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中華民族為何能延續數千年而不散，“大一統”思想何以源遠流長，其原因須訴諸中國獨特而深刻的文化背景和政治哲學基源。通過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哲學進行探源，對其成因及內在邏輯進行基源性探討，形成較系統的學理闡釋，進而為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汲取中華文明優秀的思想資源和價值底蘊。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哲學是復雜而多方面的，擇其要者主要表征為五個方面：仁民愛物的倫理思想，底定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倫理哲學；昌達的國家思想，蔚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國家哲學；“貞一尚一”的文化觀，涵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大一統哲學；“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因因相襲的中華道統，形塑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道統哲學；厚德載物的寬博精神，蘊蓄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兼容哲學。五個方面的政治哲學思想并列呈現，各自代表不同的哲學面向，同時緊密聯系、形成整體合力，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發展和歷史延續，亦對當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資鑒意義。

【關鍵詞】中華民族共同體；傳統文化；政治哲學；民族觀；歷史延續

【作者簡介】韓玉，貴州民族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基地研究員；商萬里（通訊作者），貴州民族大學民族學與歷史學學院副教授；楊昌儒，貴州民族大學教授。

【文章來源】《民族研究》2025年第3期。原文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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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能理解未來中國。”筆者認為，當下研究中華民族共同體也應該將目光投向中華民族的歷史縱深，探究數千年歷史過程中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和延續的歷史圖景及其深層的文化背景與政治哲學基源。

因此，本文嘗試探源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哲學。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世界五大文明古國，為何唯有中國延續數千年而不墜，中華民族延續數千年而不散？眾所周知，中國自古就有“大一統”思想，為何中國古代先民會產生“大一統”思想？所有這些問題都可以從中華民族形成發展和歷史延續的政治哲學中發掘出其濫觴端緒和生成邏輯。在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方面，以前也有不少相關文獻在內容中部分地或碎片地涉及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的政治哲學，本文是從基源性上探究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哲學，以對相關研究進行補充和推進。 

要探源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哲學，首先要厘清中華民族共同體和中國國家共同體的關系。2019年9月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深刻地指出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和中國國家共同體“一體兩面”的關系。（歷史）中國的長期統一、多元一體造就了中國國家共同體的歷史延續，也造就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延續。如果沒有中國國家的統一和歷史延續，就沒有中華民族歷經數千年從自在到自覺延續至今。所以，從政治哲學層面講，中國政治哲學的特征和內涵底定形塑了中國國家共同體的歷史延續，也形塑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延續。

政治哲學是介于政治科學和哲學之間的交叉學科，政治哲學主要研究的是人類的政治價值和普遍性的政治原理，特別是良政善治的理想標準和模式等核心問題。政治哲學不同于政治科學，政治科學是經驗性或描述性的，它解釋一個政府實際上是如何運行的。而政治哲學是規范性的，它確立那些規定政府應當如何運行的理想標準和準則。形象地講，政治哲學關注的是“何為善”（what is good）的政治價值、原則和理想，政治學研究的是“如何實現善”（be good）的制度和政策。

關于“中國”這一歷史悠久的國家共同體，已有不少學者從不同的政治哲學面向進行過探討和研究。成中英在《中國古典政治哲學發微》中認為，中國“政治”一詞的含義不僅包括治理之道，也包含了對政治價值理念和理想的追求，他對中國政治哲學總結出六個特點，（1）（仁愛）倫理主義；（2）大一統思想；（3）民本主義；（4）天命思想；（5）社會正義思想；（6）天下主義（大同思想）。趙汀陽在《惠此中國》論述到：中國政治哲學自古就有天下體系思想，并崇尚大一統的政治神學概念。在夏商周以前，中華文明是“滿天星斗”模式，自秦以后便形成逐鹿中原的“旋渦”模式，正是天下逐鹿游戲持續不斷的旋渦效應創造了中國。

結合以上學者及學界其他前賢先輩對中國政治哲學的研究成果，并通過系統的思考，筆者以為，中國政治哲學推進“國家共同體”的凝聚與延續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特征和內涵：（1）中國政治從周禮和儒家思想中取得其獨特形態，兼而吸收法、道、墨家等諸流派之優長，所以，中國政治哲學強調崇禮貴仁，仁民愛物；（2）注重國家建構和建設，國家思想昌達，以民殷國富、國家繁盛為政治的理想目標；（3）崇尚“大一統”的政治神學概念，提倡天下主義；（4）以道統承繼為立政之基，提倡“德化”“德治”；（5）具有突出的和平性，無論是處理人際關系還是對待異民族都平和優美、博大包容。在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歷史進程中，這些思想內涵已成為中國的文化和政治哲學基因，注入中華民族的血液里，客觀上推動了中國國家共同體的歷史延續，也形塑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延續。

