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鄧小平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生態等五個維度搭建起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完整框架：在政治層面進一步推動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法制化，又以“一國兩制”方針解決港澳等歷史遺留問題，對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作出復合型的政治安排；在經濟層面推進各民族共同富裕；在文化層面增強各族人民的國家認同意識；在社會層面厚植中華民族安定團結的社會土壤；在生態層面建構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生態家園。鄧小平關于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思想堅持國家（中華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根本原則，秉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政治基礎，堅持鞏固中華民族主體性的核心原則。這一思想體現出從階級敘事轉向民族敘事的變革性、國家關系上超越意識形態分歧的包容性、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再認識民族問題長期存在的前瞻性等特征。鄧小平關于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思想緊緊圍繞現代國家建設需要，在理論與實踐中探索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正確發展方向。

【關鍵詞】鄧小平；中華民族共同體；振興中華；中華民族主體性；民族敘事

【作者簡介】張淑娟，大連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北方民族大學國家民委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基地研究員。王朔，大連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統一戰線學研究》2025年第1期。原文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

【項目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國共產黨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百年歷程與基本經驗研究”（21AMZ002）；廣西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專項重點課題“習近平關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重要論述研究”（ZL2024001）；北方民族大學國家民委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基地項目“‘第二個結合’與中華民族主體性研究”（23BF001）

2024年8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鄧小平同志留給我們最重要的思想財富，就是以他為主創立的鄧小平理論。”其中關于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思想，與鄧小平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軍事以及外交等領域的思想具有同等地位，同屬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篇章。2024年9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堅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不斷推進民族團結進步事業，推動黨的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他還強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務”。就此而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性再次凸顯，成為國家發展目標的敘述方式之一。黨的十八大以來，進入中華民族主體性全面建構期，推動中華民族成為認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強的命運共同體，不僅要從單元民族層面獲得力量，同時亟需從國家民族層面汲取營養。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等一整套政治話語，為新時代民族敘事奠定了基本思路和重要主題。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視域下，重新審視中國共產黨歷代領導人的相關思想，從中獲得思想力量成為學術研究繞不開的任務。

目前，學術界分別圍繞鄧小平民族理論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相關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一是關于鄧小平民族理論，有學者認為鄧小平關于民族關系、民族問題實質、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民族區域自治等方面的思想，是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彰顯出求實性、時代性、系統性等特點，為推進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作出了重要貢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的開拓和奠基。有學者堅持邏輯與歷史的統一，分別回溯了鄧小平民族理論在內蒙古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藏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和青海省、云南省、貴州省等地區的具體實踐，總結了開展民族工作的基本經驗以及需要注意的重大問題。二是關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有學者指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對中華民族本體的認知和反映，從歷史基因浸潤、民族國家框架、統一戰線視域等三重維度剖析其全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是維護國家政治共同體統一與穩定的思想之舵、回應各族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時代強音、促進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金色橋梁。學者們還從堅持黨的領導、新質生產力賦能、強化文化認同、整合集體記憶、互嵌社區建設等維度提出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路徑。既有研究雖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還較少將鄧小平民族理論置于國家民族框架或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宏大背景中，剖析其蘊含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思想，研究其認識中國民族問題的實質、堅守和建構中華民族主體性、超越意識形態分歧以維護中華民族利益等內容。全面梳理這些問題，能夠為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提供參考。

一、鄧小平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系統布局

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是一項系統性工程，涉及眾多領域。鄧小平立足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生態等五個維度搭建起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完整框架，即在政治層面進一步推動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法制化，又以“一國兩制”方針解決港澳等歷史遺留問題，對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作出復合型的政治安排；在經濟層面推進各民族共同富裕；在文化層面增強各族人民的國家認同意識；在社會層面厚植中華民族安定團結的社會土壤；在生態層面建構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生態家園。

（一）完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政治安排

中華民族共同體是政治共同體。國家結構形式的選擇是制度安排的基礎部分，國家結構形式是指一個國家的各個部分采取何種方式整合為整體。鄧小平對中華民族共同體內在結構的政治安排，既作出了具有承續性的制度安排，推進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法制化；又作出了具有變革性的制度安排，突破“一國一制”的“單純型”國家結構形式，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并付諸實踐。兩種安排賦予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以復合型特征，在國家結構上實現成功整合，豐富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制度內涵。

第一，推進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法制化。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在維護國家統一的前提下，對保障少數民族權利作出的有效制度安排，是中國國家結構形式的創新，其對于多民族國家解決民族問題的制度優勢在實踐中不斷被確證。鄧小平對其給予了高度評價：“我們認為這個制度比較好，適合中國的情況。”鄧小平更加重視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法制化建設。他強調：“要把我國實行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用法律形式規定下來，要從法律上解決這個問題，要有民族區域自治法。”1982年12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恢復了1954年憲法中有關民族區域自治的相關內容，為制定民族區域自治法奠定了堅實基礎。1984年全國人大制定并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以下簡稱《民族區域自治法》），是實施憲法規定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第一部基本法，使民族區域自治在原有基礎上步入法制化的軌道。《民族區域自治法》體現了國家對各少數民族管理本民族內部事務權利的充分尊重和切實保障，彰顯了各民族平等、團結和共同繁榮的基本原則。隨著這一法律的實施，各民族自治地方、轄有民族自治地方的省相繼制定了相關法規，著重解決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具體問題，進一步推進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法制化，基本形成了以《民族區域自治法》為主干、以民族自治地方相關法規為主要內容的民族區域自治法律體系。這一制度在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下，通過復合型的政治安排及法律保障得以確立，進一步鞏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

