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西藏早期文明的誕生，與早期文化史之間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要理解今天的西藏文化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之間的關系，首先就必須對西藏早期文化史有正確的認識，樹立科學的觀念。西藏早期文化史主要指文字誕生以前的歷史，其上限始于舊石器時代的人類文化，下限限定于公元7世紀吐蕃政權建立之前。首先需明確西藏文化史的概念設定、理解與闡釋；在研究方法上，既要以科學發掘和調查所獲的、與西藏人類早期活動相關的豐富考古資料為核心史料，同時也要充分從西藏古史傳說和記載當中吸取王國維先生所言的“歷史的素地”，與考古材料相互比較，從中得出合理的闡釋。西藏文化史上若干重大問題包括人類拓殖高原、早期農業的誕生以及早期文明誕生的歷程及其特點，都是研究的重點。

【關鍵詞】西藏早期文明；文化史；西藏史前考古

【作者簡介】霍巍，男，漢族，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學杰出教授、博士生導師，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所長、四部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漢唐考古、西藏考古及藝術史等。

【文章來源】《西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1期。本文系2020年度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重大研究項目“西藏文化史·早期卷”階段性成果，項目號：ZYZX202001。原文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

【轉載聲明】轉載本文僅供讀者交流使用，文章觀點不代表本公眾號觀點。

凡有人類生存繁衍之處，必定會產生相應的文化。人類在極端條件下踏上高原，又在不斷適應高原的過程中在嚴酷的自然環境和氣候條件下艱苦地生存繁衍，創造出高原人群獨具風貌的物質社會和精神世界。一部西藏的早期文化史，應當從何說起？又應當如何說起？這是我們不得不認真思考的問題。

首先，所謂“西藏早期文化史”，有三個必須加以界定的概念，即“西藏”“早期”和“文化史”。我們所要討論的“西藏”，使用的是今天的行政地理概念，指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受中央人民政府所管轄的西藏自治區全境。從地理位置上而論，它是青藏高原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本文主要討論的空間范圍。但是，因為青藏高原古代人類的活動范圍以及文化傳播影響有時要超越這一地理空間，所以我們在很多時候也會兼及與之鄰近的青海、甘肅、四川、云南等區域。其次，是“早期”的概念。就西藏地區而言，人類文明的產生離不開人的活動史，所以其上限無疑要從人類進入到這個區域開始算起。以考古學的定義而言，即相當于舊石器時代，作為起始點；下限按約定俗成以吐蕃政權建立為準，故討論終止于公元7世紀吐蕃政權統一高原、建立吐蕃王國之前。而與前兩個概念相比較，“文化史”的概念界定最為困難——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個世界性議題：何為文化？如何書寫西藏“早期文化史”？

一、對于文化史的理解與闡釋

什么是文化史？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對于文化史的內涵與范疇就一直在不斷地討論之中。多數學者認為，既然叫文化史，那么理所當然就應當是指“文化的歷史”。但是，這就引出一個首先需要界定的概念——什么是文化？一些學者主張，文化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文化可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而狹義的文化是指社會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應的制度和組織的發展史。廣義的文化史，指包括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內的一切人類文化的歷史；而狹義的文化史，指社會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應的制度和組織的發展史。

問題絕不是如此簡單。因為關于“文化”的定義，雖然國內外學者已經舉出了上百種觀點，但如果將文化的含義僅僅限制在意識形態范疇，割裂文化與物質的聯系，是行不通的。如同朱維錚先生所言：“文化史除思想學說外，所研究的社會風尚、文化設施乃至科學事業的發展史，都與物質生活聯系密切……觀念形態，作為一種觀念的凝固狀態，與純抽象的思想意識是有區別的。它當然是人們思想過程的產物，但它更集中地顯示觀念同自己的物質生活條件的聯系……我們看待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化，便理所當然地要承認它的物化表現；我們研究文化史，便理所當然地要綜合考察人類所創造的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

馮天瑜先生在其《中華文化史》一書中提出，文化史不僅要研究文化的“外化過程”，即人類創造各種物化產品，從而改造外部世界，使其不斷地“人化”；同時還要研究文化的“內化過程”，即文化的主體——即人自身在創造文化的實踐中不斷被塑造的過程。從而他主張將文化分為物質文化層、制度文化層、行為文化層、心態文化層。這種關于文化結構四層次的劃分方式，對于后來的文化史研究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在具體的闡釋上，也有學者進一步認為“文化應是人類實踐的方式和產物之總稱”，作為人類實踐的產物，文化應當包括從精神到物質的一系列相關層次或方面——思想理論、文學藝術、道德規范、習俗儀式、宗教、群體想象和傳說、科學技術、物質積累、生活資料和條件的構成、自然生態環境的改觀、各種日常物品等。具體而論，上述要素又可劃分為不同的層級：

