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西藏包括衛(wèi)、藏、阿里及康區(qū)部分地區(qū)。康熙末年清軍“驅準保藏”后不久，康熙皇帝從地理水源、佛教意象、《禹貢》知識和史傳記載等角度入手，全面論證了西藏與中原在地理、歷史方面的聯(lián)系，此即《御制論地理水源文》。康熙皇帝借助《禹貢》地理知識系統(tǒng)和佛教傳說，視衛(wèi)、藏、康為上古三危之地，納入九州，豐富了西藏作為中國整體疆域一部分的認知與話語。

【作者簡介】吳曉杰，廣東技術師范大學民族學院講師。

【文章來源】《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25年第1期。原文編發(fā)時略有刪節(jié)調整，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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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五十九年（1720），康熙皇帝向大學士、學士、九卿等發(fā)上諭，論述其對地理水源、佛教、《禹貢》、史傳記載諸問題的認識，此諭傳至撫遠大將軍胤禵處，命其曉諭前線將士，后又被傳抄、收錄于多部方志、游記中，稱為《御制論地理水源文》。

目前學界關于《御制論地理水源文》的研究，多聚焦于文中“朕于地理，從幼留心”一段，以此論證康熙皇帝對河源探索的喜好，抑或是康熙皇帝對地理知識興趣濃厚。黃博論及清代中外西藏阿里地理知識時，援引《御制論地理水源文》中關于阿里地區(qū)山川河流的介紹，認為“康熙皇帝對阿里自然地理的認識，用現代西藏自然地理知識來衡量，可謂真?zhèn)位祀s，正誤參半。但在信息與交通都極為落后的18世紀前期，他能道出阿里山川江河的大致情況，已是相當不易了”。馬子木著眼于《御制論地理水源文》中對河源和西藏源流的論述，認為康熙皇帝關于河源的論述，是試圖通過自然地理的一體性、臣屬部族的多元性以闡揚清代“大一統(tǒng)”的政治構造；而“三危說”，則是進一步從經學論域作出的新的詮解。龔正通過厘清“三危說”自清前期直至民國時期的變化軌跡，探究背后西藏觀念、邊疆觀念、國族觀念的變化。總體而言，以往研究多圍繞各自主題，僅就《御制論地理水源文》部分內容進行探討，馬子木、龔正雖論及康熙皇帝作《御制論地理水源文》的目的，但均以清代士人的地理知識為考察重點。

實際上，《御制論地理水源文》是在清軍“驅準保藏”勝利的背景下創(chuàng)作的。“驅準保藏”是清朝治藏史上的重要轉折，此前清朝主要通過冊封和派官員協(xié)理等方式治理西藏。“驅準保藏”后，清朝派兵駐藏，并改革西藏政務，結束了和碩特汗廷對西藏的統(tǒng)治，清朝也借此加強了對西藏地方的治理。考慮到奏折邸報傳遞時間，康熙皇帝當于收獲捷報后不久便作《御制論地理水源文》，并傳諭群臣和前線將士。《御制論地理水源文》中除了以往學界所關注的地理水源問題，還包括康熙皇帝對佛教、《禹貢》等問題的探討，因《御制論地理水源文》本身是以西藏為中心所作的，這些內容無一不是康熙皇帝用以闡述其對西藏作為中國整體疆域構成部分的認知。若僅就其部分內容進行討論，顯然無法全面理解康熙皇帝的深層意圖。本文擬在前人研究基礎上，通過對《御制論地理水源文》文本進行系統(tǒng)深入的分析，考察康熙皇帝西藏認知的知識來源與結構，進而探討其試圖闡明的關于西藏歷史地位的話語體系。

一、《御制論地理水源文》所見康熙皇帝對西藏的認知

《御制論地理水源文》主要涵蓋了康熙皇帝對地理水源、佛教、《禹貢》、史傳記載等問題的認識，內容主要圍繞地理認識展開。

（一）地理水源

《御制論地理水源文》起首為康熙皇帝總論：

朕于地理，從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號，無論邊徼遐荒，必詳考圖籍，廣詢方言，務得其正。故遣使臣至昆侖、西番諸處，凡大江、黃河、黑水、金沙、瀾滄諸水發(fā)源之地，皆目擊詳求，載入輿圖。

