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新發現的四川護理總督胡景伊等于1912年10月20日致袁世凱及國務院的電報，可對民國元年特使蔣鳳祺赴察隅南境巡邊標界作進一步考釋。針對1912年初英印派遣軍隊非法侵入察隅南境，蔣鳳祺奉命巡邊，識破英印軍非法在傳統習慣線以北搶占要地的戰略意圖，于亞必曲龔豎立中華民國界牌。該電報是確證我國領土主權的重要歷史證據，能夠進一步揭示英印“戰略邊界計劃”和非法的“麥克馬洪線”的侵略性與擴張主義本質，深化對當時川滇兩省西征的認識。

【作者簡介】呂昭義，1948年生，云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教授。

【文章來源】《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24年第4期。原文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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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6月中國特使赴察隅巡邊并在亞必曲龔豎立界牌，是繼清末趙爾豐部屬在此標界之后新成立的中華民國捍衛中國領土主權的重要行動。關于此事筆者曾撰文考釋，指出宣統二年（1910），在英國和英屬印度策劃將中印傳統習慣線從喜馬拉雅山南側坡腳北移至山脊以建立封鎖鎮壓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戰略邊界計劃”之際，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派遣程鳳翔率邊軍后營進駐察隅，到察隅南境亞必曲龔豎立旗幟，建立界牌，標示邊界。1912年6月間，一位中華民國特使赴察隅，會同察隅縣委員茍國華，南下巡邊，并于原程鳳翔部標界的位置再豎立“中華民國川邊察隅南界”的界牌。

之前的研究，考釋中華民國特使赴察隅巡邊標界所依據的史料主要來自英國印度事務部檔案，筆者搜索有關漢文史料，但久久未得，只得于2012年特使巡邊標界一百周年之際撰文紀念。由于沒有相關漢文史料的考證，諸多史實尚不明朗。第一，特使究為何人？在英國駐成都總領事務謹順（Wilkingson）1912年4月21日信件所附特使從成都出發赴邊的報道中，特使姓名的英譯文為“Chiang Feng-ch'i”，而1914年2—3月間英屬印度東北邊境特區政治助理官員奧卡拉漢（O' Callagham）帶隊再至亞必曲龔見到這塊“中華民國”界牌，其上標示的特使為“Chiong Fong Chi”。顯然，兩者就是一人，然而孰對孰錯？還原為漢文究為何人？難以辨識。第二，在派遣特使前，該年年初英印為實施“戰略邊界計劃”派遣遠征軍非法侵入我國藏南地區，其中一個分隊侵入察隅南境，特使的派遣是否與此相關？換言之，特使的派遣是否有切實的針對性與目的？第三，特使對非法進入察隅南境的英印軍活動情況有何發現，對其意圖作何判斷？作何種應對？第四，在特使巡查后，四川和云南的軍政府奉命西征，西征與特使的巡邊是否相關？換言之，川滇的西征除挽救川邊和西藏的危局外，是否還兼具抵御英印侵占中國固有領土的目的？

一、“中華民國川邊察隅南界”界牌的電稿

2019年10月，筆者趕赴臺灣省，從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民國外交部檔案中查到1912年9月四川護理都督胡景伊、副都督張培爵致袁世凱、國務院、蒙藏事務局關于特使赴邊豎立界牌的電報譯稿。以下為該電報譯稿的抄寫件：