1.社會生產方式：包括生產關系、生產力的有機組合；

2.社會組織方式：包括政治、法律、經濟、家庭、親屬等的體制和結構；

3.群體意識：心理方式，包括意識形態、宗教觀念、價值——道德體系、群體心理和觀念等；

4.社會日常生活方式，包括起居、飲食、勞動、消遣、風俗習慣、節日禮儀、禁忌、語言等；

5.社會傳播方式，表現為同一社會內部各文化層次和潮流之間的交流及不同社會、文化之間的交流和適應，也表現為文化在歷史過程中的歷時性傳播——文化的延續和傳統的形成方式。

也有學者從更為宏觀的視角出發，認為所謂“文化史”，其實就是研究者以歷史的眼光來看待文化。至于什么是“歷史的眼光”，就要回到所謂“大文化”的觀念上去。“大文化”的觀念認為，“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它包含有兩層意思：其一，是指人類對于自然的認識、利用和改造的過程；其二，是人類使自己不斷地在更高的水平上區別于動物，從“自然人”向“文化人”進化的過程。站在這樣的觀察點上觀照人類歷史，得到的景象就是“文化史”。作者還進而提出，新的文化史不僅要考察外在的作為人類文明之精華的大寫的文化，也要考察人類用以理解其內隱的生活意義與價值的表達方式即小寫的文化，如同葛兆光所提倡的關注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的世界。

在相關討論中，還涉及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和理論。事實上，早在20世紀20年代，梁啟超先生在他的有關論述中，就已經涉及到研究文化史的理論和方法等問題。按照他的觀點，“文化者，人類心能所開積出來之有價值的共業也”，其中包含了人類物質、精神的文化，都是業種產出的“業果”，都包含“心能”所開積出來的價值，都可以從文化史的角度加以研究。他也將文化史分為廣義和狹義，廣義的文化史包括政治專史、經濟專史、文化專史；狹義的文化史僅指“文化專史”，指語言史、文字史、神話史、宗教史、學術思想史、文學史、美術史等等。

綜上所論，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對于文化史的理解，中外學術界雖然有廣義、狹義之分，但從其最為廣泛的意義上來看，可以有三個維度的思考：其一，是物質文化，這包括了人類的衣、食、住、行以及與人類生存方式密切相關的人、地關系，即人類對自然界的適應與利用；其二，是精神文化，是人有別于動物界，從其誕生伊始由其大腦所產生的意識、思想、觀念、信仰、宗教等一切精神世界的產物；其三，是制度文化，即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時，人與人之間形成的相互關系以及為了穩固這種關系而建立起來的一套規定性舉措。

西藏早期文化史從總體上而言，也應從這三個維度來進行思考和展開。但是，基于西藏獨特的自然條件與人地關系，在共性之中更應考慮到如何突出其特性。

二、如何書寫西藏早期文化史？

如上所論，西藏早期文化史的書寫，具有一般意義上文化史書寫的共性，但也有其特性。就其特性而言，第一個方面，是由自然地理條件和環境決定了西藏早期文化史不同于其他地區。首先，是這一地區在全球范圍內獨一無二的自然地理條件，極大地限制著早期人類在這個區域內的生存與發展，人類是何時、通過何種方式、又是通過哪些路徑先后不同地進入到這片高原的？至今還是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高度關注而并未完全解決的問題。其次，當人類進入到這個區域之后，又是采取了哪些生存策略和適應方式，在高原上從短期過往、季節性遷徙，發展到永久性定居，從而開啟了人類拓殖這片高原的歷史性篇章？其三，在這個漫長的歷史進程當中，人類對于大自然所給予的一切懷抱何種態度，產生了哪些原始的觀念、思想和信仰？其四，正是因為西藏文化的獨特性，西藏早期文明的產生及其進程與祖國中原地區及其他相鄰地區是何種關系？我們應當如何從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和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視角來觀察和看待西藏早期文化史？

