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綿延千余年的邊茶貿易積淀了豐富的歷史記憶，這些記憶由傳說和故事綴織而成，形成了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在民間，漢藏兩個民族都將藏族飲茶的歷史追溯到文成公主，并對此深信不疑，賦予了諸多美好的傳說，成就了漢藏民族友誼的一段佳話。文成公主與藏地茶葉的故事寄托了漢藏人民對民族友誼的期許，映射了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情感認同、價值認同和文化認同，體現了漢藏兩種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的歷程，并演變為漢藏群眾情感互通的集體記憶和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

【關鍵詞】文成公主；茶葉；青藏高原；共享中華文化符號

【作者簡介】劉志揚，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人類學系教授。

【文章來源】《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2024年第5期。原文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

一、問題的提出

藏族可能是世界上最喜歡喝茶的民族。對于藏族人民來說，茶如同空氣和水一樣，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藏族民間諺語“寧可三日無飯，不可一日無茶”，充分表達了茶在藏族人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然而，由于氣候和土壤條件的限制，茶葉的產地主要分布在秦嶺—淮河以南溫濕的酸性土壤地區。因此，青藏高原及北方邊疆各民族要想獲得茶葉，便必須依賴與內地的貿易交換。

關于茶葉及飲茶習俗何時傳入青藏高原，學術界尚無定論。部分學者依據《唐國史補》《漢藏史集》等漢藏古籍中關于茶葉的描述，認為茶在唐代已經傳入了青藏高原。還有學者將文成公主視為最早將茶葉帶入藏地的人物。從既往研究來看，關于文成公主帶茶入藏的說法最早來自任乃強先生在《文成公主下嫁考》一文引用的《漢藏文書》的記載。在此之前，漢文史籍中并未提及文成公主與茶葉的關系。

首先，漢文史籍對文成公主的記載較為簡略。《舊唐書》與《新唐書》中對她的描述僅有200字左右，《資治通鑒》《唐會要》《通典》《冊府元龜》等史書的相關記載也與“兩唐書”大致相同，內容更加簡化。相較之下，藏文史籍如《柱間史》等對文成公主的記載更加詳細。值得注意的是，藏文史籍中也未有文成公主與茶葉之間關系的記述。

王娟等通過對漢藏歷史文獻中三種不同的文成公主敘事的比較，認為晚至民國時期，在漢語歷史書寫中，依據藏文史籍的相關史料，文成公主才被建構成為“技術傳播者”的形象。其與藏地茶葉的故事也在多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中被逐漸塑造出來。任乃強、劉立千等精通漢藏文化的學術精英沒有滿足于將她僅僅作為漢語世界中的一個政治聯姻的符號，而是利用她在青藏高原各民族關系中的獨特地位，以及在促進中原文化與藏族文化相互滲透與融合過程中的重要作用，讓她與藏民族日常生活中最為重要的生活必需品茶葉聯系在了一起。

本文通過對文成公主帶茶入藏事實的考證，并分析流傳于民間的各種相關傳說，認為文成公主并不是青藏高原茶葉的最早引入者。然而，本文的主旨并非單純考證文成公主帶茶入藏故事的史實真偽，而是探究和揭示文成公主與茶葉背后“故事”的建構動機和目的，即文成公主與藏地茶葉的故事中所體現的情感與價值觀，已經超越了物質層面的經濟活動，成為維系漢藏民族團結的象征性紐帶，并演變為漢藏兩個民族最有意義的歷史記憶和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

二、文成公主帶茶入藏的史實考證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641），文成公主遠嫁吐蕃贊普松贊干布。這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和親事件之一，對青藏高原與祖國內地的關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文成公主也由此成為藏族人民耳熟能詳的著名歷史人物，備受尊崇。文成公主入藏之時，從唐都長安帶去了大量的紙、墨、種子等物品和工匠、書籍，傳播了內地的生產技術。其中最為人們津津樂道的是，文成公主帶去了西藏人民每日不可或缺的茶葉。經過千余年的歷史積淀和演繹，這一故事逐漸形成了共識，即“文成公主帶茶入藏”，被漢藏兩族視為民族友誼的象征性記憶。

