應該說對康藏史研究有著深厚的學術積累和獨到的學術見解。本書的合作者、參與者均是康藏史研究的中堅力量和后起之秀，其中多數是石碩教授的親炙弟子，深得石碩教授真傳，表現出良好的學術素養。與此同時，石碩教授既得地理之便，又做有心之人，長期致力于康藏地區的實地調查和田野訪談工作，深度觸及康藏地區復雜的地理和多元民族文化底蘊，加上長期的資料積累和深入研究以及團隊合作，具備了完成這本著作的良好條件。

第二，多元資料、多學科方法的綜合運用。

資料的豐富性是《康藏史》的一大特點，該書既使用了大量的漢文、藏文和英文檔案文獻，也使用了較為豐富的其他多語種文獻資料；既重視正史和官方資料的運用，又不忽略地方資料、報刊資料和民間記載的補充作用；既做文獻上的梳理考辨工作，又有田野調查的相互印證；既以歷史學的研究作為基礎，又有多學科方法的具體運用，同時較好地吸收借鑒了國內外學術界的相關研究成果，從而讓該書立足于扎實資料和科學分析的基礎之上。《康藏史》從多元資料、多元視角來考察，能夠很好地解決康藏區域史和民族史研究中面臨的主要問題。而且，多元資料互勘為解決一些復雜問題，甚至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提供了有力支撐。

第三，突出康藏歷史研究的中央政府治理視角。

《康藏史》以政治史為主要內容，比較突出地展示了復雜歷史變局中歷代中央王朝對康區經營、治理的史實，包括元朝在西藏和康區進行行政區劃和派兵平息叛亂，明朝在康區的建政與冊封等。關于清朝對康區的經營，《古代卷》用了4章的篇幅來細致探討，包括多次在康區出兵平叛、川藏道作為主干道角色的上升、清廷治藏中心向康區的轉移、結束和碩特蒙古在康區的統治以及清廷在康北大規模設置土司及七世達賴喇嘛轉世理塘與惠遠廟的修建等。《近代卷》又分專章考察了川邊經營與川滇邊務大臣的籌設、趙爾豐川邊經營經驗總結及川邊新政的實施、北洋政府時期川邊局勢變化及應對、民國時期康藏沖突及內部紛爭、劉文輝主政康區與西康省的建立，直至西康省藏族自治州的建立及和平解放的到來。書中把治理作為非常重要的主線來談康區歷史，抓住了問題的根本。康區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地區，是一個治理難點、薄弱點。將治理作為一條主線來呈現，較好地揭示了這段歷史的規律性，對于認識“安康”歷史實踐很有意義。

第四，把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線索。

康區的歷史本身就是一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縮影，從史前時代考古資料顯示其在西藏與內地之間的紐帶角色，吐蕃時期在康區的擴張與控制產生的巨大沖擊，再到吐蕃分治時期各民族在康區的相互融合，以及元朝在康區建制用兵，明朝木土司與土默特蒙古的相繼介入，清朝內地與康區人員的雙向流動等，本身就是對各民族“三交史”的系統呈現。石碩教授曾經將走廊地區的民族概括為五次大的遷徙，即藏緬語民族自北向南的遷移，吐蕃向東擴張與藏彝走廊北部的“番”化，蒙古族南下，明清時期木氏土司和彝族的向北擴張，明清至民國時期漢人的大量遷入。《近代卷》還專列“康區：近代漢藏交流的紐帶”，重點敘述了赴藏學法團與康區高僧在內地的講經傳法活動，康區的貿易中介地位與作用，康區的漢藏互動與文化交流，說服力強，令人印象深刻。此外，書中還論述了紅軍長征經過康區，十八軍進藏、經營西藏認識的深化，許多在西藏行之有效的經驗智慧，其探索源頭不少是來自康區的實踐，包括后來設立的十八軍研究室的主要研究者，如李安宅、于式玉和任乃強等先生，他們在傳統研究與現實研究結合的基礎上，提出了許多解決復雜問題的對策方案，不僅在新的歷史背景下推動了漢藏各民族密切交流與團結，更開啟了革命文化、紅色文化與藏族優秀傳統文化相互結合的新歷程。

第五，深化相關問題研究的新探索新觀點。

《康藏史》在學術上作了很多新的探索，比如關于吐蕃對康區的經營、跨區域的民族遷徙、茶馬古道、歷代中央政府對康區的經營等問題，還有一些專題方面，比如白利問題，書中都以專章作梳理。白利問題比較復雜，學界至今仍存在不小分歧，可貴的是，書中花費了較多篇幅進行專題論述，還吸收了學界的成果，同時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觀點。還有對諸如打箭爐（“打折多”，???????????）地名與傳說的梳理，對明代多股勢力在康區的激烈角力、清朝在康區劃界、民國漢藏各民族在康區的全方位密切互動等方面的考察分析，都有一些新的思考和推進。

第六，開啟藏族傳統區域歷史研究的新篇章。

應該說，《康藏史》的完成標志著藏族傳統地理概念中“三區史”的完成。在傳統藏文史書中有所謂上阿里三圍，中衛藏四如，下朵康六崗。元代設立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即吐蕃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朵思麻宣慰司）、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朵甘思宣慰司）、烏思藏納里速古魯孫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烏思藏宣慰司），“衛藏、安多、康”三大地理區域有了新的內涵，既有藏族文化的共性特征，又有區域性的差異。1992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黎宗華、李延愷撰寫的《安多藏族史略》，是安多地區的區域史。而由恰白·次旦平措、諾章·吳堅、平措次仁等著的《西藏通史——松石寶串》則是和平解放前西藏地方歷史。在康藏史研究領域，雖然成果不少，但并沒有完整論述康藏歷史的著作，石碩教授主編的《康藏史》的完成則填補了康藏區域史研究的空白，也標志著藏族傳統地理概念中“三區史”的完成。

綜上，《康藏史》無疑是藏族歷史研究和康藏區域史研究領域一個十分重要的成果，必然對該領域及相關領域的深入研究產生積極影響。

作為一部學術研究著作，《康藏史》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進一步完善的問題，如：康藏區域概念在本書中的界定問題應該更加明確；康藏史研究還應有一個大背景的簡要描述，既包括對不同時代總體政局和政策制度的簡明交代，也包括對藏族形成和發展史的總體把握，以及藏族傳統三大區域演變軌跡與文化特色異同的相互比較；康藏地區經濟、宗教、文化和社會發展歷史進程的考察還可以加強；康藏在藏族傳統中作為“人區”的具體表現及其形成的內在動力還有待進一步探索；由于是集體著作，各章之間邏輯關聯的緊密性還可以進一步加強。具體細節部分，也有可完善的地方，比如《古代卷》第193頁注釋3稱：“《朗氏家族史》提到的‘彼拉思’與《元史》中記的‘吃剌失思’發音上頗相近。疑‘吃剌失思八班藏卜’是‘彼拉思’其人，只是譯法的差異罷了。”事實上并非如此，“彼拉思”的藏文原文是“???????????”，即“那個拉思”，“拉思”（????????）就是朗氏家族的一個支系。而吃剌失思則是藏文“????”的音譯，而“吃剌失思八班藏卜”的藏文是“?????????????????”，兩者含義有異，不能等同，希望再版時，包括類似瑕不掩瑜的問題，能夠得到補充和完善。

（來源：《中國藏學》2025年第2期，作者張云系陜西師范大學人文科學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婭系陜西師范大學中國西部邊疆研究院2020級博士研究生。原文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