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自元朝以來，西藏一直處于歷代中央政權的管轄之下。清前期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大一統格局建立后，乾隆九年（1744），瞻對“夾壩”在川藏道上搶劫清朝汛兵的行為損害了清中央與西藏地方的共同利益。下瞻對土司班滾的抗拒態度使清朝下定決心用兵，西藏地方亦派出由江卡第巴冷宗鼐率領的一千余名藏兵配合作戰，并在乾隆十年（1745）下半年的戰事中作出了一定的貢獻。雖然后來發生了藏兵私自返回事件，但西藏地方配合用兵的事實體現了重要的歷史意義，既彰顯了西藏地方對清中央的認同，鞏固了清朝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大一統格局，還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藏族等各民族融入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

【關鍵詞】清中央；西藏地方政府；瞻對；大一統

【作者簡介】石碩，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文章來源】《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1期。原文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

瞻對（cags-mdud，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龍縣）是清代川藏地區的一個獨特區域，該地跨雅礱江兩岸，扼川藏道之咽喉，民風剽悍，盛行“夾壩”劫掠活動。瞻對的每次事件都牽動著川藏全局，有清一代，朝廷曾數次對該地用兵，期以解決這一邊患。乾隆九年（1744），瞻對劫匪竟然搶劫了川藏道上的清朝汛兵，引起乾隆帝震怒，在隨后的兩年中，清朝調兵遣將，大規模用兵瞻對。由于川藏道不僅是清朝治理西藏的關鍵通道，也是西藏地方仰仗清朝保護及獲取財稅收入的重要區域，所以此次用兵也引起了以頗羅鼐為首的西藏地方的強烈關切，為此直接派出一千余名藏兵配合清朝作戰。對清代瞻對事件，前輩學者已經做了諸多研究。他們主要運用《清高宗實錄》及部分漢文檔案的記載，梳理了乾隆用兵瞻對的前因后果，然而，對西藏地方配合清朝用兵的史實，前人的關注明顯較少，對原始檔案尤其是滿文檔案的利用極為不足。實際上，此事深刻體現了西藏地方對清朝的認同，對深入理解清前期西藏地方納入清中央以及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之形成具有重要意義。

西藏地方配合清朝用兵瞻對有一個關鍵背景，即清前期進一步鞏固了多民族國家中國的大一統格局，西藏地方被牢牢地納入了中央政府的管轄之下。在此格局下，作為雙方連接紐帶的川藏道，其暢通與否，關系到雙方的共同利益。瞻對“夾壩”在川藏道上的搶劫活動損害了這一共同利益，因此，當清朝決定發兵瞻對時，西藏地方亦派出藏兵配合清朝作戰。那么，搶劫事件發生后，西藏地方是如何配合清朝作戰的？在此過程中又發生了什么問題？茲主要利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滿、漢文檔案，對相關史實進行考述，借以揭示該事在清前期西藏地方與中央關系史上的重要位置。

一、川藏道上的清軍被搶與班滾的抗拒

乾隆九年九月初六日（1744年10月11日），駐防川藏道上江卡（今屬西藏芒康）汛的36名清兵在把總張鳳的帶領下撤回內地，行走至理塘附近的海子塘地方，突然遭遇一伙多達二三百人的“夾壩”劫匪，將駝馬、行李、銀子、糧食等物全部劫走。理塘糧務縣丞蔣一鳴迅速令理塘土司安本派土兵追捕，并將清兵接至理塘安頓，但僅在次日清晨于瞻對所屬擦牙所與長坦交界山嶺之上，尋獲兩頂帽子而已。經調查，行劫者俱屬于理塘以北的瞻對部落。據乾隆七年（1742）成書的《西藏志》“臺站”部分記載，自打箭爐出口至藏沿途之江卡有把總1員，兵20名。據檔案記載，此次被搶清兵之頭目即把總張鳳，其所帶兵丁共36名，與《西藏志》稍有不同，可能是匯合了沿線其他塘站之兵共同行走。

