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青藏高原早期人類活動研究日益成為國內外關注的前沿與焦點，這與人類對于世界屋脊的極端高寒缺氧環境的適應密不可分。目前關于高原早期人類活動研究主要集中在高原最早人類活動時間與地點、史前人類在高原的進軍與擴散歷程、高原早期人類活動與環境變化的關系、極端環境與人類活動、高原舊石器—新石器時代過渡過程、人類在高原的定居歷程與高原新石器聚落分布與環境的關系等諸多方面。但目前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問題，基于此，提出對未來研究的展望。

【關鍵詞】青藏高原；史前；人類活動

【作者簡介】侯光良，青海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自然地理研究。侯廣彥，青海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心理學教研室主任、心理學博士、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心理發展與心理健康研究。

【文章來源】《高原文化研究》2024年第1期，原文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視角下的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研究”（項目編號：23XMZ042）階段性成果。

青藏高原在第四紀強烈抬升隆起為全球最高、最年輕的高原，平均海拔超過4000米，面積達250萬平方千米。世界最高的海拔與巨大的體量，使得它擁有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極端環境：高海拔、缺氧、低溫、干燥、輻射強、大風和多變的氣候等。高原上地理環境復雜多樣，植被以高山草甸、草原和荒漠為主，植被生產力相對較低，但動物資源較為豐富，由于諸多限制因素，人類活動相對較弱。早期人類對高原這種極端環境的征服，是勇于探索、不畏艱難的光輝人性的體現。人類面對極端環境積極調整行為與生存模式進行適應的能力，以及人類自身機體與基因對于極端環境及其環境改變的響應與適應的能力，具有很高的學術與研究價值，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一、青藏高原早期人類活動聚焦的科學問題

（一）青藏高原最早人類活動時間與地點

傳統上認為人類進軍青藏高原的時間應該比較晚，但20世紀中后期，在青藏高原腹地的西藏定日縣蘇熱、吉隆縣哈東淌和卻得淌、申扎縣珠洛勒、班戈縣各聽、日土縣扎布和多格則，以及青海柴達木盆地小柴旦、長江源頭可可西里、沱沱河沿、昆侖山北麓的三岔口等發現有打制石器，表明人類對高原的征服在舊石器晚期時代已經開始，因此人類對高原的征服比預想的要復雜。

由于高原強烈的外力侵蝕，使得大部分早期遺存受到破壞，石器等人類遺物多直接暴露地表，缺乏地層堆積，對于年代判斷造成困難。從石器打制技術來看，顯然打制石器早于細石器與磨制石器，但是三種類型石器使用時段有相互重合的階段，單憑石器類型進行時代推斷難免出現問題，尤其是在青藏高原這一特殊區域。例如小柴旦遺址先前根據石片打制工藝及其地貌、地層堆積特征推測為距今3萬年。

進入21世紀，由于調查區域的擴展，強度的提高，及技術的深入，重新梳理了一些早期發現的遺存。新發現更是層出不窮，在高原東北緣青海湖盆地、共和盆地發現了不少打制細石器地點，包括江西溝、黑馬河、婁拉水庫、晏臺東、拉才等，它們的年代集中于15—11.5cal.kaB.P.，這是目前可以確定的高原較早的人類活動，而青藏高原東北緣也成為高原發現較早人類活動和較為集中的熱點地區。從石器技術和地理位置來看，高原東北緣人類活動和黃土高原無疑存在密切聯系。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青藏高原西部地區也發現一些較老的石器類型，而且該地區分布有打制石器地點，不排除高原西部是人類早期進入高原的另外一條通道。甚至在高原腹地，最新的Chusang遺存年代早到12.67—8.2cal.kaB.P.，這對目前青藏高原人類進軍與占據模式提出很大挑戰。而且基因研究顯示，青藏高原早期人群的基因具有復雜的遺存結構，是高度遺傳混合族群，包括90%左右的現代智人譜系，甚至包括6%的古人類譜系；高原人群遺傳起源可以追溯至5萬年左右，暗示有多種不同人群曾經踏足高原，并在此交融。以上不同發現表明青藏高原有可能有更早的人類活動，包括末次冰盛期前的人類活動。