第二個方面，是關于西藏早期社會的文獻記載極其罕見。即使在一些后期形成的具有強烈宗教色彩的“教法史”中，有關西藏早期人類的誕生、西藏先民的生活與信仰等方面的相關記載也非常有限，很難從中“沙海瀝金”，搜尋到有價值的史料。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對于西藏早期文化史的撰寫，只能從考古材料中去收集、利用科學證據。但是，這個過程并非輕而易舉的。因為相較于中國境內其他地區而言，西藏地區的考古工作開始得最晚，雖然我們目前可以將西方學者主導的西藏考古上溯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但這些工作主要是在地面展開的調查，真正科學意義上的考古發掘則很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中國的考古工作者才真正在西藏開展了具有歷史意義的第一次科學考古工作，目前國內外學術界公認應以西藏東部昌都卡若新石器時代遺址的考古發現和發掘作為起點。近年來，西藏考古不斷取得新的進展，新的資料不斷豐富增加，這為西藏文化史早期卷的書寫無疑提供了極大的幫助。不過，我們也應當清楚地看到，考古材料的科學性與客觀性不容置疑，但其局限性顯著：首先，材料多為局部、零散的人類活動遺存，難以完整復原歷史；其次，考古材料是有缺環的，很難僅僅利用西藏高原不同地區發現的考古材料去構建一部完整的早期文化史的歷史鏈條。再次，在有關人類的社會組織形態、婚姻關系、社會制度等上層建筑領域，還很難直接利用考古材料對此加以闡述。

所以，研究西藏早期文化史，所能利用的資料和運用的研究手段應該是多元的。大體而言，我們既要運用科學發掘和調查所獲有關與西藏人類早期活動有關的、盡可能豐富、全面的考古資料作為核心史料和敘事基礎，同時也要充分從西藏古史傳說和記載當中吸取王國維先生所言的“歷史的素地”，與考古材料相互比較，從中得出合理的闡釋。同時，當代民族學和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也應為我們所學習借鑒，以人類學的觀察方法和視野對歷史上在這片高原活動過的古代民族進行“回溯式”的鳥瞰。通過信息的收集、篩選、整合、闡釋，來書寫一部迄今為止從未有過的西藏早期文化史。必須承認，即使如此，本來應當正面闡述的西藏早期文化史上的若干重要問題，實際上因為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我們并不能一一加以回應，而只能就目前考古材料已經能夠揭示其主體面貌的一些方面展開討論，起到開拓性的作用，以待將來持續性地將這項研究進行下去。

三、西藏早期文化史的若干重大問題

基于考古發現來書寫的西藏早期文化史，將會成為當前學術研究的主要特點。那么，近年來西藏考古的重要發現為我們提供了哪些重要的線索，讓我們能夠思考、探索和解決一些相關的重大問題呢？下面，試列舉其中最為重要的幾個方面加以論述。

（一）人類早期進入和拓殖高原的時空序列

如前所述，由于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區，嚴酷的自然條件和生存環境形成的低氧氣、低生物產量等特點，對于人類而言顯然也是最具生存挑戰性的地區，所以才有“人類生命的禁區”這樣的稱呼。那么，人類是何時、又是從何處首先進入這片平均海拔高度達到3000米以上的地區？考古學為我們提供了哪些有價值的科學證據？這是近年來引起全世界高度關注的首要問題。因為只有人類出現長期駐留在這片高原，才有了人類因生存繁衍而產生的一系列物質的、精神的活動，為我們遺留下來可以稱得上是“文化”的遺產。

曾經一度有學者推測，包括青藏高原在內的中國西南地區原曾經是人類的起源地之一。其中代表性的學者包括美國著名地質學家葛利普（A.W.Grabau）、中國考古學家童恩正、賈蘭坡先生等人。他們的主要觀點認為，人類最為可能的起源地一是非洲、一是亞洲，而中國西南地區存在著促進從猿到人轉變的有利條件，在人類起源階段這一時期自然界產生的變化中，至關重要的就是從第三紀開始的喜馬拉雅山脈的隆起。由于上新世之后喜馬拉雅山大幅度的升起，阻礙了印度洋季風的北上，對喜馬拉雅山北坡的氣候和自然環境造成了巨大的影響，使得我國青藏高原地區氣候向大陸性轉化，逐漸變得干冷，森林減退，廣袤的草原出現。這種生態及動植物資源的改變，促使原本生活在森林之中的古猿被迫走向地面，以適應新的環境資源和新的覓食方式，從而逐步引起了機體的改變，邁出了從猿到人的第一步。童恩正先生強調說：“盡管喜馬拉雅山的隆起引起的氣候變化是全球性的……但是就常理推測，由于喜馬拉雅山及其鄰近地區受的影響要直接一些，因此這一情況發生在本地的可能性似乎要更大一些。”