袁大總統、國務院外交部、蒙藏事務局鈞鑒：

午密。本年春間，由籌邊處總理黃煦昌派員蔣鳳祺帶翻譯、向導馳往雜（“雜”即察隅，在漢文文檔中這一地名有不同書寫，如咱義、雜瑜、雜、雜喻等，1910年程鳳翔部進駐該地后，趙爾豐奏準設縣施治，定為察隅縣——引者注。下同）迤南沿邊一帶調查情形去后。今據該員會同雜設治委員翁（茍）國華呈稱：委員等四月十五日率兵十余名及熟悉土語夷民、強壯背夫，裹糧負幕，溜渡龍川江西岸，沿江南行至灑馬半站。崢崖峭壁，渺無人跡，日行數十里，于十八日抵亞必地方，即亞比岡，東臨大江，南鄰猓境，北接瓦隴，居高臨下，形勢峻險。山巖次第，連展兩坪，均廣卅余畝。去年英兵兩營來此，上坪結有瞭望棚，下坪亦結營棚五十余間，棚頂四壁均毛草為之。修路十余里，直達營棚，面寬八尺，平坦如坻。棚側大石，刻有英文，譯曰：一千九百十二年陸軍中尉官率工程隊及礦夫到此紀念。英人未到時，國華曾豎界牌、龍旗于舊日界址。乃英人修路刻字均入界牌三里之遙，甚至測繪深至灑馬，游弋已至八子通。英兵之來，或謂慮雜喻設員，猓為邊有，或謂因滿清推到，乘機侵占。而猓境入共有三道，亞比最占形勝，所侵雖僅三里，然我必棄東岸之徐（德）能，西岸之瓦隴，退扎打曲通高坪，始有險守。鳳祺因于舊界牌側，另立木質新界，書：中華民國川邊雜南界等字，并留國旗一張，英文函一件，交國華手，以備將來交涉等情，呈請核示前來。

查亞比向屬邊地，隸我版圖。英人乃竟乘機越界屯兵，修路刻石，蓄意侵占，若不急為之謀，必將得寸進尺，后患無窮。當如何與該國交涉查辦之處，事關重大，應請大總統、大院、大部詳籌密示，以資遵行。胡景伊、張培爵叩。尤。

從此份電報終于得知赴察隅巡邊標界的特使為蔣鳳祺，上述英文界牌上的“Chiong Fong chi”為抄寫之錯誤，當依務謹順翻譯之“Chiang Feng-ch' i”。發報人為胡景伊、張培爵，前者時任四川護理都督，后者為四川都督府副都督、民政長。電文末注以韻目代日“尤”（以下將此電稿簡稱為“尤電”），發報日期當為民國元年九月十一日，即1912年10月20日。電文第1頁夾縫中注外交部收存日期九月十三日，即10月22日。

電稿轉呈蔣鳳祺關于赴察隅巡邊考察及標界的報告，并請示處理辦法。蔣鳳祺報告的主要內容分兩部分，一為陳述英印派遣軍隊越界侵略活動，一為報告在原趙爾豐所部建立“中華帝國界牌”處建立“中華民國界牌”。

“尤電”的意義不僅在于其包含的信息，還在于這些信息將中外文檔中有關記載之分散孤立者融會貫通，模糊隱晦者揭示明朗，錯訛不確者辨別匡正，有助于對于察隅南界民國界牌豎立的緣由、過程及意義，以及川滇西征有一個完整而清晰的認識。

二、蔣鳳祺的出使與巡邊標界

1910年10月英屬印度總督明托（Minto）在其即將卸任之際提出“戰略邊界計劃”，圖謀將中印邊界東段從原有的沿喜馬拉雅山南側坡腳行走的傳統習慣線北移至山脊。哈定（Charles Hardinge）繼任后經過一段時間的猶豫，堅持明托提議，并報請英廷批準實施“戰略邊界計劃”，以薩地亞政治助理官員威廉森被殺為借口，分別向中國西藏地方管轄下的門隅、珞瑜、察隅地區派遣軍隊，勘測地形，刺探民情，為其所謂“戰略邊界”走向提供依據。英印進犯察隅地區的軍隊由繼任薩地亞政治助理官員的鄧達斯率領，分為兩路，一路進入杜萊河谷，一隊由鄧達斯親自帶領溯“洛希特河”而上進入察隅地界。