然而，根據現有歷史文獻的考證，西藏的茶葉并非由文成公主最早帶入。這表明，民間傳說與歷史事實之間存在差異。探尋這一差異的成因及其背后的文化意義，對我們理解漢藏民族關系及集體記憶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

從現有的文獻看，缺少關于宋以前青藏高原茶葉和飲茶習俗的記錄。根據《舊唐書·吐蕃傳》對吐蕃飲食的描述，唐代的吐蕃人以青稞炒面、羹酪和酒漿為主要食物和飲料。吐蕃時期的藏文文獻關于酒的記載較多，如赤德松贊（赤松德贊的幼子）時的摩崖石刻上便記有“在其境內（工布噶波，筆者注）所產之物中以釀酒糧食、青稞、大米任何一種（奉獻）均可”。唐玄宗開元十九年（731），在吐蕃的請求下，唐蕃在赤嶺（今青海省湟源縣西日月山）互市，并于開元二十二年（734）以此作為雙方的邊界。憲宗元和十年（815），唐又與吐蕃在隴州（陜西隴縣）互市。唐王朝主要用絲織品等物交換吐蕃的馬匹，并不見茶葉，說明這一時期茶葉并不為吐蕃所需要。

唐代，茶葉的種植和生產相比以前的朝代有了顯著的發展。茶葉的產區不再限于巴蜀和江淮地區，也擴大到其他秦嶺—淮河以南地區。唐代陸羽所撰《茶經》記錄了當時的主要產茶地區，共有42州，包括西北的陜西安康，北方的淮河南岸光山，西南的云南西雙版納和貴州遵義，東南的福建建甌和閩溪，以及南方的廣東和廣西。在與吐蕃接壤的川陜一帶，產茶地區有峽州夷陵郡、歸州巴東郡、夔州云安郡、雅州盧山郡、金州漢陰郡和興元府漢中郡。在這樣的背景下，茶葉流入鄰近的吐蕃地區是可能的。然而，當時茶葉在吐蕃地區尚未普及，即使有少量流通，其消費群體也主要限于唐蕃交界區域的居民，或集中在吐蕃上層階級和部分僧侶群體中。

一些學者常引用唐代李肇《唐國史補》中的一則史料，以此證明唐朝時期飲茶習俗已在吐蕃出現。史料記載：

常魯公使西蕃，烹茶帳中。贊普問曰：“此為何物？”魯公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贊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壽州者，此舒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此昌明者，此滬湖者。”

盡管該文獻記載了吐蕃贊普收藏有來自內地多個茶產區的茶葉，但并未明確指出贊普將茶葉用于飲用還是藥用，因此也無法證明唐代吐蕃地區已有普遍的飲茶習慣。目前關于唐代吐蕃地區飲茶的確切史料僅有此一條。此外，《唐國史補》作為唐代的筆記小說，其內容可能是作者從他處聽聞，甚至可能經過加工編撰。

許多學者認為，茶葉最早是唐代文成公主進藏時帶入的，但是漢藏歷史材料都沒有明確證據支持這種說法。首先，漢文史料缺少文成公主帶茶入藏的記載。正史《舊唐書·吐蕃傳》和《新唐書·吐蕃傳》中關于文成公主的史料很少，兩唐書《吐蕃傳》所涉及輸入吐蕃的物品有酒、碾、硙、紙、墨、雜彩等，未見與茶葉相關的記載。漢文史籍之所以對文成公主嫁入吐蕃記載較少，后世也很少提及，主要緣于華夷之辨觀念的作祟。盡管和親在客觀上能夠緩和矛盾，減少沖突，促進中原民族與北方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但從漢代與匈奴和親始，和親在某種程度上是作為一種籠絡邊疆強大游牧民族的息兵止戰的手段，而且往往是在中原受到軍事威脅情況下采取的一種不得已的權宜之計。如漢高祖劉邦在白登之圍敗于匈奴冒頓單于后，采取“厚賂”及和親政策籠絡單于才換來匈奴退兵。文景二帝時期亦“復修和親之事”，并與匈奴互市，還贈予大量物品。這些措施對減少匈奴的南下擄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形成“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的景象。因此，漢初頻繁的和親政策，主要是基于西漢朝廷對雙方軍事實力之間差別的清醒認識，即面對匈奴的劫掠，漢朝面臨的是既無法用談判解決，也無力用武力降服的現實。唐高祖李淵在太原起兵反隋之前，為了爭取到突厥的支持，寫信給突厥可汗，用詞謙卑，并表示愿意嫁女和親。安史之亂中，唐朝為了向北方草原強鄰回紇借兵，也采取了和親的策略。唐蕃和親也是在吐蕃展示了強勁的武力后達成的。最初松贊干布派使臣向唐王朝求娶公主時，曾遭到唐太宗的拒絕。吐蕃以此為借口，攻打松州，并出兵擊敗了吐谷渾、黨項、白蘭羌。盡管唐軍在松州戰勝了吐蕃鐵騎，但是吐蕃強大的軍事實力也讓唐太宗受到極大的震撼，于是應允了吐蕃贊普的和親之請。《舊唐書·吐蕃傳》總結唐蕃關系時有言：