由于中國國家共同體和中華民族共同體“一體兩面”的關系，筆者基于中國政治哲學的特征和內涵，提出歷史上形塑和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哲學內容，擇其要者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仁民愛物，底定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倫理哲學；（2）昌達的國家思想，蔚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國家哲學；（3）“貞一尚一”，涵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大一統哲學；（4）“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形塑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道統哲學；（5）厚德載物，蘊蓄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兼容哲學。

中國共產黨民族理論，包括新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的發展，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產物，二者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我們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發展和歷史延續進行政治哲學探源，可為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思想資源和價值引領，如弘揚中華傳統“仁民”“民胞”的泛愛思想，堅持各民族平等友愛；以昌達的國家思想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尊尚國家統一，中華一體，各族一家；傳承中華優秀道統，并進行創造性轉化；承繼中國傳統政治兼容哲學，在民族關系上兼容并包，多元一體。

二、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哲學內容

筆者概括性提出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五個主要的政治哲學，是著眼于其在政治哲學上對于中華民族共同體延續性的構造機理及豐富內涵。“仁民愛物”的政治倫理哲學，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民本性，華夷無別，愛如同胞，以民為本，從政治倫理和人心歸聚上促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延續。昌達的國家思想表征的政治國家哲學，鑄就了中華民族的穩定性，古代中國以其昌達的國家思想一次次地造就統一富強之國家，從國家強盛富國強兵上確保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延續。“貞一尚一”的政治大一統哲學形塑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整體性，九州共貫，六合同風，從統一性上保障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整體性的歷史延續。“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因因相襲的政治道統哲學塑造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主體性，從主體精神和文化自信上底定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延續。厚德載物的政治兼容哲學涵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包容性，從博大包容、和實生物的精神特質上推動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延續。需要出的是，由這些政治哲學衍生出來的中國歷史上處理華夷關系和邊疆經略的政策、制度，即處理華夷關系和邊疆經略的治統，促進了華夷之間的交往交融，文明互鑒，經濟互補，情感相通，推動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形成發展和歷史延續。概言之，這五個方面的政治哲學分別塑造了中華民族的民本性、穩定性、整體性、主體性、包容性，它們雖是并列呈現各自代表不同的哲學面向，但又像“五指抓物”緊密聯系相互配合，形成整體合力，共同底定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延續。

（一）仁民愛物：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倫理哲學

“仁民愛物”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民本性。中華民族歷經數千年不墜，首先是仁民愛物的倫理思想，底定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倫理哲學。《尚書·堯典》載：“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中華傳統政治倫理哲學的“仁民”“民胞”理念促進了萬邦協和，華夷和合，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和歷史延續的基石。從“協和萬邦”，到“華夷無別，天下一家”，到“滿漢一家，中華一體”，再到今天的“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中國傳統文化“仁民愛物”“民胞物與”的泛愛倫理哲學發揮著基礎性的涵化作用。可以說，“仁民”“民胞”的政治倫理哲學涵化了中國古代華夷觀和現代民族思想的本質內核。

中國古代先民將自然界乃至宇宙視為一個整體，并以人的倫理氣質將天喻為父，地喻為母。“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辭下》）“天地合氣，萬物自生”。天地間的一切人和萬事萬物都是天地所生，皆秉具“乾坤”之盛德，天地之性情。所以天地空間的人類，不分地域，遑論族類，關系都應該平等、友愛、和諧。孔子提出“仁愛”觀，“仁”始于愛親，及于愛人，如不能愛別人，就未做到真正的“仁”，故而“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孟子提出“仁民愛物”，“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由愛親人推及愛民眾，由愛民眾推及愛自然界一切有生之物，達到天道和人道的徹底貫通。墨子提出“兼愛，非攻”，“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墨子·兼愛中》）。從先秦以來，“泛愛眾”“仁民愛物”作為中華文化的底色一直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中傳遞發展。宋代思想家張載提出“民胞物與”的倫理思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天生萬民為我同胞，天生萬物為我同類。 

