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文章以區域自然環境與地方社會間的關系入手，聚焦地處河西走廊和湟水谷地過渡帶的大通河流域，深入分析當地如何在自然環境的影響下形成區域內頻繁的人口流動、民族遷徙與文化交融。由于地方環境對人類生產活動的強制約因素，造成了大通河流域及其周邊地區演變出“人隨地變”的穩定區域經濟結構。在人口流動與經濟穩定的社會結構中，大通河流域及周邊地區最終形成了一種不囿于單個民族文化邊界，多民族文化共創、共享到共融的區域文化同一性特征。作為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歷史縮影，大通河流域所反映出的特點，將有助于我們進一步加深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認識和理解。

【關鍵詞】大通河流域；民族走廊；流動；融合

【作者簡介】李靜，女，蘭州大學四部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首席專家、教授、博士生導師，三亞學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中華民族共同體、民族文化；何逍年，蘭州大學四部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華民族共同體、民族文化。

【文章來源】《貴州民族研究》2025年第2期。本文系2024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前沿問題研究”（項目編號：24&ZD196）的階段性成果。原文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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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這一特點深深根植于其悠久的歷史與各民族豐富多彩的文化之中。而深究中華文明所具有的“多”與“一”的辯證關系，就離不開對各民族在歷史上頻繁的流動往來進行分析和討論。在過往研究中，關于不同民族往來流動的相關討論，多集中在費孝通先生所提出的“民族走廊”地帶。李紹明曾指出，在費先生完整提出的中華民族聚居地區由6板塊與3走廊構成的格局的看法中，板塊是以走廊聯結的，故板塊具有相對的穩定性，而走廊則具有相對的流動性。這種流動的來源，正是在于走廊地帶普遍具有的復雜地理特征所引起的。李星星曾結合我國三級階梯地形的基本特征，總結民族走廊的基本定義：是在中國特定的自然歷史條件下形成的、處于古代沖積平原農業文明區域邊緣、屬一定歷史民族或族群選擇的、多半能夠避開文明中心政治經略與開發、既便于遷徙流動又便于躲避以自我保存的、其地形復雜而又依山川自然走向平面呈條帶狀的特殊地帶。

從以上早期相關問題的討論中，我們不難看出民族走廊概念是一個以一定的地理區域為起點，集合多民族歷史、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問題集。而此后的相關研究也多繼續沿民族走廊地帶不同民族間的族際互動方向發展。石碩從藏彝走廊地區歷史上五個大的民族流動趨勢出發，認為其奠定了藏彝走廊今天的民族格局。周大鳴以絲綢之路青海道之河南道段上的都蘭縣為田野點，以貿易（市場）、政治和文化交融為三個維度，討論道路對族群互動的影響。李靜、耿宇瀚則從甘肅洮州地區獨特的社會文化空間出發，闡述了多民族區域族際互動空間的圈層和秩序。李建宗通過對游牧族群和農耕族群之間的互動，進而討論河西走廊內部華夏文化與西域文化的流通和交融。

誠然，眾多學者從不同方面，對民族走廊的社會文化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但是，正如田阡指出的，這些地區需要以關系入手進行以空間、歷史和族群互動為視角的文化整體觀和比較研究。雖然上述研究側重點各有不同，但就費孝通先生所闡述的民族走廊而言，區域流動力來源問題的解釋稍顯不足。這就要重新回到構成民族走廊地帶最基礎的地緣關系問題上。在構成民族走廊地帶多元的社會文化的諸多關系中，“中心”與“邊緣”的互構關系貫穿始終。從宏觀層面來說，“走廊是華夏文明‘中心’向‘邊緣’聯系的地帶，走廊與邊界是一體兩面的東西”。這很好地解釋了生活在民族走廊的各民族緣何來此的歷史原因。從微觀層面而言，民族走廊地帶復雜的地形特征，對于在域內活動的歷史民族或族群而言，既有山水交通之便，還有山水屏障之用；既可為遷徙、流動的交通道，又可作為退避、封鎖的庇護地。

綜上所述，想要更為深入地理解費孝通先生所提出的民族走廊地區，這些以“流動”為核心的多民族地區的整體文化特征，就有必要借助區域研究的視角，重新回歸到促成民族走廊概念形成的地理因素中，細致分析環境對人類社會的影響。進而在該區域內相對“流動”和“穩定”的動態平衡間，尋找民族走廊地帶多民族融合共存于一體的社會文化的一般性特征。