第二，提出“一國兩制”偉大構想。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歷史繼承。一是中華民族是具有強大內聚性和向心力的民族共同體，擁有一致性和整體性的集體身份認同，使祖國統一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大勢。二是源自中國共產黨人關于解決臺灣問題的思考和謀略。毛澤東曾經提出“臺灣如果回歸祖國，照他們自己的方式生活”以及“一綱四目”、“和為上計”“愛國一家”等理念，周恩來也提出“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臺灣”，這些都為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方針提供了理論鋪墊。“一國兩制”方針因解決臺灣問題而提出，最早在解決香港、澳門問題時由理論變成現實。鄧小平對“一國兩制”的科學內涵作出了基本概括：“我們的政策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具體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十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臺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一國兩制”的核心是一個中國原則，這是實行“兩制”的根本前提。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港澳臺地區享有主權，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最高利益，“兩制”則從屬并統一于中華民族的國家之內。對于飽受主權喪失之苦的中華民族而言，一個中國原則確保了國家主權的不可分割性和中華民族的統一性。在此基礎上，“一國兩制”又賦予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其前提條件是確保國家統一的核心利益。“一國兩制”方針使兩種不同制度在統一的國家架構下共存共生，為我國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賦予了復合型特征，從祖國統一、高度自治、共同發展的維度搭建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政治架構，堪稱當代中國制度文明創新的典范。“一國兩制”將國家統一與區域發展統攝于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之中，既有利于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又有利于所設特別行政區的繁榮發展，使國家結構形式的目標功能更具復合性，在理論和實踐層面豐富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內涵。

（二）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共同富裕

中華民族共同體是經濟共同體。共同的經濟利益是政治共同體的團結之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政治形態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同時共同富裕又作為目標導引對中華民族提出“共同繁榮發展”的內在要求。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每一個民族都由于物質關系和物質利益（如各個部落的敵視等等）而團結在一起。”由于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中出現失誤，一段時期內我國經濟發展受阻，缺乏活力、效率低下，落后的社會生產已經無法為各族人民走向共同富裕開辟新道路。面對困局，鄧小平提出了“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決策，為推進各民族共同富裕找到了“關鍵一招”。

在“改革”問題上，鄧小平首先明確“改革”的地位和性質，將其視為“第二次革命”。他強調，“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以此表明改革的極端重要性。如果不進行改革，則無法實現各族人民的共同繁榮發展，那么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也將無從談起。同時，鄧小平強調改革“膽子要大”并且“步子要穩”，以此保障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穩步前進。鄧小平主政西南時期，并不局限于西南一隅的空間視野，而是將西南地區的局部工作置于全國工作之中，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幫助少數民族地區快速發展，出臺了一系列對少數民族的幫扶政策。比如，在經濟建設上，號召建立民族貿易機構、物資交流會、生產示范區，推動城鄉經濟互助，同時主導興修了成渝鐵路、康藏公路等交通干線，逐漸破除了阻絕當地居民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間障礙，極大帶動了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在教育事業上，幫助各少數民族積極籌辦民族學院，提升了少數民族的文化水平，同時培養了一大批少數民族干部和技術人才。在民生問題上，對西南地區開展大規模的少數民族訪問工作，組織慰問團、訪問團、參觀團，在少數民族地區宣傳民族政策、協調民主建政、調解民族糾紛，緩解了民族隔閡和互不信任的局面，使少數民族群眾深深感受到祖國大家庭的溫暖。在安全問題上，發動群眾，實行軍民聯防，協助少數民族徹底肅清了民族地區的匪患，奠定了安定團結的社會秩序基礎。通過一系列幫扶政策，民族地區的整體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各民族經過全方位交往交流交融，族際邊界自然消解，中華民族的共同性隨之增強。

在“開放”問題上，鄧小平提出“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對中華民族所處的世界局勢作出了精準研判。從地理大發現開始，人類已經走進以聚合為主的歷史，世界上各個民族也開始從相對閉塞、孤立轉向相互依存的狀態，這一態勢在全球化進程中驟然加快。由此，鄧小平進一步提出“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這也是基于歷史教訓的經驗總結，中華民族曾因長期的閉關自守，一度走向貧困落后。在這種情形下，中華民族的整體生存無法得到保障，也失去了順應世界發展大潮的歷史機遇。追求充分發展的民族繁榮是當今世界不爭的事實，民族繁榮始終與民族交流相伴隨。在全球化進程中，相較于國家邊界之內的民族交流而言，超越國界的民族交流呈現出更加強勁的勢頭。每個民族都有自身的特征和優勢，要實現繁榮發展并長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需要將視野看向“外部”，學習和借鑒其他民族的長處。正如鄧小平指出的：“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科學技術。”

無論“改革”還是“開放”都以實現國家富強、各族人民共同富裕為目標。必須強調的是，增進共同性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方向，但并不意味著不允許差異性的存在，更不是同時同步同等地實現共同富裕，因為“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由此，鄧小平指出要通過“先富帶動后富”來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實質上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在共同富裕目標上所衍生出的行動準則。

