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文章梳理前人相關研究并作大量基層人文社會田野觀察，基于青藏高原獨具生存環境特性，以“天文”與“人文”二意對舉、交叉觀察理路，從中華傳統人文思想文化切入解構青藏高原區域性人文環境及其特色人文精神要素。認為青藏高原文化圈賦存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的根本人文精神，與中原內地文化具有共同的人文思想文化“底本”，又具鮮明地域性特點、民族文化特質和多彩表達樣態。漢藏兩地文化在根本人文精神上的原生關聯與共通一體，從更深層面證成青藏高原傳統文化和中原內地文化同屬一體的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研究闡釋青藏高原人文環境蘊含的中華傳統文化根本人文精神要素和特色表達，及與內地文化的共同性、共通性和同質性、一體性，構成中國民族學藏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人文理論建構一個界面。解析區域性民族文化與中華傳統人文思想文化的原生關系和特定人文環境之中華傳統人文精神要素，以維護國家文化主權安全，闡釋社會公共意識文化領域最大人文“公約數”之所在，助力青藏高原基層社會一線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和實踐。共同基因生成共有傳統，中華文化之根本人文精神要素，是辨識包括藏族在內各民族一脈傳承中華傳統人文思想文化的“胎記”。

【關鍵詞】青藏高原人文環境；人文精神要素傳承；同質性與一體性；原生關聯；人文理論；最大人文“公約數”

【作者簡介】毛生武，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蘭州大學青藏高原人文環境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國家高端智庫理事會首屆理事。主要從事涉藏地區經濟社會文化安全現狀和青藏高原人文環境數據調查與研究。徐文棟，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6期。原文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

一、研究命題之提出

青藏高原在中華民族版圖上的重要位置，決定了應當重視其社會意識領域賦存和傳承中華傳統人文思想文化，區域性人文環境之中華傳統文化根本人文精神要素，以及在村落（寺廟）“底層”社會界面國家文化主權安全等相關重大問題研究，助力青藏高原地區進一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服務“穩定、發展、生態、強邊”國家戰略大局。

我國民族學人類學源于歐美及前蘇聯各主要學派，奠基于民國時期近代意義“文化”概念探析。蔡元培首倡“文化是人生發展的狀況，人的衣食住行、醫療衛生、政治、經濟、道德、教育、科學等皆屬文化的具體事項。”梁啟超提出“文化是人類心智所能開釋出來之有價值的共業”，包含如種族、政治、法律、教育、飲食、服飾、住宅、交通乃至考工、農事等。胡適認為“文明是一個民族應付他的環境的總成績”，而“文化是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吳文藻等“魁閣”學者引入近代西方社會人類學但未盲從，致力鄉村社會文化土壤考釋中國人生活的基本特質。費孝通解構“鄉土中國”人文社會、考察中華多民族歷史演進，提出“差序結構”說和“多元一體”論；顧頡剛、傅斯年主張“中華民族是一個”；1962年夏鼐首用“中華民族共同體”學術概念；谷苞指出中華民族之“共同性”；楊建新闡釋“各民族共創中華”和“同質性”“一體性”等。其中的梁啟超不僅是“中華民族”一詞表達第一人，還專論“中華民族精神”，從“道中庸，重和諧”“重統一與團結”“重德”“重愛國”和“重人文，向往人類大同”五個方面概括核心內涵；梁氏之“重人文，向往人類大同”就是中國倫理強調的正身、修心、齊家、治國、平天下，突出體現中國文化的包容性，是中國自古內部各民族能融合相安的重要原因所在。先賢學者有關中華“文化”概念定義和中華民族“共同體”之探討，存在一條“隱性”人文研究理路。

改革開放以降，我國人文社科界特別是民族學藏學對青藏高原人文社會探討，在歷史、文化、宗教、民俗、文獻、語言、文字、文學、藝術、醫藥、科技、建筑等方面取得一系列學術成果。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要立足中華民族悠久歷史，把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著力解決我國民族學研究存在的被西方民族理論和話語體系所左右的問題”。圍繞“鑄牢”主題，學界聚焦共同體意識之基本內涵、理論淵源、價值意蘊和鑄牢路徑等方面，以“文化路徑鑄牢”探究者居多。但基于中華傳統人文思想文化理路切入，考察中華各民族共有共享之傳統人文精神和價值理念，強調人文思想和人文文化之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基礎、人文積淀和現狀關照等，包括對梁啟超已經明確提出的“重人文，向往人類大同”之中華民族精神“內核”的拓寬研究不夠；針對青藏高原特定文化區的人文思想文化、區域性人文環境狀態及其中賦存和傳承的中華傳統文化核心人文精神要素等，藏學界的直接討論也比較少。

2019年底筆者在一份內部專題研究文本中首用“青藏高原人文環境”提法；2022年7月第六次全國藏學工作協調會上提出開展青藏高原人文環境研究，在會議總結時得到首肯；2024年8月成都第四屆藏學珠峰論壇作大會主旨報告，界定青藏高原人文環境研究對象和基本概念等引起藏學界關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官網和中國西藏網等予以重點報道，并寫入論壇會議紀要；2024年12月，清華大學、南京大學、蘭州大學等五所高校在江蘇無錫聯合召開“大國學與中國古典學學術討論會”上再作主旨發言，宣讀進一步的研究成果，獲同行認同好評。萬果教授提出“藏學由其哲學思想、生態理念、人文精神等主要內涵支撐起來，具有獨特的學術性、理論性，是一個龐大知識體系，能夠與其他文明和學科體系相銜接”。早在21世紀初，沈衛榮、史金波和日本學者中尾正一組織國內外學者研究西夏黑水城地區人文與環境、漢藏佛教融匯等，具有開拓性。我國地理學界也吁請關注青藏高原人文考察。“青藏高原由于其獨特的地理條件和人文環境，長期以來，備受國內外科學界的關注”。“把青藏高原自然環境變化引起人文環境變化的歷史演化搞清楚，對現實狀態、未來展望等也都梳理清楚，這將是一件意義非凡的事情”。“對青藏高原不僅要進行地理考察，還應該進行人文考察”等。

格爾茨說，“并非每一次研究都要全新地創制理論概念”；“理論觀念是從其他相關研究那里吸取來的，在吸取過程中又得到訂正，而后運用于解釋新問題的”。“人文環境”一詞并非新造，相關話語體系中已經存在，近年學界使用范圍擴大客觀上迎合著人們追求從整體上認知和把握人類文明進步趨勢需要。以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視域和人文思想文化研究理路，在新時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導引下，挖掘青藏高原文化圈中賦存和傳承的中華傳統人文思想和人文文化“底本”，發現漢藏兩地人文交往交流交融之原生關聯，及其人文環境中蘊含的中華傳統文化之核心人文思想文化要素，豐富拓展與中原內地文明的共同、共通和同質、一體研究。

二、研究假設

研究青藏高原人文環境，就是要探尋中華傳統歷史文化內在的深層結構和核心要素——促動漢藏等各民族人文思想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在協同進化、彼此成就、走向一體中存在的“不可觀察的文化準則”和“起作用的極少數原則”，揭示共同性、共通性和同質性、一體性，及所以為中華民族大家庭數千年不離不散的人文“密碼”，穿越歷史和地域之限在青藏高原地域文化中延續傳承的中華文化根本人文精神要素之所在。

（一）人文環境一般認知

元概念角度，“人文環境”由“人文”與“環境”兩個詞組成。在“青藏高原人文環境”這一復合詞中，“青藏高原”是限定語，大致括定區域范圍；“人文環境”是中心語，賦予這一概念以核心要義。

“人文”不是外來語，始見于中國古籍《周易·賁卦·彖辭》。孔穎達《周易正義》卷三：“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與“天文”對舉，“天文”指自然界一般運行規則，“人文”則是人類社會的運行法則，傳統上意在以“禮樂”“仁愛”為教化天下之本，及由此建立起來的人倫有序理想社會。

“人文”的原意是修飾、修化，修飾以美、修化以文。《辭海》，“人文指人類社會的各種文化現象。”現代人理解的“人文”，多為人類文化中相對先進的、核心的部分，即傳統的、優秀的、健康的理念和價值觀及其規范；“環境”指“人群周圍的境況及其中可以直接、間接影響人類生活和發展的各種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的綜合。“人文”與“環境”合一而為“人文環境”，更多指向一個社會的環境文化現象，作整體合一理解較為合適。

作為文化或文明特質的“人文”，是中華文化有別于西方諸族文化的典型特征——世界上惟中華文明有著成體系的人文思想和人文文化傳承。華夏文明中的“文化”本意在“以文化人”“文明教化”“人文化成”，把人文意義置于首位，語義場景更多作動詞解。張豈之說，“研究中華文化的人文精神從周代開始敘述，不但有豐富的資料可供我們選用，而且這個時候的人文精神才具有了足以影響后代的完整理論體系和實踐價值”；“當時對于‘人文’的范圍限定，既有制度方面，又有文化方面；既有形之于外的，也有藏之以內的；既有物質含義，也有精神內容。這樣才能達到‘化成天下’，為天下創造文明的結果。”