英屬印度此次侵犯察隅正值中國清朝覆亡之際，川中政局激烈震蕩，變端頻發。1911年5月四川發起“保路運動”，6月17日在立憲派的主導下建立四川保路同志會，聲討盛宣懷賣國，號召“文明爭路”，各地紳民應者云集，全川各州縣紛紛成立保路會。8月原川滇邊大臣趙爾豐入川接替同情立憲派的王人文，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于9月7日誘捕保路運動領導人蒲殿俊、羅綸等人，并下令槍擊到總督衙署請愿的群眾，釀成“成都血案”，引發“保路運動”迅速從“愛國護路”發展為“推翻專制，建立民國”的武裝斗爭，各地發動起義，圍攻成都。趙爾豐急調護理川滇邊務大臣傅嵩炑入川，滎經、雅州等地同志軍沿路阻擊，雙方在大相嶺展開戰斗。清廷派端方率湖北新軍入川鎮壓，免除趙爾豐四川總督職務，留任邊務大臣。武昌起義后，趙爾豐聯合立憲派及成都士紳于11月27日發布《四川地方自治文》，宣告脫離清朝，建立“大漢四川軍政府”，蒲殿俊任都督，同盟會四川領導人尹昌衡任軍事部長，約定趙爾豐離蓉赴川邊辦理邊務。趙爾豐并未按約赴川邊，而是擁兵蟄居成都，窺測時勢。12月8日，原清軍巡防軍發動兵變，蒲殿俊出逃。尹昌衡調集新軍平定兵變，建四川軍政府，尹昌衡出任都督。兵變之際，趙爾豐密令傅嵩炑調集邊軍來川，妄圖奪回政權。尹昌衡截獲趙爾豐密令，于12月22日誅殺趙爾豐于皇城明遠樓，隨即派軍擊潰東進之邊軍，生擒傅嵩炑。尚在成都“大漢四川軍政府”之際，重慶同盟會也發動起義，建立“重慶蜀軍政府”，張培爵任都督。成都四川軍政府建立后，四川、重慶雙方談判，于1912年3月11日合并兩地軍政府，名稱仍用四川軍政府，尹昌衡任都督，張培爵為副都督。

四川政局稍定，但川邊形勢急劇惡化。辛亥革命爆發后，駐藏川兵舉事，劫持駐藏大臣聯豫，宣言回川“革命”。英屬印度總督哈定得知拉薩發生兵變，召見十三世達賴喇嘛密談。在哈定的唆使下，達賴喇嘛“密檄康地僧徒，嗾蠻民仇漢”，并派遣達桑占東回藏煽動武裝暴動。達桑占東組建僧俗民兵，自任總司令，于1912年初大舉東進，圍攻川邊各處改流地方，察隅也被阻隔、圍困。此時，大部分邊軍已被傅嵩炑東調入川策應趙爾豐復辟，僅存駐守察木多的彭日升營和駐守打箭爐的顧占文營。傅嵩炑被擒后，留守邊軍推舉顧占文為統領，但防務空虛，士無斗志，軍無紀律，無力挽回頹敗之勢，只能困守巴塘。

在此困苦危急的情形下，顧占文接到察隅縣委員茍國華關于英印軍隊入侵察隅南境的稟報。茍國華于十一月十八日（1912年1月6日）、十一月二十三日（1月11日）、十二月初九日（1月27日）三度稟報英印軍隊侵犯情形，并備文請新軍前營右哨開往察隅駐防，請求顧占文“特派勇謀兼備之將，另委諳練外務之員早為對待”。顧占文接報，無力回應茍國華的請求，只令其：“英兵到境，務會商駐防弁長和平以待，萬勿激烈，致生交涉。”在這期間，茍國華還致函鹽井駐軍，請其轉報。顧占文接鹽井駐軍報告后，回復稱，英兵入侵事“已據雜瑜茍國華報告也”。茍國華再三稟報，其焦慮急迫情見乎辭，而顧占文的態度，也實出于無奈。顧占文批復茍國華的同時，也將其稟報轉呈國務院及四川當局。

尹昌衡主政四川，雖百務纏身，但挽回川邊危局，防范外人侵犯是首要之急務。四川軍政府成立之初，尹昌衡即委任黃煦昌為“爐邊宣慰使，執行前清邊務大臣事”，又于四川軍政府下設籌邊處，黃煦昌總理其事。黃煦昌任事后即派遣蔣鳳祺巡查察隅、珞瑜。據英國駐成都總領事務謹順在1912年4月21日信件所附關于蔣鳳祺及其翻譯啟程前往察隅的報道，蔣鳳祺出發之日當為此前一至二天，即陰歷之三月初。