蠻夷戎狄，雖所居地域不同，語言不通，嗜欲分殊，中國政治倫理哲學認為他們與中原“諸華”“諸夏”一樣，都是“乾坤”所生的兒女，性者一源，萬殊一本。中原華夏對蠻夷戎狄應一體視之，仁愛與之，禮義教之。荀子曰：“四海之內若一家。”孔子教育上奉行“有教無類”，招收眾多夷狄弟子。孟子總結舜生于東夷，禹起自西戎，殷興于東夷，文王出自西羌，許多君王先圣并非出于華夏，皆因其殊勛茂德深受天下人民擁戴而行乎中國，無論華夷，有德者居之。《孟子·離婁下》云：“得志者行乎中國，若和符節。”“仁”必“和合”，“和合”也是中國倫理思想和民族觀的重要特色之一，具體表現為親鄰善仁，講信修睦的人際和群際關系倫理。《易經》講“保合太和”，《國語》講“和實生物”，《論語》講“禮之用，和為貴”。從《周易》的“天人合一”到孔子的“和合”觀，再到董仲舒的“天人感應”思想，都體現了天人關系、人際關系、人與社會關系的和諧統一。中國在處理民族關系方面亦然。魏絳提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晉悼公“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 《左傳·襄公十一年》）。與中國哲學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古希臘哲學中則充滿濃郁的民族等級和種族主義色彩。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討論“奴隸制”時，把希臘人稱作“自由人”，也是天生的統治者，而其他非希臘人（不會說希臘語的人）則是“野蠻人”，應當成為奴隸。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對西方后世的種族主義觀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后世的西方哲學家，如洛克、盧梭、黑格爾、康德等的哲學都具有種族主義觀念。中華傳統“仁民愛物”“民胞物與”的政治倫理哲學必然孕育并統攝中國古代處理華夷關系的民族觀。“親親而仁民”，“親親”即愛親人之意，由愛親人推及愛民眾，廣澤華夷。所以，中國政治倫理哲學以“愛親”為基點進行情感推及和邏輯遞進，“仁”不僅是處理家庭關系、人際關系的基礎，也是處理華夷關系的原則，以“仁民”“民胞”為核心的倫理價值是中國處理華夷關系民族觀的源頭活水。

（二）昌達的國家思想：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國家哲學

“昌達的國家思想”鑄就了中華民族的穩定性。中華民族綿延而強盛，亦要歸功于其昌達的國家思想。中華民族能綿延數千年至今，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國國家思想悠久而發達，能造出富強統一之國家。梁啟超認為，“中國之所以能成為大國，立國數千年而不失墜”，“首先在于國家思想之發達也”，“古希臘的雅典、斯巴達諸邦，垂大名于青史，實不過一都會而已。雖其自治之制整然，然終不能組織一國家”。成中英也認為，西方古希臘的政治（politics）只是對城邦政治管理的一種關切，一種探討。所以，politics在西方的歷史語境下關心的是城邦的治理之道，即如何建立和管理好城邦。中國“國家思想”源起久遠，《周易》作為中國哲學的重要經典就富含政治國家哲學，從先秦諸子到秦漢以后的各思想派別，所爭辯者皆以如何立國治國為第一要津，并希望自己的學說能為國家統治者所采納，以遂其“為萬世開太平”之鵠志。所以，中國思想界的諸多流派都有自己的國家思想，并自以所信為立國之大原。中國古代國家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幾點核心要義。

第一，中國古代國家思想提倡以“天道”為核心，強調“天人合一”“天人感應”。國家治理應順應天道，天道可知并且必須遵循。順應天道乃是順應自然規律和社會發展趨勢。《周易·系辭》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充分體現了《周易》國家治理的“天道觀”和“天人合一”理念。董仲舒提倡以儒家的道德倫理治理國家，主張“天人感應”，提出“君權天授”，并用陰陽學說加以闡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陽德陰刑的“德主刑輔”“德法兼治”論。

第二，提倡富國強兵，重視經濟發展。管仲是較為成熟的國家思想的首創者，他提倡富國強兵，唯有富強才能建立強大的實力國家，在諸侯競逐中取勝。管仲認為民殷才能國富，要實現富國強兵，在以法治國的同時要順從民心民欲，善于運用經濟手段而非一味地嚴刑峻法，還要重視對民眾的道德教育。《管子》全書的主旨即為“牧民”，牧，養也，“牧民”即“養民”，使民殷富，所以要輕徭薄賦，通貨積財，以實現民殷國富，“盡薄富強推王道”。據《史記·海晏列傳》載，齊桓公在管仲的輔助下，“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很多思想家、政治家亦有發展經濟、富國強兵之策，如孟子井田徹助之制，墨翟務本節用之訓，荀卿養欲給求之論，李悝盡地力之業，商鞅開墾之令，許行并耕之說等。

第三，追求國家統一，不斷加強中央集權。中國歷代統治者，凡雄圖壯志者都以追求統治疆域廣大和天下一統為己任，這一點將在后詳細論述。中國的國家思想還表現在國家政制上不斷加強中央集權。中國古代國家政制歷經了三次形態變化，堯舜禹時中國由部落、部落集團進入邦族聯盟的前國家形態，此時萬邦林立，各部落各邦國類似于高度自治，所以這一時期可稱為邦族聯盟性質的前國家或類國家時期。商周之際，西周實行宗法分封制，盡管也是一種諸侯自治關系松散的國家，但周朝建立的封建國家以宗法血緣關系為紐帶，較之夏禹時關系更緊密一些。秦始皇并吞六國后，吸取了周朝國家關系松散的教訓，劃天下為郡縣，定君主專制之制，加強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國家從秦漢一直延續到清末，持續兩千余年，晚清失敗，民國開基，兩千年君制遂告終止。從中國國家政制的演變歷程可以看出，中國國家統一的歷史久遠，國家權力逐漸加強和集中。