“文明以止，人文也”“關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人文化成”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最根本、最核心、最具特點的精神要素之一，開啟中華人文思想文化和傳統人文精神之思維源頭與先河。人文化成，意味著文明或文化之創造是一個漫長的、動態的、拓展的歷史過程。作為中華傳統文化動力源泉的人文化成及文明教化之精神力量，其最簡單也是最強大的“化成天下”之功效，就是強調通過文化或文明來改變人性、養育道德、形塑社會，形成與自然環境整體上協和，社會自身也更加暢順和美的人文社會環境。

“人文”自身既是文化，又是諸多具象文化的“共性映射”；人文與文化彼此滲透，相互塑造，二者既有區別，又難以分得開；若稱人文就是文化、文化亦即人文，也沒有問題。“人文”本身就是一個可作多向度理論建構的基礎性元概念。本研究對二者的關系定位是，具象文化是抽象人文的實體底座，抽象人文是具象文化的精神本體或總體外相，主要指社會意識形態領域整體的觀念文化現象。一定場域的文化及其內生關系，構成人文社會邏輯底座，其核心精神要素抽提、外化所形成的環境性人文世界即為人文環境。人文環境抽象于因而高于具象文化，但又賦存和滲透于所有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質文化現象之中，與諸具象文化須臾不可分離、一體兩面甚或多面。因而，有什么樣的社會文化型態就會有與之相對應的人文環境樣態，以及體現于其中之被核心人文精神要素所左右的社會思想觀念體系。在正常社會狀態中人文環境所凝聚和展現的核心人文精神，往往構成制度、準則、規范、信仰、習俗、禁忌等制度文化的一般公共意識形態觀念基礎。

由此，人文環境主要指社會意識領域之普遍和一般的思想觀念體系，存在于大眾群體的精神理念之中，反映一個民族的長期歷史積淀和一個社會健康優秀文化傳統，是該文明自身進化發展的“創造物”，其正向教化和規范作用體現在促進人們整體素質提升和社會環境優化。因而，抽象意義上人文環境又可以表達為一定社會系統內外文化變量的函數，包括共同體的態度、觀念、信仰系統、認知環境等，有很強的傳統文化屬性和穩定性特質。作為隱藏于社會文化實體和現象背后的“無形環境”，即有的人文環境本身對每個個體、家庭和社會單元具有約束力，致力社會公共思想觀念體系傳承、持守、維護，對日常社會生活有著廣泛現實影響力，構成國家民族之身份認同和文化特性之標識。研究人文環境的切入點，就是基于具象文化及其展演的人文場景，發現各類文化現象之間的內在聯系和外生樣態，從中抽象、聚意出體現核心人文精神的價值理念和涵攝表達。

（二）特殊自然環境生成獨特人文環境

宏大理論敘事必須有長期、扎實、科學的實證研究基礎，民族學藏學特別強調典型而深入的村落（寺廟）層面田野觀察，并推崇樸實精細的學術風格；“通過熟悉一個小村落的生活，我們猶如在顯微鏡下看到了整個中國的縮影”，近6年來筆者與蘭州大學青藏高原人文環境研究團隊，在西藏喜馬拉雅山地阿里、日喀則、山南、林芝、拉薩等市（地）和四省涉藏10多個州縣作了24次人文環境狀況實地調查；又選取喜馬拉雅山中段西藏自治區山南和林芝兩市12縣19個村落和9個不同教派藏傳佛教寺廟樣本，2023-2024年間歷時6個多月集中開展人文環境考察，獲取田野點鄉村社會、宗教寺廟多樣本文化實體和傳統地方知識一手人文環境原始數據，多模態影像資料和相關歷史文獻及多主題類型的僧俗民間訪談實錄，研究西藏村落（寺廟）傳統人文社會界面民眾思想和本土文化狀況。基于青藏高原獨具生存環境特性，把自然環境因素納入考量，以“天文”與“人文”交叉對舉觀察理路，探究高原文明重要發源地——雅隆河谷流域的地域性人文世界，確認西藏“底層”村落（寺廟）人文社會中大量賦存、普遍傳承本土化了的中華傳統人文思想和人文文化現象。

理論上，不同自然地理環境會形成不同特征的人文環境。斯圖爾德進化論文化生態學揭示文化與生態環境不可分離，世界上存在多種多樣生態環境，也就造就了與之相適應的多種文化形態和進化路徑；如果說文化是人類適應環境的工具，那么各民族文化的發展就會隨著生態的差異而走上不同的道路。在一定的地理區域內，人們相對一致的生產生計與行為范式，不僅客觀上存在活動范圍自然限制和可利用資源要素稟賦差異影響，更在于歷時性跨度上長期的文化傳統累積不同，以及其他多種不可控差異因素共同作用。由于特定區域主流的歷史文化傳承自成一體，直接影響人們對周圍環境的認知感應、行為習慣、意識理念等適應性文化功能生成，會在公共社會層面表現出鮮明族群性人文特點和地域性文化差別。因而，自然環境差異性越大，社會歷史傳承越長，人文環境的相對異質特點與具象差別形態可能愈加明顯。

青藏高原北起西昆侖山—祁連山脈北麓，南抵喜馬拉雅山脈南麓，西自興都庫什山脈和帕米爾高原西緣，東抵橫斷山等山脈東緣，中國境內主要分布在西藏、青海和甘肅、四川、云南、新疆一部，占青藏高原總面積60.6%。其中，西藏高原的特點是海拔極高、空氣稀薄，氣候干燥、植被稀疏，山體破碎、裸露面大，土地貧瘠、物產量少，泥石流、垮塌、滑坡、地震、洪澇、雪災、干寒等災害多發。《新唐書·吐蕃傳》載“其國多霆、電、風、雹、積雪，盛夏如中國春時，山谷常冰。”高海拔之大體量山脈與陡峻溝壑蜿蜒起伏動輒數百乃至上千公里，河谷地帶與山體主脈多在3500~5500米間，不同海拔高差的立地條件、生態物象、溫度濕度等區別很大；一個個深藏于高山深澗之中的“溝”使域內部族間社會交際困難、方言習性差別大，廊道、谷地、河川地帶間或發育低效率的農牧產業文明，底線上滿足著人們的基本生存需要，艱難支撐地域文化創造，使西藏成為世界公認人類生計環境和條件最為艱苦的地區之一。環境特征影響文化特點進而形塑人文心性，蘊育出獨具特色的高原文明形態。“極高原地理樞紐文明”定然對自然環境深度依賴和高度敬畏，誘發對于生物生命體之極盡關懷與珍愛，形成精神意識特別是在信仰文化方面的神性人文基質。“地球第三極”人文地理單元中生存能力強悍的藏民族等諸人類族群，創造出罕有社會歷史和獨特人文景致。在社會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質文化，包括語言文字、宗教信仰、民間風俗、規范禁忌、思維方式等精神和實體文化方面，秉承樣式和意義隱喻必定有別于青藏高原周邊及于中原內地，而具地域性文化特色和族群性人文個性。青藏高原文明首先適合于青藏高原地理單元，對其人文環境狀態最好保持獨特高原文明類型觀察視角。

從地域文化特性考察，生活在青藏高原的人們對藏傳佛教情愫獨有，信仰生活是底層人文世界顯著特點，在文化功能適應性流動歷史長河中，與所處環境條件和人生訴求暗生密切關聯。自8世紀后期贊普赤松德贊興建西藏歷史上第一座藏傳佛教寺廟——桑耶寺，依中原堪輿風水之說選址和按須彌山四大部洲八小洲之佛教宇宙觀布局主配殿及佛塔建筑群，本土化的西藏堪輿風水人文與藏傳佛教菩薩崇拜及苯教神靈信仰結合，留下各教派祖庭等標志性寺廟選址和殿堂佛塔位向之“藏式”堪天輿地鎮魔傳統，后世廣泛影響到西藏王宮、神殿、昭廟、官邸、宗城、谿卡、莊園、民居等的落地與格局選向，形成一套與所處獨特山水風物人格化、神格化、佛教化寓意構建密切關聯的“人文化成”界說。虔誠信仰藏傳佛教和苯教的各族民眾受潛移默化長期影響，也將自身安危和家庭興衰等諸多人生訴求，寄托祈愿于佛菩薩保佑和神山圣水圣物之祭祀與調伏，從而在意識深處和文化特征上普遍生成和持守“天人感應”“善惡報應”“感恩回向”“敬天法祖”等天文與人文對舉思維意識特征和文化建構理路。至今底層社會普遍的菩薩信仰、教戒儀軌、禱告祈念與民眾日常生計活動融在一起，遵循著信仰文化、倫理道德、價值理念和精神訴求等方面的本土文化邏輯；又通過想象、神化和一系列象征符號，將地理上的高原解釋為“神圣家園”，把自然環境與人文景致建構為一個理想中的有機整體，宗教寺廟離不開村落實體，民眾信仰不能沒有藏傳佛教，神佛尊奉與山水人文聯系在一起。正如才讓指出的，“佛教對藏民族的價值取向、道德規范、心理素質、思維模式等諸多方面無不給予深厚而持久的影響”，現如今，雖然宗教寺院體系已不再主導信教群眾在社會面上的活動和世俗文化發展，但歷史“遺傳”的藏傳佛教和苯教神性信仰迎合信眾在特定自然環境中的生存本能和心理祈求，引導出世間佛菩薩尊奉與現世界慈悲情懷結合，形成完備的地方文化表達系統，尤以本土苯教天地宇宙觀影響為甚。印度外來佛教與青藏高原本土苯教和中華傳統人文思想文化碰撞糅合，匯聚成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藏傳佛教、民間信仰、世俗文化等交互呈現全景式人文“鏡像”。其中，對具象文化樣態產生關鍵影響的是特定自然環境氛圍因素。