21世紀以來，隨著人類對青藏高原地質、環境、古氣候等方面的綜合研究不斷開展，學術界對于青藏高原自更新世末的冰期造成的“大冰蓋理論”的流行等各種原因，人們似乎不再認為青藏高原是人類的起源地，而將關注點逐漸轉移到“遷徙學說”上來，即青藏高原的古人類并非誕生于青藏高原，而是從它處移居到此的。那么，人類是何時遷徙、移居到這片高原、又是如何（通過何種路徑、采取何種方式、是一次性還是多次性等等）遷徙到這片高原的？

1.“三步曲”理論的提出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青藏高原科學考察工作的展開，首先是地質學家們注意到青藏高原早期人類活動的線索，在一些高原湖泊的岸邊臺地的地表采到舊石器和細石器。20世紀80年代以后，考古學者進入到高原地區開展調查，相繼發現了更多的舊石器和細石器地點。據不完全統計，僅在西藏境內就記錄了200多個石器地點，其中海拔最高的地點達到5200米。不過，由于這些地點均為地面采集（簡稱為表采），對于這些石器遺存的性質、年代、功能等都只能停留在推測階段。根據這些已有的資料，學術界也開始了對于人類進入高原時空問題的關注。

在人類遷徙移居到青藏高原的諸多理論中，影響最大的是在21世紀初期由中美考古學家們共同提出的“三步曲”理論。這個理論的創始者為美國亞利桑那大學和中國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學者們。他們根據21世紀初期雙方聯合對青藏高原舊石器時代若干地點和遺存的考察，認為第一步：在距今5萬—2.5萬年間，活動范圍很大的“食物搜尋者”（foragers）開始“漫游”（random Walk）到低于海拔3000米的草原地帶，亦即聚集在資源較豐富的地區進行狩獵和采集。第二步：在距今2.5萬—1萬年，亦即末次盛冰期之后，食物種類擴大了的“搜尋者”開始在海拔3000—4000米的地區建造固定的居所以供臨時的、短期的和用于特殊目的的搜尋基地。第三步：距今1萬年之后，以馴養動物為生的早期新石器時代的牧人為了尋找牧草開始全方位和永久性地居住在高于4000米的高原地區。

如果按照這個“三步曲”的設想，那么人類最早進入到青藏高原的年代不早于5萬年前，而最終定居在高原的時間大約是在距今1萬年前。這個理論也被學術界稱之為“三級跳”理論，即第一跳是原始人類的某些支系從平原谷地漫游到高原邊沿地帶；第二跳是從高原的一定通道進入到高原的部分地區，即海拔低于3000米的地帶，進行狩獵和采集活動；第三跳則是從海拔低于3000米的地帶進入到海拔3000—4000米的高原腹地，逐漸從低地向高地遷徙過渡。

2.考古新發現帶來的新挑戰

對于學術界提出的這個“三步曲”或稱“三級跳”理論，隨著考古發現的不斷涌現，也有學者提出了新的挑戰。首先應當提到的，是在青藏高原東北部海拔3280米的甘加盆地白石崖洞發現的丹尼索瓦人頭骨化石。雖然這塊頭骨化石已經喪失了考古學背景，但研究人員對化石中的碳酸鹽結核進行了光釋光（OSL）測年，結果為16萬年。根據化石形態和從臼齒中提取的古蛋白質鑒定，這些化石被歸屬于“丹尼索瓦人”。在青藏高原發現距今16萬年前的古人類化石，被稱之為是一個“最激動人心的發現”，因為這一發現將高原上人類活動的歷史推到了中更新世，也揭示出具有高原人群基因特征的丹尼索瓦人可能是最早出現在青藏高原的遠古人類，也首次將丹尼索瓦人的空間分布首次從西伯利亞地區擴展到青藏高原，成為海內外學術界丹尼索瓦人研究和青藏高原早期人類活動研究的“雙重重大突破”。

另一個重要的考古發現是西藏高原北部尼阿底遺址的科學發掘。這項工作是2013—2018年間由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共同組織開展的。遺址位于青藏高原北部的色林錯湖盆地，海拔高達4600米，是迄今為止世界上考古發現的海拔最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據石器組合、地層堆積和年代學數據，發掘者認為遺址的第三層是最早和最主要的原生堆積，遺址的年代為距今4萬—3萬年。