以上所述體現了康熙皇帝對全國地理的重視。實際上康熙皇帝對全國山川、河源、邊地的考察早已開始，其遣人遍歷各地山川，繪制輿圖，同時開展《大清一統(tǒng)志》的纂修和全國輿圖的繪制。《大清一統(tǒng)志》纂修之初，康熙皇帝便要求纂修人員“務求采搜閎博，體例精詳，厄塞山川，風土人物，指掌可治，畫地成圖”。在此后的纂修過程中又時常督導檢查，多次派人至各地考察。康熙四十七年（1708）起，在傳教士協(xié)助下，全國輿圖的繪制工作也正式開始，康熙五十六年（1717）繪成全圖，命名為《皇輿全覽圖》。康熙皇帝諭稱：“皇輿全覽圖，朕費三十余年心力，始得告成。山脈水道，俱與《禹貢》相合。”《皇輿全覽圖》繪成時，西藏未平，未能全部繪入，故在清軍入藏后，康熙皇帝諭示前線將士“爾等將山川地名詳細考正具奏”，要求考察當地山川，并將其“番漢”名號一一對應。

緊接著康熙皇帝指出，“大概中國諸水，皆發(fā)源于東南諾莫渾烏巴西大干內外，其源委可得而縷析也”，并分別介紹了黃河、岷江、金沙江、漢江、瀾滄江、怒江、龍川江（今瑞麗江）的源頭及諸水流經之地、名稱變化等。黃河河源自古頗受關注，且眾說紛紜。康熙四十三年（1704），侍衛(wèi)拉錫等人受康熙皇帝派遣考察黃河之源，歷時近半年，返京后繪圖呈御覽，其呈報之圖文即為此處黃河河源之說的直接來源。可見，諸河源之說是康熙皇帝在此前派人考察的基礎之上，結合自身認識得出的結論。如《御制論地理水源文》中指出瀾滄江、潞江/怒江、龍川江均流入緬國（今緬甸），便認為“此諸水在東南諾莫渾烏巴西大干之外，故皆流入南海也”。以今天的地理知識來看，瀾滄江最終流入南海，而潞江和龍川江則注入印度洋，可見在康熙皇帝的認識中，南流出境之地均屬南海范圍。當然受到地理環(huán)境和周邊局勢等因素的制約，很多地方難以深入考察，以上諸說難免會有錯誤，如文中將雅礱江誤當作岷江。同時，文中提及山川地名，均將不同族群之稱呼逐一列出，相互對照，這也符合康熙皇帝“其山川名號，番漢異同，當于此時考證明核，庶可傳信于后”之要求。這一部分看似只是康熙皇帝對多年來地理考察成果的敘述，實則是借此闡明西藏與中原在地理方面的聯(lián)系。黃河和長江流域都是華夏文明的發(fā)祥地，以其為代表的“中國諸水”的源頭都位于青藏高原，從而為進一步論證西藏與中原在自然地理上密不可分做了鋪墊。隨后介紹了西藏的河流情況：

又，云南邊境有檳榔江者。其源發(fā)自阿里之岡底斯東，達木朱喀巴卜山，譯言馬口也。有泉流出，為雅魯藏布江。從南折東流，經藏危地，過日噶、公噶兒城旁，合噶爾詔母倫江，又南流經公布部落地，入云南古勇州為檳榔江，出鐵壁關入緬國。而岡底斯之南，有山名郎千喀巴卜，譯言象口也。有泉流出，入馬皮木達賴，又流入郎噶腦兒，兩河之水西流至桑南地。岡底斯之北，有山名僧格喀巴卜，譯言獅子口也。有泉流出，西行亦至桑南地。二水合而南行，又折東行，至那克拉蘇母多地，與岡底斯西馬卜家喀巴卜山所出之水會。馬卜家喀巴卜者，譯言孔雀口也。其水南行，至那克拉蘇母多地，會東行之水，東南流至厄納忒可克國，為岡噶母倫江，即佛法所謂恒河也。《佛國記》載魏法顯順恒河入南海，至山東之渤海入口，應即此水矣。