由境內青藏高原及于環喜馬拉雅山地，既是世界多種文明碰撞交匯之地，也是生物多樣性不可或缺的重要區域，且為世界上生物生態與社會人文原生狀況保存較為完整的區域。青藏高原地區獨具文化現象，將普通民眾之生計活動、環境感知、宗教情結和心理撫慰，包括人生禮儀、婚喪儀式、節慶民俗等典型環節，甚至在宗教信仰和民間信仰儀軌之中，存在與中原傳統人文思想和人文文化的系統性耦合。童恩正先生曾說：“對西藏總體文化的研究，就不是一個局部地區的問題，而在相當程度上帶有國際性。”極端地理環境引致獨特高原文明和多重人文建構，使這一重要文化類型走過的歷史足跡和現狀樣態，對整個中華民族乃至全人類之當下和未來有著怎樣的“鏡鑒”意義，需要學界持續關注。

（三）青藏高原人文環境研究內容

科學的研究觀察須界定核心學術概念，并在整個探究過程中反復疊置推敲才立得住。各門學科都有屬于自己的領域本體，這個本體正是學科研究要回答的基本問題，在詞義溯源基礎上界定對象的內涵和外延，并保持義理論證慣一。以基本概念為起始點向各個維度延展，推動具象思維上升到理性抽象，構造學科共同體成員間傳遞信息理念工具。

基于這樣的進路，對作為研究對象的青藏高原人文環境，我們暫作如下總體界定：就是指在青藏高原這個特殊自然地理環境之中，以藏民族為主中華各民族共同創造，接納中華主體文化，借鑒域外先進文化，守成本土傳統文化，歷經數千年人文積淀和長期進化形成，體現于全體社會成員思想理念、價值標準、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等方面核心人文精神要素展現所構建的一體社會文化環境的總和，以及人與自然和諧互動狀態。正如中華傳統歷史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一樣，青藏高原人文環境及其人文精神的核心要素也是中原內地文化等多元人文要素與青藏高原本土文化相互影響、彼此交流、協同進化、深度融合的產物，雖然有著自身鮮明的地域性特點和民族文化特質，及豐富多彩的具象表達樣態。

亨廷頓·卡恩斯認為：“像任何科學分支里的經驗式工作者一樣，必須找出自己所觀察到的全部事實呈現給他的一般和普遍原理”，使“理論滿足‘自發的’心靈饑餓，并最終導致知識”；應當“始終不懈地堅持人類學的最大需求是作更多理論分析，特別是與土著的實際接觸中產生的分析。”文化或文明歷史淵源長、影響范圍廣、地緣空間滲透和相互疊加粘合力強，因而研究青藏高原人文環境既要看到歷史長河中多方位地緣文明交替互動，又要關注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次第，還要作大量參與式現狀觀察，深度“鉆探”典型田野點人文歷史分層，區分多元文化融匯互構程度的主次，清楚認識青藏高原文明或文化自身的主體性、包含的層次性、交融的結構性，特別是該文化延續中華傳統歷史文化之基本屬性，作細致分析和義理抽象。另外，八個地緣國家國土的部分或全部也位于青藏高原，人文環境問題還與這些國家的歷史文化相關聯，關注國際地緣人文環境的影響也不可或缺。

與青藏高原人文環境至為相關的人文因素當屬藏傳佛教信仰文化。從歷史視角考察，“西藏文化是一種非常徹底的宗教文化，佛教滲透到了西藏社會的每一個細胞之中，不懂得藏傳佛教，我們就根本無法理解西藏文化。”但現代考古學證明在印度佛教進入西藏之前，青藏高原與中原內地很早就有了遠古文化交際；有人際互動即有文化互構，人文思想理念交融吸納從而產生原生文明關聯，漸次沉積于村落（寺廟）底層人文社會的宗教信仰、地方文化、風俗習性中。青藏高原民眾特別是藏民族歷史時期雖曾基本信仰藏傳佛教，但古老的“中原文化中的五行、八卦”，以及“禮或禮儀概念”，則是本土苯教文化及民間信仰的“底色”，與中原儒學道教等文化關系十分密切，且名目多樣的民間神靈信仰又被植于了中國化的藏傳佛教。實際上，青藏高原諸多的藏傳佛教寺廟也并非一些人淺表認知的僅為宗教活動場所，而是青藏諸民族地域文化傳承綜合體；歷史上的宗教寺院不僅以弘傳佛法教義為其主旨，藏漢佛教交流譯解和融匯傳播等主要由宗教寺廟體系承擔，也是門類眾多的藏漢等民族古代豐富世俗學問交流互鑒的專業研修和傳播機構。因而，“藏傳佛教雖有來自印度佛教的成分和基因，但主要是佛教中國化的產物，是植根中國土壤逐漸發展起來的信仰和文化體系。”其間，印度佛教在中原播化與中華儒道玄融合而為中國佛教，禪宗等向青藏高原地區廣泛滲透之際，人文文化進一步從中原“母體”輸入青藏高原文化“本體”，其形成之“殊相”體現高原文化的地域性，而“共相”則顯著體現中華傳統文明的統一性和一體性。印度佛教之中國化，根本的也在于“心性”佛教哲學暗合了中華傳統人文哲思，實現心性思維與體系性的中華傳統人文文化耦合而被納入中華文化人文大系。印度佛教影響了青藏高原文化的歷史進程，但對青藏高原人文思想和人文文化進化發展產生實質性影響者首先歸于中華傳統本土文化，以及中國化了的藏傳佛教和本土苯教。

在歷時性上觀察青藏高原人文社會，還須重視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和藏傳佛教活佛轉世制度等特殊社會歷史過程；文化心理和情感方面應抓住藏族文化為主的青藏高原地域性人文文化表達個性；還有與南亞和中亞地緣國別文化的歷史交際和影響程度；近代受英印殖民勢力侵擾引誘西藏與中原關系疏遠，出現地方上層反動勢力分裂祖國等問題。這些因素對青藏高原區域性人文環境形塑及人文精神要素凝結都曾發生影響，在紛繁復雜的社會歷史和人文現象中尋找馬克思指出的“不可觀察的文化法則”，發現人文精華、剔除文化糟粕，闡釋區域性人文環境與中原內地的共同與差異。而在其現時性上，重在關注青藏高原人文環境的融合性、相對性、趨勢性，包括民主改革以來對舊西藏封建農奴制的徹底改造和社會主義制度建立，特別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核心價值觀的踐行弘揚，以及紅色文化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播發展等。注重發掘和提煉蘊含于大量具象社會文化事實中的優秀人文傳統、人文理念、人文價值和人文規范等，以及青藏高原現狀之人文環境內涵、結構、層次、功能和社會作用，探究區域性人文精神要素與中華文明之人文思想文化在底層邏輯上的共通共同、同質一體，特別是與新時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邏輯貫通、價值統一、結合踐行等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力求客觀描述而不放大個性和差異，分析提煉又不夸張共通和一致；在多維個性挖掘解意中凝練“同質一體”得以共生之“人文化成”以“化成天下”的共同思想文化基礎。