查考“尤電”，蔣鳳祺當于陰歷四月十日前后到達察隅縣設治處絨密，與茍國華商議后，于四月十五日（5月31日）啟程赴察隅南境，“尤電”記其行程：

溜渡龍川江西岸，沿江南行至灑馬半站。崢崖峭壁，渺無人跡，日行數十里，于十八日抵亞必地方，即亞比岡，東臨大江，南鄰境，北接瓦隴，居高臨下，形勢峻險。

電文中之“龍川江”，即為現今之察隅河，在英國及英屬印度文檔中稱為“洛希特河”（R. Lohit）。宣統二年（1910）段鵬瑞奉命踏勘門空、桑昂、雜瑜諸地，在其《雜瑜全境輿圖》中記為綽多穆楚河。宣統三年（1911），夏瑚宣慰僜人，也從絨密出發，因其“怯溜索，以皮船渡之”。“灑馬”位于察隅河西岸，也譯寫為“沙馬”“沙美”，段鵬瑞《雜瑜全境輿圖》中記為“撒馬”，在其給趙爾豐的察隅縣地畝、戶口、牲畜、稅賦冊報中于下雜瑜西岸一帶項下登記該地有居民7戶。“亞必”，即亞必曲（英文記為葉普克河，R. Yepuk）。“亞必岡”，為亞必曲龔，即亞必河流入察隅河之河口地段，段鵬瑞繪制的《雜瑜全境輿圖》中載有該地，且標示為程鳳翔所部插旗標界處。“瓦隴”，位于察隅河西岸，又記為“瓦弄”，段鵬瑞《雜瑜全境輿圖》中標為“窪隆”，在其地畝、戶口、牲畜、稅賦冊報中下雜瑜西岸一帶項下記為“娃隆”，有居民1戶。

蔣鳳祺到達亞必曲龔后即調查英印軍侵犯情形。據“尤電”，英印軍在亞必曲龔平壩結扎上、下兩處營棚，修筑道路，且由此北上活動，“甚至測繪深至灑馬，游弋已至八子通”。灑馬地理位置已如前述。“八子通”，似為今之“巴安通”，段鵬瑞《雜瑜全境輿圖》中灑馬以北的“博安桶”，或為其地。

更為重要的是蔣鳳祺在原程鳳翔部建立“中華帝國川邊察隅南界”以北三里之遙，親見英印軍所筑道路及刻石碑文。他推斷英人此舉的意圖為：

猓境入共有三道，亞比最占形勝，所侵雖僅三里，然我必棄東岸之徐能，西岸之瓦隴，退扎打曲通高坪，始有險可守。

此段文字中，“猓境”當為僜人地域，在英印的文檔和西方的著述中將僜人記為“密西米人”（Mishmis），并將其分為若干支系，下文中的“米朱人”（Mijus），即其中之一。宣統三年夏瑚宣慰僜人，于七月初八日（1911年8月31日）進至亞必曲龔，九日（9月1日）在隨同其出使的亞必曲龔附近居民扎噶的引導下巡查1911年1—2月間英屬印度薩地亞政治助理官員威廉森率隊竄行至亞必曲龔豎立旗幟處，記述其地：“其形勢東西為一小河溝（即亞必曲），水向東流注于大江（即察隅河），其南岸為猓玀界，北岸屬察隅縣，插旗之處在河南，百姓沿河而居，僅十余戶。據扎噶云山里尚有數十戶，原屬雜協傲管轄，總其名曰下雜。”威廉森插旗后，見程鳳翔所部插立大清龍旗，并到附近村民家，得知該地已為程鳳翔部接管，并發有“護照”，遂拔除所插旗幟離去。

電文中之“徐能”，錯，當為“德能”。段鵬瑞《雜瑜全境輿圖》標記為“得哩”，在其戶口稅收普查冊報中東岸一帶項下登記“得哩一戶”。“打曲”，段鵬瑞《雜瑜全境輿圖》中喀耗對岸以北不遠處有標記為“打曲”的溪流注入察隅河。輿圖中未記有“通高坪”，“尤電”之意似為從打曲通向某一高地的平壩。

從上述地理位置及地形地貌來看，蔣鳳祺所言堪稱一語中的，切中英印軍在原“中華帝國川邊察隅南界”以北三里修筑道路、刻石銘文的軍事戰略圖謀的要害。1912年英印遠征軍結束侵犯中國門隅、珞渝及察隅地區的活動后上報關于勘測“戰略邊界”走向的報告。總參謀部依據呈送的報告，對明托提出的“戰略邊界”走向進行若干修改，其中對“洛希特河谷”地段邊界走向的修改如下：