史臣曰：戎狄之為患也久矣。自秦、漢已還，載籍大備，可得而詳也。但世罕小康，君無常圣，我衰則彼盛，我盛則彼衰，盛則侵我郊圻，衰則服我聲教。懷柔之道，備預之方，儒臣多議于和親，武將唯期于戰勝，此其大較也。

因此，和親在一些人看來可能為一種弱者的行為，這種看法與當時的文化觀念有關。于是，《舊唐書》與《新唐書》中對文成公主記載的篇幅不多，也就易于理解了。

相比漢文史籍對文成公主的記載較少，早期的《柱間史》《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以及明清時期的《漢藏史集》《西藏王統記》《紅史》等藏文史籍則更為詳細地描述了文成公主的身世及其入藏前后的活動，并對她給予了高度贊譽。

不過，就目前能夠查閱到的藏漢文史籍來看，均無文成公主帶茶入藏的記錄。現存于世的藏文最早的古籍之一，由阿底峽尊者（982—1054）掘藏的《柱間史》，記錄了唐太宗賜予公主帶往吐蕃的豐厚嫁奩：本尊釋迦牟尼佛；金玉書卷、御膳食譜、大唐法典、農牧歷算、醫藥工巧等方面書籍以及萊菔和蔓菁種子等。漢文譯本《柱間史》第十一章《迎請文成公主》最后一段中有贊頌松贊干布與漢妃文成公主喜結良緣的詩文：

鸞鳳頻頻眉目傳情，

鴛侶雙雙互敬奶茶。

佳偶津津品嘗美羹，

伉儷嘻嘻玩抓骨臼。

其中提到“奶茶”，如果此條史料為真，那就是藏文史籍關于西藏飲茶的最早記載。但是核查藏文版原文后，發現詩文中被譯為“奶茶”的圖片（mar kuvi kyu）一詞，在藏文中是“酥油湯勺”之意，與茶無關。究其原因，可能是譯者認為奶茶更能代表藏族文化，因此采取了變更原文意思的譯法。明清時期的藏文史籍《西藏王統記》（《吐蕃王朝世系明鑒》）、《賢者喜宴》《西藏王臣記》等也包含了“迎娶文成公主”的章節，內容和情節都與《柱間史》的記述相差不多。《西藏王統記》中關于唐太宗賜給文成公主帶入藏地的嫁妝，包括如來像、金玉制告身文書、經史典籍、玉片鞍翼黃金鞍、鳥織錦墊、工巧技藝制造術、四醫方藥、服飾和琵琶樂器等，但不見有關茶葉的記載。