（三）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認同

中華民族共同體是文化共同體。話語天然具有政治性，是尋求意識形態認同的出口，建構話語體系是現代政黨進行社會整合的重要途徑。“中華民族”話語體系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整體認知和利益關切，作為旗幟能夠凝聚中華民族整體意識。“振興中華”是鄧小平關于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思想中的高頻詞匯，集中反映了他對民族復興的深切關懷，作為各族人民的話語共識，為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奠定了話語基礎。同時，他又以“民族團結”話語標明了中華民族共同體保持聚合的生命線。

第一，“振興中華”被不斷強調并頻繁使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成功召開，順利實現了從階級敘事向民族敘事的轉變，掀開了“振興中華”話語縱深推進的歷史新篇章。早在1894年孫中山就發出了“振興中華”的偉大號召，從那時起一代代中華兒女為振興中華民族前赴后繼，書寫了恢宏史詩。重立“振興中華”的話語旗幟，能夠喚醒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改革開放新時期，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高度思考國家發展的前進方向。“振興中華”話語契合了鞏固中華民族主體性和提振民族自信心的現實需要，具有國族凝聚的獨特功能。由此，這一階段的“中華民族”話語體系展演出國家建設和民族建設的兩條軌跡，產生了“國家”與“民族”兩套話語系統，取代了以“國家”指稱“民族”的敘事方式。正如鄧小平指出的：“能否實現四個現代化，決定著我們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國家”和“民族”并列強調，開啟了“民族”與“國家”彼此互持的新征程。鄧小平在談及理想問題時指出：“有理想要有個內容，就是愛國主義，振興中華民族，把我們民族發展起來。”將“振興中華民族”歸納為愛國主義的主要內容，彰顯了對現代國家的政治情感，這一表達實質上突破了單純的公民國家認同邏輯，對其賦予了以中華民族為核心的民族國家認同，強化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1990年4月7日，鄧小平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集中力量搞四個現代化，著眼于振興中華民族。”將“振興中華”與“四個現代化”并列強調，提升了“振興中華”的話語分量，進一步激發了各族人民的命運與共感與民族自信心。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對“振興中華”話語的使用頻次明顯增多，話語內涵更加豐富，釋放出強勁的話語勢能，成功助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話語出場。“民族復興”經歷了與“振興中華”頻次相當并最終上升為主流話語的進階樣態，經過一系列的話語形塑并沿用至今，躍升為一個十分穩定且成熟的概念，被納入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話語體系，成為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話語支撐。

第二，民族團結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生命線。關于民族團結問題，鄧小平圍繞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務、反對民族分裂、消除民族隔閡等內容詮釋了民族團結的內涵及重要意義。鄧小平將民族團結視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力量源泉，強調了民族團結在民族工作中的根本性地位。他指出：“現在我們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務是搞好團結，消除隔閡。”加強民族團結與消除隔閡是塑造平等、團結、互助、和諧關系的一體兩面，幾千年的封建統治和民族壓迫所造成的中國各民族之間的隔閡、分歧和偏見，無不成為凝聚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障礙。鄧小平認為：“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閡的基礎上，經過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華民族美好的大家庭。”消除民族隔閡的關鍵在于反對地方民族主義和大民族主義，“兩個主義一取消，團結就出現了”。此外，鄧小平格外重視經濟建設對促進民族團結的重要作用。民族團結作為一種群體情感，有賴于物質發展的根基性支撐，共同的利益追求時刻影響著各民族內外交往的發展程度，有助于增強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正如鄧小平指出的：“在實現四個現代化進程中，各民族的社會主義一致性將更加發展，各民族的大團結將更加鞏固。”改革開放以來，堅持社會主義建設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相融合，諸多偉大成就使中華民族獲得持續滋養，發展更快、方向更明確，各族人民在共赴美好前景的道路上擁有了統一旗幟和民族自信，自覺將生活層面的樸素情感上升為強烈的民族情感，并不斷凝聚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四）厚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社會土壤

中華民族共同體是社會共同體。歷史已經證明，沒有安定和諧的社會環境，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難以前進。鄧小平深刻認識到混亂局面對整個社會的沉重打擊，十分重視穩定社會秩序、保障社會安全，提出了“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的重大論斷，并妥善處理了社會矛盾，規正了思想滋擾，加強了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營造了安定團結、穩定和諧的社會氛圍。

第一，妥善處理社會矛盾，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創造團結穩定的社會局面。改革開放推動了中國社會利益關系和利益格局的深刻變革，但現存或潛藏的各種社會矛盾逐漸顯露。鄧小平在正確認識和評估階級矛盾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式方法，以此建構合理的利益格局。對于經濟利益的矛盾，為保障各族人民追求正當利益的權利，鄧小平指出：“不講多勞多得，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他同時強調：“我們必須按照統籌兼顧的原則來調節各種利益的相互關系。”對于精神生活領域的矛盾，鄧小平提出了“三個堅決執行”的方針，即“一定要堅決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一定要堅決執行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義’的方針，一定要堅決執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方針”，在思想、學術、藝術領域掀起了包容和諧的思想潮流，極大激發了社會活力。