這兩個重大的舊石器時代考古發現首先從年代學上對“三步曲”理論提出了挑戰。人類進入到高原的時間表被大大提前。其后不久，在青藏高原東麓的四川省境內川西北高原又調查發現了稻城皮洛舊石器時代遺址，距今年代為15萬年—22萬年前。遺址中發現了具有手斧因素的手斧、手鎬和薄刃斧組合成的“三件套”，從而再次讓世人對人類進入青藏高原的時間、路線和方式等問題引發熱議，意味著青藏高原史前文化的復雜性和多樣性。

2018年，在西藏高原西部阿里地區革吉縣獅泉河左岸，考古調查發現了梅龍達普洞穴遺址，這也是西藏高原首次發現的古人類洞穴遺址。這處遺址海拔4700米，洞口位置高出河平面104米，由一字排開的三個獨立洞穴組成。截至2023年，梅龍達普遺址共發掘10個探方，在一號洞和二號洞不同部位揭露出三套文化遺存，分別代表了由早至晚三期人類占據洞穴的歷史。其中，第一期遺存主要集中在一號洞中后部，出土石制品和動物化石，初步測年數據顯示該期遺存早于距今5.3萬年，發掘者進而推測“甚至可能早至距今10萬年左右”。第二期遺存出土于二號洞，出土有石制品和動物化石、植物遺存等，工具修理精致，類型豐富，種類包括刮削器、尖狀器等，年代不晚于距今4.5萬年。第三期遺存出土于一號洞洞口，出土有石制品、陶片和動物碎骨等。引人注目的是出土物中有骨柄石刃刀、骨針、青銅小件器物等，主文化層距今4000—3000年。

梅龍達普遺址是青藏高原腹地的首個史前洞穴遺址，也是世界范圍內迄今為止考古發現的海拔最高的史前洞穴遺址。由于這處遺存保留了多期人類活動遺存，為探討遠古人群在極端高海拔環境中的生存能力、演化徙居模式等均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材料。既往在青藏高原發現的舊石器時代地點都是露天營地，而梅龍達普作為舊石器時代人類多次利用過的洞穴遺址，意義非凡。從一號洞穴和二號洞穴三個時期的人類活動遺存可以推測，早在距今10萬—5萬年前、距今4.5萬年前以及距今4000—3000年前等關鍵時段，人類已經踏上青藏高原腹地，并學會尋找和利用天然洞穴作為居所，為長期定居而非季節性“游獵”和采集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綜上所述，正是由于上述新的考古進展，讓人們對西方學者假想的“三步曲”理論不得不進行重新思考：一是人類進入高原的路線看來并不僅僅局限于某一局部地區（如青藏高原與黃河河套相連接的東北方向），過去“三部曲”所設想的人類最初進入高原的空間過于局限在青海與黃河上游地帶，現在看來西藏西部和東部橫斷山脈也應納入到考慮的范圍之內去進一步尋找線索。二是人類進入到高原腹地的時間，現在看來也要大大提前，至少在距今5萬年前后高原上已經有了較為穩定的采集狩獵人群，并最終定居于高原的局部地區，而并非“三部曲”理論所設定的距今1萬年這個時間點。

3.從采集狩獵到逐步定居的過渡：“續舊石器時代”

所謂“續舊石器時代”（Epipaleolithic），是指在末次冰期最盛期之后，特別是從大約距今14000年前到距今3000年前，細石器文化中的細石葉技術從中國北部傳播到幾乎整個青藏高原，根據細石葉技術的特征，可大致將其分為早晚兩個時期，早期的石器組合以細石葉技術為主，同時還有簡單的石核石片技術，某些遺址中顯示了對野生動物資源的利用，但對植物的使用證據有限，這個時期有學者稱其為“續舊石器時代”。

目前在青藏高原所發現的多個包含細石葉地點在內的地點被歸納入這個時期。測年表明，其中最早者（如江西溝1號遺址）可上溯到距今15000—13000年前；而大部分地點的年代集中在距今8000—7000年前左右（如拉乙亥、參雄嘎朔遺址等）。這個時期明顯處于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的過渡階段，在人類生存模式和資源利用方面體現出從采集狩獵向著定居農業逐漸過渡的特征。其中一些營地可能是臨時性的狩獵營地，可供人們短暫停留；而另有一些屬于大型營地，可能屬于大本營；還有一些則可能是石器制造的加工地點。這個時期青藏高原的人群遷移的范圍大大拓展，在低地和高原之間可能發生過長距離的季節性遷移，有學者稱其為“舊石器時代覓食系統的多個站點”。但是，在一些遺址當中，例如江西溝2號遺址（距今9100—5950年）的上層，在細石器之外，還發現了動物骨骼和陶器，預示著從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的轉變，可能與黃河上游新石器時代早期農業的擴張有關。