一、大通河流域的環境變遷與民族流動

大通河位于我國西北部，是青藏高原東緣的主要河流之一，是黃河上游地區較大的一條支流。這條全長560千米的河流，自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縣境內發源，至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縣享堂地區注入湟水，其間流經青海省與甘肅省的8個縣、區，流域總面積達15130平方千米。雖然大通河流域是以河流為主的一片區域，但其內部地形結構以山地為主。作為青藏高原與黃土高原的分界線，大通河整體被祁連山脈東端的走廊南山—冷龍嶺與大通山—達坂山兩條相互平行的山脈所包裹。多山地的地貌特征，形成了與其兩側湟水谷地和河西走廊完全迥異的自然地理特征。但山地的阻隔并不是絕對的，河流下切作用下的許多大通河支流峽谷，又形成了許多連通山內與山外的孔道。

我們不難看出，對于大通河流域的討論，并不能將其簡單地孤立起來，而需要放置在與其相鄰的一片呈連續分布且彼此間相關聯的更大的區域范圍內討論。該區域的具體范圍，即以山地為主大通河流域為中心，逐漸向兩側擴散至地勢趨于平緩的湟水谷地和河西走廊。而這一對建立在地形類型學上的“山地—平原”關系，正是塑造大通河流域之所以成為多元文化交匯之地的諸多關系中最為基礎的一對。

（一）山地與平原間的生態互補作用

在早期人類的活動中，種植技術并不發達，只能依靠采集狩獵為生的前現代社會，山地生態系統創造了人類天然的理想生存棲息地。在大通河流域境內，現今青海省海東市樂都區境內的柳灣遺址，就曾出土大量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黃河上游分支的馬家窯類型、半山類型以及馬廠類型文物。從1974年至1978年的發掘來看，柳灣遺址共出土文物5萬余件，其中大多數為陶器且部分陶器中有尚未腐朽的谷物顆粒，如M339內出土的粗陶甕全部裝有糧食。同時，在出土文物中除一部分與農業生產相關外，還有一部分數量很多的骨鏃、石球與陶球等狩獵工具。在發掘報告中還出現了96件“蚌飾”。一般史前社會的人，都會將常用的小型工具隨身攜帶，以便在野外輔助采集和挖掘可食用植物的根莖等。

在劉寶山對于柳灣遺址的研究中，柳灣墓地的人口規模總體呈現自半山類型初期約80人左右，到半山末期170人以上，之后馬廠類型時期達到高峰，再到齊家文化時期人口規模萎縮的情況。一方面，靠近山地的原始農業種植區域，在山地生物多樣性的補充作用下，其人口承載能力還是相當可觀的。另一方面，齊家文化時期開始的人口流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山地與平原時常保持著對自然環境變化的高敏感度。齊家文化時期我國進入了一個氣候相對溫暖的時期，這對原始種植業的發展是十分利好的。所以分布于河西走廊的青銅時代四壩遺址中，出現了大量隨葬牲畜。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自然環境處于較利好發展農業生產時，區域內農業社區的穩定和人口增長對山地中從事牧業生產的社會產生一定的吸引力。

（二）氣候變遷作用下的生態環境變化

大通河流域整體位于祁連山自然保護區內，屬自然生態環境脆弱地帶。在影響其生態環境的諸因素中，除一定的人為因素外，則屬氣候變遷對大通河流域自然環境影響最大。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竺可楨先生重建我國氣象史的研究表明，在我國近五千年的氣候變化中存在一個四暖四寒模式。而氣候的變化對于大通河流域的生態環境至少存在兩方面的影響。其一，從植物學角度考量，在植物的生長過程中，一般需要適當的溫度來支持其同化和異化作用。而對于本身就積溫不穩定的大通河流域的種植業，則會導致一些農作物由于無法獲得生長期所需溫度，逐漸被其他農作物所取代。其次，因氣溫與降水的變化，導致大通河流域自然災害頻發。其中，上游地區由于冰川消融速率升高，使得河流上游環境承載力明顯減弱。而中下游地區，則更容易受極端降水情況的困擾。例如，在河西走廊地區，明清時期的542年中間共發生旱災83次，平均6.5年發生1次。而頻繁的自然災害，使得大通河流域內部有著遠高于其他區域的，由“逃荒”引起的極端人口流動現象。

