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河源昆侖”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史上的重要命題，寄寓了“山河一體”“天下一家”等價值觀念，寄托著追求“大一統”的崇高理想。歷史上，眾多民族共探河源、共尋昆侖，反映了中華民族“同源共祖”的歷史記憶和文化認同，是各民族“五個共同”的生動體現。新時代，深入挖掘“河源昆侖”的文化內涵，闡發“山河一體”的價值意蘊，將為增強中華文化認同、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提供深厚滋養。

【關鍵詞】河源昆侖；山河一體；中華民族共同體；大一統

【作者簡介】鄂崇榮，男，青海海東人，哲學博士，中國史博士后，青海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研究方向：民族宗教文化。高文俠，女，山東煙臺人，社會學碩士，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青年文化學者，中國楹聯學會青工委副秘書長。研究方向：民族文化宣傳、昆侖文化。

【文章來源】《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2期。原文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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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昆侖兼有“山宗水源”“天下之中”等多重意象，是中華文明的源頭之一和中華文化的重要象征?！昂釉蠢觥辈粌H是地理學問題，更是中華民族歷史文化中的一個關鍵命題。它對于中國古代“天命”“道統”以及中華文化認同、國家認同、中國西部疆域的確定等，都有著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在中國歷史上，不論是哪個民族建立的王朝，都以探索河源、尋求昆侖為盛事。這是各民族主動認同中華文化的直接反映，更讓“山河一體”“同源共祖”“大一統”等價值理念在各民族持續交往交流交融中潛移默化，超越族別差異而成為共同的文化精神，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深厚的文脈滋養。

一、“河源昆侖”是中華民族深入人心的文化理念和精神情結

昆侖山系為中華“群山之祖”，是中華地理中壯闊的“父親山”；黃河為中華“百河之宗”，是中華大地上壯美的“母親河”。昆侖山系與黃河水系延伸輻射神州大地，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生存繁衍和中華文明形成發展的地理空間主體，“河出昆侖”“河源昆侖”的理念自古以來深入人心。

（一）昆侖被視為“天地之中”，是母親河的發源地

一些學者認為昆侖一詞最早有“天”的內涵，也有“混沌”“穹隆”之意。上古時中華先民將“昆侖”認知為宇宙的源頭，以“盤古開天地”“共工怒觸不周山”“女媧補天”等昆侖神話故事，表達了在長期生產生活中對宇宙創生、天地形貌的認識。隨著歷史的發展，昆侖被具象化為天下最高大的山，居“天地之中”“百神之所在”，“昆侖山為柱，氣上通天”，演變出天地樞紐、“與天同齊”等象征意義，成為溝通天地人的文化媒介，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功能，同時也是各條大河，尤其是母親河的發源地。

自上古至秦漢時期，“河”通常專指黃河，九曲黃河萬里奔流，以百折不撓的磅礴氣勢，給神州大地留下了波瀾壯闊的宏大景觀和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孕育出了最早的“中國”。黃河塑造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偉大品格，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在中華文化中具有崇高而神圣的地位。中華文明認為“河源昆侖”“黃河之水天上來”，昆侖正是這個“天”。

（二）“河源昆侖”常見于中國古代各類典籍

關于“河源昆侖”，在各類古代典籍中俯拾皆是。最早的文字記載見于《山海經·西山經》：“南望昆侖，其光熊熊，其氣魂魂……西南四百里，曰昆侖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而南流注于無達?！边@里說黃河發源于昆侖山，而《山海經·海內西經》中“河水出（昆侖）東北隅”的記載，更加具體說明了黃河出自昆侖山的東北方位。《穆天子傳》中說，周穆王西巡昆侖時祭祀黃河，“天子授河宗璧……沈璧于河”“河宗氏又號之，帝曰：‘……乃至于昆侖之丘。以觀舂山之瑤?！闭f明周穆王尋訪昆侖山是受河宗的委托，其重要目的在于尋訪黃河源頭，自然將黃河源頭和昆侖聯系在一起。

中國古代辭書之祖《爾雅》在“釋水第十二”中說：“河出昆侖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彼抉R遷在《史記·大宛列傳》中轉引《禹本紀》說“河出昆侖”，唐代張守節在《史記正義》補充解釋：“黃河首起昆侖山，渭水、岷江發源出隴山。”《論衡·異虛篇》也指出“河源出于昆侖，其流播于九河”，《漢書·溝洫志》從自然地理視角解釋：“河出昆侖，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p>