（二）史前人類在高原的進軍與擴散歷程

年代在集中末次冰消期（14.7—11.5cal.kaB.P.）和全新世大暖期（9—6cal.kaB.P.）。在高原海拔4000米主體區域的青海南部高原邊緣也發現全新世伊始人類活動證據，而到高原腹部地帶的昆侖山野牛溝一帶也發現了7.5cal.kaB.P.，甚至在高原北緣與塔里木盆地交接的地方也發現了7.6—7.0cal.kaB.P.的人類活動遺存。因此在全新世中期的大暖期，細石器遺存不僅占據了高原東北緣的河湟谷地（海拔1600—2500米），例如8cal.kaBP左右的沙隆卡遺址，還占據了共和盆地（2600—3500米），例如7.6cal.kaB.P.的拉乙亥遺址。甚至到達高原腹地昆侖山野牛溝、玉樹治多參雄尕塑以及西藏的雅魯藏布江流域6.6cal.kaB.P.的中壩10—1遺址。因此細石器遺存是高原分布最為廣泛的史前遺存，甚至在現今藏北高原的無人區也發現不少細石器遺存，說明當時的自然環境較現在為佳。

（三）高原早期人類活動與環境變化的關系

目前青藏高原發現舊石器與細石器地點達到百余處，雖然經過科學定年和研究的遺存數量有限，但是這些研究為整個高原早期人類活動勾勒了大致框架。據此推測人類在高原東北部擴張的時空演變過程，末次冰消期人類在海拔3000—4000米高原東北緣青海湖盆地、共和盆地等區域活動，全新世初期擴張至海拔4000米高原主體，全新世大暖期向高原腹地深入。而上述三個人類活動階段與末次冰消期環境的改善、全新世伊始的氣候迅速轉暖和全新世暖期盛期的到來等重大氣候變化階段密切相關。

末次冰盛期（LGM），與冰期嚴酷的氣候相適應，黃土高原黃土堆積，屬于溫帶草原景觀。溫帶草原可以支撐狩獵采集經濟，在甘肅下王家、蘇苗塬頭發現了末次冰盛期（24—18cal.kaB.P.）的人類遺存，說明末次冰盛期雖然氣候寒冷，但在黃土高原西部仍有人類活動。當時青藏高原環境較為惡劣，青藏高原氣溫較今低6℃—9℃，年均降水可能只有不到現代的一半；高原多年凍土分布范圍比現在大40%左右，高原上大部分湖泊萎縮，高原盆地內沙地盛行，嚴酷的自然環境應不利于人類在高原的活動。基因證據表明，晚更新世晚期可能已有人類在青藏高原活動，但在末次冰盛期時期人類活動變得非常微弱。

隨著末次冰盛期結束，相對暖濕末次冰消期的到來，人類活動開始在高原活躍起來，青海湖盆地、共和盆地就是這個時期的產物，青海湖區在14.1cal.kaB.P.孢粉總濃度提高，植被由末次冰盛期時期的荒漠草原演變為疏林草原，麻黃含量下降，喬木植被主要有冷杉、云杉，零星出現樺，反映出該時段湖區植被狀況較好，草原環境成為狩獵采集人群進軍青藏高原的環境動力。

顯然青藏高原自然地理環境中垂直地帶性顯著，故隨著氣候的回暖，整個自然生態系統并非轉瞬之間地完成轉化，需要一個從低海拔到高海拔、從邊緣到腹心的演化過程。因此隨著全新世間冰期的到來，環境迅速改善，高原植被帶等自然環境整體上移，人類活動也擴張到高原海拔4000米的主體地區，在青海瑪沁下大武遺址發現了11.2cal.kaB.P.狩獵人群留下的細石器遺跡。在其后的全新世中期大暖期，大致在8.5—6cal.kaB.P.，環境狀況總體優于現代。尤其在暖期盛期的7.6—7.0cal.kaB.P.，當時青藏高原氣溫高出現代2℃—3℃；降水量也較現代高，沉錯湖區降水較現代高100毫米，Yidun湖高出現代100—120毫米，現今為高寒荒漠的羌塘高原及可可西里地區，在暖期盛期也發育了高山草甸。全新世大暖期優越的自然條件，使得高原腹地也適宜細石器狩獵者的生存，因此在高原腹地通天河發現了8.1cal.kaB.P.（參雄尕塑）、昆侖山口發現了7.6cal.kaB.P.（野牛溝）、高原西南部仲巴地區等人類遺存，由于此時環境達到了自末次冰盛期以來的最佳時期，人類活動也在高原得到極大擴張，甚至在現今無人區的可可西里、藏北高原等也有不少細石器的遺存，推測應該是全新世大暖期盛期時的產物。