（三）自然環境對民族流動的影響

環境變遷賦予大通河流域多民族社會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人口的流動性。從環境史的角度出發，大通河流域內發生的這種人口流動有兩方面的特征。首先，從地理結構及氣候的整體變化來看，大通河流域存在兩個方向的流動。一是依海拔高差而產生的上下垂直移動。二是在泛大通河流域的山地與平原間，還存在一對山、川之間的左右平行移動。據相關研究表明，大通河畔的青海省門源回族自治縣在1980年以前鮮有小麥種植，隨著氣候變暖，小麥種植面積逐漸擴大，替換了原本種植的青稞……小麥的種植海拔上限從2600米提升到了2800米，上升200米；而青稞的種植海拔下限上升到了2750米，上升150米。而這種由氣候變遷導致的農作物選擇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文化結構的變化。其次，從突發性自然災害的角度來看，歷史上的大通河流域有著遠超同時期其他地區水平的高流動頻率。費孝通曾在討論極端天氣對中國小農經濟的影響時指出：“我們說話時‘災’字之下常連著個‘荒’字。荒是指農業生產的停頓，災是指土地無法耕種的情況……逃荒很可能就是我們人口移動的經常原因。”

在促成大通河流域成為一個多元文化互動頻繁之地的諸多因素中，自然環境因素是促成區域內人口流動的最基礎動因。正如“山南水北”所反映的傳統中國社會，人們對自身居住空間的選擇一樣。在“高山—平原”這一對地形類型關系的作用下，大通河流域有著超出單一地理類型區域更為頻繁的流動。這種流動分為兩個層次：其一，與大多數涉及該區域范圍的歷史研究所說的一樣，現居大通河流域內的大多數民族都是隨歷史遷徙而來。而該區域內高山與河流連綿分布的多樣化自然生態類型，總是能讓初到這里的人們，選擇符合與此前生活方式相同的區域，以供繁衍生息。其二，則是已經在此定居的各民族，又會因為該區域相對脆弱的生態環境以及人力無法抵御的天災人禍，再次選擇進入高山還是流向平原。所以，就上述兩個層面而言，反映在大通河流域內高山與平原間的地形張力，所導致的民族人口流動是極為頻繁的。但是，促使大通河流域多民族格局的形成，流動性只是其中的一面。另一方面，社會結構的穩定性，則需要從同樣與地理環境具有強關聯性的區域內部經濟結構中尋找。

二、大通河流域經濟結構的穩定性

在大通河流域多樣的自然環境中，人口流動是相對頻繁和經常性發生的。但是，就地方文化的存續與再生產而言，它又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作為支撐。而這種結構穩定性，就存在于大通河流域內的各種經濟形式間的關系之中。作為我國200毫米等降雨量線上的一段，同時也是我國由半濕潤、半干旱地區向干旱地區的過渡地帶。大通河流域內的水源分布對該區域內的經濟生產活動有著超乎其他人口更為聚居的濕潤、半濕潤區域的約束作用。在高山峽谷的地形作用下，流域范圍內屬青藏高原的湟水谷地與屬黃土高原的河西走廊，部分擺脫了原有地形結構對生產活動的制約，進而呈現出與彼此所屬地理單元的核心區域有所差別的生產生活方式。究其原因，在于流域內部高聳的祁連山脈就海拔因素對區域內降雨量與河流流量的絕對控制。

（一）受制約的農業生產

從大通河流域的農業生產分布來看，該區域在地形作用下，存在河谷農業與綠洲農業兩種不同的農業生產類型。其中，河谷農業是一種廣泛分布于青藏高原上的區域農業種植業生產類型。在大通河流域，河谷農業主要存在于大通河流域中游的門源盆地和流域西側的湟水谷地。這些分布于海拔2200米至3000米的區域，主要種植作物有春小麥、青稞和小油菜，輔以豌豆、土豆、大麥、燕麥等。作物分布以2700米為界，2700米以下的淺山、中山區域小麥與青稞的比例基本相同，2700米以上的腦山區域則基本只能種植更為耐寒的青稞。另一種廣泛分布于大通河流域的農業生產類型是以河西走廊為代表的綠洲農業。該類型主要分布在大通河流域下游以及東側的河西走廊。這些區域在河流的沖擊作用下，普遍地勢平坦，具備良好的種植條件。這些區域可開墾土地面積較少的缺點也同樣明顯。例如河西走廊灌溉農田面積在8200—9200k㎡，僅占全區面積的5%，其余大部分則為山地、戈壁和沙漠。

