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劉歡，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摘要】13世紀以來，藏傳佛教各個教派的發展與其依托的世俗政權在西藏的興替存在緊密聯系。文章在17世紀中葉西藏地方政治局勢轉折背景下，以蒙古和碩特部與藏傳佛教格魯派之間的關系為線索，討論了格魯派在康區的甘孜、德格和中甸等地區的發展情況。從地域上看，和碩特部在消滅白利土司的基礎上，重新整合康區北部地方秩序，與德格土司結成同盟，其中甘孜一帶的霍爾部落對格魯派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南部地區，和碩特部將其軍事活動重點放在理塘、木里、中甸等地，擊潰木氏土司等地方力量，格魯派借機在上述地帶取得較大發展。雍正朝之后，康區的重要性顯著提升，逐漸成為清朝治藏的重要樞紐和依托，格魯派在這一地區的前期發展與該地區地位的提升相得益彰，為清政府通過康區治理西藏地方起到了積極作用。

【關鍵詞】康區；政教關系；格魯派；穩藏固邊

傳統藏語地理分區之康巴地區（康區）位于青藏高原東南緣，南北縱跨橫斷山區大部，聯通青藏高原與云貴高原，東西連結青藏高原與四川盆地，是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交匯之所，更是西藏與中原地區緊密相連的過渡地帶。自吐蕃時代開始，康區就是西藏和中原地區進行政治、經濟、文化交往的區域，明代中后期以來，隨著西藏朝貢官道的南移，康區逐漸成為鏈接西藏與中原的交通要道。從17世紀中葉開始，清中央政府、蒙古和碩特部以及云南吳三桂等多方政治勢力進入康區，最后清政府通過一系列用兵，逐漸加強了對康區的掌控，康區也隨之成為清政府治理西藏地方的重要依托。

1636—1642年，由于噶瑪噶舉派及其同盟的打壓，格魯派的發展受到極大限制，于是嘗試向外部尋求幫助。在格魯派的邀請之下，從1638年開始，原居新疆的衛拉特蒙古和碩特部在固始汗率領下南下，先后擊潰青海土默特蒙古卻圖汗、康區白利土司，并最終擊敗了西藏地方首領藏巴汗，固始汗也“成為全藏三區之主”??。1642年，符合蒙古和碩特部與格魯派利益的西藏甘丹頗章地方政權正式建立。在此背景下，格魯派在阿里、安多和康區等地逐漸獲得了不同程度的發展，逐步建立起了龐大的格魯派寺院網絡體系，進而通過寺院系統控制地方財政和稅收，充實自身實力。這一過程中，格魯派在康區迎來了新的發展。至18世紀，第七世、九世、十世、十一世達賴喇嘛接連出生在康區的理塘、鄧柯、打箭爐等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格魯派在康區的傳播策略和具體實踐。那么，格魯派在康區的這種發展趨勢具體是如何形成的？在清朝采取“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政策以及康區戰略地位提升的背景下，格魯派在康區的發展對于清代治藏政策的實行有怎樣的影響？目前，學術界關于17世紀中葉康區政教格局和地緣政治演變已有較為充分的研究，然而對甘丹頗章地方政權成立早期格魯派在康區北部和南部如何克服其他教派的壓制而興起仍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尤其是這種宗教關系的變化對于康區在清代治藏方略中發揮的作用可以做進一步討論。

一、霍爾部落與格魯派在康區北部的傳播

在藏文語境里“霍爾”（???）主要指北方游牧民族，不同歷史時期所指人群有所不同。歷史上回紇人、蒙古人、吐谷渾人以及現在的土族均被稱為霍爾，本文所說的霍爾指四川北部及青海一帶的蒙古人。霍爾地區是對今天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北部地區的傳統稱謂，藏文稱作“霍爾五地”（?????????????），主要包含道孚、爐霍、朱倭、甘孜及東谷五地。一項1935年的調查顯示，藏傳佛教不同教派在西康各個縣的分布有著較為明顯的區域特征：甘孜縣共統計寺廟50座，格魯派占其中27座；道孚縣共統計寺廟17座，格魯派占其中8座；爐霍縣本城及朱倭鄉共統計寺廟16座，其中格魯派9座。很明顯，在霍爾地區，格魯派寺院所占的比例幾乎都達到了半數，明顯高于其他教派。這一分布特征的形成與17世紀以來上述地區政教關系的演進有密切關聯。