村落（寺廟）層面的深度實地田野調查，重在微觀人文景象抽析解義、多點位主題樣態比對分析、區域視野面上提煉概括等，揭示與中華傳統主體文明相同或一致的底層人文邏輯和精神內涵要素，尋找國家和民族必然統一于一體的最大人文“公約數”。要域和廊道歷史過程、村落和集鎮文化沉積、藏傳佛教及苯教代表性寺廟不同界面的田野“鉆探”和文獻挖掘、收集整理等，全要素探察和體驗豐富的經驗文化事實，作人文思想和文化理念的共通性推演分析、同質性學理抽象，及其典型表現形式的文化樣本組建構。就已進行的田野點實地觀察一再表明，青藏高原村落（寺廟）底層人文社會賦存和傳承的人文思想和人文文化事實，猶如中原內地歷史文化“換了裝”的一種異地遺存。不禁推想，中原內地古代社會某一時段類似的人文文化和宗教信仰現象是否廣泛盛行過——中原和內地其他地方部分已經消失或正在成為“隱性文化”的一些傳統人文思想和文化現象，如天人感應、四靈九宮、陰陽八卦、五行推算、堪輿風水、地王財神、七七喪祭等，竟較為完整地保留在青藏高原上！洪堡說過，“文明可以從一個民族內部產生出來，隨后便成為那種不總是能夠得到解釋的精神升華的見證。反之，如果它從異邦被移植入一個民族的話，它可能會傳播得更加迅速，并且也大概會更廣泛地滲透進智慧狀況的所有領域”。由此，研究青藏高原人文環境或許是中華傳統人文思想文化歷史景象的某種“復盤”；不僅是一個民族學藏學研究命題，一定程度上會否成為中華傳統歷史文脈延續現狀探究的一個地際剖面而有科學考察之必要。

青藏高原文明從一開始就介于西南印度文明、西部中亞文明和東部中原文明的包圍、交接之中，并在早期發展過程中始終同這三大文明發生密切聯系和交匯。基于人文環境建構導向于民族國家認同的原生文化基礎和內生久遠動力，這種“文化的地理樞紐”現象之解構與建構，關乎中華各民族文化自身和族群共同心性的普遍、深層之理念取向、價值判斷和行為導向等的自認與互認，同樣關乎中華傳統人文思想文化的多元與一體之格局何以形成。國家層面的人文環境共同體理念一旦成型，就會成為生于斯長于斯之各民族對祖國“大家庭”認同的深沉而持久的人文信仰，從而使涉“兩亞”方向之國際地緣人文環境方面的科學研究，就具有了維護祖國文化安全的特別意義。

三、青藏高原傳統文化之人文精神要素

青藏高原特殊自然環境影響區域人文特質，其中的人文精神之生成機制與核心要義，以歷史傳統、價值體系、道德精神和行為準則等形式存在。這些精神要素本身源自中華各民族的共同實踐創造與歷史遴選累積，因而有著彼此認同的廣泛心理和文化基礎。研究青藏高原人文環境與中華傳統文明的原生關系，將順乎邏輯地關注共鑄共享之人文思想文化的核心精神要素。

（一）青藏高原地域人文特征

佛教傳入是外部文化第一次大規模輸入中國，被本土文化吸收改造而為中國化的漢傳和藏傳佛教及南傳佛教，根本上實現了佛教與中華傳統儒道人文思想和青藏高原苯教人文文化的交融匯通而納入中華文化圈，從而以相似甚至共通的信仰文化心理追求，構成漢藏諸民族精神意識領域一片“互通地帶”，以普遍、公認的價值和理念要素在信眾思想意識上留下深刻人文心印。多元文化的廣泛交際匯通，既推動中華傳統文化之儒、釋、道“三教”合流，又催生出諸多民族的宗教、文化、藝術、建筑、民俗等燦爛文化形態，形成特點鮮明、內涵豐富、型態交融的中華人文文化符號系統，深度影響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豐富和發展出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整體形態。整個青藏高原文化形成和人文環境狀態，也同樣烙上了中華傳統文化、藏漢佛教以及苯教文化的印記。這種人文思想文化方面的共同性和共通性，相當程度上也存在于歷史時期青藏高原地方統治集團的執政意識、施政行為和與中原王朝關系處理的政治文化中。

早在前弘期，漢傳禪宗文獻即被漢藏佛教學者大量譯成藏文在吐蕃流傳。入藏禪宗融南北禪、以南禪為主，摻雜諸多神仙方術、道教、玄學等中原內地人文思想元素，在漢譯藏的過程中又吸收一些苯教觀念，形成釋、儒、道、苯兼收并蓄融會貫通的宗教思想體系；漢地禪宗融合的諸多中華人文思想要素，浸入藏傳佛教文化活水源頭為其主流文化所接納，在這個意義上漢藏佛教信仰一脈相承，禪宗信仰是一個確鑿的例證。中華人文思想文化的種子隨禪宗教理信仰廣泛播撒于青藏高原，催生藏傳佛教成為中華傳統宗教文明一部分。我們看到，藏傳佛教和苯教文化深度形塑的青藏高原文化是一個整體存在，其人文演進歷史和文化特質、社會功能和表現形態、結構層次和內核元素等，作為意識形態觀念形式和人文化成之精神傳承，在獨特自然環境中不斷超越個體而趨于“集體一致”。青藏高原文明何以不會取向南亞和中亞，而是在保有自身文化特質的同時歷史性會通和趨向于中原文明，悠久厚重的中華傳統人文思想文化長期浸潤熏染功在首位。

由于人類族群性的需求時常相似或相近，由此產生的文化功能要素與結構特征就具有了共同性。至少在多元文化間作比對研究，識別文化的多重性和共同性之基礎的一系列恒定因素時，也能離析出導致差異的影響因子。這些相對差異的因素往往存在于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文學藝術、親屬倫理等方面，滲透和體現著不同民族特有的情感追求、價值理念、習性特點，顯示出各該民族全體成員相對共同和較為一致的區域性文化個性。我們試對青藏高原的區域人文特征作如下概括：

第一，高原獨特原生文明。青藏高原文化是世界高原文明類型中比較特殊的一種，其人文社會的任何進步都具有整個中華民族和世界性人類文明進化意義。地緣和民族文化總體疊合同一，自認為當地的就是傳統的、傳統的就是原生的，是青藏高原人文思想文化突出特點。傳統風俗牢固性和思想理念保守性力求賦予其文明以原生和本土意義。歷經吐蕃王朝和“分裂時期”長期部落族群人為與自然的融合，藏語言和文字作為“官方文化”總體覆蓋，大致形成衛藏、康巴、安多三大藏語方言文化區。藏文厘定后使用千余年基本不變，穩定性完整性和文化傳承的體系性促成高原文明近于原生和相對同一。藏語藏文、藏傳佛教、藏醫藏藥、藏戲歌舞、牦牛藏羊、酥油糌粑以及神山圣水圣湖等文化符號，成為傳達高原文明常用詞匯。

第二，傳統宗教人文社會。藏傳佛教是青藏高原傳統文化的核心，歷史上各教派寺院體系主要承擔著族群地域文化傳習發展，僅文獻典籍保有總量居于各民族第二的高位，是罕見社會人文現象。共同的藏傳佛教、苯教和民間信仰文化維系著高原文明宗教社會特性。佛教寺廟、宗教節日、超薦法會、民間祭祀和朝拜活動多，佛像、佛塔、法器、圣物等供奉于家庭空間之“中心”。相當程度上宗教信仰文化貫穿普通民眾個人生活史和家庭生活史，也滲入生產生計活動諸領域，指引村落地域單元的民間節慶、祭祀儀式等習俗文化。宗教人文思想滲透在人倫等級、婚姻家庭、喪葬禮儀、社交方式諸層面。許多被信仰文化神化了的近乎原始的一些行為、理念、儀軌等認為神圣不可丟棄。

第三，物質環境文化類同。青藏高原各民族共處世界屋脊，經濟社會發展環境和生產設施條件相近，多數地方氣候地理和資源稟賦類同，產業經濟以高原種植業和高寒畜牧業為主，或者半農半牧生產交錯，人的生物性需求與資源要素供給大體適應，有較高的外部環境比照一致性。主食以青稞小麥和洋芋豆類油菜為主，蔬菜水果很少，肉食以牛羊肉居多，一般忌食魚類。在地緣和族際關系上，一些傳統部落或家族門第喜歡附會到吐蕃時期的望族名人或者法王教主。雪域神山圣水信仰文化符號整體性地表達著地緣、人文、習俗等在地域空間關系上的相互認同。青藏高原文化對高原環境的適應和對低海拔環境的不適應同時存在。但改革開放以降，隨著國家涉藏地區公共基礎設施和民生關懷扶持政策力度不斷加大，以及域外現代商業文明快速進入，與內地環境條件的差別也在縮小。

第四，濟世安逸攝取有節。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區被認為“不適合人類居住”，但當地居民卻摯愛為雪域“天堂”，物欲寡淡且易知足。當地人對“前人所用來解決生活問題的方案，盡可能抄襲來作為自己的生活指南。愈是經過前代生活中證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藏傳佛教大乘教義倡導普度眾生、慈悲利他、善待一切的教化，塑造了施舍、利眾、憐憫、安逸、忍讓的群體品格。歌舞多姿、粗狂豪放、嘹亮悠揚是典型的自足心態表達。藏傳佛教視雪域高原為觀世音菩薩領地，一切有情眾生得到諸佛菩薩護佑和恩賜，是自身幸福安逸感的信仰文化來源。高原文化特別強調對自然索取有度，包括有節制的宰殺牲畜和生活資源利用，濫采與揮霍被認為是對護佑自然之諸神的不敬和對佛菩薩的冒犯而遭群體性忌諱。慈悲濟世、敬天畏地、感恩回向、勤儉節制是深植于骨子里的人文情懷和具有強大慣性的群體社會品格。

