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各個王朝的衍化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普遍現象。中華民族的交融表現得非常突出，是中華文明的一個重要特質。

中華民族作為人類民族群體的重要組成，從產生的那一天開始，就歷經著從交往、交流到交融的互動。我們可以看到，中華民族這個群體之大、含括的族群之多、包容的內容之廣、前后延續的時間之長，尤其是凝聚力之強，在人類的歷史發展和當今的生活中，可謂獨樹一幟。

從世界發展的角度看，正是經濟、社會、文化全方位的交融，推動了各民族的發展。因此，需要明確指出的是，不能將民族融合理解為民族同化。“民族融合”，是指某個民族的個體或群體與其他民族的個體、群體之間的密切聯系，進而合二為一的現象。“融合”屬于自然性選擇，本質上不表現人為性的刻意追求。這與帶有“兼并”或“吞并”性質的“民族同化”是兩碼事。

周邊族群融入中原民族

“民族融合”是各民族原有的成分和要素彼此吸收和兼納，當然前提是交流和交往。至于誰多誰少、各占多大比例，屬于自然性選擇，這種吸收和兼納只有雙方或多方達到“認同”的程度，才能走向“融合”。

例如，東漢后期，匈奴勢力削弱之后，他們奔走四方，其中南下中原者，與其他民族交互融通，轉成了不同的族類，以至于混雜不清者被時人視為“雜胡”，到了這種程度，就意味著民族融合了。那些分布在黃河兩岸今山西、陜西的“稽胡”，到了唐初就不見了蹤跡，這也是融合于當地民族之中的例子。

唐初的高句麗人，他們東進朝鮮半島組合另外的政權之外，還有大量的群體南下匯入到中原各族群之內，這也是融合的例證。

人們熟知的中亞粟特人，從他們步入中國之后，就以不同的方式融入當地，這種情況在漢唐時代表現得最突出。

再如，西突厥別部沙陀人，他們在唐后期從天山北麓東遷，輾轉于代北（今山西北部及河北西北部一帶），先活躍在唐朝的政治舞臺，至五代時期就演化成政治力量，支配了后唐、后晉和后漢，他們最終也融入中原北部的人群之中。

人們更熟知的拓跋鮮卑，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中，采取與漢人聯姻、采用漢式習俗替代鮮卑原有習俗的舉措，更為典型。

為什么周邊族群融入中原民族和族群成為歷史中國的主導趨向呢？古人給出的理據是：“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

這里強調的是中原族群及其所處的（廣義）中原具有“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任何想要進入這個范圍的其他人群，都不加以拒絕，只要接受中原的文化，就變成了中原的一部分，進而成為“華夏”。

中華文明的“大一統”制度與儒家“以文化人”的理念，為民族融合提供了制度保障與價值紐帶。這種融合并非單向的“同化”，而是雙方在文化互動中形成新的共同體認同。

另外，以黃河、長江流域為代表從事耕作生產的中原地區，積攢了豐碩的財富，能夠供養大規模的人群，它對周邊各地具有很強的吸引力，漢民族由此發展成巨大的規模，這既是多民族和族群融合發展的結果，也是其具有吸納力的原因所在。

正是這種開放性和包容性，才促使中華民族不斷擴大。這種擴大主要體現在文化的融合之上。而王朝尤其是“大一統”王朝的催生，是一項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以唐朝為例，經過高祖、太宗、高宗數代君主的努力，一個兼跨長城東西南北的大型王朝之格局確立起來。它含括了中原和周邊眾多的游牧、半農半牧和漁獵游耕民族和族群，諸如突厥、薛延陀、回鶻、吐谷渾、黨項、契丹、奚人、靺鞨，以及南部“百僚”、“百蠻”等，他們同在王朝的范圍內交往互動，被置于不同的行政屬下，按照各自的習俗從事生產活動。