較之其他文明古國，中國何以能亙古亙今，亦舊亦新？究其原因，中國有悠久而昌達的政治國家哲學，造就出強大統一之國家，維系著中國國家不墜和中華民族不散，綿延至今。中國歷史上雖然出現過多次分裂，但統一始終是主流，而且每次國家復歸統一后，經濟、社會和文化又出現新的更高層次的繁榮發展，中華民族共同體亦凝聚發展到新的高度。

從思想根源講，中國古代的國家思想也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緣起于中國傳統文化。如順天應民、君權天授及德主刑輔的國家思想源自中國傳統文化的“天道”觀和“德化”“德治”思想；牧民養民，民殷國富的國家思想符合“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主義傳統文化；追求國家統一、加強中央集權的國家思想衍生于中國“大一統”“一則治，兩則亂”的傳統文化。同時，中國發達的國家思想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構成，豐富著中國的傳統政治哲學。

（三）“貞一尚一”：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大一統哲學

“貞一尚一”的文化觀形塑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整體性。“貞一尚一”的文化觀，涵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大一統哲學。“大一統”的“大”是動詞，意即“推崇、尊尚”。“大一統”觀念不僅推崇地域空間上的統一，而且要求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上的集中。“大一統”概念正式提出于《春秋·公羊傳》。《公羊傳》在解釋“元年，春，王正月”一句時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何）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正式提出了“大一統”概念。

所以中國先秦就有“大一統”觀念，“大一統”的政治哲學是維系中華民族數千年不散的最重要思想基礎之一。為何中國古代先民會產生“大一統”思想？是什么文化和哲學涵育出中國古代的“大一統”思想？我們必須追根溯源地探求“大一統”思想產生的哲學根源，才能深刻理解中國“大一統”思想和認知中華民族共同體。筆者通過研究認為：中國“大一統”觀念主要產生于中國傳統文化的“貞夫一也”的尚一觀和“天人合一”的整體觀。

第一，“貞夫一也”的尚一觀。《周易·系辭下》云：“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周易》提出天下萬事萬物雖錯綜復雜，變動不居，但都要居正守一，居正守一者勝，此乃事物發展之常道。老子提出“道生一”，“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道德經》第三十九章）。在老子的思想里，因為“道生一”，所以“一”即為“道”的承載者和代表，在上句話中，“得一”即為“得道”。孟子提出“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荀子提出“天下為一”（《荀子·儒效》）。中國傳統文化崇尚“一”，貞守“一”，在政治上衍生出國家立于一統，政權定于一尊，征伐禮樂自天子出。《尚書·堯典》載“九州攸同”“四海會同”，《呂氏春秋》亦云“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一則治，兩則亂”。所以中國傳統文化認為“大一統”是天地之常態，宇宙之最高政治原則。

第二，“天人合一”的整體觀。《周易》提倡“天人合一”的整體觀，強調“天道”，并將天道、地道、人道貫通，實現天、地、人“三才”統一。中國上古先哲認為，人也是自然界的一分子，人應該與自然界之天地萬物和諧統一，形成一個超巨系統。《周易正義·文言》載“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莊子在《齊物論》中說“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我與天地萬物統一在“一”里，應將人與天地萬物視為一個和諧統一的整體。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不僅是一個哲學命題，而且培養了中國人萬物一體、和諧統一的整體思維方式，在處理華夷關系和維護國家統一上同樣表現出“天下一家”“中華一體”的整體觀。

正是“貞夫一也”的“尚一觀”和“天人合一”的整體觀等基源性的文化哲學為“大一統”觀提供了思想基礎和理論支持，涵育了中國的“大一統”觀念。中國自古就有“一天下”的天下觀和“四海一統”的“大一統”觀。《詩經·周頌·執競》載“自彼成康，奄有四方”，《詩經·小雅·六月》亦載“文武吉甫，萬邦為憲”，這些記載充分反映了周人明朗而豐富的天下一統思想。孔子編纂《春秋》以及贊管仲輔助桓公“一匡天下”，體現出其“大一統”觀念。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正式提出其“大一統”思想，他認為儒家典籍《春秋》的核心精神就是“大一統”，并提出通過“教化”將“大一統”思想投向社會，推動了“大一統”觀念在廣泛的社會層面的蔚成和普及。法家也以“天下”為最高政治統域，《韓非子·喻老》云“和諸侯于宋，遂霸天下”。