格魯派在霍爾一帶傳播的代表性體現是“霍爾十三寺”??，這是指分布于康區北部的十三座格魯派寺院。據傳說，霍爾十三寺由霍爾部后裔霍爾曲杰·阿旺彭措（???????????????????????????）修建。阿旺彭措年輕時到拉薩學習，固始汗為了表達自己對武力征伐康區的懺悔，教導阿旺彭措代表自己在康區修建十三座格魯派寺院。同時，阿旺彭措也在五世達賴喇嘛座前許愿要在康區建立十三座格魯派寺院。雖然這一傳說的真實性仍需進一步考證，但反映出霍爾部落在格魯派在該地發展過程中發揮了作用。

關于這支霍爾部落的來源，目前學術界有多種不同看法，但均認為是蒙古人的后裔，主要有元代蒙古人后裔說和明清之際蒙古人后裔說兩類觀點。前一種觀點指出，元代曾有一位蒙古將軍（一說蒙古王子）隨八思巴赴康區選址修建寺院，其間與當地一名藏族女子結合生下一個男孩名叫霍爾麻桑布（????????????），其家族后來逐漸發展壯大，演變成霍爾五土司；后一種觀點則是說，明清之際固始汗征服康區北部之后，將7個兒子分封于此，是為霍爾七部之始，后來逐漸演變成霍爾五部。上述說法的諸多細節雖然難以找到翔實可靠的史料加以證實，但是反映出康北霍爾部落和蒙古人之間有著緊密的關聯。民國時期，供職于華西協和大學的傳教士葉長青（J.H.Edgar）經過實地調查和體質測量后發現，該地霍爾人在體質上與周圍藏族人存在明顯差異，具有“鷹鉤鼻”“卷曲頭發”等北方胡系民族的特征。馬長壽、吳景敖則發現，霍爾地區流行的方言非藏語，也非嘉絨語，而是夾雜有蒙古語的成分，反映了歷史上康北霍爾人和蒙古人之間存在語言和生物遺傳方面的關聯。

那么，霍爾系寺廟的出現與17世紀和碩特部在康區的活動到底是種怎樣的關系？對此，需要梳理霍爾部落及阿旺彭措本人與和碩特部之間的聯系。

首先考察霍爾部落與和碩特部之間的關系。17世紀，阿旺彭措之父郎卡降澤（???????????????）掌權時，霍爾部落以甘孜為中心向周邊擴張，獲得大面積領土。此時霍爾部落權力達到頂峰，其統治范圍囊括甘孜、果洛一帶，“上至雜噶玉貢（???????????）以下，左至那車松圖（??????????????）以上，下至道孚曲落那（????????），右抵果洛佳木倉（??????????）和剌根倉（??????????）”??均在其治下。就在霍爾部落擴張的同一時期，康北白利土司也在大量兼并周圍地區，并在1635年左右控制了康區類烏齊、昌都、巴塘、理塘，甚至中甸一帶。對于白利土司的擴張過程，《四世康珠活佛傳》記載：“由于（白利土司）十分兇猛殘暴，這些軍隊間發生許多戰事，霍爾、林、瓊部、色嚓等許多部落發生動亂，從中得到許多的土地”，?這一記載反映出，當時霍爾部落在一定程度上也遭到了白利土司的沖擊，并一度卷入反抗白利土司的斗爭中。就在霍爾部落同白利土司發生沖突后不久，固始汗率蒙古和碩特部對白利土司展開了征伐并將其擊潰，掌控了康區北部大部分地區，霍爾部落等眾多地方力量也被進一步整合。

據黃河南蒙古史書《先祖言教》（??????????????????????）記載，1674年之后，固始汗之孫達爾加博碩克圖統治著包括其兄罕都的原部眾在內的大片領地，其范圍包括“所有康區松潘以上，果洛、玉樹以下，熱貢、多帷、文都、霍爾倉、阿木確乎、杰倉、絨區各大部落”，?至達爾加博碩克圖之子岱青和碩齊（察罕丹津）時期，“在數十年之中統治了上下熱貢、多帷、文都、卡夾、霍爾倉、阿科爾、迭部薩日、若爾蓋霍瓦七部、阿壩、果洛、玉樹等地區”，?康北大部及安多部分地區皆在其治下。此后很長的一段時間和碩特蒙古一直對這一地區施加影響，雍正時年羹堯的奏折說：“顧實汗據占此地，以青海地寬大可以牧養牲畜，喀木地方人眾糧多，遂將伊子孫分居此二處。伊則在青海游牧居住。喀木地方為伊等納貢”。同時年羹堯對康區的情況描述道：