“河源昆侖”的理念對佛教在中國生根發芽、傳播發展，實現本土化也產生了重要影響。佛教傳入中國后，其地理中心觀念深受昆侖理念及內涵影響，“佛教以阿耨達山為世界地理中心，后世即認定阿耨達山為昆侖山，并認為黃河源自阿耨達池”。在后來的佛教經典中，高僧以“河源昆侖”作喻解讀佛法，如三國魏支謙譯的《梵摩渝經》中曰“佛之明慧，猶昆侖河，千川萬流皆仰之為”；《五燈會元》中也記載了慈明禪師的言論，“下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出高原。’問：‘如何是南源境？’師曰：‘黃河九曲，水出昆侖。’”大儒朱熹也融合了佛經及其他思想，在回答弟子關于天下地理方面的問題時，提到：“昆侖取中國五萬里，此為天地之中。中國在東南，未必有五萬里。嘗見佛經說昆侖山頂有阿耨大池，水流四面，去其東南入中國者為黃河。”這些理念深入人心，如明代徐霞客探索長江源頭后寫下《江源考》，也說黃河：“按其發源，河自昆侖之北?！薄肚迨犯濉肪戆嗽唬骸敖匆嘧岳鰜?，至于岷山乃不伏流耳。”深受“河源昆侖”的影響，認為長江也源于“昆侖”。正如清初學者萬斯同所總結的：“古之論河源者，皆謂出于昆侖?！?/p>

（三）“河源昆侖”是中國古典文學中深摯的精神情結

“河源昆侖”“山河一體”，是中國人深刻的文化情結，相關意象在文學作品中占據重要地位，對中國傳統文學有著深遠影響，寄托著中華民族從古至今對于美好與神圣的向往以及對國家統一和社會秩序的崇高理想。昆侖成為中華民族建立在文化心理基礎之上的共有精神家園。

例如，在《楚辭》尤其是屈原的作品中，每談及昆侖，都充滿神往之情，寄寓了深深的情思。在《九歌·河伯》中，“登昆侖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借神游黃河和幻登昆侖環視四野、心緒飛揚，表達了對理想圣境的渴望，將故國之思、現實關切曲折而深摯地融入了河源昆侖的意象中。詩歌中，李白在《相和歌辭·公無渡河》中寫下“黃河西來決昆侖，咆哮萬里觸龍門”的詩句；李嶠在詩作《河》中寫道“源出昆侖中，長波接漢空”；陸游的《昆侖行》中也寫道“黃河直與昆侖通”?？梢姟昂釉蠢觥钡睦砟?，早已深深沉潛到歷代先賢智者、文人雅士的靈魂深處，既是對自然環境的樸素認知和瑰麗想象，更是其精神世界和價值追求的文學體現。

河源昆侖的文化意象，不僅為個人提供了追尋理想的美好憧憬和堅韌不屈的精神力量，更在神州陸沉時，以“山河一體”“山河永固”的信仰和共同價值觀念，成為中華民族堅定文化自信、團結一心、奮起反抗的強大來源和動力。例如，《淮南子·覽冥訓》說“河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絕者，昆侖之輸也”，因為有昆侖初始滋養，黃河之水才能奔騰入海。

二、“河源昆侖”的地理實證是在多民族共同努力下完成的

昆侖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但其具體位置卻沒有確實詳細的記載，導致“古來言昆侖者，紛如聚訟”。中華民族是善于追根探源的民族，有著深沉的人文意識和本源關照，先民在賦予昆侖多維度文化意涵的同時，也在不懈探尋其具體位置。黃河源頭的位置、昆侖山的位置，是在各民族共同探尋下最終確定的，尤其與元、清兩代的努力是分不開的。認同“河源昆侖”并不懈探尋河源，這也是各民族主動認同、共同構建中華文化的生動體現。

（一）“河源昆侖”經歷了由文化想象轉向地理實證的過程

先秦時代，典籍中雖然有“河出昆侖”“群玉之山”“昆侖之墟在西北”等記載，但“昆侖”的含義主要集中在文化層面，很少向地理層面直接落實，“大約漢代以后，昆侖山才變成一座具體地理山脈的名稱”，而早期“昆侖”曾散布于華夏大地各處，例如漢武帝封禪泰山時，按照《黃帝明堂圖》建造的宮殿，即被命名為“昆侖”。“后來（昆侖）逐步向西部集中，逐漸成為西域大山的泛稱?！?/p>