此處所言馬口、象口、獅子口、孔雀口，又稱“四河源”，地處阿里地區(qū)。馬口即藏文rta mchog kha，bab，音譯即為達木朱喀巴卜，流出馬泉河。馬泉河為雅魯藏布江的上游，向東流經今日喀則（即日噶）和拉薩貢嘎（即公噶兒），于雅魯藏布大峽谷處南流，進入印度后改稱布拉馬普特拉河，實則與云南檳榔江并無聯(lián)系。檳榔江發(fā)源于云南騰沖，為大盈江支流，出鐵壁關后流入緬甸，稱伊洛瓦底江。象口即藏文glang chen kha，bab，音譯即為郎千喀巴卜，流出象泉河，向西穿過喜馬拉雅山后流入印度河。獅子口即藏文seng ge kha，bab，音譯即為僧格喀巴卜，流出獅泉河，發(fā)源于岡底斯山北麓，向西北注入印度河。孔雀口即藏文rma bya kha，bab，音譯即為馬卜家喀巴卜，流出孔雀河，向東南進入印度，注入恒河。厄納忒可克國即印度，這是一個滿蒙同源詞（滿文enetkek、蒙古文enedkeg）。然以今觀之，象泉河與獅泉河均為印度河上游支流，二者之干流合流后，并未向東與孔雀河匯合，而是向南注入阿拉伯海；而孔雀河與馬泉河之干流合流后，最終注入孟加拉灣。岡底斯山脈與喜馬拉雅山脈平行延伸，山形零亂，脈絡復雜，人煙稀少。想要了解發(fā)源于此地諸河的情況殊為不易，康熙皇帝能有上述認識已經十分難得。

在“驅準保藏”之前，清朝并不能對和碩特統(tǒng)治下的西藏進行直接治理，那么康熙皇帝對西藏地理的認識來源于何處？長期以來，康熙皇帝密切關注西北和西藏事務，積極搜集相關信息，建立了邊疆情報網。雖然這些情報以政治、軍事為主，鮮少涉及地理方面，但是在“驅準保藏”的準備過程中，清朝還是通過貿易、派遣密探和問訊投附人員等途徑，對西藏及其周邊情況有了一定了解。而最為重要的是康熙年間的兩次入藏測繪。首先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侍郎赫壽曾受命入藏協(xié)同拉藏汗辦理事務，從而得見西藏情形。赫壽返京后，將其見聞上稟，于康熙五十年（1711）將所繪地圖交付主持《皇輿全覽圖》繪制工作的法國耶穌會會士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審閱，以便編入該全覽圖；由于圖中無經緯度，雷氏認為此圖與毗鄰各圖難以拼接，故棄而未用，以致《皇輿全覽圖》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繪成時，未能呈現西藏全貌。為彌補這一缺失，喇嘛楚兒沁藏布和理藩院主事勝住等于當年受命進藏測繪。《平定準噶爾方略》記載：“圣祖仁皇帝五十六年，詔遣喇嘛楚兒沁藏布喇木占巴及理藩院主事勝住等，遍歷西海、西藏所在，量測星野，圖畫地形，于江河諸水無不盡得其源委。復命廷臣詳考名實，載之職方，傳信萬世。”楚兒沁藏布等人在西藏的測繪活動主要圍繞岡底斯山一帶進行，歷時數月。就在其基本完成岡底斯山測繪時，由于準噶爾軍隊進入西藏，這一活動被迫中止。此次測繪極大地增進了康熙皇帝對西藏地理的認識，其成果很快便由康熙皇帝交付耶穌會士，補入康熙五十八年（1719）《皇輿全覽圖》增訂版，還以上諭的形式發(fā)布，可見康熙皇帝對此非常滿意。然而測繪工作的中斷，直接導致康熙皇帝《御制論地理水源文》中對“四口”河流流向的記述出現了偏差。

（二）佛教意象

通過對西藏的實地測繪，康熙皇帝對岡底斯山也有了進一步認識，而岡底斯山的“四口”又與佛教相關：

梵書言四大水出于阿耨達山，下有阿耨達池。以今考之，意即岡底斯是。唐古特稱岡底斯者，猶云眾山水之根，與釋典之言相合。岡底斯之前有二湖連接，土人相傳為西王母瑤池，意即阿耨達池。

“阿耨達”為梵語，阿耨達山即須彌山，佛教認為阿耨達池或阿耨達山是閻浮提（南贍部洲）的地理中心。有學者認為，“隨著佛教東傳和中國化，須彌山作為佛教知識譜系中的圣山，承接了中國早期神話序列中的昆侖山傳統(tǒng)，其所蘊含的時空觀、宇宙觀與中國上古《山海經》以來形成的神異傳統(tǒng)加以融合，形成了以西域和昆侖山為中心的地理意象指代，昆侖山和須彌山的地理意象出現了合一趨勢”。昆侖山是中國早期神話傳說中的圣山，《山海經·海內西經》云“海內昆侖之虛在西北，帝之下都”，“百神之所在”。在佛教譯經過程中，有意或無意地將漢地納入佛教地理系統(tǒng)之中，佛教的“阿耨達山說”與舊有的“昆侖中心說”逐漸結合，人們認為佛教的阿耨達山即昆侖山。隨著這一觀念的世俗化和普及化，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和唐代張守節(jié)的《史記正義》等書亦載此說，影響廣泛。