唐朝之能建立，本身就依托魏晉南北朝多民族融合的基礎。當時，那些舊有的民族多已融合成一體，新的民族又依隨形勢而產生，后期的沙陀從西域腹地走向代北發展壯大，就是一個族群再興的案例。被形勢激蕩再度萌生的族群，類似契丹、黨項者，亦不乏其例。

然而，有唐近三百年的歷練，諸多民族融合一體以至于消解于歷史之中，這無疑是民族融合的一個有說服力的證據。

各民族之間的交往融合

與此伴生的另一種融合，是中原族群的個體和群體融入其他民族（中古時期通常采用“胡系”的說法）的現象，或者是其他民族之間的交往融合。

這以長城沿線地帶的人群為典型。從秦漢到元明清諸朝，中原尤其是生活在長城沿線的漢人，要么以其精湛的工匠技能，要么因商業貿易的游動，要么靠墾殖種地的能力，他們多少不等地進入草原，最終融入了游牧民族，這類現象亦不絕于史書。

明末遼東的建州女真，在其首領努爾哈赤的率領下，先聚集力量與明廷抗衡，終以攻占北京建立“大一統”王朝。清代的八旗就是融合當地多民族形成的，其成員均以“旗人”著稱，這是典型的民族融合的案例。

其他民族和族群彼此的融合，同樣充斥文獻史籍的記載。匈奴之能崛興稱霸草原，就是兼并含納眾多的游牧部族和部落的結果。

曾經雄盛草原的突厥，同樣兼納了草原各部族，從大興安嶺穿越阿爾泰山，聚集了眾多民族要素而成；他們的南下和西遷，要么與長城沿線各民族混合，要么融入中亞和西亞當地的諸民族之中。

后起之秀蒙古，更是踵繼先輩，從貝加爾湖南岸、大興安嶺西部一個不起眼的部族，一躍發展為北亞世界的雄強力量，蒙古族的發展壯大，成為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民族融合的典型。

上述各民族和族群，既表現出周邊族群與中原族群之間的密切關系，也表現出中原民族進入其他族群之內，各民族和族群的彼此互動、相互交織。這些就是人們熟知的“民族融合”，它與中國的歷史相貫通，也是中國歷史發展和演進的重要內容。

民族融合構成了中國歷史的主流脈動

一部人類的文明史，就是在不同民族、不同人群相互之間的關系中展現出來的，其中的融合成為主旨的動向，它是人們處理彼此關系的一個結果。

“融合”本質上表現為多因素多民族要素的匯聚，沒有一方喪失的現象，當然有要素的多少和大小之區別，但這種差異均系自然形成。

所以中國歷史上的所謂“漢人”“漢族”與其他民族和族群存在的彼此匯聚，保持了各民族的成分和要素，這成為主流的趨勢。正因為這樣，我們一方面看到歷史上各民族和族群不斷融入中原族群的現象，另一方面也看到中原民族融匯到其他民族和族群之內的事實，更有其他民族和族群彼此的互通和共融。

在各民族持續不斷互動的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的共同性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層面上更多表現為跨區域跨民族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的增加，壯大了中華民族的實體規模，凝聚著中華民族內生的巨大向心力。

受外來因素刺激，中華民族由自在的實體，上升為各族人民自覺的中華民族認同。在近代救亡圖存的共同命運中，推動中國走向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成為各民族共同的理想信念。

這里順便一談所謂的“民族同化”。與民族融合不同的是，“同化”多指一個民族（通常具有強勢特征）將其他民族“兼并”或“吞并”到自身之內的現象，這些并合的民族成分和要素被強勢的“吞并者”消除，進而化解在強者之內。

睽諸中國歷史，這種現象并非沒有，但多系戰爭廝殺、動蕩沖突引起的，表現為強者壓迫弱者的行為，然而它不僅被歷史所譴責，更成為后人引以為戒的借鑒。這至少成為史書記載通行的法則。

整體看，中國歷史上的民族融合是常態，它構成了歷史的主流脈動，這一點應該毫無疑問。

（來源：《中國民族報》2025年4月8日第8版，作者李鴻賓系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