第五，生命生態極盡關懷。藏傳佛教哲學本體思想認為轉生為人實屬不易，一切無量中尊生命體之壽數為第一；佛教義理長期教化的無量功德，就是發現和實現每個人原本具足的生命關照和慈悲心力，視人自身與諸生命體平等、概為同仁；僧俗信眾普遍追求心性清凈、慈愛悲憫、樂善施舍。尤其與中原中醫藥學說有許多共通的藏醫藏藥學認為人與自然原本一體，宇宙自然中的一切信息都在人身上有著對應的投射，遵從眾生平等、萬物有靈根本法則。自原始苯教就有比較成熟的崇拜自然、護佑自然之教戒與儀軌，神山圣湖、圣地圣物祭祀朝拜至今在繼。尤重水源祛污凈潔，保護自然生態和氣候環境。因生存必需而獲取和利用資源，對諸佛菩薩和自然萬物感恩禮敬并以宗教與民俗混合的信仰儀式回向。系統化的藏族傳統生態哲學倫理和道德實踐，包括原始素樸形式的禁忌文化中一系列“環保”規則滲透于生產生活各個領域；無處不在的神靈“護佑”和宗教戒律，也使人們不得不保護自然以免于某種“懲罰”。

當然還必須看到的是，青藏高原部分地方歷史上特有的政教合一地方政權體制和藏傳佛教活佛轉世制度等特殊歷史因素，對社會人文歷史和區域人文特質留下重要影響。加之至今青藏高原諸多民眾實際上仍在信仰藏傳佛教及名目眾多的民間神靈，反映了青藏高原文化區人文特質的多重與多面。在基于田野人文視角對其社會歷史和活態現狀觀察研究時，還要特別注意甄別一些負面的傳統文化影響因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二）青藏高原傳統文化的人文精神要素

就中華民族的文化特質，習近平總書記說“中華文明5000多年延綿不斷、經久不衰，在長期演進過程中，形成了中國人看待世界、看待社會、看待人生的獨特價值體系、文化內涵和精神品質，這是我們區別于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中華歷史文明凝練出的核心人文精神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華文化的主流型態，其中的人文思想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標配”，植根于各民族族體意識深部，構成同質性與一體性之原生文化基礎。人文基因生成文化傳統，進化發展而為體系性文化樣態，形成中華文化區別于西方諸族文化之基本特質。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自然要關注到人文思想文化核心要素的同質與一體。

馬克思把文化劃分為人們在社會生活中一切可觀察到的行為、制度和不可觀察的文化法則等兩部分，可以說文化貫穿于個人、民族以及國家的方方面面。其中“不可觀察的文化法則”當是隱形于具象文化背后的精神理念、價值判斷和行為準則等，指向精神性質的思想理念方面。列維-斯特勞斯觀察到一切社會活動和社會生活都深藏著一種內在的、支配著表面現象的結構，盡管社會文化現象非常復雜多樣，甚至極度無序，但在其中卻蘊含著某種深層的統一和系統性，只有極少數的關鍵原則在起作用。

文化是人們為了生存下去而適應自然的一種機制，而沒有符號和象征就不會有文化的產生。人文環境作為具象文化的抽象表現型態，就其存在的意識形態觀念形式而言，是一個可以被人們明確感知的文化功能指示系統，亦即對象自身運動規律的抽象符號表達。在這個意義上研究青藏高原人文環境及其核心精神要素，就是揭示青藏高原社會族群在精神意識領域集體創造和遵從的一套符號體系。但要將諸多極為離散和錯綜復雜的文化現象構想到一個統一體，即青藏高原人文環境及其特定人文精神要素上來，仍然是一項棘手的跨文化比對和抽象。

基于前述，我們試對青藏高原傳統文化的人文精神要素從以下兩個層面進行考察。即從社會成員個體心理層面看，一般地表現為“慈悲善良、利眾利他、敬畏天地、感恩施舍、誠實恭順、克己中觀、尊師敬老、忍耐禮讓”等共同遵循的一套基本理念。尤以“慈悲利他”為最普遍、最高尚的人文價值尺度和精神理念追求，在整體的人文環境意識形態中居于中心位置，最具青藏高原地域性族群文化之人文價值標準和行為規范特點。從全社會公共集體意識層面看，主要體現在“中華認同、天下一統、護國御外、傾心向內、中道和合、利益眾生”等方面，是全體社會成員普遍持守的精神理念和行為規則，構成包括藏族在內青藏高原各民族“集體意識”中人文思想和人文文化的核心要件。這也是漢藏等中華各民族思想文化和精神意識中原本就存在和一體所具有的“天下大同”“天下一家”等家國人文情懷的核心內涵。

青藏高原傳統文化或人文環境的這些特色精神要素，是全社會成員歷經數千年歷史長河集體“理性抽象”和持續“蒸餾升華”凝結而成的。已經成為脫離了諸具象文化實體形態而相對獨立的普遍精神意識和思想觀念，是體現于民眾日常生活不自覺人格心態的人文本相，覆蓋面廣、普適性強、抽象力高。這些根本人文精神要素和價值理念好似一張“無形之網”，把全社會成員的思想意識和行為規則等“格式化”于其中；其核心精神理念表達的每一個關鍵詞，如同公共思想意識領域中的“單元網格”，激勵、訓導、培育、熏陶、規范著人們精神生活和物質活動的一切，形塑彼此認同的思維方式、情感體驗、意志行為和價值追求。

這些人文精神要素之整體涵攝和共通多維的思想意識特點，還可以從歷史傳統、思想理念、價值標準、行為規范等維度上探查。其中的人文傳統體現人文環境之歷史傳承，人文理念體現人文環境之核心取向，人文價值體現人文環境之評判準則，人文規范則體現著人文環境的規制約束，共同維系高原文明之精神要素的生成、承續、甄選、弘揚；既構成人文思想和人文文化的深層結構，也體現該地域或族群人文環境的精神內涵。這些社會成員一體秉持的思想理念和精神價值以一種“社會環境狀態”存在，生活于其間的共同體成員對“環境指示系統”的類型歸屬、功能作用等的感知與遵從，表現于諸精神理念發生作用時所指向的特定人文場域或情景，及對具體“文化行為規則”的自解和認同之中，導引和規范全社會有序運行。即使作為族群文化和區域人文基本標示的民族語言和文字，如果僅把它看作是一種表達思想與理念的符號載體，在這個意義上其差異性也將不再是主要的，真正有意義的是語言和相應的文字一體傳承和共同表達了什么。

人文環境精神要素蘊藏于族群民眾之思想意識、日常言行、舉手投足間，“日用而不知、習焉而不察”，有著廣泛認同基礎，其具象含義所指和落地踐行規則普通民眾可謂“婦孺皆知”。這些精神要素和行為準則一經凝練形成，比之于其他文化因素在社會成員思想觀念體系中便居于“基礎理念”位置，不自覺地起著對文化成分和價值觀念的整合、篩查、沉積、裁汰等功能和作用，使青藏高原本土優秀傳統文化和融入的域外健康文化要素源源不斷匯入中華民族共有人文思想和文化大系；對其中必然出現的糟粕和不適宜的文化成分進行分流、稀釋，或者淘汰、消解，導引著區域性民族文化順應時代文明發展大勢向先進文化方向進化。雖然青藏高原人文環境之具象文化型態有著自身文化的層次結構和功能回應方式等，但蘊含于其中的人文精神和價值理念之本質屬性，與整個中華民族、中華傳統文化的根本人文精神和價值追求殊途同歸、萬流歸宗、匯于一體，某些方面可能還持守地更好或更有特點。

“異文化”的人們對于該文化的最先感知，不一定從高原文化之最具標志性的深奧經典文獻開始，甚至也不完全在實體文化過程的直接體驗，而首先是從該文化的外在“氛圍”即社會人類學所謂“文化的屏障”上感知，和從世俗化、大眾化的一般民眾言論行為和文化實體符號上開始的。而這些人文精神符號要素之外在化、具象化所構成的人文世界，正是我們研究的青藏高原人文環境文化現象。因而青藏高原文化之人文思想要素廣泛存在于具象文化現象之中，亦即存在于精神、制度、物質文化諸層面，及與之相對應的人文社會文化和人工設施文化環境之中；由于人文環境必然不能離開自然環境及兩者總體的和諧狀態，因而與廣義人文環境狀態直接關聯的部分自然環境因素，也被納入人文環境影響要素考量范圍。