早在吐蕃時期，佛教阿耨達山、阿耨達池的信仰傳入西藏，并與當地岡底斯山、瑪旁雍錯“神山圣湖”的信仰結合。岡底斯山在藏文化中被視為“眾山水之根”，因而康熙皇帝在漢地觀念基礎上，試圖進一步將岡底斯山納入這一體系，使其與阿耨達山/昆侖山重塑為一。基于清朝對西藏情報的搜集，以及駐京藏傳佛教活佛的淵博學識，康熙皇帝很可能早已得知岡底斯山與佛教阿耨達山的聯(lián)系。

岡底斯山前有二湖，即今瑪旁雍錯、拉昂錯，此二湖被與瑤池聯(lián)系在一起。瑤池位于昆侖山，是漢地神話中西王母所居住的地方。隨著昆侖山與阿耨達山意象的結合，瑤池與阿耨達池融為一體，黃河也被認為是源自阿耨達池。佛教有阿耨達池流出四水的說法，《大唐西域記》記載：

則贍部洲之中地者，阿那婆答多池也，唐言無熱惱。舊曰阿耨達池，訛也……是以池東面銀牛口，流出殑伽河，舊曰恒河，又曰恒伽，訛也。繞池一匝，入東南海；池南面金象口，流出信度河，舊曰辛頭河，訛也。繞池一匝，入西南海；池西面琉璃馬口，流出縛芻河，舊曰博叉河，訛也。繞池一匝，入西北海；池北面頗胝師子口，流出徙多河，舊曰私陁河，訛也。繞池一匝，入東北海。或曰潛流地下出積石山，即徙多河之流，為中國之河源云。

“阿那婆答多池”，即阿耨達池。更早的《樓炭經》《大智度論》《俱舍論》《長阿含經》等佛教經典對此均有記載，但在“四口”名稱和方位上略有差別。對比上引《御制論地理水源文》中西藏阿里的馬口、象口、獅子口、孔雀口，漢地佛教中的“牛口/銀牛口”被“孔雀口”所取代，“四口”的方位也有出入。《御制論地理水源文》中稱因“四河”所出山口形似馬、象、獅子、孔雀而得名，此說在西藏早已流傳，同樣是受到佛教的影響。

此外，《山海經》亦載有“四水”出于昆侖山，“河水出焉，而南流，東注于無達。赤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杅”。這與佛教阿耨達池流出“四水”的說法頗為類似。佛教傳入后，漢地、印度（天竺）之間文化的交流與互鑒非常豐富。

《御制論地理水源文》中提到與佛教相關的還有普陀山：

又梵書言普陀山有三。一在厄納忒可克之正南海中，山上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游舍，是云真普陀。一在浙江之定海縣海中，為善財第二十八參觀音菩薩說法處。一在土伯特，今番名布塔拉山也，亦謂觀音見身之地。釋氏之書，本自西域，故于彼地山川，亦可引為據也。

補怛洛迦來源于梵文potalaka，是觀世音菩薩的道場，漢譯作普陀山，藏語作布塔拉山，亦即布達拉山，這實際上是佛教在印度、漢地和西藏傳播的產物。《御制論地理水源文》所述三座普陀山，其中關于印度普陀山的記載亦見于《大唐西域記》，“秣剌耶山東有布呾落迦山，山徑危險，巖谷奇傾。山頂有池，其水澄鏡，派出大河，周流繞山二十匝，入南海。池側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往來游舍”。與《御制論地理水源文》所述非常相似。漢地普陀山的傳說與善財童子有關，《華嚴經》“善財五十三參”講述善財童子參訪53位善知識，最終成佛的故事，其中第28參便是其前往補怛洛迦參訪觀音菩薩。書中載：“于此南方有山，名補怛洛迦，彼有菩薩名觀自在。”這一說法最早見于《華嚴經》的唐代譯本，是佛教在漢地傳播和譯介過程中形成的。西藏的布塔拉山即今布達拉宮所在的紅山，17世紀時五世達賴喇嘛在拉薩重建布達拉宮的過程中，完成了紅山與“布達拉”的整合，并將達賴喇嘛塑造為觀音菩薩的化身，得到信眾的廣泛認可。在佛教傳播過程中，漢地和西藏都出現了觀音菩薩見身之地，而最先將三座普陀山結合起來的便是康熙皇帝。早在作《御制論地理水源文》之前的康熙四十三年（1704），康熙皇帝御書《御制南海普陀山普濟禪寺碑記》云：“稽考梵書，補陀羅迦山有三。一居厄納忒黑，一居忒白忒，一居南海，即是山也。”納忒黑即厄納忒可克，忒白忒即土伯特。康熙皇帝本人可以同時獲取漢藏佛教知識，使其了解到佛教典籍中的“補怛洛迦”在中原和西藏的發(fā)展與在地化，最終整合形成了“普陀山有三”之說，佛教起源于印度，故印度普陀山也被其認為是“真普陀”。