查古什罕之孫占居西海未及百年，而西番之在陜者，東北自甘、涼、莊、浪，西南至西寧、河州以及四川之松潘、打箭爐、里塘、巴塘與云南之中甸等處，延邊數千里，自古及今，皆系西番住牧。……自明季以來，失于撫馭，或為喇嘛佃戶，或納西海添巴，恬不畏恃，衛所鎮營，不能過問。……只知有蒙古，而不知有廳衛，不知有鎮營，此非一日之積矣。

年羹堯的奏折寫于雍正二年（1724），其用意在于追溯明末以來和碩特蒙古對康區進行管控的情況。從其所奏內容來看，和碩特部對包括霍爾部落在內的一大片區域有較強的統治力，而且一度有“只知有蒙古”的趨勢。結合《先祖言教》等文獻來看，在和碩特部進入康區之后，霍爾部落一直處于和碩特部管理之下。

在上述和碩特部對康北地方秩序重新整合的過程中，德格土司值得注意。據《德格土司世譜》（??????????????????）載，固始汗滅白利土司后將大量土地撥贈給德格土司降巴彭措（???????????????），使得德格領地一舉超越林蔥土司，勢力達到巔峰。同時也有學者認為，固始汗不但將新征服的土地贈給德格土司，并且為德格土司家族修建了倫珠頂寺（???????????????????）。此后，德格土司家族中有兩位成員迎娶了理塘地區七世達賴喇嘛家族的女性，由此可見其與格魯派關聯之緊密。因此，雖然歷史上德格土司與藏傳佛教多個教派同時保持聯系，處理教派間的關系也是靈活包容，但在和碩特部主導的重建康北秩序過程中，德格土司與甘丹頗章地方之間無疑存在深度合作。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屬于“霍爾十三寺”之列的更沙寺（??????????????）位于德格土司轄區并由德格土司資助修建。

綜上可以看到，在和碩特部征服康北過程中，霍爾部落與其結成同盟，并通過整合霍爾、德格土司等地方力量實現了對這一區域的控制。現今甘孜地區保留了這樣一則口傳歷史，即“公元1642年，甘孜白利土司以黑教摧殘黃教，旋被青海固始汗派兵滅之，以蒙古霍爾種人分治于此”，這一說法反映了社會記憶層面霍爾部落與和碩特部的關系。

此外，還可考察阿旺彭措及霍爾系寺院與和碩特部及格魯派上層間的關系。霍爾十三寺修建者阿旺彭措與甘丹頗章政權上層之間關系緊密，這一關系是格魯派能在霍爾地區取得發展的基礎之一。關于阿旺彭措早年的經歷，《歷輩霍爾曲杰簡要傳記》記載如下：

七歲時，上師在遍知一切阿旺洛桑加措貝桑波座前剃度出家，取法名阿旺彭措降貝，建立法緣，同時聽一切妙法。以上內容在《聽書》（???????）中記載。此年應是土猴年。之后，于火龍年來到衛地，拜見五世達賴喇嘛，在哲蚌寺學習了一段時間哲學義理。那段時間里，主要從五世達賴喇嘛、乃丹嘉木樣扎巴、班禪仁波切等諸多格魯派大小上師，以及夏魯堪布仁欽確珠、杰扎仁增白馬赤列、掘藏師德達林巴等新舊寧瑪派上師跟前接受了密宗、勝樂、大威德金剛；無量佛、觀世音等諸多新密本尊灌頂。

阿旺彭措幼年赴衛藏學習，結交了諸如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等格魯派上層活佛，同時也與塔爾寺活佛有交往，其中尤與五世達賴喇嘛關系密切。更為重要的是，阿旺彭措通過其在衛藏的經歷與和碩特部高層建立了聯系，《歷輩霍爾曲杰簡要傳記》記載道：

（噶廈）政府發布口誥：（阿旺彭措）接任大司徒（?????????）的工作，管理霍爾上下兩部的政教事務，為甘丹頗章和蒙古王公的供養服務數年。依從遍知一切洛桑仁欽倉央嘉措和第悉桑結嘉措的命令，制定《吉祥欲界大自在儀軌》的法舞。