青藏高原人文社會文化，包括語言文字、文學藝術、教育科技、醫療康養、民風習俗、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方面的考察研究，具體如人文歷史、社會形態、典章制度、倫理規則、宗教哲學、語言文字、音樂戲劇、文學藝術、典型人物等；還包括青藏高原地區特有的自然科學內容如天文歷算、藏醫藏藥、建筑技術、民間工藝等；特色文化方面包括生活習性、風土民情、文娛節慶，甚至歷史上曾經的高原戰事人文現象等。青藏高原人工設施文化，包括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民生的等主要方面考察，具體如文化、教育、信息、宗教、民居、產業、交通等包含的人文思想文化要素，特別是體現于其中的中華民族“以文化人”而“化成天下”之統一意志和國家文化主權在場等人文文化關鍵因子。

對人與自然互動狀態認知，涉及與市鎮、村落、居民點、學校、集貿市場、宗教活動場所等直接相關的一些自然地理單元，如所在山系、流域、溝壑、植被、土地、荒漠，以及海拔高度、地形地貌、自然災害等外部自然條件因素的匹配影響和利用狀態等。但狹義上的青藏高原人文環境之核心人文精神要素研究，重點還是在社會思想文化領域方面。即數千年乃至更長歷史長河中原內地文明與青藏高原地域文化相互激蕩、傳習交流、融合互補、彼此成就的浩瀚進程中，各民族共同創造、建構、夯筑、沉淀為同質一體的中華人文精神堅實底座。這是中華人文思想和人文文化的漫長交往交流交融歷史過程，打在青藏高原各民族人民思想意識深處的“精神長城”和“人文心印”。

（三）青藏高原文明傳承中華傳統人文思想文化

一個較大地理范圍內不同區域類型的文化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相似或相近的文化現象部分首先會在相互認同中疊合融匯在一起，其中最具原生性質和個性特點的文化現象能夠駐留更長時間，形成人文交流的“歷時性差序”表現。中華各文化區或文化層及其結構功能中的人文文化要素較為共識、深沉、穩定，會沉積為個體思想理念和社會意識形態中具有同質一體特征的共性人文基質。由于這些傳統人文思想文化的核心人文精神為中華各民族所共創，形成維系國家認同、社會互構、民族和睦、聚落互嵌的極富韌性的精神紐帶和文化軟實力核心。

樓宇烈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如果從整體上把握的話，那么人文精神可以說是它的最主要和最鮮明的特征。”青藏高原文化的特色人文精神要素是中華傳統人文思想文化的一個部分。包括藏族在內的中華各民族千百年來的遷徙、雜居、通婚和各種形式交流，文化互相學習、血統互相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又是你、我又是我”，逐漸產生并形成公認和互通的人文心理，進而人文文明與政治文明逐漸結合，凝聚出兩千余年傳承不衰的中華一統政治人文和制度秩序。人文環境就是這種時代傳承、多維展示的中華傳統人文精神的一體存在狀態，其意義可以被視為潛移默化的中華民族靈魂的一部分。

中原傳統文化有豐富人文典籍傳世，就著述載籍論，經史子集，萬億卷帙，以三玄、四書、五經為其淵藪；由學術統緒言，“三教九流”，百家爭鳴，以儒、道二家為其歸致。自東晉以后，歷南北朝特別是隋唐以降印度佛教逐步融入中華文化，成為中國傳統文化又一組成部分。“在和中國固有文化的沖突、融合的過程中，對中國哲學、倫理、文學、藝術、習俗等都發生了極其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傳統文化所指人文以“禮樂”為教化天下之本，包括天地君親師、仁義禮智信、中庸道統、致中和合、和成天下等一套儒道學說為主的教誡，形成符合“仁愛”理念和“禮制”要求的人倫社會秩序。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儒家學說可視為一種人文文化，以“修齊治平”為天下己任。尤其“以文化人”“化成天下”之文明教化功效被拓展和發揮到了極致。許倬云認為：“中國文化中‘人’的地位與天地同等，是三合一的一部分”，“與猶太—基督教義中‘人’的地位相比，中國的‘人文’二字，具有更重的分量。”

青藏高原是一個體量巨大的人文地理實體，自然景象獨特且文化現象燦爛多樣，多層次、多元性特征顯明，積累了豐富人文歷史和文化景象。從歷史傳承看，青藏高原本土修史編志之文化積累可以上溯到吐蕃時期，有現存8世紀豐富敦煌吐蕃歷史文獻為證。百科全書式藏族“十明”文化幾乎涵蓋了古代文化類型的全部。論傳世圖書文獻種類和存量，有高原歷史上政教不同發展階段之史論傳記、哲學文獻、論道文集、宗教儀軌、指南文論、時輪歷算、文學藝術、工藝科技等代表性著作，高僧文集、高僧傳記、寺廟寺志等人文典籍眾多，數量龐大的各時期藏傳佛教（包括苯教）文獻構成歷史文化典藏主軸，文獻風格、文本體例、記述類目等顯著受到漢文化傳統之啟迪和影響。20世紀初根敦群培等藏族學者即已開啟治學著述之人文主義思想方法，研究及于敦煌吐蕃藏文歷史文書而產生影響。雖然許多藏族史籍充滿對藏地社會歷史之佛教主義曲構，但剝去其史學建構外衣，仍能看到對天地自然、社會歷史、人物事件、山川風物、倫理人情、習俗禁忌等所作與中原內地十分類似的“人文化成”闡釋與界說，且同樣以文、史、哲合璧為其顯著特點。尤以文成、金城兩公主嫁蕃開啟官方和民間多渠道人文交流，一千三百余年間與中原文化的直接和深度交融而結為中華文明統一體。“西藏和漢地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互動遠比西藏和印度之間的互動深入和廣泛的多，漢文化對西藏文化的影響絕不遜色于印度文明對西藏文明的影響。”

青藏高原文明一脈傳承本土化了的天人合一、天人感應、中道和合、敬天法祖、四靈九宮、五行八卦、十二生肖、二十四節氣等中華傳統人文思想文化要素，甚至能找到作為華夏歷史文明源頭的“河圖洛書”的影子，大有殊途同歸異曲同工之妙。由此我們看到，青藏高原文化中這些本土化的人文思想理念，與中原內地文化儒釋道之“中道”，執兩用中之“政道”，天人合一之“合道”，以及“會通和合”“和而不同”“和成天下”等在精神意蘊上的統一與同一。加上漢藏佛學無礙交流圓融，既同源于釋尊佛陀教化，又根本上實現與儒道人文和苯教文化有機融合。青藏高原豐富多彩的文化經驗事實之下深層的人文結構和思維模式，顯然與中華傳統文化間存在密不可分的原生關聯。共同基因生成共有傳統，進而有著共同精神品質，是辨識包括藏族在內中華各民族人文思想文化一脈傳承中華民族根本人文精神要素的“胎記”。

人文精神核心要素本身就是跨文化區的，在中華多文化圈、多文化類型的區系文化層次和結構功能中，以共通性、共同性和同質性、一體性之形態在“共通地帶”穩定存在，構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一般人文基礎，從而成為各民族擁有統一國家和族體身份的一種標識。人文精神體現中華文化突出品格，是中華文明自帶的進化發育現象。中華文明之賡續不衰，其動力源泉和一脈相傳的就是這種人文本體精神，體現中華文化或文明強大的社會化育功能。中華族群集體意識蘊育出的這些精神理念、道德準則、價值取向和行為范式等，是中華民族共有思想意識的深層內核和“壓艙之石”；中原內地文明、青藏高原文明、中華各民族文明共同構鑄了同質一體的中華人文精神堅實基座。這就從更深層面上解釋了青藏高原傳統文化的發展軌跡為什么千萬年來始終圍繞祖國內陸地區旋轉而“東漸”和“北上”，并最終匯入中華民族文明歷史江河；也揭示了為什么青藏高原文明不會“南下”進入南亞文化圈，也沒有“西行”而走向中亞文明區之歷史必然。

四、青藏高原人文環境研究重要意義

青藏高原傳統文化及其區域性人文環境狀態探討，是賡續中華各民族共創優秀歷史文脈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之共同需要，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助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人文理論建構

從青藏高原相關歷史文獻梳理到多主題和多樣本田野實地觀察，基于人文理路和視域發現青藏高原文化中賦存傳承著與中華傳統文化具有同質一體之本質特征的人文思想和人文文化。雖然至今活態延續的相當一部分地方知識或民間文化事實及其思維方式仍比較原初、素樸，甚至迷信、唯心，但在理念特征、界說模式和價值寓意上，與內地文化等在歷史上對宇宙自然、社會歷史和文化事件的人文化成界說理路和意義表征有著令人驚訝的同一和一致。說明青藏高原歷史變遷和文明演化養育的精神要素、內涵意蘊和功能屬性等，必然地與中華各民族共同創造、穩定傳承的主流人文思想及其文化類屬，以及體現于精神文化諸領域的核心理念和價值要素融為一體。