事件發生后，川陜總督慶復于十月下旬首先上奏，表示了強硬辦理的態度：

川省界雜番夷，弁兵積弱，向為悍番玩視，若不大加懲創整飭，即撥設塘汛，俱屬具文。

同時，一面將該把總飭革拿問，一面札商巡撫、提督二臣，海子塘等地塘汛往后應如何嚴密防范等問題。乾隆帝極為贊賞慶復之強硬態度，朱批道：“所見甚是，應如是辦理者。”

與之相對的是，四川巡撫紀山晚于慶復，于十月二十五日（11月28日）方才將搶劫事件上奏，引起了乾隆帝的不滿：

郭羅克之事甫完，而復有此，則去年汝等所辦不過茍且了事可知。況此事慶復早已奏聞，意見亦甚正，而汝所奏遲緩，且意若非甚要務者，大失封疆大吏之體。此案必期示之以威而革其心，首犯務獲，以警刁頑。不然，將來川省無寧歲矣!與鄭文煥看，爾等善為之。

郭羅克之事指的是乾隆八年（1743）紀山與四川提督鄭文煥辦理的四川、青海交界地帶郭羅克（今譯“果洛”）部落的搶劫事件。乾隆帝以為，瞻對番人之所以敢于搶劫，乃是紀山與鄭文煥去年辦理郭羅克之搶劫時過于茍且，并強調，此次如果不能“示之以威而革其心”，則“將來川省無寧歲矣”!

面對如此嚴諭，紀山不得不轉變態度，也主張強硬辦理：

查打箭爐至西藏，番蠻種類甚多，而剽悍尤甚者，莫如瞻對等部落，每以劫奪為生。此次搶奪官兵行李，理應奏請懲以大法，緣雍正八年征剿瞻對大費兵力，總因該番恃險，攻擊匪易。惟恐不籌畫于事前，未免周章于日后，是以此案檄飭里塘土司追拿贓盜。原欲以蠻制蠻，相機酌辦，斷不敢視為非要，稍萌輕忽之念。但前折中未將通局籌算緣由聲明，且具奏遲緩，罪實難追。現據番人等交出贓物，札商督臣慶復，如瞻對即將夾壩首犯獻出，另行請旨完結。倘或刁頑不悛，其作何示之以威，并善后之法，以及派委何員前往專辦之處，容與督、提二臣公同酌籌會奏。

不過，他清楚地知曉雍正八年（1730）攻打瞻對時曾大費兵力，清兵未得絲毫便宜，所以他解釋稱，需要詳盡籌劃，如果番人將贓物及首犯獻出，則另行請旨完結；如果“刁頑不悛”，以后如何示威及辦理善后，將與慶復等會商后上奏。

針對此事，乾隆帝的態度雖強硬，但顯然不會因為一起搶劫事件便至發動一場大規模戰爭的程度。然而，乾隆九年底至十年初，理塘附近又發生了數起搶劫案，而且，下瞻對土司班滾拒不交出賊首，這促使清廷上下決心派兵懲創。

乾隆九年底至十年初發生的搶劫事件至少包括以下幾起：1.理塘所屬渣嗎隆黑帳房番民報稱，九年十二月間，有四十余名劫匪搶去帳房、牛只。2.據額哇奔松塘番兵報稱，有三十余名劫匪攜帶槍箭，拆毀房舍，搶去文書。3.昌都呼圖克圖所屬番民赴打箭爐買茶，亦被瞻對“夾壩”搶劫銀兩、牛只。另外，章谷土婦息錯、納林沖土司工卻三朱、德格頭人大結等附近地方頭人亦控訴瞻對“夾壩”屢屢搶劫，并殺傷多人。乾隆帝得知以上情形后表示：“以此觀之，竟有不得不示以兵威者。”初步決定用兵示威。