秦朝統一六國，建立中央集權的君制和郡縣制，為大一統思想提供了實踐層面的支撐，從此，大一統觀念便構成中華核心文化的組成部分，也成為中國人民對于國家的普遍信仰。例如，北魏酈道元生活在南北朝分立年代，但并沒有為現實的政治格局所限制，在他筆下的《水經注》里，仍是一個完整統一的國家全貌。一個生來沒有見過祖國統一的人，卻要將歷史上一個偉大王朝的疆域作為他的寫作范圍，這說明他是如何向往統一的祖國。

所以，“貞一尚一”、大一統的觀念是中國獨特的政治文化哲學，并成為中華民族重要的心理特質和精神信念，維系著中華民族數千年來屢次從分立走向統一，并發展和延續至今。新時代，“大一統”的政治哲學和文化傳統仍然是加強黨的民族工作，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思想資源和價值動能。

（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道統哲學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因因相襲的道統觀，蔚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道統哲學，塑造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主體性。什么是“道統”？“道統”是指中國傳統道德、文化思想形成發展的脈絡和系統。“道統”包括對中國社會和中華文化的發祥作出過重大貢獻的中華民族偉人、先哲和儒家圣賢，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荀、董仲舒、王充、韓愈、程、朱、陸（九淵）、王（陽明）等所承傳之道、道的精神，以及傳道的統緒。道統一脈相承，代表著中華民族的思維方法、價值觀和對理想社會的構想，是“中國主流思想、思維模式”和中華民族“所追求的社會理想和價值觀”的源泉。所以，中華道統是一個源起上古而又一代代因因相襲、承繼發展的動態網絡系統。

中華道統也是一個廣義的概念，不僅指儒家道統，即儒家圣賢之道發展演變的系統，還包括政治哲學層面的道統——政統。政統即為政者的道德情操和良政善治的理想標準等形成發展的系統，如堯舜禪讓之盛德，文王裕民之仁義，周公吐哺之胸懷，“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政治公心，“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的德治觀，“順應天道，敬天保民”的天命觀，“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禮治天下”的禮治思想，“親親仁民”的仁政思想，“天下大同”的理想社會模式，等等。縱觀中國歷代興衰存亡的歷史規律，“道統”興，則天下有序，國家進入良政善治；“道統”衰，則大道不明，天下失道，社會就會出現嚴重危機。

中華道統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和一貫性，這是中華文化區別于其他文化的根本特征。這種連續性的統緒意識在中國政治和文化上主要表現為“尊古”和“守正”。中國古代官員朝廷議事和奏章進言時常常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頻頻出現“先王之道”“效法先王”“遵循古制”之類的表述；文人大儒也致力于“為往圣繼絕學”，并以言稱堯舜、引據《六經》為自己思想的正當性和可信度辯護。據《漢書·藝文志》載，孔子創立儒家的思想宗旨“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孟子·滕文公上》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孔子雖然沒有明確論述過“道統”，但他的思想已經蘊含了道統思想，他作《春秋》，編纂《詩》《書》《禮》《樂》《易》，這些都是承載早期中國傳統道統的經典著作。孔子十分推崇周朝的禮制文明，“周監三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子罕》）。在孔子的心中，西周是禮教、德治的典范，而禮教、德治正是孔子的文化理想和政治追求。韓愈在《原道》首次明確提出儒學傳承的道統論。宋代思想家朱熹進一步確立了道統的傳承。

中國歷代統治者都將“繼道統”作為其政權正統性合法性的依據和治國理政的意識形態。歷代統治者如果要以中華正統自居，就必須以承繼中華道統作為其政權的思想理論支持，并喚起人民對其“合法性”的信仰。漢武帝在董仲舒的建議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南北朝時就開始在京師設官方的孔廟。唐代正式確定祭孔為國家祭典，從制度上落實了“尊道”，并謚孔子為文宣王，下令各州學、縣學皆立孔子廟推廣儒學。清代順治帝強調“繼道統而新治統”；康熙帝也認為“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系也”。這表明道統不僅是文化傳承的象征，也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來源。即使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后，他們也很快意識到道統的重要性，并努力通過“繼道統”來顯示政權的正統性，并確立其為立國治國的意識形態。

中國歷代都強調盛世修文，編纂保存中華古籍典藏，傳承中華道統文脈，如唐代的《北堂書鈔》、宋代的《太平御覽》、明代的《永樂大典》、清代的《四庫全書》。中國歷代通過修文立著、修史立典，推動中華道統基因薪火相傳，確保中華文明的連續性生生不息，中華民族的統一性歷久彌堅。