為什么昆侖向西集中，而且指向西域？由于中華大地西高東低、呈階梯狀分布的地勢總體特征，以及上古青藏高原隆起后，湖河分界引發的洪水漫天、江河東流，被先民以神話方式想象為共工怒觸不周之山而導致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昆侖作為至高點，在古人的觀念中自然處于西北方位，這一觀念多次體現在《山海經》《穆天子傳》《竹書紀年》等多個古籍中，而隨著早期中國文化共同體的出現，尤其是秦漢時代大一統國家出現后，中原與西域文化交流日漸頻繁，昆侖逐漸西移，其位置之“西”落定于西域，開始成為象征西部極邊的標志性地理符號，這些都為最終確定昆侖具體方位奠定了基礎。

起源于中原地區的昆侖文化西漸，昆侖從“天下之中”到落定西域，說明中華文化精神自始便開放博大，超越了狹隘的地域和族別限制，有形成共同體的底蘊與格局。

（二）歷代為探索河源、勘察昆侖進行了不懈探索

西漢時，張騫出使西域，他在西域十余年間，通過與當地各民族的交流，了解到西域人文地理、自然風物等特征，認為于闐“多玉石，河注中國”，符合昆侖“玉山”“河源”的特征，返回長安后向漢武帝說明了此事。此后漢武帝擊敗匈奴，中原王朝與西域各部族經濟文化交流更加便利、頻繁，對“河源”的探尋也得以進一步展開。漢使在于闐山上采來玉石，漢武帝結合古籍，將于闐南山和蔥嶺（帕米爾高原）定為昆侖，將黃河源頭確定于此。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將“河源昆侖”的傳說落定于自然地理實體，更是由中央政權出面明確了對西部疆域的認定，將中原與西域聯結為一個政治、文化共同體。自此，巍巍昆侖映現出中華西部疆域版圖的雛形。這一“欽定河源昆侖”所形成的黃河“潛流”“重源”之說，雖有地理學上的誤差，但符合中華民族始終堅持大一統的歷史傳統，順應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發展史規律，對后世各民族共同開拓和鞏固偉大祖國遼闊疆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魏晉分裂之際，中原長期戰亂，無法組織有效的昆侖探查，即便如此，昆侖的“天命”意義和“護國”作用仍被國家高度重視。如十六國之一的前涼，酒泉太守馬岌認為酒泉南山是昆侖山，上奏說：“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前涼皇帝表示準許。

隋朝統一后，隋煬帝征討吐谷渾，在今天的青海和新疆東南緣地區設置了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其中河源郡“置在古赤水城。有曼頭城、積石山，河所出”。河源郡設在積石山以西，已經非常接近地理意義上的黃河源頭。這表明在與西北少數民族的長期互動中，中原地區的民眾對“河源昆侖”的這一重大地理問題的認識漸趨明朗。

唐太宗時，侯君集、李道宗等人率軍征討吐谷渾，“轉戰過星宿川……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焉”。文成公主出嫁吐蕃時，李道宗持節護送，松贊干布“率其部兵次柏海，親迎于河源。見道宗，執子婿之禮甚恭”。在黃河源頭、昆侖山下，漢藏結成“和同為一家”的甥舅關系，成為各民族血脈相通、交融匯聚成中華民族的生動寫照。唐穆宗時，劉元鼎奉命與吐蕃會盟，通過與吐蕃人民的交流，認為青藏高原上的“紫山”就是昆侖，吐蕃稱之為“悶摩黎山”。他的描述雖然較為模糊，但將黃河發源區域由西域轉移至青海境內，體現了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過程中，中原人民對昆侖河源位置的認識進入了實質性階段。

元代結束了分裂，實現了對新疆、青海等地的有效治理，西藏也正式納入祖國版圖。在“四夷賓服”的基礎上，元代廣修急遞鋪、驛站、遞運站、客館等，沿昆侖山系的道路交通不斷暢通，為探尋河源提供了條件和保障。在政府組織下，都實勘察河源，將其確定在青藏高原的星宿海。都實向忽必烈報告說：“河出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燦若列星，以故名鄂端諾爾（即漢譯‘星宿海’）。合流入齊必勒，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即昆侖也?！倍瑫r代的藏文文獻中，也有黃河發源于星宿海的記載。明代《大明一統志》《河防一覽》等文獻和高僧宗泐親歷河源時所作的詩詞中也有對河源昆侖方位的記載和描述。