（三）《禹貢》知識

隨后康熙皇帝提出了衛(wèi)、藏、康三地即《禹貢》古三危之地的新說：

《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舊注以三危為山名，而不知其所在。朕今始考其實，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打箭爐之西南達賴喇嘛所屬為危地，拉里城東南為喀木地，班禪額爾德尼所屬為藏地，合三地為三危耳。哈喇烏蘇由其地入海，故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也。”

“三危”為上古地名，關于其地位于何處，自古以來眾說紛紜，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西晉杜預的瓜州（敦煌）說。康熙皇帝首先摒棄前人的認識，認為三危并非山名，而是指代地區(qū)。衛(wèi)（dbus）又稱前藏，藏（gtsang）則指后藏，元明時期兩地多被合稱“烏斯藏”或“烏思藏”，清初起稱“衛(wèi)藏”，喀木即康（khams）。清代“危”與“衛(wèi)”同音，康熙皇帝借此將二者聯(lián)系起來，從而將衛(wèi)、藏、康視作三危。

《禹貢》中與三危地望相關的是黑水。哈喇烏蘇即喀喇烏蘇，上文論及河源時，康熙皇帝指出喀喇烏蘇即《禹貢》之黑水。在作《御制論地理水源文》的前兩年，康熙皇帝曾派兵第一次入藏驅逐準噶爾軍，雙方在喀喇烏蘇交戰(zhàn)，清軍全軍覆沒。直到“驅準保藏”之前，喀喇烏蘇一直是清、準雙方在西藏角逐的前沿，可以說康熙皇帝對喀喇烏蘇之名是較為熟悉的。康熙皇帝通曉滿文、蒙古文，在蒙古文中“喀喇”或“哈喇”釋為“黑”，“烏蘇”則意為“水”，故喀喇烏蘇可意譯為“黑水”。而蒙古人對此河的稱呼來源于藏人，藏人原本將其稱為那曲，意為“黑色的河流”。因此，此河在藏語、蒙古語兩種語境下有著同樣的含義，康熙皇帝將其與漢文語境下的黑水聯(lián)系起來，也就順理成章。此河發(fā)源于青藏高原，即怒江之上游，入云南為潞江，流入緬甸后最終注入印度洋的安達曼海，亦符合《禹貢》黑水“入于南海”之說。所以，康熙皇帝將其指為《禹貢》之黑水，是基于《禹貢》的記載，并結合自身地理知識提出的。

《尚書·禹貢》云，“三危既宅，三苗丕敘”，“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即敘”，意即三危、昆侖等地可以居住和生活，西方也就安定了。關于三危的解釋亦見于《尚書·舜典》，舜帝處置“四罪”，將不用王命的三苗西遷至三危，使天下歸服，四方安定。康熙皇帝《御制論地理水源文》中之三危，取《禹貢》之說，即意指平定西藏，恢復秩序，人民從此安居樂業(yè)，更有進而安定西域的期望。雍正皇帝對此有準確的認識，在為其父所建圣德神功碑文中稱：“堂堂天兵，何幽不到。底定三危，恩同再造。瑤池之水，昆侖之岡。窮域絕漠，越海踰洋。書傳所記，咸我昄章。敷天率土，無不來王。”當然，康熙皇帝關于三危和黑水地望新說的提出并不僅限于此。姚大力指出，黑水在中國人的觀念里，是位于中國極西之地的一條南流之水。因此，隨著地理知識的擴大，黑水的位置也被不斷西移。王明珂亦提出，以“三危”“黑水”等空間符號表示本地居于華夏邊緣的本質，這是將本地置于華夏之時間與空間起始之中。隨著歷代中原王朝疆域的變化，三危和黑水的位置也在西部邊疆的廣大地域內不斷變動，三危即或成為西部邊裔之地的代稱。清朝入關定鼎天下，康熙皇帝平三藩、收臺灣，唯西部準噶爾部長期為患，此次平定西藏，則西藏即為清朝西部邊裔之地，亦即三危。按《禹貢》之說，三危雖為三苗之地，然亦在九州之內，則西藏自古就在九州范圍之內，這便是“危”“衛(wèi)”同音之外更深層次的經學依據，也是康熙皇帝將三危與西藏聯(lián)系起來的基礎。