可以清楚看到，阿旺彭措與甘丹頗章之間保持了緊密的聯系。首先，阿旺彭措以“大司徒”的身份成為霍爾地區的政教首領，乃出于甘丹頗章的任命，這說明甘丹頗章政權對霍爾地區的政教事務具有直接領導權；其次，“為甘丹頗章和蒙古王公的供養服務數年”，以及受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和第悉·桑結嘉措之命制定《吉祥欲界大自在儀軌》法舞這一記載進一步說明，阿旺彭措及其所屬霍爾部落與和碩特部上層以及格魯派上層也有直接聯系。《霍爾十三寺明鏡》（????????????????????????????????????????????）中記載，霍爾十三寺建成后，寺廟每年都需要派僧人去往和碩特部的駐地西寧上納一定的貢品。這里的“供養”和“上納貢品”都反映出，17世紀中期以后，阿旺彭措與和碩特部之間存在緊密的關系。阿旺彭措所建的格魯派寺院雖然有著較為獨特的“霍爾十三寺”標簽，但這些寺院其實并非獨立運行的地域化寺院網絡，而是在經濟、政治、宗教等方面都與甘丹頗章地方政府之間具有實質性聯系，其中的關鍵就是作為霍爾人后裔的阿旺彭措。

關于阿旺彭措及霍爾十三寺與格魯派的聯系，《七世達賴喇嘛傳》中也有相關記載。七世達賴喇嘛格桑嘉措移駐惠遠寺期間，阿旺彭措前來拜見，七世達賴喇嘛認為“霍爾倉曲結年邁，曾為五世達賴喇嘛之侍從，故喇嘛對他尤慈愛關照，賜適宜的衣服、綢緞、茶葉等，倍加贊賞”。

此外，屬于“霍爾系”寺廟之列的諸多寺廟與七世達賴喇嘛之間也保持了聯系，如：

朱倭瑪素堪布、朱倭達吉寺、……道孚年措寺的喇嘛僧徒、……霍爾扎果噶丹南杰林寺等各自奉獻祈壽財物，喇嘛為彼等授所欲之法……此后，喇嘛頒賜扎果噶丹南杰林寺寺規。

堪欽持金剛阿旺卻丹赴稱為勝樂律儀圣地的霍爾地方道孚扎嘎閉關，師徒二人作有利佛法眾生的交談后，由父尊和鄧欽巴等送往。

此后，喇嘛向瑪素（即霍爾麻書，筆者注）頭人及其仆人授怙主除障隨許法，為侍從等僧俗五百人作長壽灌頂，剃度霍爾地方雜扎托喇嘛的轉世，授名噶桑加貝。……此后為瑪素頭人達爾罕諾顏送行，授祈壽教戒。南杰扎倉舉辦四面大力明王三八朵馬大供時，獻題詞哈達，為隨從上師及其他侍從僧俗二百人授護法天女三尊補酬儀軌及祈禱經文傳承，為朱倭霍爾康賽土司的代拉康經堂撰寫區域范圍。

七世達賴喇嘛及其他格魯派高僧與“霍爾系”寺院間的關系往來，除了地方僧俗信眾前來做供養以及宗教事務之外，還包括“堪欽持金剛阿旺卻丹赴稱為勝樂律儀圣地的霍爾地方道孚扎嘎閉關”，“為瑪素頭人達爾罕諾顏送行”以及“為朱倭霍爾康賽土司的代拉康經堂撰寫區域范圍”等往來，尤其表現出了與地方頭人之間密切的私人關系。這些密切往來反映出，格魯派高層對于在霍爾地區發展本派有著較為明確的意識。阿旺彭措與甘丹頗章政府之間密切的關系，以及霍爾部落對和碩特部所做的供養也在進一步提示，霍爾地區與蒙藏高層的聯系在更早時或已形成。

綜上，17世紀中期之后格魯派在霍爾地區取得了長足發展，這主要得益于兩方面的原因。首先，和碩特部通過武力征伐消滅了白利土司，并通過聯合地方勢力獲得了在地區政治中的優勢，逐步推進了自己的統治。其次，格魯派在和碩特部的支持下，通過具有相同族裔背景的霍爾部落有意識地在這一地區壯大聲勢，逐步發展出了一系列格魯派寺廟。在這一過程當中，阿旺彭措及其所屬的霍爾部落得到了蒙藏雙方的支持，在格魯派向康區北部傳播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二、罕都經略康南與格魯派的傳播

和碩特部完成對康區北部的征伐與管控后，將注意力投向康區南部的木里、中甸和麗江一帶。蒙古力量介入之前，上述地區主要受木氏土司控制和噶瑪噶舉派影響，因此，17世紀中期之后這一地區的地緣政治主要表現為“和碩特—格魯派”一方與“木氏土司—噶瑪噶舉派”一方的較量。

