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以來的中國歷代王朝，均高度重視并致力實現廣闊疆域下的邊疆有效治理。歷朝都設有機構或者官職負責民族和邊疆有關事務，如秦設“典客”、漢設“大鴻臚”、隋唐設“鴻臚寺”等。但是，由中央設置專職機構，并向各地派員，同時統籌協調各方面關系，形成一套橫縱一體的系統邊疆治理機構和機制，則以清代的理藩院最為典型。理藩院初名“蒙古衙門”，崇德元年（1636年）設立，崇德三年（1638年）更名理藩院，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改稱理藩部。理藩院是清朝管理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邊疆和民族事務的主要機構，并承擔一定外交職責，在清代邊疆治理中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

如身使臂，貫通從中央到邊疆基層的治理體系。清入關后，隨著邊疆事務拓展，理藩院的機構體系也逐漸完善?？滴醭跄?，中央政府認為理藩院專管外藩事務，責任重大，將其由禮部所屬，調整為“官制體統與六部相同”，“理藩院尚書銜名列于工部之后”，這就從中央層面使理藩院有了與“六部”的平等地位。理藩院設尚書、侍郎等職，分旗籍司、王會司、典屬司、柔遠司、徠遠司、理刑司六司，至乾隆二十七年成為定制。為便于協調各方處理邊疆事務，常由“王公大學士兼理院事”。

同時，理藩院還設有蒙古翻譯房、滿檔房、漢檔房、唐古特學、托忒學、蒙古官學、俄羅斯館、喇嘛印務處等專門辦事機構，為中央政府面向邊疆群體開展工作提供語言、文化等方面的支持保障，也有助于強化對重要領域和事務的管理。此外，理藩院在邊疆地區還有大量派出機構或人員，掌管驛站、稅收，參與處理邊民貿易及交涉等事務。更為重要的是，理藩院兼理刑名，凡涉邊疆地區的法律，由理藩院會同制定。在司法運作中，邊疆地區重案要案或案情復雜的，可全案送理藩院審理，駐有理藩院司官的地方，則由司官會同當地審理。這就使得中央政府以理藩院為樞紐，織就了一張從中央到邊疆卡倫、臺站的機構體系，還為這一體系的運行和邊疆的治理提供了切實充分的法律保障。

參贊戎機，參與中央政府涉及邊疆的軍政要務決策處置。清代將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區同時納入版圖，在思想上突破宋代以來的華夷之辨，將“大一統”推進到更高水平，即雍正所稱“塞外之一統始于元，而極盛于我朝”。因此，清代邊疆的軍政事務較為繁巨，這些事務的決策與執行都離不開理藩院。

順治時期，理藩院大臣就已參與邊政要務，如達賴喇嘛在覲見順治帝過程中，迎接、會面乃至冊封等重要禮儀，皆由禮部和理藩院共同完成，康熙對班禪的冊封，也由理藩院負責。康乾時期，理藩院參與一系列國家軍政大事。如“三藩之亂”爆發后，理藩院積極組織漠南蒙古各部兵力奔赴江西、陜西等地平亂。在察哈爾部布爾尼之變發生時，理藩院官員奔赴漠南蒙古各部各旗，調集兵力圍剿叛軍。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汗部、札薩克圖汗部發生沖突后，理藩院尚書阿喇尼親往喀爾喀地區，令其“同歸于好”。噶爾丹發動叛亂、喀爾喀蒙古各部率眾南奔時，理藩院立即上奏康熙帝并負責安排喀爾喀蒙古各部生計。正是在理藩院安排組織下，通過“多倫會盟”，我國北部邊疆很快出現了安定局面。理藩院也參與了平定漠西準噶爾蒙古部的全過程，并對平叛中有功官兵的提職和獎賞提出初步建議。

以文化人，承擔面向邊疆群體的禮儀文教等職能?！皯讶徇h人，協和萬邦”是中華文化的治理智慧，通過對邊疆各民族群體在禮儀文教方面的塑造與規范，不斷實現并鞏固邊疆群體對中央政府的政治認同。