邊境哨所的位置在麥尼克賴（Menilkrai），這一中國豎立其龍旗以標示他們在洛希特河谷最南端邊界的地點，不能提供邊界線的標記，他們之所以選擇這個地點顯然具有不容許我們在瓦弄（Walong）這一河谷內唯一適宜的地點建立邊境哨所的意圖。瓦弄是一個建立哨所的理想之地，它地勢高聳，控制著該地以北的河谷兩岸，有利于修建牢固的哨所，在其所在的高地上有三條小溪流淌而下，水的供給沒有一點兒困難。

邊界線迫切需要阻止中國人進入上至沙爾提(Saalti)并抵達康提壟（Hkamti Long）的道路和上至托曲河谷（Torchu Valley）抵達竇河谷（Dou Valley）的道路，這兩條路從洛希特河谷岔出并沿河谷兩岸平緩的支脈上行至山鏈，因此邊界線應在這兩條路從洛希特河谷岔出處以北的某個地點穿越洛希特河，還應將格勒-達克魯山口（Glei-Dakhru pass）劃分在我們一側。這個地點應當在瓦弄以北數英里。

瓦弄在上世紀中期尚為密西米人所居住，現在是西藏牧人為密西米主人放牧牛群的場地。在洛希特河的左岸有三個西藏小村子，即喀耗（Kahao）、冬（Dong）和提奈（Tinai），每個村子有一二間房屋，如果將其囊括在邊界線我們一側，就要對他們作出安排。其中兩個是不久前得到默許才居住進去的。三個小村的居民總數不超過50人，都是米朱人雇用來輔助他們放牧牛群的。

此文中，“麥克尼賴”即夏瑚日記所載的“悶空”，程鳳翔所部豎立旗幟及界牌處所在該村以南。“托曲”，即為“尤電”中之“打曲”。“格勒—達克魯山口”，即中國地圖中的格勒山口，該山口以下即為僜人居住的杜萊河谷地。夏瑚宣統三年夏秋奉命進入該谷地，宣慰僜人諸部，繪制輿圖，登記戶口地畝，委任地方官員。“喀耗”，即段鵬瑞《雜瑜全境輿圖》圖中之“呷荷”，位居綽多穆楚河東岸，其北有一條未標名的小溪自東而西流入察隅河，對岸以北不遠處即為自西而東流入察隅河的打曲。“冬”，考其位置當為段鵬瑞《雜瑜全境輿圖》之浪巴或其附近。“提奈”即“德能”。

毋庸贅言，英屬印度和英國修改原明托提出的“戰略邊界”在“洛希特河流域”走向的意圖即在于侵占戰略要地瓦弄，控制中國僜人地區及緬甸西北的通道，阻隔中國與英屬印度東北地區及英屬緬甸之間的聯系。

還須要指出的是，在“西姆拉會議”期間，英方代表麥克馬洪私下與西藏地方代表夏扎非法交涉，炮制非法的“麥克馬洪線”。該線在“洛希特流域”的走向為：自西向東穿過格勒山口，西南下行后沿托曲（Tho Chu）北岸平地向東橫跨“洛希特河”，再逆德能以北的德曲（Di Chu，即上述段鵬瑞《雜瑜全境輿圖》中未標示名稱的小溪）北岸平地東行經達魯克山口進入緬甸。非法的“麥克馬洪線”承襲上述侵占軍事要地的戰略意圖昭然若揭。

基于上述判斷，蔣鳳祺采取兩項對策。第一，在原程鳳翔豎立界牌處設立“中華民國川邊察隅南界”界牌。據英國印度事務部文檔中鄧達斯的報告，此界牌并非蔣鳳祺巡視之時豎立，而為其返回察隅制作完成后再派員攜帶至其地豎立，并搭建木棚遮蔽風雨。此次建立的界牌以漢、藏、英三種文字書寫，“尤電”記漢文界牌，未載建牌者和日期。鄧達斯記其英文：The southern boundary of Chuan Tien Tsa Yu of Chinese Republic established by special Commissioner Chiong Fon Chi and magistrate of Tsa-Yu, Kes Min Chin-Tsa-Yu, June 9th 1912.該年陽歷6月9日，為陰歷四月二十四日，距離蔣鳳祺到亞必曲龔巡邊已有6日，界牌上的日期當為返回察隅后界牌制作的日期。

