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藏醫藥研究所、北京藏醫院的科研人員在國際傳統醫學期刊《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2025年第1期發表了題為《Correlation between acute mountain sickness and body constitution of Tibetan medicine and other factors: A case–control study》的論文，報告了急性高原病（俗稱“高反”）發病危險因素的臨床研究結果。該研究發現，從低海拔地區去高原的前1周內失眠或睡眠不足、到達高原后過度勞累者，發生高反的風險升高了2.4—4.0倍；藏醫體質為隆型、隆赤型者也可能是高反的高危人群。該文對于高反的預防和預測有一定參考價值。全文漢文翻譯（有調整）如下：

一、背景

急性高原病（acute mountain sickness, AMS）是指由平原進入高原或由高原進入更高海拔地區，人體在數小時至數日內對低氧低氣壓不適應，引起代償功能失調所表現出的各種臨床癥候群，分為急性輕型高原病（又稱急性高原反應，俗稱“高反”）、高原肺水腫和高原腦水腫。AMS輕者導致頭痛、頭暈、惡心、嘔吐、疲乏、失眠等不適癥狀，重者危及生命，導致很多人對進入高原心存恐懼。AMS發病率隨海拔升高而升高，在3500米的發生率約為25%。我國青藏高原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居住人口相對較多的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總人口達1200多萬。近幾十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交通條件改善，青藏高原與內地低海拔地區的人員往來日益頻繁。每年有數以千萬計的援藏工作者、邊防官兵、游客、務工人員等從內地進入高原。因此AMS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AMS發病的危險因素研究成為重要的科學問題。近幾十年來，學術界圍繞AMS發病的危險因素和預測開展了大量研究。例如2022年發表的一項急性高原病發病影響因素的meta分析，納入109篇國內外發表的文獻，得到41個影響因素，發現性別、BMI和居住地地理因素、既往病史、心理因素、飲酒、海拔高度、是否習服、進入高原次數、上升速度、交通方式、進入高原的月份、舒張壓是AMS的影響因素，但各研究的異質性較高，結果不一致。此外，雖然AMS發病的根本原因是高原缺氧、低氣壓，但同樣暴露于高原環境（極高海拔地區除外），有的人不發病，有的人發病，病情也有輕重之別，說明AMS的發生具有顯著的個體差異。據此，我們推測不同個體進入高原前后的身體狀態不同，身體素質不同，暴露于高原環境的AMS發生風險不同。而藏醫體質理論也認為體質與疾病的發生發展、轉歸預后密切相關，不同體質類型對疾病有不同的易感性、傾向性。因此將進入高原前后的身體狀態和藏醫體質特征引入到AMS發病的流行病學研究之中，以期為篩選AMS易感人群提供新的思路。

二、對象與方法

1.研究設計

采用病例對照研究設計，納入從平原地區急進高原后發生或未發生AMS的一般人群，以方便抽樣的方式，通過移動端社交軟件WeChat發送線上問卷“問卷星”收集信息。調查研究對象的一般人口學特征、與AMS發生可能有關的因素、藏醫體質類型。根據是否發生AMS分為病例組和對照組，比較兩組人群的相關因素分布情況。

本研究于2023年8—10月在西藏拉薩（海拔3650米）某高校開展，調查對象為從低海拔地區來到西藏拉薩的西藏某高校大一或研究生一年級新生及陪同家屬、游客等。所有研究對象在正式填寫問卷前確認知情同意，即閱讀指導語后，在“是否了解本研究的目的，并同意參加問卷調查”的問題下進行選擇，選擇“是”則繼續進行問卷調查，選擇“否”則終止并退出。研究方案獲得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科研處組織的學術委員會專家批準。

2.研究對象

納入標準：病例組的納入標準為：①急進高原的一般人群；②符合急性高原病的路易斯湖國際評分標準（2018 Lake Louise Acute Mountain Sickness Score），該標準包括頭痛、胃腸道癥狀、疲乏或虛弱、頭暈4個癥狀，按癥狀有無和程度分為無、輕、中、重四級，分別計0、1、2、3分。總分超過3分，且有頭痛癥狀者被診斷為AMS，輕度為3—5分，中度為6—9分，重度為10—12分；③年齡18—60歲；④自愿參加本研究，并在問卷調查中確認知情同意。對照組：①急進高原后未發生AMS的一般人群，其他同病例組納入標準①③④。

排除標準：具有以下任意一種情況的，將不被納入本研究：①發生急性高原肺水腫、腦水腫的患者；②患有精神疾病、意識行為障礙，或無法正確評價自身體質狀況、填寫體質量表的其他病癥；③患有心、腦、肝、腎、血液等系統重大疾病者。

