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國歷史上的邊疆治理進行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推進邊疆治理，需要強化理論支撐；要加強邊疆史和邊疆治理相關的多學科研究，加快建構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深化邊疆治理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研究，推出更多具有影響力、說服力的研究成果。中國邊疆史研究是建構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的基礎，在此筆者主要結合從事中國民族關系史研究、組織開展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的心得體會，就新時代我國邊疆史研究的基本理論和方法略陳己見，以期與朋友們共同推進新時代的邊疆學研究和學科建設。

一、弘揚學術戍邊的優良傳統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邊疆問題，提出“治國必治邊”“陸海統籌”“加快建設海洋強國”等重要論述。建構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已成為迫切的需要，以理論體系為指導，以知識體系為目標，最終實現我國自主話語體系的構建。

建構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有著深厚的學術背景，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自近代以來，中國的學術和學科體系建設整體落后于西方，長期向西學學習并深受其影響。二是隨著人類文明發展進入新的歷史時期，面對當今復雜的國際形勢，現有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無論在解決現實問題，還是在說明歷史時期的邊疆問題方面都有待加強。三是中國邊疆史研究有著極其悠久的歷史傳統和豐富的“學術戍邊”經驗，可以在建構新時代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時發揮重要的借鑒作用。

“學術戍邊”是中國傳統史學、傳統邊疆歷史與地理研究的重要思想。中國有著遼闊的疆土，不同地域各民族文化交相輝映，多元融匯于一體。各民族共同開拓了祖國的遼闊疆域，共同締造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共同書寫了輝煌的中國歷史，共同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化，共同培育了偉大的民族精神。當然，“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地理因素深刻影響了歷史時期中華文明的生發和孕育。例如，著名的“胡煥庸線”不僅僅是人口地理分界線，也是我國政治、經濟、社會和民族關系的地理標識線。再如，我國的年400mm、800mm等降水量線等自然因素，如果回溯到歷史時期就會發現，前者是游牧文化和農耕文化的地理分界線，后者是中國傳統的南方和北方的地理分界線，可以為邊疆史研究提供科學的“地理”視角。

在歷史發展演進過程中，不同性質和不同類型的“邊疆”危機時有發生，戍守邊疆和保家衛國被奉為偉大的愛國精神，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部分。為了維護國家統一和邊疆穩定，不同歷史時期從事邊疆學、邊疆史地研究的學者們，在學術研究和社會實踐方面作出了主動和自覺的回應。唐代的“邊塞詩”能夠成為獨立的詩學流派，就是因為有一大批“邊塞詩人”參與了“戍邊”行動，他們以飽滿的熱情和豐富的詩作凝練了愛國精神。明朝時期在“北虜”和“南倭”邊患的壓力之下，學者們受陽明心學思想的影響，創作了一大批“九邊”題材的志書和輿圖等，“文人知兵”成為明后期突出的文化現象。20世紀初期，以顧頡剛、譚其驤等為代表的愛國學者創立了禹貢學會，創辦了《禹貢》半月刊，也是在晚清和民國救亡圖存的邊疆危急時刻，學者通過研究邊疆史，弘揚了中國傳統的“學術戍邊”精神?？梢哉f，推進邊疆史研究，建構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既是新時代學術發展的需要，也是對中國愛國主義優秀傳統的堅守。

二、運用多學科交叉研究的方法

近年，有學者呼吁將“邊疆學”設置為獨立的一級學科，認為“中國邊疆學是研究極具中國特色的中國邊疆的一門綜合性交叉學科”。中國邊疆治理研究從門類上劃分，可分為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生態環境、地緣政治等六大類；中國邊疆歷史研究，可包括邊疆考古、邊疆歷史、邊疆地理、邊疆文化、邊疆民族、邊疆文獻等六個方面。上述分類都體現了中國邊疆史研究的“綜合性”和“交叉性”的基本特征。

中國邊疆史研究的跨學科或多學科研究方法，是由中國、邊疆、歷史、地理四個研究要素所決定的。中國有著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華文明的突出特征是通過不同的學科、領域和專業來整體體現的。邊疆是特定的綜合性地域，只有跨學科的整體思考，才能全面、系統、客觀和科學地認識邊疆區域。邊疆史研究是歷史學科中的“專門史”研究，多維度研究也是專門史研究的重要屬性。中國地理學研究的基本要求，是它的區域性與整體性相統一，邊疆史要求把邊疆、歷史和地理進行整體性思考，這與歷史學對“時間性”和“真實性”的要求有所不同?？梢哉f，邊疆史研究對跨學科、多維度和交叉研究有更高的要求。

中國邊疆史研究從跨學科角度講，需要吸納政治學、軍事學、經濟學、社會學、文化學、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以及歷史學、地理學、考古學、語言學、藝術學等人文和社會科學的理論、知識和方法。還要關及自然科學領域內的相關研究，如科技考古、傳統中醫藥、動植物學等。此外，對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歷史、民族、語言、風俗和文化等，都應特別關注。