屬于這個時期的西藏西部夏達錯遺址位于海拔4683米的湖邊二級臺地，最主要的人類活動集中于距今8900—8500年，遺址中發現大量細石器和動物骨骼，20世紀90年代的田野考古調查工作便在這個遺址中發現了手斧類的石器，2020年和2023年兩個年度的發掘工作首次確認了這處遺址屬于具有原始堆積的湖泊采集狩獵者居址。遺址中發掘出土的五枚穿孔石針，顯示出高原高寒條件下人類已經學習運用縫織衣物的方法來抵御嚴寒，也暗示著人類在高原的長時段居住成為一種可能。

上述遺址所代表的“續舊石器時代”的下限可能持續到距今大約6000年前，并在其后開始向具有早期農業產生的新石器時代過渡。有學者用“原始農業擴散理論”來預測青藏高原早期農業的產生：“可以初步認為，隨著青藏高原周圍低地的早期農業定居點在6000年—5000年前左右的出現和擴大，青藏高原周圍低地的狩獵采集者可能已經接觸到農業群體的食物生產技術，如種植農作物的馴養動物。在廣闊而多樣的生態環境中，隨著青藏高原進入新石器時代，該地區的狩獵采集者和游牧者開始密集交往。”從高原自然條件和生態環境上分析，這個推測應當是合理的。因為在如此嚴酷的條件下，我們很難想象進入到青藏高原的早期人類可以從原始的狩獵采集人群通過對植物的選擇和培育產生出早期農業，自然過渡到新石器時代。而通過與外部農業人群的接觸和交流，從高原外部引進早期農業的可能性，顯然要大得多。

（二）青藏高原新石器時代農業的產生

新石器時代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發展階段，人類從不穩定的采集和狩獵，發展到定居與植物栽培、動物馴養，從而開啟了一場“新石器時代革命”。那么，西藏早期人類是否也同樣經歷過這樣一場革命？如果有過，那么作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區域，人們又是通過何種途徑、運用何種方式實現了這一重大的轉換？這是西藏早期文化史上另一個需要討論的重大問題。青藏高原新石器時代遺址的考古發現，以昌都卡若遺址、小恩達遺址、拉薩曲貢遺址、山南昌果溝遺址等最具代表性。通過這些考古遺址，我們可以從中探討一些關鍵性的環節。

首先，可以確認青藏高原的原始農業不是原生的，而是從外部傳播而來的。這是由青藏高原主體部分嚴酷的自然條件所決定的。昌都卡若遺址最初發現了粟（小米），后來又發現過小麥。這兩類作物的來源問題雖然學術界還存在著不同的觀點，但主流的觀點認為它們都是從外部傳入的。與昌都卡若遺址相鄰近的黃河上游以及藏東橫斷山脈地帶，如甘青地區和川西北高原、滇西北高原，都分布著以種植粟、黍為主的新石器時代農業村落，這些人群有可能隨著向高原地區的遷徙移動，從而將這些作物傳入到青藏高原，他們是高原上最早出現的農人。早年卡若遺址的發掘者童恩正先生就認為“卡若文化的粟米，很可能就是從馬家窯等文化傳播而來。”考古植物學證據表明，早在距今約5000年前，卡若遺址已經建立起粟作農業；距今3500年左右，在卡若遺址中發現了少量小麥，標志著麥作農業的傳入。至于這些作物傳入的途徑，一種觀點認為這是典型的“低地農業”向著高海拔地區擴散的結果，尤其是粟作農業，大約在距今6000—5000年前，在青藏高原的周圍低地地區已經出現了大量的農業定居點，這些農人隨著土地拓殖的不斷擴張，從低地逐漸踏上了高原。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在高原周邊從事采集和狩獵的高原人群，也可能通過交換等方式接觸到農業群體的食物生產技術，如栽培農作物和馴育動物，促使其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河谷地帶降低了流動性，而朝著定居的農業聚落發展。這種雙向互動事實上都有可能發生。