第二，有效規正思想滋擾，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注入健康向上的社會風尚。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彌漫在社會生活中的各種腐朽思想開始迸發，主要體現為封建腐朽思想殘余、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思想傳播等，嚴重影響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成員的理想、信仰和價值觀，對中華民族的凝聚力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離散與消解。鄧小平指出：“要繼續批判和反對封建主義在黨內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種種殘余影響，并繼續制定和完善各種符合社會主義原則的制度和法律來清除這些影響。”此項工作旨在引導各族人民將精力投入到現代化建設和實現自我價值之中，穩定人心，在全社會營造積極向上、創新進取的健康風氣。

第三，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營造安定有序的社會環境。社會治安是關乎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各種違法亂象對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具有直接破壞效應。對此，鄧小平指出：“要堅持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這兩只手都要硬。”對于破壞社會風氣、損害公共利益的行為，國家必須做到全面、有效的應對和處置。社會綜合治理意味著治理手段的多元化、系統性，將法制作為維護社會治安的基本準則，同時也離不開社會教育的引導。正如鄧小平指出：“打擊犯罪、糾正不正之風中屬于法律范圍、社會范圍的問題，應當靠加強法制和社會教育來解決。”鄧小平力主法德并舉，重視社會教育的引領作用和法制建設的保障作用，全面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營造了安定有序的社會環境。

（五）建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生態家園

中華民族共同體是生態共同體。生態文明建設是關乎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鄧小平對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進行系統布局時，十分重視生態文明建設，從自然史與人類史相互制約的唯物史觀出發，強調自然的客觀性、人對自然的依賴性，將植樹造林、設立自然保護區、“三北”工程、完善生態文明法治建設等提升至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高度，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了環境優美的生態家園。

第一，科學認識自然的客觀性、先在性，建立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自誕生以來就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早期人類社會的生產力水平低下，自然被視為“一種完全異己的、有無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與人們對立的”，被長期作為人類索取的對象，而隨著社會生產力的快速發展，人類甚至發出“征服自然”的口號。面對破壞生態環境、反噬經濟建設的現象，鄧小平指出：“主觀愿望違背客觀規律，肯定要受損失。”并且，鄧小平從自然的客觀性和先在性出發，提出：“大自然是不同尋常的課堂，也是一本永遠讀不完的書。”這一論斷表明了對自然的敬畏之心，將自然比喻為值得永遠學習的“富礦”，揭示了自然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性，倡導尊重自然的客觀性和先在性，建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共生關系。對于如何揭秘自然的客觀規律性，鄧小平十分重視培養真正掌握自然科學知識的人才，指出：“解決農村能源，保護生態環境等等，都要靠科學。”同時，鄧小平意識到全黨缺乏對自然規律的認識，明確指出：“在改造自然方面，這門科學對我們黨來說，對我們干部來說，或者是不懂，或者是懂得太少了。”從尊重自然規律出發，培養一大批懂自然的干部，能夠避免因不了解自然規律而造成對自然環境的嚴重破壞。

第二，堅持經濟建設與生態保護相結合，確保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經濟建設與生態保護的辯證關系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鄧小平主張不能走西方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要走出一條經濟建設與生態保護同步發展、統籌兼顧的新路，實現二者的相互促進、協調發展。鄧小平指出：“核電站我們還是要發展，油氣田開發、鐵路公路建設、自然環境保護等，都很重要。”鄧小平主張在經濟建設中注重生態保護，促進經濟建設與生態保護的協調發展，同時認為良好的生態環境又將反哺經濟發展，實現共贏。正如鄧小平在談及黃河治理問題時指出的：“黃河所以叫‘黃’河，就是水土流失造成的。我們計劃在那個地方先種草后種樹，把黃土高原變成草原和牧區，就會給人們帶來好處，人們就會富裕起來，生態環境也會發生很好的變化。”生態文明建設是一項長期推進的持久戰，是造福子孫后代的偉大事業。鄧小平以大歷史觀審視生態文明建設對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重大意義，要求人們持之以恒地書寫保護生態環境的歷史，維持中華民族的連續性。他指出：“植樹造林，綠化祖國，是建設社會主義、造福子孫后代的偉大事業，要堅持二十年，堅持一百年，堅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遠干下去。”

二、鄧小平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基本原則

鄧小平對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作出了原則框定，無論是對內強化民族凝聚力，還是對外塑造民族影響力，都必須堅持國家（中華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根本原則。只有確保民族國家的先在性和穩定性，共同體成員才能在國家邊界之內享受一切公共福利。基于中華民族大團結的基本盤，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奠定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政治基礎。同時，他從“對內反思”和“向外呈現”的角度提出鞏固中華民族主體性的核心原則，主要錨定了堅持“兩個結合”鞏固文化主體性、堅持自主性與開放性相統一的根本遵循。