第二項對策即“尤電”中所說“留國旗一張，英文函一件，交國華手，以備將來交涉”。如上所述，茍國華曾在給顧占文的稟報中要求“派諳練外務之員”前來交涉，蔣鳳祺到察隅之時英印軍遠征隊早已撤走，故交給茍國華“國旗”和英文函件，以備日后英印軍再來侵犯時作為交涉之用。這里所說的“國旗”當為中華民國之五色旗。從“尤電”來看，蔣鳳祺辦理此兩事后，即離開察隅。

三、川滇西征與“尤電”的拍發

蔣鳳祺所辦兩事只是臨時應急之舉，并不能從根本上防范英印之侵占。當其尚在察隅之時，即向川督尹昌衡報告其巡邊情形及川邊兇險的戰局。尹昌衡接蔣鳳祺報告，決心出兵西征，以挽回川邊之危局和防范英印對察隅南境之侵占。民國元年四月二十一日（1912年6月6日）尹昌衡致電在武昌的民國副總統黎元洪：

藏衛消息不通，最近變亂情形，屢電滇轉江孜，皆未得復。頃據專員探報：巴塘西南一千五百七十里之雜瑜南境與英屬印度阿薩密交界地吏［理］珞瑜，前英兵竄入并樹志國旗，但無戰事。又里塘南五站之鄉城，已為蠻寇所陷。以上兩處皆屬四川邊地，除迅速派兵前進，并一面偵探……

此電文中之“專員”即為蔣鳳祺，其中稱“察隅南境與英屬印度阿薩密交界地吏（理）珞瑜”，引用書籍之編輯者將原電稿中之“地吏”改為“地理”，從整句來看應為“地方”更為貼切。電文將察隅以南稱為“珞瑜”，是錯誤的，應當為僜人地區，珞瑜尚在其西。將僜人地區誤認為珞瑜，這在其時的多種文報中時有出現。

黎元洪于五月一日（6月15日）將尹昌衡電稿轉電袁世凱。在此之際，蜀軍北伐司令熊克武、云南都督蔡鍔也致電袁世凱，報告川滇邊險情，請求出兵進援。

五月九日（6月23日）國務院致電尹昌衡轉達袁世凱令：“川省與西藏唇輔相依，歷來籌辦藏事，皆以川為根本，該督迭次來電，亦以藏事自任，務即揀派得力將領，帶隊由巴塘一帶疏通道路，節節前扎。”

五月十一日（6月25日），尹昌衡致電袁世凱及國務院，除報告藏局外，還轉呈顧占文關于英印軍入侵情報及其請求：

據顧統領來文，英官長官都拉蓑、鎖伏來二員在珞瑜修整道路，意尤叵測，一面飛馳察木多彰［彭］營嚴密偵防外，應請貴處速呈都督主裁，并［札］催吳宣慰（應為四川軍政府成立之時尹昌衡委任的“爐邊宣慰使黃煦昌”）迅速到邊。

顧占文所報英印軍入侵情況來自茍國華的稟報。十一月十八日（1912年1月6日）察隅縣委員茍國華接德能村民報告“洋兵已至德能村，約有三百余人”，在茍國華擬寫呈送邊軍統領顧占文的稟報之際，又接“有熱巴夷民白馬曲批來報稱，洋人約有千余人，已至瓦弄，距波密兩站”。茍國華派通事楊萬全奔赴瓦弄探查情形，二十三日（1月11日）楊萬全報告洋人在瓦弄建造草棚，在界南修路。十二月初四日（1月22日），茍國華再派上、下察隅小頭目二人、通事楊宗漢、前營右哨哨兵晏大旗五人前往瓦弄，初八日晏大旗返回報告：“大旗等四人直至彼族營中，與彼族官長一名都拉蓑、一名瑣伏來相談。該瑣伏來尚能漢語，據云，彼等來此亦與吾邊軍分防各地情形相同，亦無他事也。”晏大旗暗查來瓦弄的洋兵“約有四百之譜，均有器械，日在界南一帶修路寬五六尺”。晏大旗等人會見之英官都拉蓑，即為前述率領英印軍分隊溯“洛希特河”進入察隅南境的鄧達斯，所說“日在界南修路”，當為其時英軍筑路尚未及邊界，待蔣鳳祺等南巡之時見到所筑道路已越界深入數里。茍國華將前后數次探訪情形報告顧占文，同時駐防鹽井的邊軍也探得英人入侵消息，轉報顧占文。