其次，可以確認高原農業的植物組合模式的變化。如果說距今5000年前的昌都卡若遺址是以粟作農業為主，那么從拉薩曲貢遺址、山南昌果溝遺址的考古發現來看，從距今3400年前到距今3000年前，更靠近西藏高原腹心地區的農作物品種已經轉向了青稞（大麥）、小麥等麥類作物。目前學術界對于麥類作物的起源和傳播問題爭論很多，多數學者認為大麥和小麥均起源于距今1萬年前的西亞近東“新月沃土地帶”，并在其后不斷朝向東方和南方擴散。從青藏高原的考古學證據來看，大約在距今3000年之后，以邦嘎遺址為代表，曾經長期作為主要食物品種的小米逐漸從高原人類的食物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大麥為主的作物結構。考古學者還注意到，在邦嘎遺址中還發現了大型的石磨盤，這表明大麥可能被磨成了粉食用，“這不禁讓人想到今天在青藏高原最流行的獨特的麥作的粉食傳統——糌粑（炒過的大麥磨粉與水或酥油茶混合）。這種粉食傳統很可能是與西南亞的農作物和馴化的動物一起傳入青藏高原的”。不少學者注意到，在喜馬拉雅高原，大麥（青稞）成為最主要的谷物，而這一生活方式上的特點也是西藏早期文化史上的特色之一：“藏民的飲食特色，以及生活在現代中國西部、尼泊爾和印度北部，與藏族密切相關的其他民族的特色飲食，和亞洲其他地方、歐洲的飲食傳統都相去甚遠。大麥（青稞）差不多是每一餐的主角，藏族人的主食是用青稞粉、牦牛酥油、酸奶渣和糖制成的青稞餅‘甲布惹’（gyabrag）。青稞也是祭祀地方神明、供奉藏族神佛的祭品。”

其三，可以確認伴隨著農作物的產生，家畜的馴養也隨之產生。卡若遺址所出土的動物骨骼目前看來似乎都是狩獵的對象，是否已有家畜的馴養還沒有證據。從曲貢遺址發掘報告披露的情況來看，“曲貢人在農作之余，還馴養著大量家畜。由出土動物遺骸的鑒定結果得知，曲貢人的家畜品種有牦牛、綿羊和狗。牦牛和綿羊的數量較大，其骨骼在遺址各處堆積中都有發現。曲貢人馴養的家牦牛牛角較細，個體也較小，這是現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家牦牛證據。現今分布在亞洲中部的牦牛，都源于西藏地區，現在可以更明確地說是源于雅魯藏布江中游的河谷地區。”有學者認為曲貢和邦嘎遺址的情況有相似之處，都在河谷附近的高山牧場上放牧，主要馴養的動物是綿羊和山羊，可能還有黃牛和牦牛以及它們的雜交種犏牛。曲貢遺址中出土的家豬數量極少，發掘者認為目前還沒有證據可以證明曲貢先民已經能夠飼養家豬，這一方面可能反映出曲貢先民當時主要以放牧牛羊為主，另一方面也可能和高原自然條件相關，地處高原地帶的曲貢遺址，當地農業生產的剩余量還未達到能夠養家豬的程度，不同于內地以飼養家豬為主的農業經濟，反映出西藏與內地在農業經濟和文化上的差異。

總之，上述這些考古證據表明，距今3000年之后，高原先民的經濟生活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轉變，以高原作物和動物馴養混雜而成的農牧業比重不斷增加，為人類永久性地定居高原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意義極為深遠。而在這個過程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這個時期來自黃河上游、長江上游以甘青地區為中心以及橫斷山脈滇西北高原、川西北高原的人群與文化，對于青藏高原所產生的持續影響是十分明顯的，這在青藏高原東麓以及西藏腹心地帶、藏南谷地顯示出很高的關聯度。早年主持卡若遺址考古發掘的童恩正先生就曾經指出：“如果我們綜合考古和傳說兩方面的資料進行分析，似乎可以推測西藏的原始居民中有兩種因素：一種是土著民族，其定居在西藏的時代目前至少可以推到舊石器時代的后期，他們是一種游牧和狩獵的部族；另一種是從北方南下的氐羌系統的民族，它們可能是經營農業的。以后西藏的種族和文化，有可能就是以這兩者為主體，再接受其他的因素綜合而形成的。”西藏最初的原始農業現在看來最早也是發生在這個區域，和其周邊地區新石器時代農業之間的關系自然是最為密切的；甚至西藏早期的農業人群的來源，和原來的土著居民之間的關系，也值得從文化人類學和體質人類學兩個方面來加以進一步的考察，他們究竟是從原來的狩獵采集者演變成為農人？還是在不斷地交往、交流的過程中，低地的農人踏上高原，帶來了河谷地帶和山地的農業？都是我們將要研究和回答的問題。