班滾拒絕配合查辦的態度使清廷決心用兵。據查，搶劫江卡汛清兵之人既包括上瞻對番民，亦包括下瞻對番民。前者較為配合，迅速將贓物及賊首獻出。然而，清廷派人前往下瞻對查追時，卻遭到了五六十人的攔截，且將清廷差兵之帳房搗毀，搶奪了馬匹等物。又向班滾詢問，其只繳出了數件贓物，卻拒絕查獻賊首。面對下瞻對的抗拒態度，慶復主張對其“大加懲創”，并預備調四川綠營兵四千名及雜谷、瓦寺、木坪等處土兵四千名征討，并調理塘、明正等處土兵于隘口堵截。事已至此，乾隆帝以為：“看來有不得不如此之勢，然須詳妥為之，以期一勞永逸。”

實際上，班滾堅持抗拒有一個此時清廷上下并不完全知悉的重要原因。雍正七年（1729）班滾之父側冷滾布在表示恭順出來投見清軍將領黎雅營游擊高奮志時，卻被后者擅自逮捕殺死，當時班滾已有19歲，對此殺父之仇必然耿耿于懷。事后明正土司頭人汪結的供詞稱：

乾隆十年三月內因瞻對不法，奉旨發兵征剿，于大兵未到之先，奉四川巡撫紀山密諭，打箭爐同知靳夢熊差我到瞻對去化諭班滾，叫他獻夾壩繳贓物，親身出來投誠。我四月內到瞻對見了班滾，再三化諭獻賊繳贓，班滾都已應允，只因他父親側冷滾布是前任游擊高奮志哄出來處死的，他斷不肯出來投見。可見班滾擔心其如果出來投見，大概率將蹈其父之后轍。

另外，乾隆二年（1737）時班滾曾與理塘土司構釁，其在給清朝之稟文內稱：

天朝開打箭爐時，我老子側冷滾布先投誠，前后并沒犯法，里塘營官謊報，將我老子殺了。

亦可見班滾對其父被冤殺長期耿耿于懷的態度。如果沒有雍正年間的辦理不善，那么班滾此時便可能遵從清廷命令交出賊首，隨后的大規模戰爭也似乎不會發生。然而，歷史的鏈條一環緊扣一環，殺父之仇使班滾不可能輕易向清朝屈服。

二、清朝發兵與西藏地方配合堵截

因鄭文煥上年辦理郭羅克之事不善，且正在患病，故乾隆帝調李質粹署理四川提督。李質粹于乾隆十年正月十七日（1745年2月17日）面見皇帝，后者強調“夾壩”事件“務須辦理妥協”。李質粹隨后行經西安與成都，將皇帝的指令分別傳諭慶復與紀山，堅定了地方大員必須對瞻對用兵的信念。他們以為，“瞻對番蠻屢放夾壩，劫掠商民，并搶奪官兵行李，似此番性難馴，必需（須）用兵示威，方足以懾服其心志”。李質粹進一步指出，瞻對地方四面環山，地方險阻，當地番民素性兇頑，向為“夾壩”。雍正年間雖用兵懾服，但終未革心，如今故態復萌，肆行劫掠。自去年至今，已有多起搶劫事件發生，且竟敢搶奪官兵之行李，目無王法。而且，西藏現駐有清兵，“往來大路豈容丑類滋擾，行旅受害”。李質粹認為，如果瞻對不交出贓物與首犯，“實有非用兵不可者”。果然，班滾不肯交出首犯，用兵已箭在弦上。為便于指揮及深入了解地方情形，李質粹請求親赴打箭爐口外坐鎮。