（四）史傳記載

最后，康熙皇帝援引前朝史事加以論證：

至于諸番名號，雖與史傳不同，而亦有可據者。今之土伯特即唐之突厥，唐太宗時以公主下降，公主供佛像于廟。今番人名招，招者譯言如來也，其地猶有唐時中國載去佛像。明成化中，烏斯藏大寶法王來朝，辭歸時，以半駕鹵簿送之，遣內監(jiān)護行。內監(jiān)至四川邊境，即不能前進而返，留其儀仗于佛廟。至今往來之人，多有見之。此載于《明實錄》者。

“土伯特”是清朝對西藏的稱呼，即唐朝時的吐蕃，然康熙皇帝將吐蕃誤作突厥。唐太宗以文成公主與吐蕃贊普松贊干布和親，即此處所述之事。“招”（jo bo）為藏語音譯，又作“召”“詔”，有至尊、尊者之義，引申為佛（如來），又有寺廟之義，清代史料中多指代拉薩地區(qū)，后來也泛指西藏。關于文成公主入藏時攜帶的佛像，漢文史料未載，而在《紅史》《西藏王統(tǒng)記》《漢藏史集》等藏文典籍中多有敘述，當時該佛像供奉于拉薩大昭寺，康熙皇帝的這一認識應是來源于藏人或是入藏官兵的呈報。

明憲宗成化年間（1465—1487），烏斯藏大寶法王曾兩次遣人入覲，然并未親至，且未有明朝遣內監(jiān)護行之事。有明一代，大寶法王僅在明成祖永樂年間入朝。永樂元年（1403）明成祖遣內監(jiān)侯顯往烏思藏迎尚師哈立麻。哈立麻，為明人音譯，本作噶瑪（karma），藏傳佛教噶瑪噶舉派自創(chuàng)始人噶瑪·都松欽巴后，歷代活佛均以噶瑪命名。此哈立麻即噶瑪噶舉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得銀協(xié)巴。永樂四年（1406）十二月，哈立麻至南京入覲。次年正月，“賜尚師哈立麻儀仗牙仗二、瓜二、骨朵二、幡幢二十四對”。哈立麻受賜并帶回的儀仗、牙仗、瓜、骨朵、幡幢等即為儀衛(wèi)所用鹵簿儀仗之物。三月，尚師哈立麻被封為“大寶法王”，領天下釋教。永樂六年（1408）四月，“如來大寶法王哈立麻辭歸，賜白金、彩幣、佛像等物，仍遣中官護送”。按此，則《御制論地理水源文》所云大寶法王來朝、辭歸、半駕鹵簿、內監(jiān)護行諸事均有史為證，但在時間上康熙皇帝將明成祖永樂年間誤作明憲宗成化年間。

康熙皇帝所述史傳中的西藏，涉及唐、明兩代，雖稱有唐時佛像和《明實錄》記載為證，但其本人很可能是憑借記憶進行轉述，并未核查史料，以致出現錯誤。

二、康熙皇帝《御制論地理水源文》的書寫意圖與影響

從《御制論地理水源文》的全部內容來看，大致包括了四個方面：其一，地理河源部分主要源于康熙皇帝派人對全國山川的考察，特別是公布了楚兒沁藏布等人對西藏進行實地測繪的最新成果；其二，基于其個人兼?zhèn)涞臐h藏佛教知識與地理的結合；其三，根據《禹貢》知識提出的三危、黑水新說；其四，援引唐、明史事，論述西藏與中原的聯(lián)系。其中雖難免有個別錯誤，卻是康熙皇帝基于地理考察和個人豐富知識積累對西藏認知的全面闡述。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皇帝在《御制論地理水源文》中多次提到《禹貢》，不難看出其對此書頗為重視。康熙五十六年（1717），《皇輿全覽圖》繪成，康熙皇帝諭示內閣學士蔣廷錫：“皇輿全覽圖，朕費三十余年心力，始得告成。山脈水道，俱與《禹貢》相合……以至瑤池阿耨絕域之國，黃流黑水發(fā)源之地，皆琛贐所賓貢，版輿所隸屬。”從其將《皇輿全覽圖》與《禹貢》所載相合的認識，以及“危藏”“普陀山有三”等認識看來，康熙皇帝《御制論地理水源文》中之認識早已形成，而非因定藏之事臨時起意，“驅準保藏”的勝利為其闡發(fā)對西藏的地理認知提供了契機。