歷代少數民族政權也十分重視中華古籍典籍的翻譯和傳播。契丹遼朝仿唐承宋，設立國史院，翻譯和刊行儒家典籍。女真人建立的金國設國子監和譯經所，用女真文翻譯多種中原經典，包括《易經》《尚書》《論語》《孟子》《老子》《孝經》《史記》等。忽必烈建立元朝后，積極推行中原文化，尊儒興學，在燕京設國子學，讓蒙古子弟學習儒家經典。清朝專門設立翻書房，將漢文典籍譯為滿文，刻印出版。歷代少數民族建立的地區性或全國性政權，都積極翻譯中華經典，推動了中華道統和中華文脈在民族地區及全國的傳播傳承。

中華民族的政治道統哲學的連續性、一貫性也是促進了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的歷史延續的根源之一。“道統”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據頂點地位。各族人民對中華文化、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和凝聚力在中華道統的賡續和傳播中不斷行進滋長，中華民族統一性和共同體意識不斷培育和增強。

（五）厚德載物：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兼容哲學

“厚德載物”涵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包容性，這一寬博精神，蘊蓄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兼容哲學。“多元兼容”的哲學觀和民族觀也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從文化基源上，其衍生于中國“厚德載物”的容載精神和“天下為公”的寬廣胸懷。

中華文明是一種極具包容性的文明，中國傳統文化提倡博大包容，“博厚，所以載物也”（《中庸》），“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周易·坤·象》）。中華文明的包容性也代表和平性。在中國上古先哲的思想里，“和”是一種與天道相同的自然哲學，老子從萬物生長之道提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道德經》第四十二章）。“和”也是處理人際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的基本準則。

中國歷代開明的帝王和政治家都采取開放包容的民族政策。唐太宗主張華夷一體，對各民族一視同仁，他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康熙強調：“朕統御宇內，率土生民，皆朕赤子。一夫失所，朕心憫焉。”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形成發展的歷史過程中，歷代統治者處理民族問題和經略民族地區的方針措施主要表現為：

第一，以德化人，柔政懷遠。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左傳·定公十年》）重視儒家思想的中國封建統治者對待夷狄便會自覺使用“德化”“德治”，柔政懷遠，以熏染夷狄，使之對中央王朝心悅誠服心向往之，武力征伐往往是不得已而為之。孔子提出“禮分華夷”“用夏變夷”；華夷之分不在血緣，而在是否接受夏禮；華夷之間沒有絕對的界限，只要遵循華夏周禮，則夷可進于夏。唐宣宗期間，進士陳黯撰《華心》一文，對此有明確的闡述，稱“夫華夷者，辨在乎心，辯心而察其趣響。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禮義，是形華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合乎禮義，是形夷而心華”。

第二，中國儒家文化主張“重義輕利”。孔子曰“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論語·子路》）。孟子勸誡統治者：“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儒家“義利觀”對中國古代認識和處理華夷關系，以及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中國歷代統治者對待異族都采取“重義輕利”的價值判斷，他們對異族不做經濟剝削，追求的重心是政治統一和文化一體，因而對周邊少數民族較之內地漢民輕徭薄賦，賦稅少或無，徭役輕或免，并且往往這些民族向中央王朝表示臣屬所納貢品得到的回贈價值遠高于其所貢物質。這些政策、措施的實施，體現了儒家的“義利觀”。

第三，因俗而治，包容多樣。歷代封建統治者對邊疆民族地區都采用“因俗而治”的政策，“修其教而不移其俗，齊其政而不易其宜”（《禮記·王制》）。在維護國家統一的前提下，各民族保持其固有的制度、習俗、宗教信仰。“因俗而治”使各民族文化與中原文化得以兼容并存，各族人民的民族家園觀念和整體中國觀念得以雙重認同。例如，唐朝在民族地區建立羈麼府州制度，以各族首領世襲羈縻府州各級官職；明朝在民族地區建立土司制度，由民族地區有勢力的大姓充任各級土司，職務亦可經朝廷批準后世襲。這些制度既維護了邊疆民族地區的穩定，也保存了各民族的習俗文化和治理制度，同時又團結了各民族的上層人士，使各民族的上層人士帶頭擁戴和歸順中央王朝。“包容性”“和平性”的政治兼容哲學在處理民族關系上必然衍生出多元兼容、和合共生的民族觀和民族政策。博大包容、柔政懷遠的民族政策促進了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百川匯流，有容乃大，推動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發展。從哲學淵源講，這種兼容多元而又匯聚一體的民族觀正是源自中國傳統厚德載物、保合太和的政治兼容哲學。