依清制，如漠南蒙古、喀爾喀蒙古、喇嘛僧侶、新疆伯克、西南土司等邊疆地區的首領，皆按規則分班來京朝見皇帝，稱為“年班”，其中所涉的各項禮儀、來去安排等均由理藩院負責。朝覲的王公向皇帝呈納貢物，皇帝則給予隆重禮遇，如除夕設宴于保和殿，元宵設宴于正大光明殿，在中正殿、紫光閣等處安排的宴請等，皆由理藩院預備和奏請，木蘭行圍活動中隨圍王公的座次，也由理藩院負責安排。各級封號的邊疆首領，皇帝要賞以各種綢緞和銀兩，即“燕饋”，年班或因事來京，中央政府賞給路程和食宿費用，稱為“廩餼”。這些代表中央政府恩賞的禮儀，皆依爵位高低、情況不同而有所區別，也都由理藩院安排。理藩院還結合禮儀規范，擬定對邊疆少數民族首領、貴族的適宜封爵，使其世代相襲?！芭d黃教”是清朝治理蒙藏地區的“文治”形式，相關事務統于理藩院。其中包括登記造冊喇嘛呼畢勒罕，主要涉及北京、西藏、青海和蒙古等地的轉世活佛的認定。此外，喇嘛承襲國師、禪師、都綱等事，歸理藩院承辦，并會同禮部，辦理請給敕印等事，僧綱、僧正由理藩院給予札付，部分喇嘛的年班、考核、升遷、調補以及奏請寺廟名號等，也由理藩院負責。“禮”是傳統中國社會運行的核心準則，邊疆地區首領對由理藩院主導所塑造的“禮儀”的接受，既是對其自身的引導教化，也意味著對中央政府的認可與情感接納。

撫民綏邊，協調推動邊疆的經濟社會事業建設。清朝為保障軍需等，對蒙古西北等地的農業生產曾給予扶持。如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理藩院遣員到漠北蒙古土謝圖汗部，“指授膏腴之地，令其種植”。理藩院還多次派人到漠南蒙古地區“教之樹藝，命給之牛、種”。農業在漠南蒙古地區的發展尤其明顯，往日龍沙雁磧之區，逐漸變得“筑場納稼，煙火相望”。漠南地區農作物品種豐富且產量較高，有些地區生產的糧食，除供本地區外，還可以運往北京和中原。在此基礎上，蒙古各部商業貿易也隨之發展起來。定期集市出現，商業集鎮涌現。漠南、漠北、漠西各地商路上，呈現出商旅云集、貿易興盛的繁榮局面。蒙古等地遇有荒年，中央政府即令扎薩克及各旗富戶喇嘛人等設法救濟，實力不足者，由地方報理藩院請旨遣官查勘，實施救助。如康熙年間蘇尼特及四子部落遭遇雪災，理藩院會同戶部動支宣府歸化城倉粟給予救濟。理藩院還在邊疆地區協助組織建立“常平倉”，貯積糧谷，以備賑濟。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蒙古土爾扈特部在首領渥巴錫率領下，掙脫沙俄的殘暴統治，從伏爾加河下游歷盡艱辛回到祖國懷抱，也由理藩院遵照乾隆旨意，協調新疆、甘肅、陜西、寧夏、蒙古各地，提供大批物資，撥給牧地。此外，理藩院還負責一些邊疆地區的戶口人丁登記查核、驛站通行管理和保障等公共事務。

總之，清朝以理藩院為樞紐，將“大一統”的國家體制與“因俗而治”的理念相結合，將邊疆地區更好地納入國家政治體系，實現了長久有效的治理。透過歷史不難發現，理藩院是清代為“大一統”提供政治保障的制度設計，也推動著傳統中國的“大一統”邁向新高度。

（來源:《學習時報》2025年6月6日第8版，轉載本文僅供讀者交流使用，文章觀點不代表本公眾號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