全新世6—4cal.kaB.P.，東亞季風雖有衰弱，但仍強于現代，豐沛的降水推動了中國北方新石器文化的繁榮，青藏高原東北緣的馬家窯文化—宗日文化、東部的卡若文化也開始迅速興起。這些早期新石器居民迅速占據了高原東北緣大部分和東部部分水熱條件較好的河谷地帶，并大力發展粟黍旱作農業，而4cal.kaB.P.之后的西北干旱化，則導致了農業中粟黍下降，大麥等上升，畜牧業比重上升的經濟方式。

（四）高原舊石器—新石器時代過渡過程

在7—6cal.kaB.P.前后，來自黃土高原的新石器文化擴散到青藏高原東北緣河湟谷地，與生活在高海拔的細石器狩獵采集者發生了文化交流。高原細石器狩獵采集者學會了制陶、農作物的加工與利用，甚至包括種植，并由此可能實現了定居，高原史前文化整體結束了舊石器時代，邁入了新石器時代。

在高原東北緣河湟谷地發現了十余處6—5.3cal.kaB.P.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遺址，從陶器看，這屬于典型的仰韶廟底溝類型，但其中包含了較多的細石器工具，可以反映出文化主流是來自黃土高原的新石器農業成分，但其中細石器成分顯然受到了高原狩獵者、采集者的影響。

基因研究也顯示：線粒體DNA分析顯示，生活在高原上的現代藏族人群與中國北方人群有近的親緣關系，二者有較早的共同祖先，其分離時間大致在6ka前后，甚至確定二者的源群體在黃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人群，高原人群在6cal.kaB.P.后有較明顯的擴張與增加。基因證據也表明現代高原人98％左右的母系遺傳組份可以追溯至全新世以來遷入青藏高原的中國北方人群，但高原人也存在特殊的新組份——單倍型類群M16，這可能是晚更新世進入高原人群的遺傳標記，這揭示了新石器時期的青藏高原人類很可能接受了當地舊石器人類的文化影響甚至是他們的遺傳組份。基因證據和考古證據很好的吻合，記錄了高原新舊石器時代農業種植者與狩獵、采集者交融與擴散。

（五）極端環境與人類活動

極端環境變化包括自然界中氣候極端事件、氣象災害與地質災害事件等。4.8cal.kaB.P.氣候干旱事件導致河湟谷地馬家窯文化發生退縮，4cal.kaB.P.造成甘青地區齊家文化的原始農業衰落。

青藏高原地震活動活躍，在民和馬廠垣遺址周圍發現多處黃土地裂縫分布區，確定為古地震與暴雨山洪泥流事件的沉積記錄，通過綜合OSL年代結果、地層關系等，提出區域地震山洪發生在馬家窯時期的4.9cal.kaB.P.。

在喇家遺址廣泛發現了古地震留下的證據，包括地裂縫、砂管和地面形變等，而大地震對喇家大型齊家文化遺址造成極大破壞。有研究者提出：地震引發了其盆地上游積石峽的山體滑坡，在黃河上形成堰塞湖，湖體潰決，導致盆地內史前文化遭受毀滅性打擊，而該洪水事件與中國史前大禹治水的時間相吻合，提出黃河上游洪水事件支持中國上古時代的大禹治水的神話傳說。除此之外，在官亭盆地也發現了青銅時代廣泛發生洪水的證據，對盆地內史前聚落的演變與遷移產生了很大影響，導致盆地內馬家窯文化聚落主要分布在二級階地，由于齊家文化之后，洪水事件的增多，齊家文化、辛店文化等先民隨洪水的變化而在2—3級階地之間居住。

（六）人類在高原的定居歷程

高原晚更新世末期—全新世早期的打制—細石器地點，遺跡多表現出面積小、較為分散，堆積簡單、類型單一等特點，遺物多為火塘、石器、碎骨等遺物，推測應為狩獵采集者臨時、小型的宿營地，不排除一些地點（例如江西溝2號、151遺址、婁拉水庫遺址）為季節性居住、占據時間較長的區域性中心營地，但直到全新世中期的7.6cal.kaB.P.，拉乙亥遺址仍表現出反復使用、季節性占據的大流動、常遷徙的生存模式，沒有發現定居的證據。