3.數據采集

綜合文獻研究、專家經驗和項目組前期研究發現，制定本研究的調查問卷表，內容包括一般人口學資料、藏醫體質量表、AMS潛在影響因素（包括基本情況、進入高原前后相關狀態或行為）3部分，詳見表1。

采用本團隊前期研制的藏醫體質量表調查研究對象的藏醫體質。該量表經過標準規范的量表研制和評價程序驗證，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注：量表見于《一般人群藏醫體質特征及相關因素分析：基于2322例多中心橫斷面研究》（《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2021年第9期）】。共22個條目，每個亞量表各11個條目（含共有條目）。各條目回答選項采用5級Likert法（1—5分）進行定量化測定。共有條目根據具體情況采用同向或反向計分。根據3個亞量表的評分結果，將體質類型分為隆型、赤巴型、培根型、隆赤型、培隆型、赤培型、聚合型7種。藏醫體質類型的判定：①3種基本體質類型：隆、赤巴、培根3種基本體質以評分最高且分值大于36分的類型，為其體質類型；②隆、赤巴、培根三因聚合型：隆、赤巴評分小于28分，培根評分為30—36分；③3種兩合型體質：即隆赤合并型、培隆合并型、赤培合并型，以得分最高和次高者來判定。當分值相同時，判定順序為赤巴>培根>隆。體質測量部分要求受試者根據自己近一年來的體驗或感覺回答量表的所有條目。

所有調查員均為經過統一培訓的西藏某高校教師或學生。調查員用相同指導語向研究對象介紹調查目的、填寫方式及注意事項，請填寫者根據個人實際情況自填。為確保調查質量，避免漏填、誤填等，在問卷設計階段針對各問題的情況進行相應規則設置，如必填、限制范圍、跳轉、提示等。調查結果由研究者進行二次質量控制，以確保數據完整無誤。受試者個人信息均屬保密，并被保存在安全可靠的地方。

4.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26.0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正態分布的定量資料以`X±s表達，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偏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和四分位數間距表達。計數資料以例數和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應用二分類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以是否患病作為因變量，以各藏醫體質類型以及單因素分析中P<0.10的變量為自變量，篩選危險因素，效應值以比值比（OR）及95%可信區間（CI）表示。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三、結果

1.研究對象的一般情況

共調查173人，成功獲得167份完整的調查問卷（6人因知情同意選擇“否”而未實際填寫）。54人因不符合納入標準（45人為高原常住人群，9人在高原居住時間超過30天）被剔除數據分析集。最終納入113人，其中病例組52人，對照組61人。病例組中，輕、中、重度AMS患者分別為37、13和2人，AMS評分中位數（四分位數間距）為4（3—5）。對照組AMS評分中位數（四分位數間距）為1（0—2）。

組間比較顯示：兩組人群的年齡、性別、體重指數、職業構成、文化程度、血壓、睡眠、煙酒偏好、高原病就醫經歷無統計學差異（P>0.05），運動習慣、既往高原短期旅居史的分布有統計學差異（P<0.05）。

2.藏醫體質的組間比較

AMS組和對照組人群藏醫體質類型的分布見表3。病例組以培隆型（25.0%）和隆型（21.2%）所占比重最高，對照組以培隆型（29.5%）和赤培型（24.6%）占比最高。兩組人群的7種藏醫體質類型構成無統計學差異（P>0.05）。

3.進入高原前后相關狀態或行為的組間比較

對進入高原前后的身體狀態或行為的組間比較顯示，AMS組和對照組人群在總體健康狀態自評、靜息心率、血壓、是否暈車、進入高原的方式、出發前1周內感冒和腹瀉、到達后1周內受寒和少尿的分布上沒有統計學差異（P>0.05），在是否服用預防藥物、出發前1周內失眠/睡眠不足和焦慮、到達后1周內勞累、焦慮和饑餓的分布上有差異（P<0.05）。

4.急性高原病影響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

以是否發生AMS作為因變量，以基線和進入高原前后相關狀態或行為中組間比較P<0.10的變量指標，以及七種藏醫體質類型作為自變量，進行非條件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共有3個自變量（既往高原短期旅居史、出發前一周內失眠/睡眠不足、到達后勞累）進入模型。既往高原短期旅居史為保護因素，出發前一周內失眠/睡眠不足、到達后勞累為危險因素。結果見表5：

7種藏醫體質類型中，病例組隆型、培根型、隆赤型體質的比例高于對照組，其OR值分別為2.459、1.191和2.344，提示可能為AMS發病的危險因素，但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未進入Logistic回歸模型。進一步按照AMS的嚴重程度分組進行亞組分析，7種藏醫體質類型也未進入模型。

