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城墻西北角，靜靜地矗立著陜西省著名的藏傳佛教寺院——廣仁寺。這座由清代康熙皇帝敕建的古剎，被人們贊譽為“漢地雪蓮”。作為盛開在關中大地的民族團結之花，廣仁寺在歷史長河中始終為推動民族交融、藏傳佛教中國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貢獻著力量。進入新時代，廣仁寺更通過自身的探索實踐，為都市藏傳佛教的健康傳承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路徑。

一、廣仁寺是文化交融與民族團結的紐帶

17世紀末，康熙皇帝三次親征噶爾丹叛亂（1690—1697），在軍事平叛過程中，既認識到穩固西北邊疆對國家長治久安的戰略意義，也目睹西北百姓“筑土屋以居，耕沙磧以為生業”的困苦處境。基于加強西北地區管理、鞏固邊疆的長遠考量，1703年，他下旨敕建廣仁寺，并親賜名匾、撰寫《御制廣仁寺碑》。碑文中明確指出，“因俗宜民”是治國關鍵。鑒于漢族、藏族、蒙古族共有的佛教信仰傳統，康熙意在以廣仁寺為紐帶，借佛教“利濟群生”的宗旨，實現“上助王化，下錫民庥”的治理目標。這一舉措充分發揮了宗教信仰在綏懷政策中凝聚人心、促進團結的作用，彰顯出“不治而致治，無為而化有為”的治國智慧。

廣仁寺建成后，迅速成為聯系西北地區藏族和蒙古族群體的重要紐帶。頻繁的宗教交流不僅增進了民族感情，更強化了中央政權與邊疆地區的聯系。這種緊密聯系在歷史事件中得到印證。康熙五十六年（1717）、五十七年（1718），清廷兩次對西藏用兵，派出西安將軍額倫特并全部動用陜甘官兵，最終平定了動亂，實現了西藏安定。這場勝利的背后，廣仁寺作出了重要貢獻，充分凸顯出其在維護國家統一、促進民族團結進程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

政治紐帶作用為廣仁寺奠定了歷史地位，而其承載的文化交流使命，則讓這座寺廟的內涵更加豐富厚重。文成公主和親的故事，在廣仁寺文化傳承中占據核心地位。1300年前，文成公主遠嫁吐蕃贊普松贊干布，將釋迦牟尼12歲等身像帶至拉薩，成為藏族群眾心中的圣物。為答謝贈佛之情，藏族群眾特造鎏金銅度母像供奉長安，以護佑人民。歷史上，西北地區的活佛喇嘛途經陜西，都會瞻禮這尊佛像，九世班禪、十世班禪、章嘉呼圖克圖、嘉木樣活佛、烏蘭活佛等高僧大德更曾駐寺朝拜。如今這尊佛像供奉于廣仁寺內，成為民族團結的精神象征。

時光流轉，廣仁寺并未因時代變遷而褪去光芒，反而煥發出新的生機。在近代中國波瀾壯闊的革命征程中，廣仁寺始終堅守愛國愛教的初心。辛亥革命時期，廣仁寺是革命黨人光復西安的重要據點；北伐戰爭期間，楊虎城以廣仁寺為指揮部抵御軍閥，寺僧慷慨捐糧，助力隊伍渡過難關；1931年前后，九世班禪在此多次通電全國，高呼停止內戰、團結救國；抗戰歲月里，僧人積極參與護送成吉思汗靈櫬西遷，以誦經守靈的方式為民族大義貢獻力量。

新中國成立后，喜饒嘉措大師借助廣仁寺的影響力與廣泛的信眾基礎，多次在寺內講經說法、廣結善緣，并發表對藏廣播，全力推動西藏和平解放談判。十世班禪1951年赴京協助西藏和平解放談判、1954年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959年進京參加國慶十周年觀禮，往返途中均將廣仁寺作為重要駐錫之地。如今寺內留存的班禪行宮，不僅是藏傳佛教文化的珍貴遺存，更是中央與西藏地方緊密聯系的歷史見證。

二、對都市藏傳佛教健康傳承的思考

進入新時代，這座矗立在都市中的藏傳佛教寺院積極探索宗教中國化路徑。

（一）時代命題：都市藏傳佛教是堅持我國佛教中國化方向的積極力量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堅持佛教中國化方向是推動佛教健康傳承、更好地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必由之路。而都市藏傳佛教以其獨特的區位優勢與文化融合屬性，成為推動這一進程的重要力量。

以廣仁寺為例，這座擁有300余年歷史的古寺，整體采用典型漢式合院形制，展現漢族建筑的秩序美學，但在細節處又巧妙地實現了多民族藝術的對話，如檐角裝飾融入蒙古包穹頂弧線元素，墻體紋飾采用藏式“八寶”圖案等。影壁上的《蒙人馭虎圖》以漢式壁畫技法為基礎，描繪蒙古族獵人馴服猛虎的場景，四周環繞漢藏蒙滿四種文字的題跋，直觀彰顯文化交融之美。這種建筑語言的中國化表達，正是佛教中國化在物質載體上的生動實踐。