四月初七日（5月8日），慶復、紀山、李質粹3人合奏，正式請求用兵。慶復前曾請調兵八千名，但此時認為，與其兵力單少，不如增益，軍威更壯，于是決定調四川各鎮協營綠營兵六千名，四川各處土司兵六千名，合計漢、土兵丁共一萬二千名，兵分三路，于七月內趁其莊稼未收之時，齊抵瞻對地方，相機進剿。另外，因瞻對西通青海，恐其敗逃準噶爾等處，故調派甘肅西寧鎮所屬官兵一千名，西藏頗羅鼐所屬江卡藏兵一千名，四川所屬德格土兵一千名，堵截瞻對之去路。任命建昌鎮總兵袁士弼為總統，負責統領指揮。李質粹赴口外與袁士弼共同指揮，紀山坐鎮成都辦理糧餉事宜，慶復于七月內起身前往四川，就近調度。四月二十七日（5月28日），軍機處討論通過，乾隆用兵瞻對的大幕正式拉開。

藏兵由江卡第巴冷宗鼐統領。實際上，此一千名藏兵的來源十分廣泛，不僅包括江卡，而是遍及西藏東部各地。因后來曾發生士兵私自返回事件，頗羅鼐派人前往兵源地調查起意為首之人，除了江卡外，所去的地點還包括貢覺與擦瓦崗。江卡，藏文smar-khams，即今西藏芒康，位于寧靜山以西，與四川巴塘相鄰。貢覺，又寫做“官角”，藏文go-vjo，位于金沙江以西，今屬西藏貢覺縣。擦瓦崗，藏文tsha-ba-sgang，“崗”是藏族傳統地理概念中“兩山夾一川”或“兩川繞一山”的區域，擦瓦崗為多康六崗之一，統稱怒江、瀾滄江兩河所夾的地域，包括今西藏的八宿、左貢、芒康、察隅及云南德欽的部分地區。

至七八月間，各路大兵漸漸齊集瞻對外圍，兵分三路進攻：南路由理塘向邊多等處進攻，由夔州協副將馬良柱統領；北路由甘孜向阿斯等處進攻，由松潘鎮總兵宋宗璋統領；中路由沙普隆向日里等處進攻，由總統即建昌鎮總兵袁士弼統領。李質粹于七月二十六日（8月23日）行抵理塘與沙普隆之間的東俄洛地方（今康定新都橋附近），負責調度策應。冷宗鼐帶藏兵于八月十七日（9月12日）行抵理塘，配合堵截南路。

當時執掌藏政的頗羅鼐稱其本欲親身帶兵報效朝廷，但因藏地防務緊要，不敢擅自離開，其2個兒子又因患病與駐防達木蒙古而無法前往瞻對。他擔憂如果將軍隊獨自交給冷宗鼐統領，可能會耽誤朝廷之要事，因此，頗羅鼐決定將其屬下歷經行陣之蒙古宰桑納親、侍衛隨克等15人派去協助冷宗鼐，并請求清廷對派遣之人給予盤費。納親等人于七月二十九日（8月26日）由藏起身，隨后與冷宗鼐會合。

乾隆帝同意支給冷宗鼐、納親等人口糧，并諭知地方官辦理。四川布政使李如蘭建議：“今頗羅鼐添派納親等人幫戰，實屬恭順，除了十五名侍衛查照漢兵支給外，納親應與冷宗鼐一體支給，照守備之例，日支鹽菜銀八分，口糧七分，于本年九月十四日到營后起支。”得到了乾隆帝的批準。

藏兵在乾隆十年下半年的戰斗中十分出力。據慶復等奏，其接到南路領兵官馬良柱稟稱：

攻打擦牙所地方，冷宗鼐管領土兵在松林里活捉賊番一名看□，并殺死賊番，搶獲馬匹、槍桿、撒袋等物。又燒毀賊寨八處，殺死賊番無數，槍傷九名，甚為出力。

另據駐藏副都統傅清奏中所引慶復咨文：

唐古特第巴、蒙古宰桑、江卡之一千名士兵甚為效力，副將馬良柱、第巴冷宗鼐、宰桑納親等所率士兵甚為奮勉，建立功勛。其中一名蒙古侍衛跟隨馬良柱在擦牙所打仗時前去放火，被槍擊中手臂。由此可見冷宗鼐、納親及其所統率之藏兵在用兵瞻對時的效力情形。