青藏高原傳統文化是中華諸文化圈中比較特殊的一塊，在慣常情況下容易看到文化型態較有個性和差異一面，同質性、一體性之解構較之于其他文化區存在“屏障感”而有一定難度。但文化作為人類精神意識創造活動的產物，其核心要義完全可以包涵超越時代、超越地域之人文基因和價值要素。近年民族學藏學界同仁集中從不同側面揭示漢藏兩地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實和青藏高原文化中包含諸多中原等地文化要素或成分，也印證了我們基于人文視域作出相應理論概括是時候了。青藏高原重要地位決定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之研究，要重視解構其區域性民族文化與中華傳統人文思想文化的原生關系和特定人文環境之中華傳統人文精神要素在場，闡釋社會集體意識領域最大人文“公約數”之所在。關涉青藏高原地區共同體意識理論建構應具備這方面的特定解構能力，非“陽春白雪”式論道或通識性解說可以止步，和諧人文社會環境營造顯然是國家戰略大局需要。

人文精神聚焦文化共相，具象文化展示人文精神共性要義。人文本體彰顯人文精神原發性、多重性、先進性，從而影響人文世界進化方向。人文精神之于文化，尤如宋明理學之“月印萬川”的道理，它以具象文化為實體底座，以意識形態的觀念形式覆蓋性地存在。人文環境作為國家民族精神家園中潛移默化形成的影響面極廣的思想觀念體系，在青藏高原地區中華民族“國家意識”建構中有著特定位置，是國家文化主權在場重要表征。不同區域板塊人文環境共同構成國家層面統一的人文環境，是中華民族共有歷史文化一體進化發展“見證物”。中華文化之不同文化區人文環境雖各有款曲，但其核心理念本身所具有的同質性與一體性，是種種文化具象或個性特點所不能擺脫的中華文明基本標識，是中華民族多元與一體有機統一文化格局之力證。青藏高原人文環境及其人文精神探討是中華民族共同體自我意識、自我認同、自我鑄牢應有之義。

“藏族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高度參與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構過程”——包括共同體意識和共同體實體形成。青藏高原人文環境及其具象文化事實是中國特色藏學研究主體，它不僅是民族學藏學領域共同體意識“鑄牢”命題之一，還存在國際涉藏話語體系設置和話語權爭奪現實需求。自主的涉藏話語選項和體系效能建設，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藏學在國際涉藏領域的話語權能。以中華傳統歷史文化特有之天文與人文對舉研究理路拓寬青藏高原傳統文化研究內涵，豐富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之民族學藏學“鑄牢”人文理論原創性成果，有望成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國際學術話語一個自主方向。實際上我國藏學在本質上并不片面強調學科對象的族群屬性，而是以中華歷史文明范圍內之族群性地域傳統文化為總體研究對象，包涵了青藏高原文化的多源流、多層次內容；其中，青藏高原傳統文明中的苯教文化和多樣態民間信仰、民間文化等本身就傳承著豐富的“藏式”中華傳統人文思想文化現象，尤具挖掘研究價值。

人文環境之核心精神要素可以跨漢藏等諸民族文化存在，是多類型文化區和文化層及其結構功能中同質一體的穩定內涵要素。人文及以文化人、文明教化、人文化成等既構成中華民族文化基本思維方式，又是文明實踐創造根本路徑。人文思維和人文實踐，植根于中華各民族共同文明基因、覆蓋中華傳統文化主要領域，為各民族廣大民眾所日常踐行，應當是中華傳統文化諸要素中的最大公約數。由此推之，中華文明之各文化區系和各民族地域之本土文化，與中華傳統人文思想文化同樣存在原生關聯，致力發現其共通共同與同質一體之所在，從而揭開了民族學藏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之人文理論建構新界面。

正確的理論認識來自科學的田野提煉。真理往往是簡單的，一切復雜現象都可以找到最簡潔的解釋。同質、一體之人文本體，應成為中國民族學理論之人文思想話語體系建構一個方面，致力創新人文語境和學術生態，對學科發展和實踐要求作主動回應，或是中華人文特質和中國文化氣派之中國民族學藏學話語體系建構一個方面，為青藏高原和諧人文社會建設助一臂之力。青藏高原人文環境綜合考察研究，是一個遲早進入人文社科甚或多學科交叉研究視野的重大科學命題。人文環境研究就是要契合中國青藏高原地區之穩定、發展、生態、強邊“四件大事”，這既是研究之目的，也是根本意義所在。

（二）助力青藏高原基層和諧人文社會環境建設

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對村落發展的導向之一是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重建農村基層治理體系，以應對新形勢下遭遇的鄉村治理危機；強調被各種因素侵蝕了的傳統優秀共有價值理念，重建農村公共精神價值體系，并賦予新時代內涵，匡正宗教信仰和民間信仰行為。青藏高原特別是西藏鄉鎮以下村落基層人文社會特別之處，就在于一定程度上“殘留”有政教合一歷史過程形成的“村落—寺廟”特殊社會結構；且藏傳佛教各教派寺廟在底層民眾社會仍然維持著地域性宗教信仰和傳習地方文化作用——雖然表象上不是很顯眼，或一定程度被“人為”地掩飾著。一些歷史名寺有相當社會影響力，形成地理空間與人文社會疊合特定人文地理單元。基層村落（社區）社會是“上層建筑”的一般基礎。理論上村級不屬于一級政權，法律定位“村民自治組織”，但實際上它被上一“層級”賦予了一定行政功能。無論從哪一個維度上講“村落—寺廟”都處在維護社會整體穩定基礎位置，和諧社會建設至關緊要。

加強“鑄牢”研究助力建設青藏高原和諧人文社會，學界從較高理論層次和涉及面比較大的“共性”“共鑄”等述說者眾，但我們多點位多層面的基層村落（寺廟）人文社會田野調查、實地感受和與干部群眾廣泛接觸、深入訪談的事實表明，這種論說與基層一線工作者遭遇的實際難題和僧俗民眾真實思想狀況間距離較遠，針對性和切身感都不夠強，且易歸于大話套話虛話之列，難以解釋共同體教育實踐中基層干部與僧俗群眾之間時常遇到的諸如漢藏族源、文化淵流、歷史交際、宗教異同、儀軌隱喻、禁忌象征、風俗判讀等方面眾多具體問題。主導性話語能夠被廣大干部和僧俗群眾聽得懂可接受起作用，密切關聯于基層民族宗教工作實際問題和群眾日常生產生計活動，深化實化和針對性地做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教育和實踐活動是一種非常普遍且緊迫的需要。人文精神要素穩定存在于村落（寺廟）各民族群眾之“集體意識”中，是日常言論和行為習慣不自覺遵循的一般法則，真實人文環境狀態之針對性深化研究和準確闡釋，顯然有助于和諧人文社會環境營造建設。

當今，新時代社會主義現代文明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正在浸潤和澆灌著鄉村思想文化陣地，逐步主導西藏和諧村落人文環境發展大方向。要格外重視歷史以來中國政治文化所展現的強勢社會人文塑造功能，發揮好黨和政府的主體作用。新時代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中華各民族心理和文化交流互融形成的共有價值裁量準則，是人文精神要素在新時代的集中表達，為歷史所規循的傳統道德與價值觀念之時代賡續，兩者在價值意蘊上一脈傳承。中華民族最深層的價值追求、人文情懷、道德觀念，都沉積在當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念體系中，為構鑄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奠定了新的人文思想和價值觀念基礎，引領互動共進正確方向。因而當下之人文環境研究，還應特別注意與青藏高原地區正在開展的核心價值觀教育實踐主動結合，與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弘揚主動契合，面對基層涉藏民族地區遇到的具體問題、思想困惑、知識短缺等，突出提高干部隊伍和僧俗代表性人士的認知認同，以“人文化育”之布道精神達成“化成天下”之利益功效。

國土統一、族群和睦是國家最高利益，青藏高原人文環境研究涉及廣泛領域，一些重要問題尚需加深探討以正視聽。梁啟超說，古代之中國“所謂國者絕無界線，惟以文化所被為推移，擁有廣漠之國土。”這項研究當在新的視角上進一步闡明自古以來占國土面積四分之一遼闊的青藏高原，本來就不是哪一個或哪幾個民族獨有，而是整個中華民族所共有；要清楚青藏高原人文環境本來就不是哪一個民族或哪一種文化獨自創造，而是不同歷史時期中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塑造；應明確青藏高原和諧人文社會建設本來就不是哪一個或那幾個民族的事情，而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共同責任和使命擔當。歷史已經證成并將繼續證明，中華文明發展從來不是用單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多元文化匯聚成共同文化，兼容并包、凝聚共識，化解碰撞、融合發展，尊重文明演化統一性和多樣性，推動中華優秀傳統人文精神文化在新時代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這既是理論命題，也是進一步形成共識實際需要。換句話說，“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絕不是為了變多為一，從而把中國變成一個單一民族國家；它也絕不是要改變中國文明的復數屬性，把它變成象溶入咖啡后的熱水那樣均質的單一文明體。”