廣仁寺的佛教中國化實踐還體現在文化創新傳承方面。寺院通過多種形式開展“愛讀書、愛學習”活動；廣仁德吉文博館舉辦“賡續血脈、傳承經典”書畫展，多維度推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2024年清明節期間，廣仁寺組織僧眾前往烈士陵園祭拜，以奏國歌、默哀、誦經等方式緬懷先烈，將愛國情懷與宗教禮儀結合，以三寶弟子特有的方式，追憶先烈們的英勇事跡，引導信眾理解愛國主義的深刻內涵，為藏傳佛教中國化提供了創新范例。

此外，廣仁寺內多民族教職人員與信眾和游客的互動，也構建起佛教中國化的鮮活場域。寺院將佛教“利濟群生”的核心理念深植中華傳統文化土壤，于傳統節日中打造“端午飄香粽子傳情”“臘八奉粥”“重陽敬老慰問”等活動，形成“以節載道、以俗化人”的中國化模式。日常服務中，這種文化融合更見細膩，如為信眾和游客隨季節贈送兼具漢藏蒙文化符號的特色禮品——新春藏式金剛結綴“吉祥”漢字，夏日消暑扇繪藏式八寶與漢式山水，秋冬暖手寶融合蒙古族紋飾與儒家祈福元素等，打造了佛教中國化“多元一體”的活態樣本。

（二）角色定位：都市藏傳佛教寺廟是黨和政府聯系藏傳佛教界與信教群眾的橋梁紐帶

作為古代中央政府聯系信教群眾的橋梁，都市藏傳佛教寺廟的角色定位在廣仁寺的300余年歷程中尤為清晰。康熙皇帝敕建廣仁寺時，即賦予其“團結蒙藏、穩定西北”的政治使命，寺院歷史上一直由理藩院垂直管理，成為清朝中央政府聯系邊疆少數民旅的重要紐帶。如今，廣仁寺正以文化符號的迭代，續寫著“橋梁”角色的新定義。2019年，十一世班禪蒞臨廣仁寺，強調踐行愛黨、愛國、愛民、愛教的“四愛方針”。寺院以此為指引，建立起“和睦四瑞”文化符號體系。“和睦四瑞”源于《釋迦牟尼本生傳》，故事中鷓鴣鳥、兔子、猴子、大象四種動物以“長幼有序”的方式共處，體現了“眾生和睦、萬物共生”的哲學思想。在新時代背景下，廣仁寺將“和睦四瑞”從宗教典故中提煉出來，通過雕塑、文字立牌等形式強化其“民族和睦、社會和諧”的寓意，運用藏族、蒙古族等民族地區優秀傳統文化的實物形式來表達聽黨話、感黨恩、跟黨走的決心和意志，促進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三）現代轉型：都市藏傳佛教的角色升級與價值跨越

都市藏傳佛教的現代轉型，須最大限度把廣大信教和不信教群眾團結起來，將信教群眾緊密團結在黨和政府周圍。

2006年，廣仁寺組織的“重走唐蕃古道——迎請文成公主回娘家”活動，堪稱都市藏傳佛教轉型進程中的一個標志性事件。100余名迎請團成員，沿唐蕃古道跋涉3000多公里，將文成公主圣像從拉薩迎請至西安，按唐朝禮儀舉行安奉儀式。這場跨越山河的文化行動，不僅回應了藏族、蒙古族信眾的宗教信仰需求，更通過“回娘家”這一極具傳統色彩的表述，使佛教儀軌成為多民族共享的文化語言，以具象化方式展現了中華民族的向心力。

在日常運營方面，廣仁寺也著力強化“五個認同”。每逢國慶佳節，寺內都會舉行莊嚴的升國旗儀式，將愛國情懷與宗教活動有機融合；寺內精心種植象征團結的雙葉柏、紫荊、石榴等樹木，讓自然景觀也承載著民族團結的美好寓意；入寺小禮品上印有民族團結宣傳語，使信眾和游客在耳濡目染中自然浸潤于民族團結的濃厚氛圍。

廣仁寺的現代轉型還充分體現在治理模式的創新上。寺院積極推進宗教事務治理法治化、文物保護科學化，運用規范化、智能化、數字化的管理手段，打造出“傳統韻味與現代氣息兼具”的文化空間。廣仁寺通過推動文化互鑒、踐行公益慈善等一系列行動，切實將信眾團結在黨和政府周圍，積極為經濟社會發展作貢獻。

從廣仁寺的實踐可知，新時代都市藏傳佛教的健康傳承，本質是堅持佛教中國化方向的深化與拓展——以歷史傳統為根基、以政治認同為核心、以文化融合為路徑、以服務社會為載體，最終實現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與國家發展同頻共振。

（來源：《中國宗教》2025年第6期，作者仁欽扎木蘇系陜西省佛教協會副會長，西安廣仁寺住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