三、拓展邊疆史研究的史料體系

邊疆史研究屬于歷史學科的專門史或專題史研究。歷史學研究有實證務實之學，有思辨闡釋之學，但都要遵循歷史學研究的基本屬性，求真求實，孤證不立。新時代的邊疆史研究，也必須建立在扎實的史料體系基礎之上。

史料是史學研究的基礎，建構我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尤其是中國邊疆史研究的理論話語體系，史料體系的建構極其重要。新時代中國邊疆史研究的史料體系建設，首先要重視對中國傳統歷史文獻的再挖掘、再整理和再思考，經典史料常讀常新，既要關注經部文獻的邊疆認識和治理思想，也要通過史部文獻系統呈現邊疆歷史和地理的基本特征，子部和集部文獻更是可以呈現中國邊疆歷史和文化思想的諸多層面。其次，民族文獻、域外文獻、多語種合璧文獻都是邊疆史地研究的重要史料。如前述，中國邊疆史研究是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民族史志、田野考古、語言文字、文學藝術等相關領域內的文獻史料都要有所關注。

以圖像類史料為例稍加說明。圖像是記錄歷史的一種方式，歷史時期的不少文物呈現的圖像史料尤其重要。大家熟悉的現存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唐代閻立本《步輦圖》絹本，就生動記錄了漢、藏民族交往交流的重要事件。出土于北京市順義區遼墓中的醬釉猴紐蓋雞冠壺（又稱皮囊壺），現藏于首都博物館，其形制源于契丹族早期流轉遷徙途中用來盛水的皮囊，其別致之處在其蓋紐，小猴活潑俏皮，憨態可掬。據《齊民要術》載：“常系獼猴于馬坊，令馬不畏，辟惡，消百病也。”可見，用猴子安撫、保佑馬匹健康的傳統由來已久，反映出遼代北京地區民族交融情況，彰顯了文化融匯各族傳統的特色。地理類輿圖更是邊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如有學者從邊疆治理視域下對北疆多語種輿圖文獻進行的整理與研究，充分利用海內外收藏的多語種輿圖文獻，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主線之下研究中國邊疆史，有助于理解歷史上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過程。

當然，拓展邊疆史料體系不是說無限擴大史料的范圍，一定要遵循歷史學研究的基本要求，諸如歷史研究對史料的時間性要求、地域性判斷和內在的邏輯性，就必須是準確和清晰的。

四、多關注邊疆與內地的互動關系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術，新時代中國邊疆史研究的重要使命，是積極探索歷史時期的邊疆民族和邊疆地區在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發展過程中，在中華民族從自在到自覺再到自強的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與傳統的邊疆史地研究不同，新時代中國邊疆史研究的重點要更加突出邊疆與內地的互動關系，不僅繼續研究清楚邊疆民族地區歷史、地理的基本事實，深入研究國家對邊疆的治理，還要特別關注邊疆地區、邊疆民族不斷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歷史進程。

研究邊疆史，就是要充分挖掘、整理、研究和宣傳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我國遼闊的邊疆，是少數民族集中分布的區域，但邊疆史不等于少數民族史，而是各民族共有的邊疆史，邊疆本身也暗合了與內地的對應。因此，研究邊疆史，既要研究邊疆地區、邊疆人民的歷史，也要研究中原王朝、各民族政權之間的雙向互動的關系，關注邊疆民族地區對中華文化認同、對中國的認同。歷史上，從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到北魏孝文帝漢化改革，從“洛陽家家學胡樂”到“萬里羌人盡漢歌”，從邊疆民族習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褲”、胡衣胡帽，以及今天隨處可見的舞獅、胡琴、旗袍等，都展現了各民族文化之間的互鑒融通。

中國邊疆史呈現的就是多民族之間的互動。在唐朝，疆域遼闊，盛世繁華，邊疆各民族人士進入中原內地，當官、經商、游歷活動頻繁，既有少數民族人士出將入相、參與國家治理，也有普通人由于種種機緣參與推動了歷史的演進。在遼代晚期，《宣化下八里遼代壁畫墓·備茶圖》中出現有契丹特色的髡發人物，其在煎制中原地區盛行的茶，這是邊疆與內地生活文化交融的真實寫照。在明代，北部邊疆既有邊地百姓“弦誦早聞周禮樂，羌胡今著漢衣冠”的場景，也有“近邊男女作胡歌，立馬回頭感慨多”的現象。

總之，我們要通過推進中國邊疆史及邊疆與內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研究，引導各民族群眾看到歷史的趨勢和未來的走向，促進今天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動邊疆地區高質量發展，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來源：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微信公眾號，作者彭勇系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教授，原文刊載于《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25年第1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