（一）堅持國家（中華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根本原則

在現代國際關系體系中，民族國家為現代民族提供了“政治屋頂”，民族之間的競爭表現為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的國際競爭。因此，國家利益在民族國家的利益結構中居于最高地位，具有不可侵犯性。鄧小平以務實的態度強調國家利益是處理國際、黨際關系的最高準則，“在外交上走上以國家利益為中心的現實主義道路，并將國家利益作為衡量一切外交工作的標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改革開放的歷史序幕，中華民族再度趕上世界各民族的發展大潮。特別是在冷戰結束之后，整個世界開始向多極化方向發展，無論實力強弱，各國都努力在這一變局中占據有利地位，這就決定了“變中趨穩，亂中求治”的世界歷史趨勢。同時，任何國家都將面臨利弊共存、機與危同在的處境，如何保持自身發展的穩定性，成為各個民族國家無法避開的重要課題。鄧小平將國家利益作為處理國內國際問題的最高準則，兼顧了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國內的利益結構上，鄧小平強調每個人都應“照顧大局，把個人利益放在集體利益當中，放在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當中，自覺地同國家一道來渡過困難”。面對錯誤思潮的侵蝕，鄧小平以國家利益為準繩評判公民行為的正當性。他指出：“中國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熱愛祖國、貢獻全部力量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為最大光榮，以損害社會主義祖國利益、尊嚴和榮譽為最大恥辱。”這一表述劃清了維護與損害國家利益的界線，充分肯定了在民族大義面前的正當行為，為各族人民維護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核心利益指明了方向。

總之，對內而言，國家利益涵蓋政治、經濟、文化、安全等多重利益，事關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全方位發展，也是全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體現。要堅持國家利益至上，使各族人民對中華民族共同體負有更多的責任感和自覺的使命感，進而轉化為強大的內聚力量。這是因為“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對外而言，在國際交往中強調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既是確保中華民族主體性的前提，同時也以“共同利益”的視角關照對方，不以意識形態定親疏，充分尊重他國利益，平等相待，積極維護各個國家、各個民族之間的共同利益。這能夠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積極推進“中華民族大家庭”延展至“人類命運共同體”，充分彰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世界意義。

（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改革開放初期，為保證現代化事業的順利推進，穩固中華兒女大團結的基本盤，鄧小平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政治主張，為塑造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提供了根本前提。鄧小平指出：“只要我們堅持在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加強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不斷發展和壯大革命的愛國的統一戰線，任何困難都擋不住我們前進，任何阻力都將被我們打破。”

關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鄧小平強調，“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有凝聚力”。社會主義本身就是人民群眾的事業，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夠建構起各族人民的強大凝聚力和向心力，其優勢在于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實現共同富裕，消除兩極分化。這一本質規定就具有“共同性”意蘊，更加堅定了各族人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道路，離不開各族人民的團結奮斗。只要各族人民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將越走越寬，中華民族共同體也將更加團結有力。

關于堅持人民民主專政，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描繪了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形態——真正的共同體，而實現這一遠大目標勢必要經過民族與無產階級專政共存的漫長時期。民族的產生、發展并最終走向消亡是一個漫長進程，而在這一過程之中，“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階級，把自身組織成為民族”，實現無產階級專政，進而借助民族國家的形式實現政治解放并完成民族共同體建設。鄧小平進一步指出：“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叫人民民主專政。”因此，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是建設“真正的共同體”的必要通路，能夠最大限度地激發各族人民參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熱情。只要民族國家具有長期存在的基礎，中華民族共同體就能依靠人民民主專政在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關于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鄧小平指出：“只有共產黨的領導，才能有一個穩定的社會主義中國。”政黨是現代社會整合的強力中介，能夠將自身以及擁有共同利益、共同目標的社會力量組織起來，形成穩定、團結的社會關系。歷史已經證明，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各族人民走上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康莊大道，圍繞“中華民族”不斷塑造出符合長遠利益且極具社會整合功能的話語符號，極大增強了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向心力。新時代提出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中國共產黨在民族事務領域訴諸的意識形態力量，獲得了各族人民的廣泛認同和支持，助推中華民族走向牢不可破的共同體。近代以來的中華民族，可以說是苦難中鑄就輝煌、奮斗后贏得未來，其成功的關鍵是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能動塑造，以高度自覺的政黨擔當始終關懷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積極發揮在政治上、價值上和組織上的政黨優勢，助推中華民族一步步走向偉大復興。

關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兩者都是在豐富實踐中得到檢驗的科學理論，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為中國共產黨把握民族發展規律、解決中國民族問題提供了認知范式和闡釋原則。鄧小平多次強調“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在世界上，馬列主義是能夠解決民族問題的”。馬克思主義作為理論原點，中國共產黨從中不斷汲取真理精髓，在推進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時代化進程中，創造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所不具有的新話語、新論斷，完成了一系列的原創性貢獻。同時，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成果，對“中華民族”的概念界定、內在結構、發展狀態、前途命運、利益關切等核心要素的認知和表達，經歷了從模糊到清晰的轉變過程，逐步確立了新型民族政策的基本框架，開創了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為鄧小平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作出的系統布局乃至新時代提出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了理論鋪墊。

（三）堅持鞏固中華民族主體性的核心原則

中華民族主體性是指中華民族作為主體的特性以及成為主體的條件，主要“依托自身的歷史和文化并通過與其他民族的比較而產生，是對自身的肯定與關照”。中華民族主體性體現了中華民族在不同場域或實踐活動中的自覺理性與優勢，主要通過“一內一外”兩個維度得以彰顯。無論是內在的自我覺解，還是外部的自我堅守和優勢顯現，都能助推中華民族走向自覺，進而提升各族人民對中華民族及其歷史文化的根本認同，中華民族共同體也將在鞏固主體性的過程中更加牢不可破。