尹昌衡在此電文中提出，“前后兩藏均已危殆萬分，當由昌衡、培爵籌撥陸軍一支隊，隨同籌邊宣慰使克期入藏”，并請袁世凱統籌經費及與英駐華公使交涉。

次日，尹昌衡再電袁世凱，提出解救邊藏危局的兩項辦法，一為“派遣川滇各邊勁旅，星夜赴援”；一為“收集駐藏陸軍，背城一戰”。關于第一項辦法：

川邊已由昌衡、培爵飛馳察木多、巴塘一帶防軍兼程西進，更遣支隊接續；滇防滇邊，由應懇大總統令飭云南都督迅派兵隊，兩面齊舉。

隨后，尹昌衡還提議委任熊克武為西藏經略使“進防藏衛”。就在與袁世凱電報往返之際，川邊局勢瞬息劇變，尹昌衡意識到要挽救危局，絕非僅由黃煦昌帶一支隊所能解決，于是毅然決定親自率軍西征。尹昌衡在其《西征紀略》記述其事，黃煦昌任爐邊宣慰使后，面對川邊危局，“亟請兵，議十余次，兵餉仍無著”。尹昌衡抱病出席會議，“煦昌歷述危難，聲淚俱下，眾皆嘆惋”，然會議僅決定“以第三師十一團朱森林援邊藏，月餉五萬兩”。尹昌衡憤然而起，批駁出兵一團為“一杯水救一車薪火”，歷數其“十失”，聲言“當此存亡一發，惟有昌衡親征，足以去十失，而開十利”，并宣誓其決心“國家成敗，在此一舉。余愿前趨以當敵，令各師出軍兩團，或無推謝。有不愿者，從之以軍法”。尹昌衡力排眾議，舉薦胡景伊護理四川都督，于六月十四日（7月27日）奉中央電令率師西征。

尹昌衡兵分兩路，北路由道孚、爐霍、德格西進，南路出河口，進里塘、巴塘。與此同時，殷承奉中央指令率滇軍由維西出兵向鹽井推進。川滇軍西征沉重打擊了西藏地方分離勢力的氣焰，西藏地方政府表示愿與中央政府和平處理善后問題。在此情形下，英國和英屬印度扶持分離勢力的活動從幕后教唆走到臺前干預，發表“八一七備忘錄”，以承認中華民國問題為要挾，以封鎖中國經中印邊境入藏為手段，壓迫中國政府停止西征。

袁世凱把持的北京政府對外政策以懇求列強承認民國為首務，故在與英國關于“八一七備忘錄”交涉中節節退讓。以革命黨人為主建立的四川與云南地方軍政府強烈反對向英人屈服，堅持西征。但是，如何進兵，川、滇存在較大分歧，爭議的焦點為鹽井屬川邊還是屬滇。尹昌衡將鹽井及其以西，巴塘、理塘、昌都等作為其戰區，而滇督蔡鍔及云南西征軍統領殷承提出的作戰計劃則為自維西出兵，攻鹽井，解救困守巴塘之顧占文部，再出江卡，經昌都，直搗拉薩。八月二十七日（10月7日）滇軍進占鹽井，并提出繼續西進，攻取察隅、珞瑜的作戰計劃。尹昌衡、胡景伊等人反對滇軍西進，川滇爭執擴大。

袁世凱利用川滇爭執，首先以川軍獨任為由，阻止滇軍西進。九月十日（10月19日）巴塘解圍，同日國務院致電令蔡鍔，規復鹽井后“滇軍即可駐師，專顧滇北門戶，毋庸再進可矣”，并稱“川邊各屬，本系該省地面，川軍既能獨任，甚為妥善”。十一日（20日）蔡鍔致電國務院轉述殷承電報，仍堅持滇軍西進。同日，胡景伊、張培爵拍發“尤電”，轉呈特使蔣鳳祺赴察隅巡邊及建立界牌的報告。該報告當為蔣鳳祺尚在察隅時與茍國華共同擬寫，蔣鳳祺離開察隅后，幾經輾轉到達巴塘，將報告交顧占文，顧占文電告胡景伊、張培爵等人，胡、張迅速電報袁世凱、國務院、外交部、蒙藏事務院，以此證明關于英印軍侵犯察隅邊境，四川軍政府已有應對。此后，蔡鍔、殷承屢電中央力主滇軍由鹽井派軍隊進兵察隅、波密，配合川軍西進。九月二十三日（11月1日）國務院電告蔡鍔，內稱珞瑜、波密已有川員前往，滇軍“仍應遵令勿進，免滋輕挑外釁”。在袁世凱的壓制下，滇軍不得不駐守鹽井，不再西進。