從大通河流域農業生產分布情況來看，該區域農業相較于某個單一類型區域而言，受到地形、氣候等環境因素的深刻影響。復雜地形結構凈增將作物生長區域強行區隔開來，尤其是垂直海拔高度的作用更甚。以2000米為界，以下以綠洲農業的小麥為主要作物，以上則以高原河谷農業的傳統作物青稞為主。故而，就大通河流域的農業而言，難以形成與其他典型農業社區一樣的人口增殖，隨著農業社區人口壓力的增長，人們只能被迫流動。但是，這種流動又在極強的環境因素制約下，只能慢慢學習并適應所到之處的耕作形式，最終融入其中。

（二）趨于固定的牧業生產

一般認為，大通河流域所具有的牧業生產屬青藏高原的高原畜牧業生產形式。這種牧業遵從利用草食動物之食性與其強勁的移動力，將廣大地區人類無法直接消化、利用的植物資源，轉換為人類的肉類、乳類等食物以及其他生活所需。但是，由于流域多山地的地形特征，依草場類型的大通河流域牧業生產又有兩種最基本的類型。第一，山地高寒草原、草甸類。該類型主要集中分布于河流上游地區，呈草場面積大、類型多，但產草量低，等級不高、地區差異大，利用季節性明顯的特征。第二，山地灌叢、疏林草甸草場類。這類草場基本與大通河流域河谷地帶的農區和林區的分界線保持一致，分布呈普遍且零散的狀態，并且常與農業生產區相混雜。

從大通河流域的牧業生產分布特征看，與區域內農業生產區分布十分相似，都有著極強的區域依附性。尤其是在海拔高度和地形特征的雙重作用下，該區域的傳統牧業生產存在強烈的定牧需求，這種定牧通常表現在草場和畜種選擇。其中草場選擇方面，逐溫而居的草場選擇，使得流域內看似流動的牧業生產，實際上是趨于固定的上山、下山的平移運動。而這種固定區域的游牧，在畜種選擇中得到了印證。流域內的畜種選擇雖以牛羊為主，但其中羊的養殖數量遠高于牛的飼養量。在拉鐵摩爾關于游牧方式的敘述中提道：“羊比其他任何牲畜更能建立衣、食、住、行和燃料的基本經濟準則。”“牧羊經濟有兩個缺點，羊的走動很慢，不能用來運輸。”這種羊所具有的特征完全適合于大通河流域牧業社會所處的自然環境。

（三）林區經濟的補充作用

過去，大通河流域山地區域生活的人們在周邊人群的眼中，是貧窮和落后的代名詞。但是這種貧窮又是相對的，作為省去生產過程的自然生態經濟類型，山地本身稀疏的人口分布以及豐富林產品，在周圍農牧業生產遇到災害之時，卻又顯示出相對富足的狀態。而林區經濟更為重要的方面，還在于這種誰都可以隨意使用的公共資源，不斷平衡著整個區域內部的貧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農業專業化生產帶來的區域商業化發展的萌芽。

對比同樣屬于民族走廊地帶的嶺南社會，在環境與人口的共同作用下，嶺南地區出現了部分地區逐漸轉向專門從事某種經濟作物的種植，進而引發稻米短缺的現象。其導致的結果是，從事經濟作物生產地方的人們，需要在銷售自己的產品后，不得不回購其他地區的糧食以維持生存的商業化過程。大通河流域與嶺南的不同，部分源于嶺南有著便利的水路交通。而大通河流域則深居內陸，同時期陸路的運輸成本遠超水路。但這種不同的根本性原因，還在于所處環境的不同。在嶺南伴隨農業專業化而來的是刀耕火種下，大片森林被開墾為農田。反觀大通河流域，祁連山森林帶主要集中在海拔2300—3300米的陰坡、半陰坡地帶。這一地帶正是該區域農業可以到達的極限邊界。森林得以保存，而商業也被海拔調服，從而使得林區經濟得以保存，區域內也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保持相對穩定的貧困狀態。