以上從五個面向闡述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主要政治哲學，這五個方面的政治哲學合力底定形塑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延續。仁民愛物底定的政治倫理哲學是政治哲學的規范基礎，“仁愛”倫理強調仁愛與之，以禮教之，以德化之，民族之間仁愛和諧，文明互鑒，情感互通，夷夏互進。這種仁愛和諧的族際關系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孕育、形成和發展的基礎。如果（歷史）中國沒有仁愛的政治倫理哲學和民族觀，像古希臘對周邊異族一樣種族歧視、剝削和殖民，中國國家和中華民族也會像古希臘、羅馬帝國一樣早已風流云散。昌達的國家思想形塑的政治國家學說，能造就富強統一的國家，實現民殷國富。“貞一尚一”的文化觀涵育的政治大一統哲學，崇尚天下一統，追求政治權力集中和思想統一，使中國在屢次分裂后都能復歸統一，“大一統”的政治哲學是中國國家和中華民族歷史延續最直接的思想動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蔚成的政治道統哲學，如“天下為公”、德化觀、禮治思想等政治品德和良政善治的理想標準在中國歷朝歷代的政治實踐因襲傳遞，守正創新。政治道統的承繼性、連續性為中國國家和中華民族歷史的延續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價值。厚德載物的政治兼容哲學，使華夏民族對周邊異民族或統治者對邊疆民族和平包容，博大寬厚，華夏與蠻夷戎狄長期交往交流交融，邊疆民族對中央政權歸順向化，各民族如百川匯流，交融匯聚為整體的中華民族。厚德載物、和合共生的政治兼容哲學推動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歷史格局的形成發展。如果沒有厚德載物的政治兼容哲學及其衍生的包容和合的民族觀，歷史上總是華夷對立，民族歧視，民族矛盾深重，民族戰爭頻仍，就不可能有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歷史格局的形成。

（歷史）中國的政治哲學是多方面的，除了本文闡述的五個方面之外，還有政治忠孝哲學、政治天道哲學，等等。筆者選取的是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緊密相關的主要的政治哲學，擇其要者而述之，認為這五個方面的政治哲學可以勾勒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政治哲學的基本輪廓和貌相。

三、傳統政治哲學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資鑒意義

鑒往知來，向史而新。筆者對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延續的政治哲學進行探源性研究，旨在深入認識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和延續的歷史脈絡及其背后的政治哲學思想譜系，并為新時代加強黨的民族工作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思想資源和價值引領。以下將論述探源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哲學對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資鑒意義。

(一）弘揚“仁民”“民胞”的泛愛思想，堅持各民族平等友愛

我國各族人民共同開創了“多元一體”的歷史格局，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倡導“親親而仁民”，“民，吾同胞”，各族人民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要愛如同胞，親若手足，各族一體，中華一家。

中國共產黨一直奉行民族平等團結原則，各族人民平等團結，互助和諧，共同發展進步。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更是將“民族平等”上升為立國的根本原則之一，指出“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體現，也是立國的根本原則”。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已經確立，并將繼續加強。在維護民族團結的斗爭中，要反對大民族主義，主要是大漢族主義，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所以，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不僅是我國憲法規約的，也是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礎和前提條件。因為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締造的，所以在國家管理層面，我國實行各民族人民共同當家作主，共同管理國家。沒有經濟的共同發展就沒有真正的民族平等，在經濟發展方面我國憲法規定“國家盡一切努力，促進全國各民族的共同繁榮”。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人民政府應幫助各少數民族的人民大眾發展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建設事業。”尤其在民族貿易、民族教育和衛生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促進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發展的措施，被稱為民族工作的“三駕馬車”。新時代，黨和政府致力于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對民族貧困地區，實行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推動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并繼續推動“各民族一起走向現代化”。民族平等離不開民族文化的發展和繁榮，中國共產黨尊重和保護少數民族文化和風俗習慣，保障各族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使民族文化“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各民族共同推進中華文化的發展繁榮。“仁愛”是中國傳統政治倫理哲學的核心，也是保障中華民族數千年綿延至今重要因素之一，社會主義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民族關系也體現了這一原則。

(二）以昌達的國家思想助力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較之其他文明古國，（歷史）中國昌達的國家思想、昌達的政治國家哲學造就了強大統一的國家。在清朝中期之前的約兩千年里，中國一直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從國家層面講，中國統一而強大的國家維系了中華民族數千年不散。歷代統治者都將國家的建構建設放在政治的首要位置，大力建設強大國家，實現富國強兵，并形成了一套豐富而發達的國家思想。

新時代要致力于全面加快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在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增強各族人民對偉大祖國的認同感、歸屬感，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同時要加強對各族人民的愛國主義教育，增強“五個認同”。各族人民要將個人利益、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緊密聯系起來，只有祖國富強了才能從根本上實現個人利益和民族利益。要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置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語境中考察，深刻把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的歷史方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提條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可以增強各族人民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和自豪感，二者相互促進，相互成就。