袁世凱阻遏滇軍得手，再對川軍施壓。尹昌衡專任西征，解昌都之圍，收復陷落多地，先鋒進抵江達，秣馬厲兵，作揮師直入拉薩的準備，并在爐城建立邊藏鎮撫府，親任鎮撫使，派官員赴各地設治，九月二十五日（11月3日）報告北京政府“西入軍隊，大集昌、巴，前鋒已行，瞬據江達。如以藏務相委，自然萬死不惜”。袁世凱次日緊急回電：“民國初建，萬不容輕開外釁，應仍恪遵迭次電令，暫勿深入，再候進止”；對于川藏鎮撫使的命名，也恐招致英人之不滿，下令改為川邊鎮撫使。十月一日（11月9日）國務院連電尹昌衡、胡景伊：“倘川軍輕進，致啟釁端，大局何堪設想……勿得進入藏境。”六日（11月14日）再電尹昌衡：“應飭軍隊萬勿過江達以西。”

尹昌衡被迫中止入藏的軍事行動，但仍堅持將察隅納入川邊治理范圍，將察隅列入他制定的“全邊應舉諸事”的三年規劃。第一年籌備諸事中，第十條將察隅列入測繪山川形勢、險要扼塞的諸地；第十八條專列將電報線架設至察隅；第二十四條將察隅龍門渡列入創修渡船諸處。第二年籌備諸事中，第一條將察隅列入建設、改修衙署及倉庫監獄諸地；第九條勘定珞瑜等地與英屬印度阿薩密邊界，豎立界碑；第十二條，展修由察隅至哈東電線；第二十五條開采察隅銀礦。第三年籌備諸事中，第五條察隅列入開辦巡警諸處；第八條“勘定前后藏與迤南極邊與阿（英屬阿沙米）、布（布魯克巴）、哲（哲孟雄）、廓（廓爾喀）交界，并阿里與克（克米爾高原）等處邊界，統豎界碑”；第十九條開采察隅銀礦。

袁世凱不僅嚴令停止西征，還拒絕為川邊籌集經費，尹昌衡的三年規劃無從實施。袁世凱在阻止川滇西征后，屈從英國淫威，派遣陳貽范赴印度西姆拉舉行三邊談判。困守察隅的茍國華和新軍前營幫辦蔣洪喜及其部屬孤立無援，于民國元年冬月城破而投河殉國。

要之，川滇間關于西征的戰區劃分雖有爭議，但雙方的主旨都是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尤電”的拍發雖因川滇對戰區劃分的分歧而起，但其歷史意義在于它表明：在中國亙古未有歷史巨變之際，我國的愛國志士為維護我國在察隅（包括后來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以南的境域）的固有領土而進行艱苦卓絕的奮斗；茍國華、蔣洪喜等察隅軍民接受民國政府委任，固守邊圉，付出熱血與生命。這些都將銘刻在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中。

結語

“尤電”是一個確證我國領土主權的重要歷史證據，對它的考釋揭示出以下幾點：一是特使蔣鳳祺赴察隅巡邊豎立界牌具有切實明確的針對性和目的。派遣蔣鳳祺巡邊是針對1912年初英印遠征軍非法入侵察隅南境地區而采取的緊急行動；蔣鳳祺、茍國華豎立界牌，目的在于維護我國領土主權，防阻英印侵占。二是“尤電”進一步揭示英印的“戰略邊界計劃”的侵略屬性，該計劃的宗旨是在中印邊界東段將沿喜馬拉雅山南側坡腳行走的傳統習慣線北移至山脊，侵占我國固有領土，搶奪戰略要地，以封鎖和鎮壓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維護英國在南亞殖民地體系。來源于“戰略邊界計劃”的非法的“麥克馬洪線”承襲了這一屬性，“尤電”以確鑿的事實駁斥了印度政府在中印邊界爭議中所宣稱的“麥克馬洪線天然合理論”。三是民國元年川滇西征的目的既為挽救川邊及西藏危局，同時也為抵御英印對中國固有領土的侵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