從新石器仰韶廟底溝先民率先在河湟谷地實現定居，馬家窯文化如雨后春筍般在河湟谷地安營扎寨，形成定居的聚落遺址，遺址密集，而且遍及河湟谷地沿河地帶。4kaB.P.之后全球范圍內氣溫開始下降，進入相對干冷的晚全新世。4kaB.P.東西方交流比較活躍，是大麥、小麥、家畜羊和青銅冶煉技術等由西亞傳入東亞的關鍵時期。在氣候變化與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齊家先民應對氣候變化的策略有二，一是調整為耐干旱的millet為主種植結構，二是加大了畜牧業比重。適當的應對策略，使得齊家文化分布范圍有所擴大。約在3.6kaB.P.的卡約文化，羊的飼養、牦牛的馴化，畜牧業地位的奠定，以及耐寒的大麥的種植，意味著農牧混合經濟人群可以向高達4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區進行大規模擴張。

（七）高原新石器聚落分布與環境的關系

新石器時代遺址在高原東北緣河谷地帶分布非常密集，聚落的選擇受制于地理環境。利用ArcGIS分析發現，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卡約—唐汪文化與辛店文化時期的聚落多集中在海拔2000—2200米區域，該區域在是全新世中期河湟谷地水熱條件優良的森林與草原植被過渡地帶。齊家文化之后的青銅時代，進一步向較高海拔山區與較低海拔河谷地帶擴展生存空間，且聚落空間上趨于分散。

二、高原史前人類活動與環境變化關系研究存在的問題

青藏高原是擁有250萬平方千米土地的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由于其面積遼闊，自然環境較為復雜，因此人類活動面貌也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地域差異。盡管目前青藏高原舊石器—中石器時代的研究有所進展，但是該時段的人類活動、人群遷徙、文化擴散、相互聯系、文化面貌等諸多科學問題，仍不明了。更多的是單一遺址的發現，而不能連成線或者面，無法系統回答上述問題。有研究者利用目前不多的證據來試圖討論該問題，例如提出西藏古人類發生三次遷移，第一次在50—10kaB.P.，由藏南一帶遷移至藏北，第二次發生在全新世中期的6—3.6kaB.P.，史前人類由藏北東遷至昌都一帶，第三次遷移發生在晚全新世，從昌都、林芝一帶遷往拉薩、山南一帶，氣候變化是導致這種遷移的主要原因；在高原東北緣晚更新世以來，史前人類有3次向高原東北緣擴張的歷程，第一次發生在40—30kaB.P.暖濕的氣候背景下，第二次發生在晚冰期—全新世早期氣候和環境不斷好轉的背景下，第三次在全新世大暖期6—4kaB.P.，三次擴展均與環境演變關系密切。川西高原地區發現的舊石器晚期遺存，年代可以追溯到全新世初期11.5kaB.P.，這些小石器和細石器是把黃河中上游的文化傳統帶入了川西高原。按照以上研究，青藏高原史前文化之間存在人群、文化等方面緊密聯系，前后之間、彼此之間存在源流與演變關系。

進入新石器時代，人類活動強度提高，規模加大，并逐步實現定居。人類活動遺跡較多地保留在地層中，因此對高原新石器時代社會狀況與面貌有較前期更多的了解。大致來看，在新石器時代，整個青藏高原社會面貌還是有明顯的地域差異，可以分為6大區域，它們依次是：青藏高原東北部的河湟谷地發育有文化面貌非常繁盛的馬家窯文化，以及受馬家窯文化強烈影響的本土新石器宗日文化，高原東部有卡若文化，西藏中部腹心地帶雅魯藏布江中游的曲貢文化，藏東南雅魯藏布江下游的林芝星云、居木等新石器類型，藏北及藏西細石器、巖畫及含部分陶器的狩獵型游牧文化。

這6個區域類型不僅構成了青藏高原新石器文化的總體面貌，也是新石器時代高原史前發生區域分異的重要體現，即高原不同自然地理環境的區域，形成不同的文化面貌。但這些文化類型之間既有各自的特點而相互區別，也存在諸多共性，且表現出強烈的相互聯系與影響。