透過大通河流域存在的經濟生產方式，該區域從宏觀角度而言，屬典型的半農半牧經濟類型區。雖然就經濟類型分布來看，這里亦如其他半農半牧區一樣，總體呈現出農、牧業相互環抱的基本狀態。但是，整個流域在山地地形的作用下，讓進入這里的民族和群體只能被動選擇從事與所到區域相適應的生產活動，從而讓高頻率的流動受到一定程度的固定和約束。當然單純依靠流域生產空間限制，并不能完全補足大通河流域穩定的區域經濟結構。大量存在的林區經濟，則是最終促成區域內經濟結構閉環的關鍵。處于農、牧業對沖地帶的林區經濟，不僅作為緩沖帶卸去了一定程度彼此擴張發展的壓力，更為重要的是大量公共資源對本身發展受限的流域農、牧業經濟起到了補充作用。從而促使大通河流域內的經濟結構長期處于一種相對貧困的平均主義狀態之中。

三、共享與融合的多民族區域文化的特征

大通河流域作為歷史上許多民族你來我往的交會之地，反映在現存該區域內部民族文化上的多樣性特征。自然環境作用下的頻繁流動與經濟生產類型的相對穩定，讓不遠萬里來到這里的不同民族文化，普遍進入一個與區域環境相適應的地方性文化再生產的過程之中。而這種起初表現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共享，隨著彼此間相互了解的深入，逐漸產生出由借鑒到不分彼此的文化融合。最終致使區域內的總體文化特征呈現出與差異性的高樹藩籬不同，更為強調區域內部文化結構的同一性發展。

（一）共享到交融的區域民族文化

大通河流域范圍內流行的諸多地方性民族文化中，以“花兒”最具代表性。作為廣泛流傳于我國西北甘、青、寧三省區，深受漢、藏、東鄉等民族群眾喜歡的一種民間音樂形式，一直備受西北地區民族文化研究的關注。由于回、漢兩族通用漢語，而“花兒”在演唱時也以漢語為主。柯揚就曾從地域角度表示，“洮岷‘花兒’主要是漢族人所創造和演唱的‘花兒’。而臨夏‘花兒’則是回、漢、東鄉、保安、撒拉等民族的人民所共同創造和演唱的‘花兒’，這一點，人們的看法是一致的。”同時，他以臨夏“出門人的歌”出發，進一步提出“臨夏‘花兒’中反映‘出門人’生活及離情別緒的歌，最早是由回族人民創造、演唱的，后來才逐漸被各族人民傳唱，并長期保留下來。”無獨有偶，周夢詩也從歷史上河州地區的回族角度出發認為，大部分傳唱“花兒”的民族，“他們演唱‘河州花兒’時，都按河州的回民話進行演唱，他們所創造的曲令都是河州諸令的變異體和派生體……（花兒）真正的‘源’就是河州的‘回族花兒’。”

大通河流域作為“花兒”藝術形式的流行地，雖然起先也曾有過被歸為某個民族文化特質的論調，但很快就在區域內各民族共有的認識中逐漸消失。正如，大通河畔的天祝自治縣天堂鎮每年舉辦的“花兒”會一樣。每到集會的日子，附近包括青海和甘肅的各民族“花兒”愛好者們，都會歡聚一堂，共享這一地方性的文化集會。而這種民族間文化共享所帶來的是各民族了解深入后彼此文化交融的發生。正如流域內廣為傳唱的《格薩爾》所反映的一樣。隨著民間非物質文化遺產發掘工作的開展，大通河流域范圍內除藏族外的其他民族中也發現了大量傳唱《格薩爾》的民間藝人。

（二）流域文化結構的同一性

文化作為觀念和實踐的統一體，其本身實際上是一種觀念引發實踐，實踐又反過來影響觀念的往復過程。而這種循環往復在歷史過程的作用下，逐漸形成了被薩林斯稱之為“結構再現”的文化結構形式。

總結多民族聚居的大通河流域的一般文化特征，就需要從區域整體的文化內在結構入手。一般將文化結構分為外層、中層和內層三個層次。其中，外層指物質文化，中層為心理結構，內層為文化內核。對于文化結構的看法，還存在著金字塔模型和原子核模型等不同的描述。但不論是從何種角度切入，都離不開文化所包含的物質與觀念這一對最基本的二元結構型。而這種二元結構型在大通河流域中，則正如流域內高山與河流的基本地理構成所反映的一樣。各民族迥異不同的物質文化形式，就像大山所具有的生物多樣性，不斷豐富并充實著高山的壯麗多姿。而隱藏在豐富多彩背后的，則是“水潤萬物”所隱喻的流域文化內核的同一性。