1．對內反思：堅持“兩個結合”鞏固文化主體性

“兩個結合”是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根本途徑。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是在特定方位下對自身的歷史文化作出理性對待和能動建構，以堅定的文化主體性確證自身的存在價值，對內在歷史演進中塑造文化認同和身份歸屬，對外在比較優勢中提振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鄧小平繼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傳統，在堅持“兩個結合”中鞏固文化主體性，特別是以“第二個結合”堅定了中華民族在文化意義上的自我。

第一，在“第一個結合”中解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實踐的應用問題，為鞏固文化主體性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一個國家的經濟越發達，越是能夠生發出對本民族的文化自信，從而以更堅定的文化自信鞏固文化主體性。這是因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就此而言，先進的生產力水平是鞏固文化主體性的重要基礎。在黨的十二大上，鄧小平要求“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并多次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根本任務，實現了中國經濟的快速騰飛，為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同時在與他國文化的交流互動中，鄧小平更加重視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鮮明指出“絕不允許把我們學習資本主義社會的某些技術和某些管理的經驗，變成了崇拜資本主義外國，受資本主義腐蝕，喪失社會主義中國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值得強調的是，在推進“第一個結合”中，鄧小平也在思考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的辯證關系，不斷挖掘現代化建設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契合點。正如鄧小平將中國式現代化的遠景目標描繪為“小康社會”，運用“以古喻今”的敘事方式解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論述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實現共同富裕、消除兩極分化等，在相當程度上妥善處理了“第一個結合”的問題，也是文化主體性“濃度”提升的重要表征。

第二，在推進“第二個結合”中關注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融合與創新問題，為鞏固中華民族主體性形塑了文化自覺意識。鄧小平明確指出：“屬于文化領域的東西，一定要用馬克思主義對它們的思想內容和表現方法進行分析、鑒別和批判。”一個民族只有彰顯出強烈的文化自覺意識，才能擁有決定文化傳承、創新以及現代轉型的主動意識和能力。改革開放之后，我們改變了一段時期對傳統文化“重批判輕繼承”的認識及做法，體現出中華民族高度的文化自覺意識。1980年8月20日出臺的《關于做好當前民族文化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指出，在特殊時期民族文化被大肆摧殘破壞。為了復興民族文化、更好地服務現代化建設，《意見》進一步強調：“提倡各民族藝術互相交流、學習、借鑒，但要以發展和提高本民族的藝術為主。注意保持各自的民族藝術特色，絕不能削弱這種特色。”同時，鄧小平強調要對民族文化進行具體的、歷史的分析，“劃清文化遺產中民主性精華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這些論述重塑了中國共產黨依據自身傳統文化建構中華民族的自覺，撥正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歷史走向，進而昭示了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回歸。如果忽略甚至拋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一民族瑰寶，中華民族主體性就會被遮蔽，徹底失去文化根性，中華民族勢必無法形成自我意識和民族自信，也將失去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穩腳跟的立足點和支撐點。

2．向外呈現：堅持自主性與開放性相統一

從向外呈現的角度而言，中華民族主體性表現為一種民族主動意識和獨立意識。中華民族共同體是開放的共同體，在全方位的對外開放中，各種文化思想和價值觀念涌入中國，特別是來自西方的思想觀念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部分人的思想。有的人在一些方面逐漸形成依附心理，忘卻應有的清醒和反思，導致民族主動意識、獨立意識和民族自信心呈現衰頹趨勢。面對這種情況，鄧小平強調堅持自主性與開放性的統一，目的就是持續建構民族主體性，確保擁有對民族和國家利益的最高權威和自主決策能力，以及在處理對外事務時應有的高度清醒、反思和批判，徹底走出“挑戰—應戰”的被動局面。

獨立自主是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立足點，也是規避世界主體性危機的重要原則。鄧小平指出：“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很難想象一個主體性極度膨脹或是依附性十分強烈的國家，如何在世界民族之林長期站穩腳跟，即便獲得了短暫利益，但也將因其畸形的民族主體性或歪曲的主客體關系最終走向衰落甚至滅亡。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能夠在全球多極化格局中占據一席之地，并且站穩腳跟，摒棄了主體性膨脹和主體性依附的兩個極端項，鄧小平指明了根本原因，就是因為中國是獨立自主的國家。鄧小平多次強調的“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自力更生”“立足于自己”“靠自己發展”等觀點，都富有建構中華民族主體性的深刻意涵，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構筑了民族主體性的高地。

同時，堅持高度的自主性并不意味著盲目的排他性。鄧小平指出：“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發展不起來。”中國的發展與世界的發展早已緊密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彼此促進、相互依賴的互動關系。中國在堅守應有的主體地位的同時，更應當擴大開放，以更加包容的姿態迎接世界發展大潮中的眾多機遇。正如鄧小平指出：“獨立自主不是閉關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其中暗含了中華民族主體性對外呈現的兩個面相：一是堅持獨立自主，并不意味著絕對的封閉和排外，而是關照自我的同時爭取外部支持，為“走好自己的路”援引更多的優秀成果和經驗；二是在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基礎之上，還應具有前瞻性視野，積極擴大開放，關注整個人類的前途命運，實現中華民族主體性對自我關照、自我反思的超越。