五、研究展望

基礎性理論探索的出發點和歸宿基于國家性、學科性、理論性，對標國家重大現實需求和理論關照，針對重要科學問題進行自主知識和理論創新。本論題與以往涉藏鑄牢命題之有所不同就在基于廣泛深入和大體量一線田野觀察，獲取一手人文環境原始訪談文本、民間文獻資料、文化實體數據和地方知識積累，從傳承悠久的中華傳統人文思想文化本體切入，解構青藏高原地區村落（寺廟）為主要界面的區域性人文環境及其特色人文精神要素，論證與中原內地一體擁有的歷史文化基礎，及其共同性、共通性與同質性、一體性之所在，找尋全社會成員思想文化領域最大人文“公約數”，助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理論建構、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實體建設和青藏高原和諧人文社會環境營造。

研究認為，青藏高原地區歷史文化的主體是藏族文化，其核心是藏傳佛教，“底本”則是苯教信仰和民間文化；自民主改革后西藏實現社會制度跨越式變革，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紅色文化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快速進入，逐步占領城鄉思想文化主陣地，共同構成青藏高原人文環境之復合型文化研究對象。其中，就數量眾多的僧俗信教民眾而言，千百年漢藏佛教交往交流交融歷史形成“共通地帶”和共同“人文心印”，是漢藏兩地文化互通互認的重要紐帶，應予重視。青藏高原文明還長期受中原、南亞、中亞三大文明交互交匯影響，生成極高原特有之“地理樞紐文明”和獨特神性信仰人文基質，其中中華傳統文明無疑主導了青藏高原文化的歷史取向。這種“文化的地理樞紐”現象之解構與建構，關乎民族國家形成的原生認同基礎和自認互認現狀，也關乎中華傳統人文思想文化的多元與一體格局之內在結構和統一性，意義非同尋常。

筆者還認為，人文環境本質上研究族群共同體的思想文化價值趨向，屬于社會意識形態的觀念文化現象。歷史與現實都證成青藏高原文化延續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人文精神要素，總體與中原文化擁有相同的人文思想和人文文化基礎，諸多同質與一體的核心人文要素仍然以活態形式賦存、傳承于村落（寺廟）社會階層和地方知識之中，漢藏兩大文化之間存在歷史鑄就的、不可分割的原生性本體關聯。這些根本人文精神要素的同質一體與人文社會建構過程的互動關聯，決定了青藏高原文化與中原內地文化歷史性地匯通相融為一體的文明型態，構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理論建構共性基礎和新的研究界面，雖然這些“共同性”往往被包括語言文字、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差異性具象文化表現樣態“遮蔽”而不易為“域外”人士直覺體察。筆者就青藏高原人文環境界定、區域性人文特征、人文精神要素、漢藏人文同質等基本問題之探討仍然掛一漏萬、初步淺顯，但重在提出命題引為關注。

社會人類學“在中國作研究，最適宜的單位是鄉村 （社區）。”本研究關注西藏基層人文社會的傳統與現代“二元性”，村落人文世界是二者結合社會結構之“基座”。村落人文環境，使同處一域的村民有共享的文化傳統、相同的語言特點、同一的風俗習性、共同的宗教信仰、相合的生計方式和共處的自然環境條件，包括心理上明顯的歸屬感和認同接納，構成一體的人類族群小型人文活動空間。就社會單體結構的穩定性論，基本沒有比“村落”更穩定和更持久的。村落人文對特殊環境條件即所謂“人文”與“天文”二者之間互動關系的文化功能回應尤為直接；地理空間“區位”還框定著近域村落間的“人文區位關系”，歷史文化要素穩定的形成、積累、存儲、傳承于村落等社會基層單元，是解開地域人文“密碼”之鎖鑰。現代科技文明、商業文明和“域外”多文化要素向青藏高原人文社會加速彌漫式滲透，地方優秀傳統文化不僅沒有消失，反而“彼此成就”賦予了新時代內涵，甚至演化出新文化樣態。精心的田野作業可以深入到民間社會慣例、心態根源、語言感覺等“潛文化”，進而達到語言和文字所難以表達的“傳神會意”之境，或許會有民族學藏學研究額外收獲。抓住這個“底層架構”界面，選取典型樣本連環式觀察探究，以“逐漸接近”的方法，達成局部到全貌認知。具體方式上再適當借鑒“微型社會學”和人文區位學方法，在既有人類學民族志傳統基礎上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學人類學村落（寺廟）人文環境志研究主題和文本撰寫新體例。

解構涉藏地區的人文環境問題民族心理學有一席之地。“特定的共同體擁有的思維容器，其思想內容與思維方式表現出強烈的共同性特征”。青藏高原人文環境核心要素外相上表現為群體性觀念文化現象，內在上滲透于全社會大眾群體之靈魂意識深處。深化青藏各民族最深層心理元認知挖掘，包括認知、認同、情感等與國家和民族文化一體關聯的一系列群體心理要素指標“換算”和集體思維抽象“加工”過程探討，是鑄牢共同體意識必要研究領域。而這些基礎性心理元素正是恒定存在于人文環境中可測度的人文心理因子和僧俗民眾信仰心性，與凝聚于其中的核心人文要素密切關聯。組織民眾集體心理普查訪談或典型調查取樣，獲取民族心理研究之一手高質量數據，依正確理論范式和科學分析方法作定性定量比對判讀，及特定人文環境之心理靜態測度與動態監測，揭示特殊自然環境和神性信仰社會中的族群心理特征、個體心理因由，找尋和定義同質一體與個性差異之人文心理，為決策和實踐提供參考。

楊建新提出中華文化在分布區系上大致可以劃為七個類型：北方草原民族文化、東北松遼平原民族文化、西域民族文化、黃河上游民族文化、南方丘陵紅土地帶民族文化、西藏高原民族文化、中原漢文化。文化地理學也一般地將中國文化區劃分為兩個主要層次：第一層次，華北、東北、華中、華東、華南、西南、西北、港澳、臺灣等九個文化區；第二層次，是將省、自治區和直轄市作骨架，市（地）、自治州及以下橫向組成二級文化區。其中的西南文化區，包括巴蜀文化、黔貴文化、滇云文化、藏文化四種類型。青藏高原文化顯然是地域較為遼闊、個性較為顯著的一塊，且跨地域甚或跨境性存在。既然青藏高原文化與中原內地文化存在人文本體上的原生關聯，由此及彼，其他文化區或文化層與中華主體文明之間有著內生或原生人文關聯將是合乎邏輯的存在，從諸多方位視角做拓展闡釋皆有可為。

由此，筆者感到當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之探討，似有必要適當回溯中華文明內在的人文本體和中華文化形成過程自身的人文本相，或可拓寬解析共同體意識之“最大公約數”究竟在哪里，也更易為諸族群民眾認可和接受，擴展鑄牢共同體意識群眾基礎。中華文明五千年賡續不斷，何以到了近現代蔡元培、梁啟超、胡適等一眾民國大家還在“定義”中華文明的核心詞匯——“文化”為何物？！此后是否由于種種原因民族學“感染”了被西方近代殖民“思潮”所規訓之“文化”定義而在人文本體上無意識“脫相”？反映于學科建設，如中國的民族學人類學一個時期似乎“言必稱希臘”才謂“正宗”，難以擺脫被其左右之局面。與近代西方強勢殖民政治文化有一定關聯的如“他者”與“自我”“現代”與“土著”等理論范式，或不太適合青藏高原人文環境及中華文明內部人文原生關系研究。因而，我們必須以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為根本指引，立足中華民族悠久文明歷史，遵循中華文化自身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形成自主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史料體系、話語體系、理論體系，新視域下中華傳統人文思想文化之再挖掘或是一個選項。

綜上，青藏高原人文環境是一個比較宏闊且抽象的科學問題，應以現實狀況研究闡釋為主，輔之以必要的歷史縱深。究竟應該怎樣正確界定基本概念，如何進一步解析青藏高原人文環境生成機理、內部層界、功能結構、作用機制，對核心人文精神要素作怎樣的凝練聚意、挖掘關聯、分析綜合；強調與中原人文思想文化擁有共同基礎，又不忽視漢藏等民族地域文化間實際上存在的差別，如何進一步剝去被“佛教史觀”曲構的虛幻歷史外衣，拯救青藏高原人文史實；應怎樣與二次青藏科考主動結合，把青藏高原自然環境變化引起人文環境變化關鍵影響因子及演化互動過程梳理清楚；尤其正確闡釋青藏高原人文環境的現代性和對國家層面一體人文環境建構的內涵與意義，以及涉“兩亞”國際地緣人文環境問題；中華文明漫長發展各階段形成的歷史文化區之民族文化或區域性特色文化，怎樣在共同的人文建構中成就了多元與一體有機統一的中華文明格局之分階段研究等，皆為有價值的共同體人文理論“鑄牢”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