（三）尊尚國家統一，中華一體，各族一家

中國傳統文化“貞一尚一”，“圣人抱一為天下式”（《道德經》第二十二章）。“貞一尚一”的文化發展出的“大一統”觀念，已注入中華民族的血液里，成為中華民族重要的政治哲學理念。“大一統”的“大”這里是動詞，即崇尚、推崇之意，所以中國自古就追求“九州攸同”，“天下一統”。即使“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詡中華正統；對峙如宋遼夏金，都被稱為‘桃花石’；統一如秦漢、隋唐、元明清，更是‘六合同風，九州共貫’”。

新時代，全國各族人民正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我們更需要維護國家統一，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各族人民勠力同心，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我國實行的是民族區域自治，而不是聯邦制，也不是蘇聯的聯盟制，必須明確實行民族自治地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一個區域，是在維護國家統一的前提下實行的民族區域自治。民族區域自治地方必須維護國家統一，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必須遵守國家憲法和法律。2021年8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指出：“必須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教育引導各民族繼承和發揚愛國主義傳統，自覺維護祖國統一、國家安全、社會穩定。”我們堅決反對民族分裂活動，反對一切干擾破壞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各種勢力，旗幟鮮明地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

（四）傳承中華優秀道統，并進行創造性轉化

中華民族在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形成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蘊和豐富的道德系統，而且在治國理政上特別強調道統的連續性和一貫性，“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由中華道統衍生而出的解決華夷問題和處理華夷關系的思想也豐富深刻，因因相襲，體現了中華先哲們的思想智慧和品德胸懷。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與中國民族問題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中國共產黨的民族理論與中國古代的民族事務治理經驗具有一定的關聯性和承繼性。例如，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將馬克思主義統一多民族國家思想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與中國古代“中華一體，因俗而治”治理思想結合。黨的民族平等團結理論和政策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平等團結思想的中國化，與歷史上統一多民族國家演進過程中逐漸形成的“華夷一體”觀具有一定的契合性。新時代加強黨的民族工作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基本原理的同時，要深入挖掘和承繼中華道統和古代華夷觀的優秀思想資源，并結合時代特征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堅持古為今用，守正創新。

（五）承繼政治兼容哲學，在民族關系上兼容并包，多元一體

包容性、和平性皆為中華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之一。中華傳統文化和政治哲學倡導厚德載物，博大包容，表現在民族事務治理思想則寬博包容，既保持周邊少數民族的特色，又堅定地追求國家統一。對民族地區的治理堅持以德化之，因俗而治；在物質利益上則重義輕利，著眼于政治統一的大局。著名歷史學家呂思勉曾提出，中國古代農耕社會形成“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的文化“基本”，這種“文化的性質，極和平而優美，我國民族所以能保世滋大；而其對待異民族，融化異民族的經過，尤足以稱為全世界民族的模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建立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確立了民族平等原則。“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頒布的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把民族區域自治正式確定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制度”。憲法第四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一律平等。國家保障各少數民族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維護和發展各民族的平等團結互助和諧關系。禁止對任何民族的歧視和壓迫，禁止破壞民族團結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為。”我國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民族關系明確通過憲法規約，已上升為國家意志并代表各族人民根本利益，也證明中國共產黨對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的重視程度超越歷史上任何時期。中國各族人民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創造了“多元一體”的歷史格局，形成了“四個與共”的中華民族有機整體。“多元”是前提和出發點，“一體”是方向和落腳點，我們既要兼容“多元”，又要堅持“一體”。

四、結論

世界五大文明古國中，唯有中華文明歷經數千年而不曾中斷，唯有中華民族歷經數千年而不散，延續至今。本文嘗試從中國的政治哲學基源去發掘中華民族歷史延續的濫觴端緒和生成邏輯，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發展和延續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通過認知古代中國，更好地理解現代和未來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更好地把握當下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在中華民族整個歷史延續過程中的歷史方位。

本文提出并論證的中華民族歷史延續的五個方面政治哲學思想，“仁民愛物”的政治倫理哲學，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民本性，從政治倫理和人心歸聚上促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延續。“昌達的國家思想”表征的政治國家哲學，一次次地造就統一富強之國家，從國家強盛富國強兵上確保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延續。“貞一尚一”的政治大一統哲學形塑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整體性，從統一性上保障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延續。“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代表的政治道統哲學塑造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主體性，從主體精神和文化自信上底定了中華民族的歷史延續。“厚德載物”的政治兼容哲學涵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包容性，從博大包容、和實生物的精神特質上推動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延續。這五個方面的政治哲學形成整體合力，共同底定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延續，共同解釋為何中華民族共同體歷經數千年而不散。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我們新時代開展黨的民族工作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也必須將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雖然來源不同，但相互具有高度契合性。探源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哲學有助于推動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對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的資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