目前能見到唐代茶葉入藏的史料，是任乃強先生在《文成公主下嫁考》一文中曾引用的德格版《漢藏文書》的相關記載，即“松贊干布之孫，始自中原輸入茶葉”。任先生對此的解釋是，“松贊之孫，即杜松孟波，先文成公主一年卒。則茶葉，亦自文成公主時輸入藏土也。唐時呼茶曰‘槚’，今藏語亦曰‘槚’。唐時呼磨曰‘硙’，今藏語仍呼曰‘硙’。其他藏語讀音與我國古音相同者尚多。要皆足為文成公主輸入此種物品確定此種名詞之證”。任乃強先生是根據唐代漢人對茶葉的發音與今天藏語相同，來證明茶葉輸入藏地的時間為唐代，但這種說法并未得到學術界的廣泛認可。而且任先生在文中并未提供關于《漢藏文書》的版本詳情。此《漢藏文書》有可能是《漢藏史集》的另一種譯名。《漢藏史集》已由陳慶英先生翻譯出版。書中與茶有關之處有三：一是“上篇”講到吞米·桑布扎在夢中與化身老嫗的文殊菩薩對話，老嫗說自己路上帶的口糧里有茶；二是“上篇”中“茶葉和碗在吐蕃出現的故事”，說的是吐蕃贊普都松莽布支生了重病，喝了小鳥銜來的茶葉所泡之水后治愈的故事；三是“茶葉種類”中對中原各個種類茶葉的說明，但從以上對茶的功能的敘述看，更像是藥材。噶舉派僧人巴臥·祖拉陳瓦（1504—1566）所著《賢者喜宴》中也有關于吐蕃時期漢地茶商、突厥玉商等“五商”的描述。《漢藏史集》成書于明宣德年間，《賢者喜宴》則成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此時已有關于藏地飲茶習俗的明確文獻記載。盡管這些文獻無法確切說明青藏高原腹地在唐代已開始飲茶，但卻可以證明明代西藏地區的飲茶習俗已相當普及。然而，這兩部書中講述的公元7世紀吐蕃時期有關茶葉的故事是否真實，因相關文獻和考古資料不多，仍存在疑問。即便按照《漢藏史集》的記載推測吐蕃時期已有茶葉存在，它可能也并未廣泛流行，或許僅被視為一種藥用良品，而非普遍的飲品。

綜上所述，茶葉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廣泛傳播和普及，并非始于唐代。然而，唐時在青藏高原東部的河西走廊及橫斷山脈東部區域，受唐文化影響的吐蕃部落或許已開始接觸和飲用茶葉。

河西走廊在漢武帝之前是月氏和匈奴的游牧之地。西漢元狩二年（公元前121），驃騎將軍霍去病兩次率大軍進入河西走廊，擊敗了匈奴昆邪王和休屠王，西漢王朝由此在河西走廊設立了河西四郡，并通過移民屯墾鞏固邊防，使得該地區逐漸從草原轉變為農耕之地。至公元7世紀，隨著吐蕃王朝的崛起，唐朝與吐蕃圍繞河西走廊展開了長達200余年的爭奪。在贊普赤松德贊時期，吐蕃占領了甘、瓜、沙等州，控制了河隴地區。從8世紀中葉至9世紀中葉，吐蕃的軍事控制線延伸至六盤山、隴山一線，切斷了長安通往河西和西域的通道，吐蕃在河隴地區的統治持續了近百年。約9世紀中葉以后，吐蕃逐漸失去對河隴地區的控制，退回青藏高原。然而，吐蕃對河隴地區的統治深刻影響了這一地區的民族分布格局，使河西走廊成為連接中原農業區與青藏高原、西域、中亞和蒙古高原的紐帶。

在唐代，河西走廊成為唐蕃經濟文化交流的前沿，分布在河南走廊的吐蕃部落必然會受到唐文化的影響，并開始接觸到飲茶習俗。但是，現存的歷史文獻對唐代河西走廊地區的飲茶活動缺乏詳細記載，墓葬出土文物、壁畫、簡牘等考古資料中也幾乎沒有關于茶事活動的記錄。這表明至少在唐代，飲茶習俗在河西走廊的各民族中并未廣泛普及。

到了宋代，漢藏茶馬貿易有了顯著的發展。茶馬貿易的興盛表明，至少在青藏高原東部邊緣的吐蕃地區，茶葉的需求量大幅增加，飲茶之風已頗為流行，逐漸成為當地吐蕃人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盡管這一時期關于吐蕃部落茶葉消費的文獻和考古發現仍較為有限，但宋蕃間頻繁的茶馬貿易記錄反映了該貿易對雙方的重要性。

這一時期，飲茶習俗主要限于青藏高原東部邊緣地區，即今四川、甘肅一帶的吐蕃部落。然而，藏漢文獻中尚無關于西藏地區藏族飲茶的記載。不過，明清以后有明確的文獻記載表明，茶葉已經成為整個青藏高原藏民族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三、文成公主和茶葉故事的民間認知與社會基礎