總之，在清朝決定用兵瞻對之際，西藏地方亦派出了由江卡第巴冷宗鼐率領的一千名藏兵配合堵截南路。而且，頗羅鼐還添派了蒙古宰桑納親等人前去協助冷宗鼐，他們共同為乾隆十年下半年的戰斗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三、冷宗鼐擅回與乾隆帝的寬恕

盡管藏兵在戰事初期較為出力，配合清廷有所斬獲，然而，隨后發生的冷宗鼐及其統率的藏兵擅自返回事件，卻給整體的用兵格局帶來了一定的消極影響。

冷宗鼐抵達理塘后不久，便喝酒大醉，并四處鬧事，騷擾當地百姓。滿文檔案對此事記載甚詳：

又，九月二十九日交臣（指傅清）文內開：四川陜西總督慶復咨文道：從四川提督處咨文道：副將馬良柱稟道：江卡第巴冷宗鼐于八月十七日來至里塘，扎營以后，喝酒大醉，帶人四處逍遙。來至已派來之瓦寺唐古特兵七林貢康君的帳房中問：“爾等是何人？”答道：“我們是瓦寺所屬的人。”冷宗鼐全未辨明，把兩個瓦寺之人當作打探消息之賊捆綁，將帳房內所有物品搶奪。碰見路上之里塘唐古特官員，講明緣由，方才釋放。已送回搶奪之原物，其所屬唐古特軍隊毀壞了彼處百姓人等之柵欄，割了人民院落內之草，故百姓們來吾處控告。冷宗鼐醉酒之際，捆綁了兩名瓦寺土兵，搶奪了其帳房內之物品，并破壞了當地百姓的院落。馬良柱對其進行了嚴厲訓斥，冷宗鼐雖獻上哈達，承認錯誤，但馬良柱以為，其平日慣于酗酒滋事，天性如此，豈能即刻改正？若耽誤了軍機重務，無人擔待得起。因此迅速咨文李質粹、慶復與傅清，轉告頗羅鼐，令其嚴厲教訓冷宗鼐。

頗羅鼐聞知后，急忙向傅清解釋未更換冷宗鼐及添派納親等人的原因：稱他早已深知冷宗鼐為人糊涂且固執，慣于酗酒，不可勝統兵之任，但因其姓名早已舉薦于慶復，發兵期限臨近，再奏派別人已來不及了，且不敢未經奏聞私自更換，故無奈把兵交付于他。因怕耽誤圣主要事，故才添派納親等16人前去協助冷宗鼐。

頗羅鼐認為冷宗鼐不可繼續統兵，令其將軍隊交付納親等人后回藏。然而，冷宗鼐并未將軍隊移交給納親便啟程返回了：

本月（當指十二月）二十六日宰桑納親等呈文稱：“十二月初三日從（郡）王處咨行稱：‘把冷宗鼐統率之軍交付納親，令其返回。’等語。前來。令冷宗鼐立即返回，于是吾等言：‘爾將軍隊向吾等弄清交付后，再回去吧。’等語。盡管說了，竟全不聽，軍隊也未移交吾等，僅是返回了。吾等無法，將此緣由告知副將馬良柱。馬良柱派人說了，冷宗鼐言：‘先前爾把我甚為效力之事呈送總督，圣主已施恩于我。后來因爾將我飲酒妄為之事告知于王，為王所聞，故如今從王之處已將嚴厲申斥之文書咨來我處。所有好與壞之事俱由爾造成。吾現在聽從王之動身返回之語。’等語。次日晨起程返回，他統率之軍也跟隨回去了。故吾等十六人無法，去馬良柱之營駐扎了。”

可見，冷宗鼐完全不顧納親的勸說，未遵從頗羅鼐之命令把軍隊移交，便擅自返回了。馬良柱亦派人勸說，但引發冷宗鼐不滿，后者遷怒于馬良柱，認為以前效力疆場之事是由馬良柱上報的，如今飲酒妄為之事也是由馬良柱上報的，“所有好與壞之事俱由爾造成”，隨即拋棄士兵便返回。士兵們見主帥已走，也擅自跟隨回去了。