除《御制論地理水源文》外，康熙皇帝另作《七詢》云：“俯瑤池之浩蕩，陟普陀之岧嶤。渡金沙而拔幟，定三危以鳴鐃。是則域絕梯航，名遺圖史，昔阻殊方，今為同軌。”該詞不僅對《御制論地理水源文》作了高度概括，還道出了康熙皇帝“驅準保藏”的意圖，即“殊方同軌”。因此，相較于《御制平定西藏碑文》結語提到的“除逆撫順，綏眾興教”官方話術，“殊方同軌”更能代表康熙皇帝的深層目的，這也是康熙皇帝《御制論地理水源文》從多個方面論證西藏歸屬的根源所在。

“驅準保藏”之后，清朝既要在軍事和宗教上消除準噶爾對西藏的影響，又要從認知上將西藏納入王朝國家，以宣揚“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之說，這便是作《御制論地理水源文》的主要目的。對此，康熙皇帝首先從自然地理方面入手，通過闡述多年來派人對全國山川的考察成果，指明了西藏和中原在地理水源方面的聯(lián)系。其次由于西藏山川與佛教的關聯(lián)，康熙皇帝著眼于佛教和《山海經》等上古神話傳說兩方面，將西藏岡底斯山傳說與漢地昆侖山傳說、佛教阿耨達山傳說重塑為一，通過“四口”（四水）、瑤池（二湖）以及“普陀山有三”等意象的關聯(lián)，以佛教為媒介將西藏與漢地的傳說整合起來，則所謂圣山實則為一，既符合傳統(tǒng)的天下觀，也通過對多種文化的有機結合，便于清朝范圍內的廣大民眾普遍接受和傳播。隨后基于《禹貢》記載，提出衛(wèi)、藏、康即古三危，喀喇烏蘇即黑水的新說，進一步論證西藏在傳統(tǒng)《禹貢》天下體系中的方位。最后征引唐、明兩代故事，證明西藏自古以來便與中原交往密切。由此看來，康熙皇帝從地理、歷史的角度全面論證了西藏與中原自古以來的關系，可謂環(huán)環(huán)相扣，條理清晰。

《禹貢》所建立的以九州為中心，外圍為五服的地理知識系統(tǒng)，代表了中國早期的天下觀念。這一觀念為歷代王朝所繼承，同時又有可塑性強的特點。甚至在佛教東傳的過程中，《禹貢》又與佛經結合產生了新的解釋。7世紀佛教傳入西藏之初，便同時受到印度和漢地佛教的影響，在這一過程中，印度、漢地和西藏的佛教地理知識系統(tǒng)基于佛教的初始傳說，各自都有了進一步發(fā)展。三種地理知識系統(tǒng)雖有差別，但早已相互影響，這就為康熙皇帝的地理嫁接提供了理論基礎。正如文殊菩薩的傳說為各地佛教所共有，蒙藏上層稱清帝為“文殊師利皇帝”，在漢地同樣可以有合理的解釋。而由于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尤其是岡底斯山脈和喜馬拉雅山脈一帶，人跡罕至，更遑論對其產生正確的地理認知并傳至漢地，這也是不可忽視的客觀條件。基于以上原因，加之康熙皇帝將地理考察、史傳記載與上古典籍、佛教意象相結合，考證結論也與《禹貢》等書所載看似契合，使其《御制論地理水源文》中的諸說既顯出合理性。隨著西藏的平定及西北輿地發(fā)展等原因，清朝統(tǒng)治者和士人的目光都轉向西北地區(qū)，《御制論地理水源文》也就長期流傳，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康熙皇帝以諭旨的形式頒示群臣和前線將士，使得《御制論地理水源文》迅速傳播，時人的目光開始聚焦于西藏，此后所作的西藏相關諸書均受其影響。此《御制論地理水源文》除載于《清圣祖實錄》外，又被全文收錄于雍正《云南通志》、雍正《四川通志》、乾隆《雅州府志》、《東華錄》、《平定準噶爾方略》、乾隆《衛(wèi)藏通志》等官修史志，《藏紀概》《熙朝新語》《康輶紀行》《西藏圖考》等私人著述中也有征引。