清代，政府通過大規模的地理勘測和地圖繪制，第一次比較清晰地發現和勾勒出逶迤浩茫的昆侖山系?？滴跄觊g拉錫、舒蘭一行探尋河源，稱“星宿海之源，小泉億萬，歷歷如星，眾山環之……（眾山）蒙古總名曰‘庫爾坤’，即昆侖也”。乾隆年間阿彌達奉旨“詣西寧祭河神，再窮河源”，測繪青海、西藏地圖，政府編輯了《河源紀略》，確定河源所在，并編制《黃河源圖》。中國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在鞏固和發展進程中，各民族愈來愈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無一例外將探索河源、勘察昆侖作為己任。

（三）各民族對河源昆侖的探索具有文化上的必然性

以黃河源頭為標準，昆侖位置的具體確定，是在各民族共同努力下完成的，是“山河一體”“天下一家”等大一統思想的直接體現。在文化昆侖、神話昆侖到地理昆侖的過程中，中華民族先民走過了一條由朦朧到清晰、從混沌到文明、化自在為自覺的道路。中國歷代對昆侖、河源的執著探求絕非偶然，而是中華民族傳承千年精神情結的直接反映，從探尋河源關系到文化認同與對國家地理版圖的確認，反映了中華民族對民族起源的共同記憶和歷史認同。

雖然“河源”“昆侖”的地理位置在歷史上發生過很大變化，但中華民族山河一統、和同一家的文化心理卻從未動搖。正如清人胡渭所言，“但知昆侖在中國西北，終未明在外國某地也”，黃河源于昆侖、昆侖必然位于中國西北，這是中華文化中無可置疑的論斷；各王朝、各民族對昆侖的不懈探尋，也都是發生在中國西北，這再三力證了西域和青藏高原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昆侖所在、河源所在即為中國天下之所至。

三、河源昆侖、“山河一體”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滋養

“河源昆侖”“山河一體”的觀念，濡養著中華民族的禮樂文明與理性人文，浸潤著千年傳承的“大一統”理念。更重要的是，由此闡發的“胡越一體”“天下一家”“六合同風、九州共貫”等共同價值觀念跨越時空，孕育并體現為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

（一）“河源昆侖”是各民族共同認同的文化理念

如前文所述，昆侖有“天”的內涵，具有“溝通上天”“觀照天下”的社會政治功用，這是古代中國幾千年的政治和文化道統，體現著一個王朝“承續天命”的正統性和合法性。所以，不論是苻堅懷柔西域、各部族到長安朝賀，闊端“涼州會盟”、統一雪域高原，還是隋煬帝親巡青海、設河源郡駐軍屯田，唐太宗派軍到星宿海、探黃河源，甚至是在軍事上被后世詬病的北宋，也致力于“熙河開邊”、收復河湟，更不用說清代面臨極大的海防壓力時，左宗棠也要抬棺出征，挫敗列強分裂新疆的圖謀。歷代王朝對西域和青藏高原領土的重視、主權的強調，不僅是國防需要，更因昆侖對中華民族有著極為重要和深遠的政治文化意義。

這一政治文化意義得到各民族的一致認可，河源昆侖、山河一體成為各族人民共同遵循的價值觀念。周穆王西巡時沉璧于黃河作為祭祀，并受河宗氏之托尋找河源昆侖，這個故事發生在今天的河套地區，說明“河出昆侖”也是中華先民溯本求源的精神情結。尤其是秦漢以來，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視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正統，祭祀黃河、探尋河源可以幫助王朝“爭正統”，被視為國之大事。例如，元世祖忽必烈說起黃河，認為“漢唐所不能悉其源。今為吾地，朕欲極其源之所出”。元代之所以探尋河源、確定昆侖，最重要的是為了承續漢唐正統，顯示新王朝對前代的繼承與開拓之功，彰顯其空前的版圖規模與統一功業。清代乾隆年間用和田玉雕鑿的“大禹治水圖玉山”，其正面、背面分別刻有乾隆皇帝的寶璽和御制題跋。題跋起始即說“神禹敷土定九州”，后文強調昆侖是萬古不易的河源，用了大量篇幅論述黃河源頭及禹、漢武帝尋訪昆侖的事跡。

歷代對黃河源頭的探尋和對“河源昆侖”理念的強調、重視，可見元、清等王朝主動認同中華文化，在接續正統、凸顯法統的一脈相承方面作出努力。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各民族共同創造的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各民族文化相通，是中華民族鑄就多元一體文明格局的文化基因，認同“天下”“一體”“大一統”等共同價值觀念，便會對中華民族、中華文明高度認同并主動融入。