（三）西藏早期文明誕生的歷程及其特點

從世界上文明起源的一般規律來看，從新石器時代晚期開始，社會開始步入復雜化的進程，從考古學上所反映出來的特征包括從農業、牧業這兩大生產體系當中出現了手工業，有了專門的工匠集團，社會的貧富差別開始加劇，出現了明顯的社會分層現象，為階級分化、階級對立提供了前提條件。繼之而來的，就是“早期國家”的誕生，最后由早期國家發展進入到成熟形態的國家。

所謂“早期國家”這個概念，是國際學術界近年來一個被普遍使用的概念，它既可指代人類政治組織的一種類型，也可以指代在人類歷史上正在朝著成熟的國家形態邁進的某個文明發展階段，與本文所論的“早期文明”之間或可等同。如同謝維揚先生所言：“早期國家研究在定義上就比單純地提國家起源研究更能夠體現一種關于人類早期政治組織研究的完整的構思，從而增加這種研究的深度和對歷史的說明力。事實上，當人們在與成熟的國家社會的對比中概括出早期國家這一形態時，他們必須會對一些民族或地區歷史上的一整個時期的發展得出許多有趣的認識。”

運用“早期國家”這個概念來觀察和思考西藏早期社會和早期文明，是很有必要的。因為各民族歷史的早期發展情況存在著重要的差異，進入“成熟國家”和文明的情況就可能很不一樣。例如，我國的中原地區是已知的從新石器時代末期就發生了國家進程的地區，中原地區的早期國家進程同中原地區“酋邦”的發展相互銜接，并且顯示出高于同時期其他地區政治組織發展的水平，經歷了夏、商、周三代國家和文明發展完整的進程。但正因為如此，也曾經出現過簡單比附中原地區的情況，以某些考古學發現的單項物質遺存如文字、銅器、城市的出現作為“文明標志”的作法。然而，如同已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如果以文字論，那要晚到公元7世紀吐蕃政權成立才有藏文文字的創立，如以此作為標志，則西藏文明的產生要晚到公元7世紀以后。如果以金屬器而論，則早在距今3600年前便已經有了銅器的制作和使用，那么是否意味著距今3600年前西藏高原已經進入到早期文明階段？如果以城市論，西藏高原上真正意義上城市的出現大約要晚到吐蕃時代以后。而大規模的灌溉農業，在西藏高原始終未曾出現。因此，我們如何去衡量西藏早期社會發展的水平？又如何認定西藏高原何時開始進入到文明時代？這些物化的標志很顯然并非是唯一的標準。”這個質疑是完全正確的。以距離西藏高原最近的四川廣漢三星堆青銅文明為例，三星堆文明雖然在距今3200—3000年之前已經有了高度發達的青銅制造業，也有了由城墻圍合起來的都城，但卻至今尚未發現文字，我們并不能因此否認三星堆已是中國大地上誕生的早期國家之一。

西藏地區從考古發現來看，與祖國黃河、長江流域所經歷的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再到青銅早期鐵器時代的進程是相似的，但在時間和空間上卻并非完全同步，顯示出極強的區域性特點和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性。在進入到“早期國家”這一節點上，與西南地區的巴蜀、滇、夜郎等“西南夷君主”建立的“王國”有些相似，這在西藏古史中稱其為“小邦”時期。這個階段其國家化的程度遠不能與中原夏、商、周王國相比較，各“小邦”之內所能控制的地域、人群、資源都極為有限，其政治組織的發展也很不充分，國家制度的建立可能都尚處于較低的發展水平和規模之上，這個情況要一直到了公元7世紀吐蕃政權建立之后，才有了較大的改觀。因此，西藏早期文明史難以避免的也會涉及對于西藏早期文明誕生的歷程及其發展的討論，盡管這在目前文獻資料匱乏、考古資料也十分有限的條件下有相當的難度，但其意義卻是十分重要的。西藏自古以來作為偉大祖國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疆域政治的角度而言，正是因為早在中原地區的先秦時代，這里已經出現了早期文明和國家，而且從其一開始便在國家化進程中呈現出多元化的格局，這無疑對于我們深化對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統一國家和民族的形成過程的認識，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都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綜上所述，西藏早期文明史的內容是極為豐富的，絕非僅限于上文所論及的這幾個方面。如何從物質、精神、社會制度等各個層面和思考維度提出問題、構建話語和闡釋體系，將是一項重大的文化工程，需要我們以科學的態度和求實的精神去扎實開展研究，以期有所創新和取得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