《御制論地理水源文》關于地理水源、岡底斯山/昆侖山的知識被《大清一統(tǒng)志》《西域考古錄》等地理志書所吸收，而影響最為廣泛的當屬其中對三危、黑水的論證。康熙皇帝新說提出后，考據學者紛紛加入論爭，由此引發(fā)了清朝持續(xù)百年的討論。附和者如湯奕瑞在對《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注解時，引用《御制論地理水源文》新說，認為“黑水三危實有其地，紛紛之說妄矣”。全祖望亦贊曰：“三危即今西域之三藏，番僧實苗民之裔，圣諭兼取證于佛經，其博也。”《西藏賦》稱：“今考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察木多為康，布達拉為衛(wèi)，札什倫布為藏，合三地為三危，又名三藏。”謹慎者如齊召南、戴震，他們承認喀喇烏蘇（怒江）即黑水，三危在其沿岸，但未敢徑直比定為衛(wèi)、藏、康三地。李榮陛、黃懋材等雖認可三危即指衛(wèi)、藏、康三地，但認為雅魯藏布江才是黑水。民國時期的學者任乃強指出：“三藏非古三危，清世祖以其三部，而有危字，遂妄指為《禹貢》三危。當時王公大臣，阿意承旨，莫敢疑難，遂成一時天經地義之解釋。嘉乾間學者，如魏源、盛繩祖等，明知其非，亦莫敢駁。”不可否認，康熙皇帝的權威以及官方的推動使新說得以廣泛傳播，但是從清代考據學者的討論來看，他們也并非一味地迎合上意。實際上，康熙皇帝對三危與三藏、黑水與喀喇烏蘇（那曲）的比定，并不是在《禹貢》知識體系下的隨意發(fā)揮，而是結合自身具備的漢、蒙古、藏多民族相關知識提出的。清代考據學者并不具備這樣的知識，始終僅圍繞《禹貢》進行討論，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康熙皇帝論證中所蘊含的民族文化和學理。

就《禹貢》研究，無論是專門的地理著作，還是涉及地理知識的材料都已經非常豐富，同時對早期地理知識的解釋也不斷出現，歷代對“三危”的解釋和考證便是實例。但就西藏而言，清朝所獲取的地理知識和材料非常匱乏，一直到楚兒沁藏布進藏測繪方才有了極大的突破和進步。實際上，清朝皇帝、普通官員、士人對西藏的認識存在不對等的情況。清朝皇帝通過邊疆情報網絡可以獲取最新的知識，但并未將其傳播開來，傳統(tǒng)史地著作成為普通官員、士人的主要知識來源，如此清朝內部便存在兩套相對獨立的西藏知識體系。作為最高統(tǒng)治者的康熙皇帝，不僅能夠獲得最新的邊疆情報，了解全國地理考察的成果，還對藏文化和蒙古文化有所涉獵，所以《御制論地理水源文》雖然罕見地將最新的西藏測繪成果公之于眾，但是由于知識的不對等，普通士人依然難以全面領悟康熙皇帝《御制論地理水源文》中對西藏歸屬的論證，僅僅糾結于對部分內容的探討。

結語

《御制論地理水源文》是康熙皇帝基于全國地理考察、漢藏佛教知識、《禹貢》知識、史傳記載等對西藏與中原關系的系統(tǒng)闡述，論證了西藏在地理、歷史上自古以來便與中原密不可分，豐富了西藏作為中國整體疆域一部分的認知與話語。當然，《御制論地理水源文》的書寫主要服務于康熙皇帝的政治目的，其所闡述的諸多觀點無論準確與否，無一不體現其政治意圖。即康熙皇帝試圖借助《禹貢》地理知識系統(tǒng)，從佛教和漢地上古傳說入手，將西藏與漢地的圣山信仰重塑為一，從認知上論證了西藏為中國整體疆域的一部分。雖然《御制論地理水源文》中有個別錯誤，也未能被時人完全理解，但是由于康熙皇帝的特殊身份，《御制論地理水源文》一經發(fā)布便產生了深刻影響，引起了清人對西藏及其與中原聯(lián)系的關注和討論，西藏作為國家疆域一部分的觀念得到進一步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