從上述史實來看，茶葉并非由文成公主帶入吐蕃的，唐代的吐蕃也沒有形成普遍的飲茶習俗。茶葉進入青藏高原是一個自宋代開始，由東部邊緣向腹地逐漸深入的過程，這段歷史由于漢藏文史料記載較少，顯得很不清晰。可以確定的是，至少在元代以前，史料中還缺少關于西藏地區飲茶的記載。但是，漢藏兩個民族卻不約而同地把茶葉入藏的源頭追溯到文成公主，并形成了民間的共識。于是，茶葉入藏的歷史源頭在學術上和民間就形成了不同的話語差異。這種話語差異的形成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和探究的問題。

文成公主之所以被看作是最早帶茶入藏之人，可能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文成公主被歷朝歷代的藏族群眾視為中原文化的使者，也被當作藏傳佛教綠度母的化身，她的塑像至今仍被供奉在布達拉宮。茶葉作為從內地傳入，且藏族每天都離不開的日常生活品，自然而然會將其與文成公主攀附起來，久而久之便演繹出各種傳說和故事。這些故事不斷積累和積淀，形成一種集體的歷史記憶。在青藏高原，蓮花生大師、格薩爾、米拉日巴和文成公主是民間層面最為著名的具有神性的人物，他們的故事和傳說廣為流傳，他們的勝跡遍布高原全地。與官方正史和文獻記錄不同的是，這些自發流傳的關于文成公主的傳說更加鮮活、豐滿和動人，是普通藏族民眾真摯情感的流露和表達。正如著名藏學家王堯先生所總結的：“在藏族人民中間，詩歌、戲曲、壁畫、雕塑，一直把文成公主入藏事當成取之不盡的題材。可以說，人們認為文成公主進藏那個帶來的幸福，推動了藏族社會的發展。因而藏族人民調動一切藝術手法來頌揚這一門婚事。”

按照藏文史書的書寫習慣，大量關于文成公主的各種描寫既突出了她的神圣性，也使她具有了聰明智慧、慈恩愛民的特性。她從長安帶到邏些（拉薩）的釋迦牟尼12歲等身像在藏傳佛教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供奉之地拉薩大昭寺因而也成了藏傳佛教的中心。《文成公主》還是藏族傳統八大藏戲之一，其形象深入人心。文成公主進藏途中，留下了諸多美好的傳說和遺跡。有學者收集到與文成公主進藏事跡有關的地名傳說和故事就有30多篇，如青海的日月山等地名都來自文成公主的傳說。在其入藏途中，也有多座專為紀念她而修建的寺廟。據藏文史料記載，位于青海省西寧市城中區的宏覺寺，是公元10世紀時的藏傳佛教后弘期的先驅喇欽·貢巴饒賽所建。貢巴饒賽在公元945年為宏覺寺選址時，意外發現了公元7世紀文成公主入藏途中，在青唐中心唐蕃驛城（今西寧市）停留時遺留的土筑法臺，這座法臺是文成公主為釋迦牟尼佛12歲等身像專門修筑的，因此貢巴饒賽便以此神圣法臺為中心修建了宏覺寺。青海玉樹藏族自治州首府結古鎮南面的貝納溝，有一座唐代古建筑遺存——文成公主廟，又名加薩公主廟（“加薩”為漢地之意）。相傳，文成公主進藏時曾在此留居，并親自建造了這座寺廟。四川甘孜康定公主橋、甘孜公主寺（塔公寺）和公主寺釋迦牟尼佛像、西藏林芝布曲寺文成公主像等，都與文成公主有關，成了藏族人民彌足珍貴的歷史記憶。

甚至在許多文成公主沒有到過的地方，也流傳有她的故事。西藏藏東的芒康縣曾經是唐蕃文化和商貿的交匯地帶，當地民間流傳著許多與文成公主進藏有關的故事，縣境內還建有2座文成公主廟，廟里供奉著文成公主的石刻雕像或塑像。芒康縣徐中鄉群眾把文成公主當作生育之神，邦達鄉群眾傳說然堆村的一座拉康為文成公主命隨行人員所建。西藏林芝市八一鎮巴吉村有一片巨柏林，相傳是文成公主經過此地時因思念故鄉而遺落的頭發變成的。