三、鄧小平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時代特征

鄧小平關于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思想體現出從階級敘事轉向民族敘事的變革性、國家關系上超越意識形態分歧的包容性、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再認識民族問題長期存在的前瞻性等特征，在理論與實踐中探索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正確發展方向。

（一）變革性：實現從階級敘事向民族敘事的轉變

在調適民族問題的核心敘事上，鄧小平對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作出的最大貢獻，在于從整體上完成了階級敘事向民族敘事的思想轉變，理順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內在關系，完成了社會動員方式的轉變，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新中國的成立成功解決了革命邏輯下的國族凝聚問題，形成了以階級敘事為基礎的民族理論傳統，但這一傳統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新時期能夠提供多大程度的支撐和現實解釋，需要進一步的反思和確證。判明民族問題的實質，是正確處理民族問題的先決條件，這也決定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核心敘事地位。“階級與民族是人類群體基本的存在方式和組織形式，也是重要的政治動員工具和理論分析工具”，階級問題與民族問題是社會問題的不同表征，既對立又統一。在階級社會里，階級問題對民族問題具有決定性作用，民族問題的解決有賴于階級問題的解決，階級對立和階級壓迫是實現“自由人聯合體”的最大障礙，只有徹底鏟除階級對立和階級壓迫，才能實現被壓迫民族的真正解放。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系就會隨之消失。”值得強調的是，階級問題與民族問題又有所區別，不能因其存在聯系就在二者之間完全構設等號，也不能因其存在差別而將二者完全割裂，因為民族問題比階級問題的存在更漫長，民族認同比階級認同更持久。若是不能準確把握民族問題的實質，則無法對其核心敘事的地位作出合理調適，甚至走向對立面，造成民族工作的混亂。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徹底清除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話語桎梏，民族敘事開始成為主流。民族敘事與現代化建設具有強烈的一致性，以民族敘事為基礎的理論常常用以表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并且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中華民族思想走向成熟。鄧小平指出：“我國各兄弟民族經過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早已陸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結成了社會主義的團結友愛、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關系。”鄧小平對新型民族關系的定論性概括，明確了我國各民族內部不存在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物質基礎，剝削階級已被消滅；新型民族關系的本質不是對抗性的、斗爭性的，而是團結友愛、互助合作的關系。1980年4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轉發〈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通知》指出：“各民族的存在，多數是千百年歷史形成的，在今后很長期間也將繼續存在。在我國各民族都已實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的今天，各民族間的關系都是勞動人民間的關系。”1980年7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評所謂“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特約評論員文章，指出：民族問題和階級問題是兩個性質不同的問題，不能混淆。1981年6月27日，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再次明確了我國各民族的關系是“勞動人民之間的關系”，并且鮮明指出“我們犯過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嚴重錯誤，傷害了許多少數民族干部和群眾”。以上重要講話和重要文件對新型民族關系的定論性表述，對“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畫上了終止符，確立了民族敘事在民族問題中的核心敘事地位。

除理論層面的思想廓清之外，階級敘事轉變為民族敘事，還是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建設以及“振興中華”的民族建設的積極回應。相較于階級敘事，民族敘事之于國內場域而言，強調的是國家認同和中華民族認同，這與國家建設和民族建設的方向具有強烈的一致性。作為力量凝聚和社會動員的重要工具，民族敘事能夠為各民族增進共同性、包容差異性提供“粘合劑”。正如“振興中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話語符號一樣，民族敘事將各族人民的共同價值追求內嵌其中，具有強大的精神感召力，顯然有助于中華民族整體意識的覺醒與強調，更加彰顯國族集聚效應。同時，民族敘事之于國際場域而言，強調的是特殊性和多元性。民族敘事不僅為民族國家的正當性存在及其建構提供現實解釋，而且能夠為各個國家、各個民族之間的交流合作搭建橋梁。

（二）包容性：超越國家意識形態分歧將中華民族利益置于優先地位

鄧小平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維護外部關系即國際、黨際關系上的最大貢獻，在于超越意識形態分歧將中華民族核心利益置于優先地位。當今世界民族國家依然是最重要的國際關系行為體，意識形態安全成為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以自我存續發展作為首要目標，需要建立國家意識形態壁壘求得安全和穩定，但這并不意味著將意識形態作為衡量國家關系和黨際關系的唯一標準。

國家意識形態之間的分歧不應成為發展國家關系的障礙。鄧小平將維護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作為對外交往的最高準則，摒棄以意識形態劃分世界陣營的傳統思維，從過去支持“世界革命”轉變為服務現代化建設。由此，鄧小平的視野更加開闊，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明確中國的開放既對社會主義國家開放，也對資本主義國家開放，既對發達國家開放，也對發展中國家開放。1989年10月31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談及發展國家利益時指出，“不去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鄧小平以務實精神表明了處理國家關系的最高準則：國家利益至上。他還強調評判國家利益的行為準則：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質言之，不以國家意識形態的差異定親疏，凡是有利于發展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合理要素，都可以“為我所用”，這突破了長期禁錮人們思想的一些片面認識，不僅緩和了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外交關系，更是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吸納了更多的外部資源。1990年3月3日，鄧小平進一步強調對外交往時“要堅持同所有國家都來往……不搞意識形態的爭論”。國家之間意識形態差異是現代世界的客觀存在，但消除分歧和隔閡仍有較大的空間，超越分歧只是前提，落腳點是合作。