在諸多文化內容中最深層次的部分被稱為文化內核。格爾茨曾提醒人們，想要理解他人的理解，就要弄清楚他們究竟認為他們在干什么。會聚于大通河流域的各民族，亦如歷史中所不斷發生的一樣，如何在流域強自然因素影響下滿足生存所需成為他們的共同目標。這也直接導致流域內生活的人們，形成更為趨同的價值觀傾向。尤其是近年來，流域內各民族面對現代化發展的需要所作出的調整和適應。例如，青海省門源回族自治縣，于2017年舉行了以區域內華熱部落、白牦牛等具有藏族傳統特色的文化旅游節。而這正是大通河流域作為歷史中不同民族“你來我往”的交會之地，所賦予區域內生活的人們區別于彼此間的差異，而更為強調同一性文化內核的最好佐證。

綜上所述，大通河流域在環境和經濟生活的雙重作用下，形成了一種流動與穩定并存的基本社會形態。生活其間的各民族，雖然都攜帶自身文化隨歷史遷徙而來，但來到這里的各種文化都在較強的自然環境作用下，產生了環境對文化的影響。這就讓大通河流域多民族社會的故事，從某個民族攜帶先進文化進而征服該區域的故事，變成了各民族來到大通河流域后，共享自身所具有的優秀文化，以更好地抵御來自大自然對人類生存威脅的故事。而這種從歷史時期就開始的共享到互融的過程，也造就了該區域文化結構的同一性特征，從而讓大通河流域顯現出各民族文化“多元統一”的新文化共同體式凝結。

四、結論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山水”常作為一對十分典型的象征物，持續傳承著中國人觀念世界里的志愿與情思。之所以古人常常寄情于山水之間，一方面在于中國的地理范圍內，分布著廣泛的高山和大河。正是這些高山大川使我們的祖先得以繁衍生息，所以人們敬畏山河，也熱愛山河；另一方面，山水同構之境所顯示出的自然和諧的共處之道，也符合中國傳統文化中“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的最高理想。地處我國西北地區的大通河流域，正是構成中國許多山水境地之中的一隅。在大通河流域地區的研究中，過往的社會史和事件史只能部分地探明大范圍歷史性人口遷徙給區域帶來的影響和變化。但是，當這些解釋面對什么是造成該區域民族文化復雜性的原因，以及在現代化背景下該區域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情況，往往是無從下手的。

由于在大通河流域核心地區的山地地形與泛大通河流域廣大的平原地形之間，造成了一種來自地形動力學方面的張力，進而引起比事件史顯示出的遷入和遷出更為頻繁的區域內的人口流動。在技術并不發達的前現代社會，這種流動是遠超同時期其他地形結構相對單一的地區的。這種流動，又被同樣是地理環境的約束作用下產生的有嚴格區分的生產類型分布所固定著。在大通河流域這種作用是十分明顯的，人們常在人口自然增長和氣候變化的作用下，頻繁地往返于山地與平原之間。在此過程中，先前各民族所攜帶而來的文化，往往在面對流域內強大的自然因素時，只能處于輔助的從屬地位。這就導致進入大通河流域后的各民族文化，普遍經歷了與人群聚散相平行的，從共享到融合，再到析分和重組自身民族文化特征的一般化過程。而這一過程在滿足生存需求的共同目標中，也同時塑造了流域多民族文化趨于同一的結構性特征。

發生在大通河流域內的流動中的融合，也正是中華民族形成歷程中的一個縮影。作為一個自古以來就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生活在這里的不同民族，長期處于頻繁的交往和互動之中。而這種長時間的互相浸染，最終形成了汲取各民族優秀文化并將其融會貫通的中華民族。就像在大通河流域經驗中所反映的一樣，人們目之所及的高山之上，遍布著絢麗多彩的各民族文化。而在萬物蓬勃的山下，各民族又如百川歸海般匯集成團結、包容的如水一樣的民族品格，并持續受到滋潤和養育，最終構成了一幅“山水與共”的中華民族團結共進的壯美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