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在中國五千年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起源、形成、發展及一般規律等問題，成為目前國內學界關注和研討的主要問題之一。“大一統”意識與實踐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的根本保證；經濟關系的一體化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的基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的根和魂。對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展機制的探索，之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有重要的啟示。

【作者簡介】周偉洲，西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首席專家、教授。

【文章來源】《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24年第3期。原文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

自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主線。這一主線突出了增進共同性、聚焦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特點，是新形勢下黨的民族工作綱領，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舉措。

雖然“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中華民族”是近現代提出來的，但是其在中國歷史上確實存在，有其起源、形成、發展、演進的歷史過程和規律。兩者的含義及區別不大。費孝通先生指出，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的，即“它所包括的五十多個民族單元是多元，中華民族是一體，它們雖則都稱‘民族’，但層次不同”。而中華民族共同體雖然也是多民族的“多元”和中華民族的一體，但是更強調和突出的是中華民族的一體，即它的共同性，故名之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因此，關于中華民族共同體、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其起源、形成、發展及一般規律等問題，就成為我們關心和試圖解決的問題。本文試圖對中國歷史上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發展的機制做一探索，不妥之處，望批評指正。

一、“大一統”意識與實踐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的根本保證

早在先秦時期，夏、商、周先后于黃河中下游地區建立起政權，大約在西周末或稍后的春秋時，形成了華夏與四個方位民族組成的“五方之民”（即“五大民族集團”）的概念。《禮記·王制》說：“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此時，華夏與四方之民的關系日益密切。可以說，這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源頭和萌芽。

到公元前771年，西周王朝為犬戎等所滅，迫使周平王東遷洛邑。從此，中國歷史進入春秋戰國（東周）的割據時代。四方“戎狄”交侵，各地諸侯稱霸，周天子僅存有天下共主之名。到戰國時，形成了戰國七雄（燕、趙、韓、魏、齊、楚、秦）并立的格局。在春秋戰國這種群雄割據的時期，各國的政治家、思想家提出了維護周天子一統天下的思想和主張，這就是“大一統”意識的萌芽和發端。如春秋時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所撰史書《春秋》，此書之大義是為周天子“一匡天下”呼吁，故司馬遷云：“《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戰國時，墨子提出要“一同天下”，則天下治。孟子更是提出“定于一”的思想和主張。他在回答梁襄王天下怎樣才能統一的問題時說“定于一”，即統一才能安定。梁襄王又問：“孰能一之？”孟子答：“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這些思想和主張均是秦漢時正式形成“大一統”意識的基礎或萌芽。當代一些學者對此也做了一些深入的解讀。無論如何，春秋戰國時的政治家、思想家提出的關于“一”的思想，首先是有統一天下或一統天下的含義在內，反對分裂割據，即所謂地理疆域的一統、政治權力歸一的一統；其次，也有對西周以來“華夷觀”的一統，即強調“華夷一體”，兼容并包“夷狄”，“用夏變夷”，并以文化為標準來區分華夏或“夷狄”。因此，可以說，先秦時“大一統”意識的萌芽不僅與當時的民族觀（“華夷觀”）相輔相成，而且也包括“華夷觀”的含義在內。

公元前221年，秦統一六國，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制的封建王朝和統一多民族的國家。秦始皇初步實現了國家地理疆域的統一，于國內行郡縣制，并設三十六郡；建立了統一的政治體制，完善了統一的職官制度；統一貨幣、度量衡；修建直道與馳道，車同軌；統一文字，書同文；將華夏及“四夷”均納入其一統的國家體系之中，基本實踐了先秦時“大一統”的意識和主張。

接著，西漢繼秦統一全國。在漢景帝時成書的《春秋公羊傳》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大一統”，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但未做過多的詮釋。至漢武帝時，儒學大家董仲舒解釋《春秋》“大一統”意識，云：“《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又釋“大一統”含義云：“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這就將“大一統”賦予了天命、正朔（即后之正統、道統論），服色、禮樂等文化的一統，天下地理疆域的一統等內涵。西漢宣帝時，博士諫大夫王吉也說：“《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因此，可以說，“大一統”意識是在西漢正式形成的。漢武帝繼秦始皇之后，再一次踐行了“大一統”意識。漢武帝北逐匈奴，西通西域，開“西南夷”，南平南越，東郡縣朝鮮，使西漢一統的疆域在秦時一統的基礎上更為擴展，基本奠定了中國古代的一統疆域和“四夷”居于邊疆地區的格局；政治制度的一統，以及“獨尊儒術”的文化一統等。