雖然目前對青藏高原新石器文化分區進行了初步研究，但是這些以區域為分異規律的文化類型到底是如何形成的，環境在文化分異與史前文化變遷中到底扮演了何種角色，這些分布在高原不同區域的文化相互之間有何種聯系，如何跨區進行文化交流，相互之間如何作用與影響，諸如此類科學問題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與挖掘。有研究開始關注這些問題，提出甘青地區仰韶—馬家窯新石器文化，在6kaB.P.通過橫斷山地河谷向南擴散，受此影響，產生了漢語語族和藏緬語族人群的分化，昌都卡若文化也由此產生發展。

因此，青藏高原史前文化（舊石器、中石器、新石器）區系還不明了，尤其是舊石器與中石器時代基本未知，史前文化框架未完整建立，許多區域文化性質尚不清楚，彼此之間相互影響與作用關系不明確，其文化發展的脈絡尚未建立與明晰。高原作為獨特的地理單元，環境因素成為人類活動重要的影響因素，但環境對史前文化演化及區域分異中的作用研究不足。

三、研究展望

早期人類遷移擴散通道近些年引起科學界的關注，青藏高原由于其高聳的海拔、極端的環境，一般認為是人類活動的地理障礙，但科學發現證實在晚更新世晚期人類已經在高原活動。人類在高原活動，必定會進行高原內部區域之間密切的遷徙與交流，以及高原與周邊相鄰區域的交流與滲透。霍巍提出西藏高原史前人類與外界曾發生過密切的文化交流，并且在長期的生產與交流中形成了一定的交換商品類型和較為固定的交通路線。史前時期西藏高原居民便已經和中原及黃河上游、喜馬拉雅山周邊地帶的原始文化之間有著相互交往和影響，寶貝的南下，玉石的西傳，麥類作物的東漸，早期金屬器的傳播，都在高原留下了重要的考古學文化遺存，并提出西藏史前交通的“雙層三線”概念框架，“雙層”，即以高原內部自身形成的交通網絡為內層，以高原和周鄰地區的交通線路為外層；所謂“三線”，即以高原東北部、東南部和西南部三個主要方向形成三條主要的交通路線，為我國西部邊疆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最終形成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開辟了最初的交流渠道。

在高原上，至少在新石器時代，已經形成了以一定區域為中心的文化分區，各文化分區之間必然存在物質、精神與文化上的交流，這種交流需要一定的交通線路才能開展實施。例如藏東的卡若文化與甘青地區馬家窯文化，存在較為顯著的共同文化因素。馬家窯文化以彩陶、粟作農業而著稱，并有甕棺葬俗，在高原東部橫斷山河谷地帶年代較早的大型新石器時代遺址如卡若遺址、丹巴罕額依遺址、岷江上游營盤山遺址以及大渡河中游獅子山遺址中均普遍發現了彩陶，甚至發現馬家窯文化彩陶，以及粟作農業和甕棺葬，推測二者是通過橫斷山河谷的藏彝走廊實現人群遷移或者文化交流的。當然青藏高原文化與物質交流不僅僅發生在高原內部，也發生在高原與周邊區域。高原東北部的青海、東南部的四川、云南，西藏南部和西部均可能與北亞與中亞大草原、南亞，甚至西亞與歐洲有交流，高原東北部也是絲綢之路的重要分支，具有溝通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

而交通線路無疑與河流、山脈、地形、植被等自然地理因子有關，同時也受制于聚落、資源的分布等人文地理因子。因此交通線路是文化分區、自然與人文地理因子的綜合反映。地理學，尤其是地理信息系統在線路的探索上將發揮巨大作用，是地理學的優勢與強項。

此外，“一帶一路”建設引發了絲綢之路的研究熱，東西方文化交流再次成為研究熱點，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發生時間、交流路徑、交流內容、對后世重大的影響成為重要的研究內容。青藏高原位于亞洲的中部，是連接東亞、中亞、西亞、南亞與北亞甚至歐洲的大樞紐，各種文化得以在此交融共生。因此，青藏高原在東西方、東亞與南亞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對青藏高原史前文化分區和相互之間作用影響的研究與梳理，具有較大的現實意義，青藏高原及西部是我國為推動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而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前沿陣地，需要充分發掘高原的歷史積累，提煉絲綢之路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精神內涵，使優秀歷史文化成為新時代鼓舞人民前進的精神與理論力量，同時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推動開展更大范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