超越國家意識形態分歧的包容性，前提是互不干涉。鄧小平指出：“我想有一點最重要，就是任何大黨、中黨、小黨，都要相互尊重對方的選擇和經驗，對別的黨、別的國家的事情不應該隨便指手劃腳。對執政黨是這樣，對沒有執政的黨也應該是這樣。”互不干涉，是處理國家關系、黨際關系的出發點和基本原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選擇什么樣的發展道路，理應由本國政黨和人民依據自身的實踐和經驗進行判斷，絕不允許任何人將自己的觀點或模式強加于人。正如鄧小平指出的：“一個黨評論外國兄弟黨的是非，往往根據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實證明這是行不通的。”特別是在全球化時代，外部勢力的干涉往往是造成國際緊張甚至國際動亂的重要因素，國家不分大小、民族不分強弱、意識形態不分異同，都應當相互尊重、互不干涉，為動蕩的世界局勢創造積極的穩定因素。鄧小平指出：“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在五項原則基礎上和平共處、相互合作，而不是干涉別國內政、挑起別國內亂。”鄧小平在國際交往中強調淡化國家意識形態差異，又提出互不干涉的基本前提，開辟了國家關系和黨際關系的新境界，深化了中華民族共同體與其他共同體相處的基本原則。

（三）前瞻性：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再認識民族問題的長期存在

民族是一個穩定的社會范疇，其產生、發展和消亡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因此與之相伴而生的民族問題也將長期存在。鄧小平在《關于西南少數民族問題》一文中多次提及“要經過一個長時期”“要做長期的工作”“不要怕患‘慢性病’”等觀點，揭示了民族問題的長期性。部分民族問題始終存在于長期的社會發展進程中，不可能在短期內徹底消除，勢必要依托長期的民族工作及制度安排才能逐步解決。

鄧小平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對認識民族問題的長期性具有極大的指導作用。民族消亡是民族發展的最終結局，但要經歷漫長的歷史過程，因為一定意義上的民族差別和民族隔閡，是由于不充分的社會生產力難以克服客觀自然條件而導致的，是民族過程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具體表現。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各民族將走向更為廣闊的社會舞臺，彼此間的共同性增加、差異性減少，同時這一變化會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而愈發強烈。因此，世界各民族走向融合，民族走向消亡，終將實現于人類社會高度發展乃至共產主義社會的歷史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表明，社會主義社會是共產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而我們又處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我們走向共產主義社會還需要經過極其漫長的歷史過程，而社會主義民族走向共產主義社會的全方位發展，并開始走向消亡階段，也需要相當長的歷史過程。正如鄧小平指出的：“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決不能掉以輕心。”在社會主義民族大家庭中，隨著改革開放向縱深推進，民族融合的因素日益增多，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趨勢，但決不能罔顧國情、超越階段，更不能否定民族問題長期存在的客觀事實。鄧小平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準確錨定了社會主義民族過程所處的歷史方位，科學揭示了民族問題的長期性和復雜性，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重要鋪墊。

四、鄧小平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當代啟示

鄧小平從具體實際出發，深刻揭示了中國民族問題的本質、發展規律和破題方法，完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初步思想建構。鄧小平關于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思想完成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的接續探索，撥正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現代走向，疏通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過去—當下—未來”的歷史脈絡，彰顯了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歷史地位。當下正處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中華民族主體性全面建構期，需要從國家民族層面汲取營養，獲得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奮進力量。全面分析鄧小平關于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系統布局、基本原則和時代特征，并從中把握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演進軌跡和規律，能夠深切感受到鄧小平對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高度關注、科學構想和戰略選擇，是激勵中華兒女始終凝聚、共同奔赴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動力和行動指南。

第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堅持國家（中華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國家（中華民族）利益在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過程中具有不可顛覆性。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民族國家仍然是人類最基本最具感召力的政治結構，能夠提供足夠的親近感和庇佑感。因此，無論是對內強化民族凝聚，還是對外塑造民族影響力，都應當堅持國家（中華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根本原則，引導各族人民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生發出更多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第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是一個艱巨且漫長的歷史過程，對于現實國情和歷史階段而言，具有不可超越性。特別是世界范圍內的民族矛盾和地區沖突又將民族消亡的“時間表”作了后延，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更不能罔顧國情、超越階段，應當認清民族問題的長期性和復雜性，自覺遵循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發展規律和演進邏輯，立基于特定歷史方位對社會整合、國族凝聚作出戰略性選擇，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不斷推向前進。

第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堅持不斷鞏固中華民族主體性。中華民族主體性是中華民族在不同場域或實踐活動中所彰顯的自覺理性與優勢。對內而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國家戰略中的復歸與高揚，使中華民族堅定了文化意義上的自我。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需要進一步推進“兩個結合”，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不斷汲取力量，堅守中華民族挺立于世界的文化自信與文化根脈，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提供強大精神力量和有利文化條件。對外而言，堅持自主性與開放性的統一，既要堅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國特色、中國實際，又要在與世界互動的過程中堅持擴大開放，吸收人類優秀文明成果，延伸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世界意義，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也是中華民族在全球化時代應有的格局和胸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