對居于一統疆域內的以華夏為主體的各民族（含“四夷”），西漢時“大一統”意識，則更多的是繼承和發展先秦時儒家“華夷觀”中“兼容并包夷狄”“用夏變夷”的意識，但視“夷狄”為“禽獸”，主張“華夷之辨”“內諸夏而外夷狄”的觀念仍然存在。漢武帝曾提出要“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即要廣徠“四夷”，教通四海。西漢劉安撰《淮南子》一書中，更是表現出“萬物一圈”的進步思想。如《俶貞訓》里說：“……是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圈也。”東漢時，何休在注疏《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條時，將春秋之世分為三：“所傳聞之世”，“內其國而外諸夏”；“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所見之世”，“著治大平，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

由上可知，秦漢不僅是“大一統”意識形成及付諸實踐的時期，而且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和以“華夷一體”“萬物一圈”為特點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時期。即秦漢時的各族（包括華夏與“四夷”）政治上的一統，以及逐漸形成的文化上的兼容，經濟上的相互依存，“華夷一體”的一統，表明歷史上中華民族共同體已基本形成。

自漢代以后，歷代統治者、政治家和思想家均以“大一統”意識為圭臬，且不斷豐富和發展其內涵，全力實踐“大一統”。宋代政治家、思想家歐陽修、司馬光等進一步發展了“大一統”和“正統”論。但他們仍然以“合天下為一統”，即疆域（九州或天下）的統一為“大一統”的重要標志。故歐陽修認為，“大一統”即“正統”，“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已來，三絕而復續”。而后元、明、清三代均一統天下，疆域逐漸擴展，“大一統”意識及實踐在漢、唐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到清代，疆域的一統達到歷史上最盛時期，奠定了中國近代疆域。正如雍正皇帝所言：“是中國之一統，始于秦，塞外之一統，始于元，而極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員極廣，未有如我朝者也。”總之，關于漢代以后，歷代“大一統”意識及其實踐的研究，學界論著甚多，故不贅述。

自漢代以后隨著“大一統”意識及實踐的發展，中華民族共同體也隨之不斷鞏固和發展。這不僅反映在非“大一統”的分裂割據時期，更集中體現在“大一統”時期。

東漢后的魏晉南北朝時期，除西晉有短暫的一統外，其余300多年時間均為割據時期。這一時期的特點是民族的大遷徙與大融合，極大地促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華夷一體”的凝聚與鞏固。而南北各割據政權，均將爭“正統”及一統天下、實現“大一統”，為其最終目標。如以華夏正統自居的前秦氐族苻堅，為“混一六合，以濟蒼生”，發動了為統一南方東晉的淝水之戰。而南方東晉等政權也多次“北伐”，北方政權也頻頻“南進”；為爭“正統”，“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在五代、兩宋、夏、遼、金分立割據時期，各政權爭“正統”和力爭“一統天下”的“大一統”，與魏晉南北朝相似。此時建西夏的黨項人，建遼朝的契丹人，建金朝的女真人，均先后大部分與漢人融合，使中華民族共同體進一步發展壯大。

在隋唐“大一統”時期，唐朝更是實行開明的民族政策，唐太宗曾言：“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在一統的疆域及“夷夏一家”的“大一統”意識的推動下，隋唐時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到元代更是擴大了一統的疆域，漠北蒙古、西藏高原的吐蕃、西域、西南各族皆一統于元朝。清代“大一統”意識及實踐，不僅在疆域一統上為歷代所不及，且最終奠定了中國的疆域，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一統”上，也取得了超越歷代的成績。特別是在處理民族關系上，清朝統治者更是進一步發展“大一統”“華夷一家”的意識。清朝建立初，順治皇帝就宣稱：“方今天下一家，滿漢官民皆朕臣子。”康熙皇帝也曾強調：“朕統一寰區，無分中外，凡爾民人，咸吾赤子。”雍正皇帝在其所撰的《大義覺迷錄》中宣稱：“既云天下一家，萬物一源，如何又有中華夷狄之分，”“且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為夷狄……在今日而目為夷狄可乎……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并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以上雖為清代帝王言論，但反映了清代“大一統”意識中關于民族觀（“華夷觀”）的核心精神。

因此，有清一代，不僅是古代中國“大一統”意識和實踐及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到中國古代歷朝歷代之最成熟的階段，也是伴隨著“大一統”意識和實踐一同形成、發展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從古代向近代轉型的時期。鴉片戰爭后，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不斷抗擊列強侵略的過程中，中華民族共同體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和鞏固，逐漸形成近代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發展及向近代的轉型，始終貫穿著“大一統”意識。所以筆者認為，“大一統”意識及實踐，不僅是維系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紐帶，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的根本保證。

二、經濟關系的一體化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的經濟基礎

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既然是伴隨著“大一統”意識與實踐以及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而三者共同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出現了統一與分裂割據相互交替的現象。這種現象很早就為中國古代封建史學家所熟知，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代表了中國傳統史學對歷史上統一和分裂關系的認識。