木氏土司長期坐擁云南麗江一帶，經過近兩百年的發展，至明朝后期其勢力已經大幅向北擴張，至明萬歷四十五年（1617）已經進入康區南部，控制了巴塘、理塘等地。《滇云歷年傳》載：“麗江土府，元明時俱資以障蔽蒙番，后日漸強盛，于金沙江外則中甸、里塘、巴塘等處，江內則喇普、處舊、阿敦子等處，直至江卡拉（鹽井）、三巴、東卡皆其自用兵力所辟，蒙番畏而尊之曰薩當汗。”??可見和碩特勢力進入康區之前，木氏土司已經控制金沙江以西的重要關隘，其影響力已經延伸到中甸以及巴塘、理塘等地。

就在木氏土司北進的同時，與之同盟的噶舉派也隨之向北傳播。明正德年間（1506—1521），木氏土司木定迎請八世噶瑪巴到麗江，雙方締結同盟關系。此后木氏土司與噶舉派之間關系愈加緊密，1609年木氏土司遵從噶舉派紅帽系六世法王夏瑪巴卻吉旺秋的建議在中甸刊刻《甘珠爾》（1623年完成），噶舉派在滇北及康南勢力遂逐漸做大。這一時期，噶瑪噶舉派在中甸共建立大寶寺、康司寺、甲夏寺等寺廟達25座，噶舉派在這一區域影響力之大由此可見一斑。

1652年前后，固始汗第五子伊勒都齊之子罕都接替達賴巴圖爾臺吉管理康區，對康區進行了二次征伐，和碩特部對康區控制得到強化。關于罕都在康區的活動，《漢蒙藏史略》寫道：“策零伊勒都赤之子罕都羅布桑丹迥，人極驍勇，發兵芒康，（攻占）多康六崗全境，東轄打箭爐。征伐降薩當之汗”。《先祖言教》也記載道：

固始汗之五子策零伊勒都赤有名罕都羅布桑丹迥、名達杰博碩格圖二子。長子罕都羅布桑丹迥率領大軍向芒康進兵，將多康六崗全境和東部打箭爐以上的所有地區，凡屬固始汗的領地，都再次納入統轄，并保持了穩定。故在馬爾康地區其以“乘花馬的蒙古”而揚名。他曾向絳王屬地發兵，征服了絳域。

這里所說的“降”（???）和“絳域”（???????）指同一個區域，其所指范圍在不同時期的藏文文獻中有所出入，敦煌藏文文獻當中通常指南詔和大理國一帶，而明清時期則主要指木氏土司管轄的范圍。根據上述記載，罕都對康區的打箭爐、馬爾康、芒康等地進行了軍事占領，同時征服了木氏土司治下的傳統“絳域”。在此基礎上，罕都“將所居之地全部賦以自己之名或蒙古名，因而該地多有諸如‘罕都嶺’、‘罕都草原’之類的地名”，可見對征服地區進行了管理。通過與《滇云歷年傳》“蒙番畏而尊之曰薩當汗”對比可知，此時康南區域地緣政治格局已經發生轉變，和碩特蒙古的心態已經從“蒙番畏而尊之”轉變為“征伐降薩當之汗”。這種世俗權力之間關系的轉變，進一步導致了教派之間均勢力量的轉換。

在上述背景下，格魯派在康區采取的第一個主要措施是復興理塘寺和巴塘寺。五世達賴喇嘛在其自傳中記載道：

遍知一切索南嘉措曾在阿喀理塘創建過寺院，在麗江木土司管轄時期，該寺也因為改宗而逐漸衰敗。此后，由于白利土司頓月多吉仇視佛教僧人，特別是格魯派僧人，所以該寺遭到軍隊占領。他們掘出了釋迦牟尼像的胎藏，毀壞了佛像的蓮花寶座，寺院幾乎名實俱亡。后來，丹增法王（固始汗）的名聲傳遍多康六崗，由于其后繼者達賴洪臺吉的功德，在阿齊喀曲結等人的主持下寺院開始興盛。木馬年（1654年）汗王和第巴商議，決定該寺和巴塘寺由西藏和當地共同管理，由直布達爾罕噶居替換所派遣的賽欽南杰才讓主持修復寺院，并派仁達巴扎為監工助手，由本坎卓擔任施主，新辟土地，將釋迦牟尼內殿和大殿擴建為六十四根柱子的殿堂，另外用巴塘捐助的一百多藏克銅修復了蓮花寶座。在大殿的墻壁上繪制了釋迦百行傳，在八柱后殿內塑造了一層樓高的香泥彌勒佛像，由第穆活佛主持了裝藏和開光儀式。此外還規定重新征派僧差，給所屬四百五十名僧人發給八次定期法會的薪資，其間每天布施兩次齋僧茶。