四、討論

我國的傳統醫學中醫、藏醫等均從體質角度認識不同人群的差異特征，將體質定義為：體質是人生命過程中在先天稟賦和后天獲得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形態結構、生理功能和心理狀態方面綜合的、相對穩定的固有特質。藏醫體質理論起源于公元8世紀的經典著作《四部醫典》，將體質分為隆型、赤巴型、培根型3種基本類型以及各基本類型組合而成的兼夾體質，詳細論述了各分型的身心特征、發病傾向等。本研究首次將藏醫體質引入AMS的發病危險因素研究中。發現AMS病例組中分布最高的3種藏醫體質類型依次為培隆型（25.0%）、隆型（21.2%）和隆赤型（17.3%），其中隆型、隆赤型體質的比例高于對照組。然而，兩組體質總體構成無統計學差異，Logistic回歸分析亦未發現隆型和隆赤型與AMS發病相關性具有統計學意義。這可能與小樣本導致假陰性結果有關。盡管如此，這一研究結果所體現的趨勢，符合藏醫體質理論的認識，即在3種基本體質類型中，隆型最差，培根型最優，赤巴型居中；7種體質類型中，單一型最差，聚合型最優，兩兩復合型居中；隆型體質的外界適應能力較差。AMS表現出頭痛、頭暈、失眠、虛弱等癥狀，與隆病理性增盛的特征吻合。因此，隆型、隆赤型可能是AMS的危險因素，增大樣本量將有助于發現其統計學意義。

除藏醫體質外，本研究還關注了進入高原前后相關狀態或行為與AMS發病的相關性。結果顯示：出發前一周內失眠/睡眠不足、到達后勞累是AMS發病的危險因素，其OR值及95%CI分別為5.012【1.871—13.426】和3.387【1.393—8.236】，即出發前一周內失眠/睡眠不足和到達后勞累者，AMS的發病風險分別是睡眠正常者和到達后未經歷勞累者的5.012倍和3.387倍。既往高原短期旅居史是AMS發病的保護因素，既往到過高原的人發生AMS的風險是初次到高原者的0.32倍（95%CI：0.129-0.792）。基于這3項指標和常量構成的Logistic回歸模型具有較好的預測效果。這一發現提示，在高原旅行前和旅行期間調整好身心狀態，避免失眠、熬夜、勞累等，可能會降低AMS的發生概率。

針對進入高原前后相關狀態或行為與AMS的相關性，目前已有若干研究發表。例如一項基于914例急性高原病患者的病例對照研究顯示，未服用抗高原病藥物、冬半年到達高原、年齡、抵達高原后48小時內焦慮和抵達高原前后48小時內失眠都是重型急性高原病的危險因素。還有病例對照研究或meta分析結果發現，快速進駐方式、年齡偏大、基礎心率偏高、超重及肥胖是人群AMS發病的危險因素。本研究結果與之相比，共同發現為抵達前失眠是AMS的危險因素，且OR值均較高，分別為4.22和本研究的5.012；本研究單因素分析顯示病例組中抵達前后焦慮者的比例高于對照組，但Logistic回歸分析未發現差異，可能與樣本量少有關；年齡、進駐方式、心率、體重指數由于研究對象以學生為主，其特征在組間分布一致，故未能發現差異。

本研究的局限性：一是樣本量小，若干事件（因素）的例數過少，增大了統計學II類錯誤的風險，導致一些可能與AMS發病相關的因素（如藏醫隆型體質、隆赤型體質、出發前感冒、腹瀉等），缺乏統計學意義。二是納入研究對象的社會人口學特征較為單一。本研究的觀察對象以西藏某高校入學新生為主（73.5%），病例組AMS的程度和癥狀較輕，進入高原的季節集中在8—9月，一些重要的因素如年齡、學歷、進入高原的交通方式、生活方式、健康狀況等在組間分布均衡，故難以發現其與AMS的實際關聯。研究對象較高的同質性，也導致本研究結果的外推性受到限制。第三是本研究納入標準對進入高原的時間限定為一個月內，隨著時間的延長，研究對象對高原環境逐漸習服，容易存在對進入高原前后一周內的經歷和AMS癥狀描述的回憶偏倚。

為進一步驗證藏醫體質與AMS發病的相關性，今后仍需開展更大樣本量、不同人口學特征人群的隊列研究或病例對照研究，納入不同季節從低海拔地區進入高原的一般人群或因AMS就醫的患者和適當的對照人群（例如陪同患者就診的未患AMS人群），從而篩選出與AMS發病具有關聯的簡便易測的藏醫體質或其他相關的危險/保護因素，以期建立具有較高準確度的AMS發病風險預測模型，為AMS的預測和預防提供有效參考。

【來源：《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2025年第1期。作者：羅輝，醫學博士，時任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藏醫藥研究所副研究員（現任職于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北京藏醫院）；王茜，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藏醫藥研究所副研究員；熱旦，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藏醫藥研究所研究實習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