冷宗鼐及其所領之藏兵返回后，南路兵勢減弱，瞻對之眾聽聞后，班滾之子便來偷襲馬良柱營盤。納親等人亦加入戰斗，施放鳥槍，擊退了此次偷襲。納親等認為，僅有其16人的話，力量單弱，故欲去追趕冷宗鼐，并將一千名藏兵帶回，得到了馬良柱的同意。于是，納親等起程追趕，但在路途上卻發生了意外。行至扁都拉嶺時，納親等忽遇大量瞻對之人從樹林中竄出，相互攻殺，寡不敵眾，致3名蒙古侍衛中槍身亡，2人受傷，納親本人亦受四處槍傷，不得不撤退至擦牙所，后又至理塘第巴之營盤落腳。

頗羅鼐得知冷宗鼐及所帶之兵返回且納親等因去追趕導致傷亡后，極為驚恐：

頗羅鼐吾聽聞此事，魂飛魄散。圣主令出吾等唐古特人，在此地尚需使用一千名士兵，令派冷宗鼐率領。且冷宗鼐在彼處飲酒，觸犯法律，吾咨行文書（于他），竟全然未遵從吾之咨文，私自帶領一千名士兵返回，實不可留，理應立即正法。惟冷宗鼐為奏聞派遣之人，若不上奏使圣主聽聞，不可懲處。伏乞從臣之處代奏。將冷宗鼐匡正法度，以儆效尤。等語。冷宗鼐不遵頗羅鼐指令，后者建議立即正法。另外，因冷宗鼐是遵旨派遣之人，必須上奏皇帝后方可懲處，故請求從傅清之處代奏。

因頗羅鼐曾下令讓冷宗鼐把軍隊交付納親后返回，故擔心皇帝會因此令怪罪于他，讓他來承擔藏兵私回的責任。所以，頗羅鼐將其不安情形請傅清轉奏：

頗羅鼐又言：“吾向為土伯特之地一微末之人，蒙圣主累次施恩，將吾授為郡王，不但吾一人，一牲畜（亦知感恩）。對凡圣主之大小事務，敢不奮勉。冷宗鼐由彼地官員們舉薦派出，對冷宗鼐之無能，吾甚為恐懼，方雖派遣納親宰桑等人協助，仍日夜放心不下。每當拜見大臣時都告知：‘冷宗鼐定會出事。’等語。如今冷宗鼐猶如發瘋，帶領士兵返回，彼處大臣若以我的‘冷宗鼐帶兵返回’之語向圣上奏聞，頗羅鼐我實無生路。臣（指傅清）親身在此駐扎，因冷宗鼐之緣故，（頗羅鼐之）所有內心不寧之處，臣盡深知。伏乞將吾等此微末之苦心，從臣（您）之處，替吾及早轉奏。”等語。告請前來。

頗羅鼐顯然是一個極富政治智慧、頭腦聰明之人，他先是感激了清廷不斷封授使之從一“微末之人”成為郡王的恩情，又主動承擔了冷宗鼐及藏兵私回事件的責任，表示若皇帝怪罪下來，自己“實無生路”。除此之外，他又加緊從貢覺、擦瓦崗、芒康等地挑選了一千名藏兵，由貢覺第巴比西鼐率領，迅速前往瞻對。

鑒于頗羅鼐長期對清廷忠心耿耿，乾隆帝對之極為信任，認為其向來辦事謹慎，感戴皇帝之恩，調回冷宗鼐之令必是出于對事有益的考慮。邊地番兵不知法紀，因其首領回去便一同跟隨回去了。乾隆帝明確諭知：“所有兵丁回去，并非伊之指使，朕早已洞見矣。”對頗羅鼐主動攬責之舉表示極為贊賞并疼愛，“朕心愈加軫念”。