五世達賴喇嘛的這一記述反映了以下幾個問題：第一，在固始汗占領康區之前，木氏土司和白利土司分別從康區的南、北兩個方向對格魯派構成了威脅，并且三世達賴喇嘛所建之理塘寺曾一度被改宗，這反映出在和碩特經略康區之前格魯派遭到過嚴厲的打壓。第二，“木馬年汗王和第巴商議，決定該寺和巴塘寺由西藏和當地共同管理”這一舉措表明，此時格魯派勢力在康區的恢復和發展與蒙古和碩特部有直接的關系，理塘寺和巴塘寺的管理是“汗王”和“第巴”共同商議而決定的。第三，罕都進入康區之初，五世達賴喇嘛即派遣第穆活佛阿旺格勒堅贊前往中部康區處理教務，第穆活佛此時的任務，就是以罕都的軍事行動為依托，在康區從事振興格魯派的工作。罕都與第穆呼圖克圖二者相輔相成，政教兩方面同時推進，因此會有“第穆活佛主持了裝藏和開光儀式”的說法。更進一步，理塘寺是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在康區興建的格魯派重要寺院，修建時即受到蒙古的資助，因此在蒙藏關系中有著特殊的地位，拉薩方面此時為恢復理塘寺和巴塘寺所采取的“新辟土地”“大殿擴建”“征派僧差”等措施，體現了對這一寺廟的重視。結合第穆活佛已先前抵達的這一事實可以看出，格魯派對在理塘和巴塘恢復和發展本派有著明確的計劃性。對此，與罕都同時代的重要政治人物第悉·桑結嘉措在其《格魯派教法史·黃琉璃寶鑒》（該書成書于1698年，以下簡稱《格魯派教法史》）亦記載道：“（理塘寺）由眾生怙主（指五世達賴喇嘛，筆者注）資助進行了修繕，增補了壁畫，擴大了僧人隊伍，使寺院再度興盛。……僧人去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的蚌波爾康村深造。在寺僧人約五百人”。由此可見此次修復準備充分，是格魯派在康區發展的重要一步。

除了修復寺院，格魯派的另一重要舉措，是將中甸的《甘珠爾》迎請至理塘寺。《漢蒙藏史略》記載道：“（罕都）將夏買（紅帽派）第六代活佛開光的《甘珠爾》印經板帶到里塘供放業績顯著”。《先祖言教》中也說道：“（罕都）自降地取六世紅帽活佛開光《甘珠爾》木刻雕版，藏于里塘，于里塘大寺舉行諸多法事”。此處所記之“第六代活佛開光的《甘珠爾》”指噶舉派第六世紅帽系活佛確吉旺秋應木氏土司木增之邀于1623年所制的木刻板。根據上述史料記載，結合這一時期格魯派在理塘、巴塘一帶的舉措可知，罕都臺吉迎請《甘珠爾》至理塘正是格魯派在康區復興的又一重要步驟。

通過上述可以看出，清初格魯派在康區的發展與蒙古和碩特部有著密切的關聯。正是在罕都武力驅逐木氏土司的背景下，格魯派實現了理塘寺的復興，而罕都移中甸《甘珠爾》至理塘，則直接說明蒙古力量已經介入了格魯派在康區的宗教事務。理塘寺與巴塘寺復興之后，大量其他教派寺院開始改宗格魯派。《格魯派教法史》記載：