在關于文成公主的諸多形象中，最為鮮明和被藏族老百姓津津樂道的是她作為作物和技術傳播者的角色。青海玉樹至今流傳著文成公主經過此地時教百姓修建和使用水磨的故事。另外，青藏高原各地還流傳有文成公主教藏族百姓種植青稞和蠶豆、釀造美酒、制作奶酪等動人的故事。西藏林芝農牧區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

文成公主從內地帶來了青稞、豌豆、油菜籽、小麥、蕎麥等五種糧食種子，帶了耕牛和奶牛，帶了白的、黑的、藍的、黃的、綠的五種顏色的羊，還有許多內地的鐵匠、木匠、石匠，也跟著文成公主一起進了西藏，就從這個時候起，西藏才有了五谷，老百姓才學會了耕種和工藝。

位于拉薩河谷地帶的墨竹工卡松贊干布出生地也有一個“甲瑪溝的野油菜為什么多”的故事：

當年文成公主進藏，她不僅從長安帶來了青稞、豌豆、菜籽、蘿卜等谷物和蔬菜的種子，還帶來了許多草種，如燃巴草、燕麥草、野油菜等。……誰知當護送文成公主的隊伍走到甲瑪溝時，裝草種的袋子由于路途遙遠，一路顛簸，一個個都被磨破了。草種就從袋子里漏了出來，等發現已經有許多漏到地里。他們急忙把地里的種子撮到袋子里，再把袋子縫好，繼續上路。誰知那些沒有撮起的草種第二年都長出來，而且一年一年的繁殖增長，野油菜就越來越多了。

以上關于文成公主與糧食、蔬菜種植等有關的民間故事和傳說流傳甚廣，藏族百姓甚至傳說青稞、綿羊這樣的高原物種也是文成公主帶入的。

其二是學者的學術觀點和官方的意志影響了民間。王娟等學者深入梳理了漢藏歷史文獻，并分析了民國時期對文成公主形象的三重塑造過程。她指出，20世紀初中期，出于構建民族國家的需要，漢族知識精英對文成公主形象進行了重新建構，賦予其技術傳播者的身份，讓這一形象在民國時期正式出現在漢語歷史書寫中，并逐漸影響至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文成公主的故事被納入國家教材敘事，使其形象在各社會階層產生了廣泛影響。例如，2001年版的初中七年級歷史課本中寫道：“文成公主還將飲茶的習俗帶到吐蕃。”2016年新版初中課本表述為：“641年，文成公主入藏時，帶去了蔬菜種子、茶葉、絲綢、工藝品以及佛經、醫藥、歷法、科學技術等方面的書籍。”兩個版本的教材均提到文成公主帶茶入藏。中小學課本受眾廣泛，所有接受過國家義務教育的公民都會接觸到這一歷史敘事。作為國家審定的教材，尤其是歷史類教材，體現了國家意志，里面均為形成定論的內容。因此，盡管課本中關于文成公主的篇幅不多，但影響卻十分巨大。對于文成公主帶茶入藏的來源，教材并未具體說明，應該是意在將文成公主的故事作為古代中原文化與邊疆民族互動的象征加以提煉和傳達。

從某種程度上說，茶葉入藏是否真由文成公主帶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探究這一傳說的構建動機及其背后的社會基礎和情感認知。只有搞清楚這一點，才能理解其存在的合理性。文成公主帶茶入藏故事的產生、演變，本身就是歷史行為，是一種歷史的創造過程。這種歷史創造的行為之所以代代相因，不斷積累和豐富，是由于人們相信這種行為有益于現實社會，有助于漢藏兩個民族的交流和融合，體現了漢藏人民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情感認同和價值認同。從這個角度看，文成公主帶茶入藏的傳說雖然在歷史事實層面存在傳說的成分，但在情感和文化表達上，它又何嘗不是一種“真實”的歷史事實呢！