（二）探索河源是大一統國家發展的歷史見證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民族是有著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偉大民族，各民族共同開拓了祖國的遼闊疆域，共同締造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共同書寫了輝煌的中國歷史，共同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化，共同培育了偉大的民族精神。”各民族在共同探尋河源、確定昆侖的過程中，正是各民族“五個共同”的生動體現，也是大一統國家發展的歷史見證。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备髯逑让耠菔蛛兆恪⑴G斬棘，共同開發了祖國的錦繡河山。自古以來，中原和邊疆人民你來我往、頻繁互動，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開拓著腳下的土地。歷朝歷代都在能力范圍內探尋河源，尤其在漢、唐、元、清等大一統王朝盛世中，由于疆域廣闊、邊疆安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頻繁，政府在組織大規模探尋活動時具有更好的保障和條件。

漢代初期匈奴強盛時，西域諸國多受其控制，后西漢擊敗匈奴，將西域納入中央政府統一管理之下，打破了西域各地小國林立、互不往來的隔離狀態，中原與西域之間、西域各部族之間的聯系交流日漸增多、了解信任不斷加強，絲綢之路商旅繁榮。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漢武帝“欽定”昆侖。這一舉措既是各民族共同開發西域的結果和見證，也增強了西域各地、各部族對中央政權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隋唐兩代，中原與吐谷渾、吐蕃多次戰和，但和親、會盟、友好是歷史主流。隋煬帝設河源等四郡、李道宗等人“觀覽河源”、劉元鼎探尋河源，都是建立在各民族頻繁交往、互動的基礎上的。兩宋時期，因為中原王朝疆域范圍的局限性，時人對河源昆侖位置的認識已經比較模糊，到元代“四海混一”，各民族“蜂屯蟻聚，俯伏內向，何可勝數”，大一統國家的發展讓再次探尋河源成為可能。都實是女真人，因為通曉多民族語言才被忽必烈選中，他帶隊經過四個月的艱難跋涉抵達河源，通過廣泛細致的考察，第一次明確了黃河河源地區的主要支流和水文特征，并繪制了地圖。清代遠上昆侖、探尋河源的拉錫、舒蘭、阿彌達乃至編撰《河源紀略》的紀昀等人，也分別來自蒙古、滿、漢等不同民族，他們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共同完成了對母親河根源的探求。

（三）“山河一體”的理念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滋養

數千年來，昆侖、黃河一直是王朝國脈、龍脈的象征，甚至是封建王朝政治理念的淵藪，具有國家主權、國家形象等政治文化意義。“河源昆侖”，黃河源頭在哪里，昆侖就必然在哪里，“山”與“河”密不可分，“山河”就是國土，“江山”就是國家。

“山河一體”的價值觀念，成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涵養源泉?？v觀中華民族文明史，“山河一體”的價值觀念處于基礎和重要地位，中華文明始終以“一體”“一統”“大同”為最高目標和終極指向，而內部又含有多種變化發展的可能性，具有兼收并蓄外來元素的穩定能力。這種凝聚多元的“一體”，是中華文化重要的價值觀念，正是在中華文化認同的基礎上，各民族才能彼此共享歷史和文化記憶并最終都融入中華文化、匯入中華民族共同體之“一”，融為具有政治凝聚力的民族實體。

從歷史的、精神的層面來看，河源昆侖在中華兒女心目中具有同源、親緣等文化符號和象征意義，是“民族基因”“文化血脈”，是聯結海內外中華兒女情感的精神紐帶。中華民族大家庭三分之二的成員在歷史記憶中將昆侖山視為自己祖脈的發源之地。至今海內外許多中華兒女不畏千里萬里“論道昆侖山，拜水黃河源”。中華兒女代代相傳的女媧補天、夸父追日、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昆侖神話故事，顯現著自強不息、利濟蒼生、公而忘私、不畏挑戰、永不屈服等的文化基因，融入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并滲透在思想價值體系當中，成為歷代優秀中華兒女追求和推崇的精神品格。新時代，我們要牢記習近平總書記“著力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為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提供強大精神文化支撐”的重要指示，深入挖掘和弘揚“昆侖”等各民族認同的文化根脈和精神內核，闡發“山河一體”的價值意蘊，突出各民族文化共性和中華民族共有共享的文化符號，為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而提供更多的滋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