恰程·桑佩林寺。這是一所在原噶舉派杰嘉寺廢墟上由坎卓王（罕都，引者注）恢復發展起來的一所寺院，任命達巴·洛桑旦增為經師。

甘丹崗噶爾寺。原先宗奉噶舉派，自從宗喀吧大師的政教日光普照后，在程勒嘉措任第巴的時期由本坎卓（罕都，引者注）進行修復，改宗格魯派，委任洛桑丹增為上師。

同時該書也對當時的教派斗爭有所涉及：

果吾絨仁青崗寺，果吾溫波仁卻所建。但是，由于和麗江人的地界接近，寺院沒有維持。后來貢卻扎西把寺院遷移到別處修建，稱為“桑珠新寺”。

扎納寺。……不久，一些懷有敵意的麗江兵將佛像及建筑物等燒毀，比丘帕巴群增依靠至尊文殊藏祈愿的法力修復和發展了寺院。

蔡木貢寺。是文殊怙主法王宗喀吧大師親傳弟子中被稱為江馬爾當·蔡木仁波且所建。中間由于受一些麗江人的獷頑作梗使寺院空廢。

根據上述記載，17世紀后半期格魯派在康區的發展受到嚴重阻礙，這種阻礙主要來自“麗江人”“麗江兵”“白利”等勢力，通過前述可知，這里的“麗江人”應指木氏土司，在宗教上則是噶舉派。同時也有一些寺廟如恰程·桑佩林寺、甘丹崗噶爾寺等是在以罕都臺吉為代表的蒙古力量支持下逐漸改宗為格魯派。應當指出的是，桑結嘉措作為甘丹頗章地方政權的重要人物，其記錄有一定主觀性和教派偏見之嫌，但仍反映出這樣一個趨勢，即此前遭到木氏土司和噶舉派勢力打壓的康區格魯派，在和碩特部的支持下表現出了較為強勢的發展態勢。

除上述之外，格魯派在木里地區的發展也以罕都的軍事征伐和政治改革為基礎。木里格魯派僧人降央絨布第二次自拉薩返回木里時，正遇木天王大興噶瑪噶舉派，并揚言說“今后老百姓若再送子弟入黃教寺廟為僧，就要當眾砍下這些子弟的頭和手叫其父母背尸游眾”。《木里政教史》（???????????????）中的這一記載，直接反映了格魯派與噶舉派之間斗爭的激烈程度。此后，固始汗于鐵龍年（1640）擊潰康區白利土司等勢力并入主拉薩，這一地緣政治的變化使得木里格魯派僧人極為振奮，“消息傳來，以古操桑登松布喇嘛為首率領數名隨行僧官抵達西藏”，并向五世達賴喇嘛陳述“黃帽佛教大業受到云南木天王的威脅，難于生存，請賜以挽救庇佑”??。隨后，由于蒙古勢力介入木里，格魯派扭轉了局勢。這一過程在《木里政教史》中有較為詳細的記載：

當卡卓王與阿采打仗時，桑登桑布去木里組成援軍，進駐學樂（現在之水洛地方）。派昂讓巴去阿采，取下阿采寺院，傳播黃教。于是國王將嘎都瓦寺廟獻給桑登桑布，以酬其功。

通過《木里政教史》中上述兩條記載不難發現，格魯派最初在木里地區的發展受到木氏土司勢力壓制，以至于“難于生存”，后經蒙古軍事介入，格魯派方扭轉局勢，取下阿采寺院，并改宗黃教寺院。在這一過程中，罕都的軍事行動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同時“國王（罕都）將嘎都瓦寺廟獻給桑登桑布，以酬其功”表明，罕都在名義上是木里地區格魯派寺院的施主，與格魯派在此的發展有著直接關系。

綜上所述，自1652年至1674年木虎年事件期間，蒙古和碩特部以罕都為康區事務總管，蒙古和碩特部對康區巴塘、理塘、木里等處的木氏土司勢力進行了頗有成效的軍事打擊，同時也采取了有效的地方控制手段。在這種政治形勢下，格魯派在這一區域影響力得到提高。17世紀下半葉，隨著康區地緣政治的演進，格魯派在康區所建立的寺院網絡逐漸通過和碩特勢力滲透到后來康區政治進程中，在康區政治格局中占有重要位置，由此可見蒙古勢力在康區南部的統治是格魯派在這一地區深入的基礎。

三、格魯派在康區發展對于清朝治理西藏的意義

清前期格魯派在康區的發展和傳播為清中央政府依托康區治理西藏打下了基礎。清朝入關之前，格魯派就派出由巴州活佛金巴嘉措（???????????????）和咱雅班智達南喀嘉措（??????????????）率領的隊伍赴盛京朝覲。入關后，清朝根據政治形勢需要，在政治上采取“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的基本策略，對格魯派的傳播和發展整體上采取扶植的態度，格魯派由此獲得了重大發展。與此同時，對達賴喇嘛和活佛轉世制度等重要事項采取嚴格的管制措施，由此形成了威撫并重的治理策略。清朝將蒙古人排擠出康區之后，經過軍事行動、招撫土司、打通川藏交通并設塘汛等措施將康區的管轄權牢牢掌握在手中。西爐之役以后，格魯派在康區的發展和影響力更多的是得益于清朝的扶持和首肯，而這種治藏策略與格魯派在康區的前期發展，也為清政府通過控御康區來治理西藏發揮了重要作用。