至于冷宗鼐，由軍機處商擬處理意見。乾隆十一年二月十七日（1746年3月8日）軍機處議定：冷宗鼐拋棄士兵返回，其所領士兵亦跟隨回去，瞻對之眾聽聞后便前來偷襲。納親等前去追趕時被瞻對之眾襲擊，致使傷亡。這全是冷宗鼐不遵法律，疏忽妄為所致，故照頗羅鼐所請，將冷宗鼐斬首。私回之兵丁未隨納親繼續效力，反而跟隨冷宗鼐返回，亦已觸犯法律。邊地番民雖不知法律，但仍需將起意倡行之人查出治罪。另由慶復從德格附近之土兵中調遣，補充這一千名士兵之缺。比西鼐之兵目前并無用處，故令停調。

乾隆帝寬恕了冷宗鼐的死罪，命頗羅鼐對其酌加懲處即可：

前經總督慶復奏稱，冷宗鼐初到軍前，尚屬效力。今據頗羅鼐奏伊糊涂，酒后妄為，恐在軍前于事無濟，令伊換回。伊并不遵頗羅鼐所諭交付納親兵丁，即行回程。蓋因愚魯無知，以致獲罪。其情尚屬可矜，著施恩免其處斬，交頗羅鼐酌加懲處。余依議。

看來，冷宗鼐在戰事早期甚為效力之情節拯救了他的性命。雖然犯了死罪，但因其在戰爭初期作出了貢獻，乾隆帝僅以“愚魯無知”施恩免其死罪。

頗羅鼐對乾隆帝赦免冷宗鼐死罪之恩情極為感激，并表示冷宗鼐之行為極為可惡，必須從重治罪，方可使唐古特之人引以為戒，故決定將其額頭蓋印，流放至西藏東南邊境之吹仲洞地方。另咨行辦理江卡事務之第巴古比鼐，令其查明與冷宗鼐同回、為首起意之士兵治罪。古比鼐連同由戰場上撤回之比西鼐，派兵赴貢覺等地窮究查辦。在貢覺查出為首者阿噶丁本等16人，照律斬首；為從者阿農那等20人，亦流放至吹仲洞。在芒康查出為首之帶兵者達木丁、伊達木2人，俱照律斬首；為從之尼瑪堅等5人打一百鞭。在擦瓦崗查出為首者定本格勒，照律斬首；為從之索諾木楚等九人打一百鞭。最終了結此案。

總之，冷宗鼐及其所統藏兵的擅自返回給清朝用兵瞻對的整體戰局產生了一些消極影響，使南路之兵勢愈加薄弱，如慶復乾隆十一年二月十七日（1746年3月8日）所奏：“至南路夔州協副將馬良柱，自攻打下曲工之后，因道險雪阻，糧運維艱，并冷宗鼐土兵私回，兵勢愈單，未即前進。”不過，因冷宗鼐及藏兵在用兵前期配合堵截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再加上當時清廷上下對邊地“番人”歧視而至同情的心理，乾隆帝赦免了冷宗鼐的死罪，最終頗羅鼐將其流放，并將起意倡行為首之士兵查出治罪。

四、結語

綜上，清朝此次用兵瞻對雖然沒有達到乾隆帝所謂“一勞永逸”的目的，班滾最后亦脫逃并逍遙法外，但川藏道上的瞻對“夾壩”活動損害了清中央與西藏地方的共同利益。在清前期西藏地方牢固納入清中央即穩固的大一統格局之下，川藏道成為雙方關鍵的連接紐帶，既是清朝維系對西藏治理的核心通道，也是西藏地方獲取清中央軍事保護及地方財政收入的關鍵地帶。這是此次雙方共同用兵瞻對所蘊含的深層歷史邏輯。另外，雖然不可過分突出藏兵在此役中作出的貢獻，但從其前期的效力情形及頗羅鼐的恭順態度來看，此事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西藏地方對清中央的深刻認同，鞏固了清朝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大一統格局，加快了藏族、蒙古族融入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