四、結語

文成公主與茶葉的故事是一代又一代漢藏人民共同創造和傳承的歷史記憶，呈現出來的是民間歷史敘事的活態性。之所以說它是活態的，是因為直至今日，這個故事仍然被人們津津樂道、傳誦不衰。在流傳的過程中，人們根據現實社會的變化，不斷更新與重構，不斷增添新的素材，不斷呈現出新的表現形式，并賦予其新的意義，使其常說常新。如四川藏茶主要產地雅安的各個茶莊、茶廠和茶場的經營管理者和茶農們，都能依據自己的知識結構和信息渠道講述不同版本的文成公主帶茶入藏的故事。這一敘事被不斷再創造的過程說明，民間傳說不僅是對過去的歷史再現，更是對現實社會的回應和參與。與文成公主帶茶入藏的故事在流傳中不斷被更新和變異相對的是，其內容所反映出來的價值觀和情感觀都是不變的，呈現出來的是對漢藏友誼的誠摯頌揚，以及對中華民族的情感認同。

這些來自民間的，人們口口相傳的故事可以看作是無意識史料，其與有意識記錄下來的供人看的史料不同的是，口傳故事是人們對當下現實生活情境的折射，反映了人們的愿望和動機，因此它們的價值不在于其中內容的真實與否，而在于茶葉所象征的漢藏兩個民族和諧、和平和友誼的美好記憶。

華南地區的客家人盛行編修族譜，他們將其作為凝聚族人，構建血緣共同體的一種重要方式和手段。但是，客家人基本將自己的祖先追溯到宋及宋以前的河南、河北、山東等中原地區，并攀附歷史上的著名人物，而很少有人將自己的祖先說成出自華南本地。其實，族譜作為一項社會記憶的集體活動，其本質并非追求歷史“真實性”，而在于維系族群的內部凝聚力和對中原文化的認同。正如有學者所言：“（族譜）無論是真實的或虛構的記載，其根源都在于人們對自身及所屬群體的現實處境的理性或感性思考，都是編纂者的族群意識的忠實反映。重要的不是這種虛構可能帶有多少真實性，問題在于，對宗族歷史的虛構行為本身就是有社會意義的。”

與華南客家人修族譜所表現出來的建構共同體的目的相同的是，青藏高原的藏漢各族人民通過文成公主和茶葉這樣一些具有象征性的符號，建立起一種中國認同和中華民族認同。這些為我們重新認識和解讀發生在青藏高原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事實提供了新的視角，一種來自民間的，超越了地域和民族的，自下而上的，鮮活的視角。客家人追溯中原祖先血統，象征著對文化根源的認同，而文成公主的故事則傳達了漢藏民族和諧共生的意愿。這種社會意義使得民間故事超越了“真實性”與否的爭論，而成為重要的社會文化工具。

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對歷史的記錄和解釋都掌握在極少數權貴和知識精英手中，史官記錄和書寫的歷史代表了國家精英階層的意志，是官方認可并認為可以被保留下來的歷史記憶。而廣大底層民眾的聲音經常被漠視而湮沒不聞。但是他們也有自己記錄和傳承知識的渠道，那就是簡單實用的民間傳說。這些民間傳說中的很多內容在一些歷史學家看來是虛構的。但是不能否認的是，它們傳達出來的基于價值觀和自身情感的動機和期盼是真實的。民間傳說與精英書寫的歷史在歷史記憶的形成上構成了復雜的二元關系。在很長的歷史時期，民間傳說作為底層群眾的歷史表達，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對正統歷史記憶的補充與修正。文成公主與茶葉的故事作為一種民間歷史敘事，通過民間流傳形成了對主流歷史記憶的解讀與延展。這一過程同樣印證了歷史記憶中官方與民間、精英與大眾之間的相互影響與文化互動。

構成一個共同體的基礎是其成員所共享的符號、信仰與價值觀，這些由共同的記憶、經歷和故事構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傳承與發展的社會基礎和整合機制。邊茶貿易作為漢藏民族資源共享、分工協作的歷史實踐，成為連接兩個民族政治、經濟和文化聯系的橋梁與紐帶。茶葉不僅是經濟交往的媒介，更是漢藏民族文化聯系的象征。文成公主與藏地茶葉的故事寄托了漢藏人民對民族友誼的期許，映射了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情感認同、價值認同和文化認同，體現了漢藏兩種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歷程，并演變為漢藏群眾情感互通的集體記憶和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