其積極作用在七世達賴喇嘛移駐惠遠寺一事上得到了較為顯著的體現。雍正五年（1727）“衛藏戰爭”爆發后，清朝為化解準噶爾蒙古的威脅和保證七世達賴喇嘛的安全，將其移駐康區噶他（位于今四川道孚縣八美鎮）地方，并修建惠遠寺。此時，格魯派在康區已經取得了一定的發展，根據《格魯派教法史》的記載，最遲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格魯派在多康下部打箭爐、巴塘、理塘等地方的寺院已經達到了81座，作者第悉·桑結嘉措則描述“格魯派教法已經普及衛、藏、康大部分地區”。雍正皇帝在給七世達賴喇嘛的《敕諭達賴喇嘛先在里塘駐錫毋庸赴京覲見》中說到將其移往康區噶他地區的理由則是：“里塘乃先世達賴喇嘛住錫之所，亦系爾喇嘛出生之地。其地廣興佛法，法愈振興，在里塘等地，特命建造大廟，備爾駐錫，以振興黃教”，其中所說的“其地廣興佛法，法愈振興，……以振興黃教”頗能反映當時康區的宗教情況以及清朝通過“振興黃教”來治理西藏的意圖，“其地廣興佛法”正是清朝選擇將七世達賴喇嘛移駐康區的背景之一。七世達賴喇嘛在惠遠寺期間，與周邊土司互動頻繁，泰寧也成為重要的藏傳佛教中心。圍繞七世達賴喇嘛移駐康區和修建惠遠寺等宗教舉措，清廷采取了一系列政治、軍事措施與之配合。在政治上，清朝于雍正七年（1729）在康區大規模招撫土司，設置了理塘、瞻對（今新龍縣）、德格、爐霍等大小六十七員土司。軍事上則將化林協裁撤，在惠遠寺所在地設立泰寧協，駐兵1800名，同時在泰寧周邊的打箭爐、中渡（今屬雅江縣）、道孚等地設立營寨駐扎清兵。總之，清朝在解決準噶爾入侵西藏的問題上，將康區視為重要的戰略大后方，合理運用了格魯派在這里的前期基礎和七世達賴喇嘛的威望，同時結合軍事布防和政治上對地方頭領的羈糜之策，加強了對康區的治理力度，穩定了西藏地方局勢。

此外，在處理大小金川地區的事務時，清朝也將格魯派作為解決問題、控御地方社會的重要方案。大、小金川土司所在的地區稱為嘉絨地區，盡管這一地區人群所操的語言與藏語存在顯著的區別，民間習俗上也有顯著的地方性，但是在宗教上仍以苯教為主，與其他地區藏族所信奉的苯教基本相同。同時金川土司長期向達賴喇嘛做供養，民間社會也與格魯派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因而藏文文獻通常將嘉絨地區歸為康區的一部分，傳統上屬于“多康六崗”中的木雅熱崗。第二次金川戰爭期間，當地的苯教力量與金川土司形成同盟，參與到了抵抗清軍的戰役之中。乾隆四十年（1775）第二次金川戰役結束之后，清廷采取“興佛滅苯”的措施治理金川地區，將該地區最為重要的苯教寺院雍仲拉頂寺改宗為格魯派，并改名為“廣法寺”，同時以格魯派僧人代替苯教僧人，希望通過改宗格魯派的方式，實現地方社會的安定。這一措施的實質是希望通過用格魯派取代苯教，利用格魯派的影響力重新塑造金川地區的宗教秩序，從而加強清政府對金川地區的管控。

四、結?論

從傳統上來看，在清代之前康區一直是格魯派力量較為薄弱的地區。清前期，格魯派在康區的發展主要得益于蒙古和碩特部在征服白利土司、木氏土司等地方力量之后對康區社會秩序的重新建立。出于雙方的共同利益，格魯派突破性地在康區取得大規模發展。雍正朝以后，和碩特部在康區的勢力受到嚴重擠壓，清朝掌握了康區的主動權，格魯派作為與清朝關系最為緊密的藏傳佛教教派，其在康區的發展得到進一步的鞏固。更為重要的是，伴隨著康區重要性的提升，格魯派前期在這里的發展基礎開始顯示出其價值。衛藏戰爭期間，清朝將第七世達賴喇嘛移駐康區，以康區作為戰略后方，一方面顯示出清朝對于通過康區控馭西藏地方具備相當的信心，另一方面顯示出清朝此時已經認識到格魯派在康區的基礎對于穩定西藏地方局勢具有積極意義。

原文載于《中國藏學》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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