從秦漢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封建國家及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起，至清朝統一多民族國家及近代中華民族共同體正式形成為止，2000多年的時間內，統一不斷得到發展和鞏固，特別是經過秦漢、隋唐、元明和清四次大的統一，每一次統一都使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封建國家和中華民族共同體向前發展一步。到清代，最終使中國形成了近代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統一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中國歷史上出現的分裂割據往往是在一次大的統一之后，經過一段時間的分裂，又重新統一。統一和分裂相互依存、相互對立，這種情況一直貫穿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及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展的始終。

這種統一與分裂的歷史，與世界上許多國家與地區情況不同，如歐洲歷史上曾有過像馬其頓、羅馬、查理曼帝國等用武力征服建立的大帝國，有的帝國的領土甚至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然而，這些大帝國只是一個暫時統一的“軍事行政的聯合”。因此，這些帝國在分裂之后，就再沒有形成原來規模的統一，而是形成幾個獨立發展的國家。中國歷史上分裂之后，又會重新統一，形成統一、分裂、再統一的辯證發展。

為什么中國歷史上會出現這種情況呢？中國自秦漢形成的統一多民族國家不是暫時的、不牢固的軍事行政的聯合，而是具有一定經濟基礎的封建中央集權制的國家。統治階級始終堅持實施“大一統”的意識，利用國家機器在全國推行統一的政令及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措施，有力地促進了統一因素的發展和鞏固。這是應用政治、經濟、文化等一系列“一統”思想、制度和措施，從而為再統一創造條件。但是，僅僅依靠上述一系列國家上層建筑中的措施和努力是遠遠不夠的，是不能支撐由分裂割據再走向統一的。

中國歷史上統一多民族國家及中華民族共同體由分裂能再次走向統一，最重要的是它有一定的經濟基礎。盡管這種經濟基礎最初是比較薄弱的，但隨著長期的、反復的統一，這種基礎就越來越鞏固。這種經濟基礎，包括原統一的封建國家內各地區、各民族之間逐漸建立的牢固的經濟聯系和經濟上的相互補充，以及由此產生的各地區、各民族經濟的一體化及渴望統一的共同心理。如秦統一之前的戰國時期，隨著七國之間頻繁的交往和不斷的戰爭，水陸交通、商業等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荀子·富國篇》說：“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是以臣或弒其君，下或殺其上……無它故焉，人主自取之。”這里指出“苛關市之征”，阻礙通商，是國家不能一統的原因之一。《史記·貨殖列傳》在列舉了全國各地出產之后，說：“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各地出產物品相互交流，成為各地人民生活的必需。這一切都說明：當時封建的商品生產和交換已較發達，而分裂割據不利于經濟的發展，助長了各國之間不斷的戰爭，加重了人民的苦難。所以，當時人民普遍要求統一。

隋唐的統一也是當時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特別是從三國到南北朝的分裂割據，嚴重阻礙了各地經濟、文化的交流和發展。《北齊書·蘇瓊傳》稱，“舊制以淮禁，不聽商販輒度”，南北的經濟聯系和交流受到阻礙，要打破這種人為的阻礙，就需要統一。同時，南北的長期分裂，使人民飽受割據戰爭之苦，沉重的兵役、勞役、賦稅迫使很多人流離失所，廣大人民要求統一。此外，從十六國、北魏以來，大量從東北、漠北遷徙到中原等地的匈奴、烏桓、鮮卑等民族絕大部分因地理環境的改變，由原來的游牧經濟逐漸轉化為農業經濟，他們原來的游牧經濟又給內地畜牧業等經濟帶來新的活力，如兩漢、隋唐時養馬業的發達與繁榮。這種經濟聯系與互補，可以說貫穿中國歷史的進程。入居內地的各族與中原漢族的關系日益緊密并逐漸交融，有力地促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發展。這一切都促使隋朝在很短的時間內重新實現了全國的統一。

至于居住著眾多邊疆民族的今蒙古草原、西藏、新疆、東北等地能最終統一于中國的原因，是這些地區與中原之間經濟交流和聯系的不斷加強，而最終形成了各民族統一的經濟基礎。如在蒙古草原上游牧的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回紇、蒙古等民族總是不斷地用自己的牲畜來交換內地的農產品、絲織品、鐵器等，不斷地吸收中原先進的農業技術和文化，與內地建立了密切的聯系。史籍上所謂的“貢”“賜”“互市”“茶馬貿易”等貿易形式，一直沒有中斷，而且日益加強。經濟聯系的紐帶把邊疆民族地區與中原緊密地聯結在一起。不僅如此，北方與東北的游牧民族，有的因不同原因遷徙至內地與漢族等民族雜居錯處，有的甚至入主中原建立政權，在經濟、文化等方面逐漸交融為一體。因此，無論國內分裂割據局面如何嚴重和長久，最終這些地區還是會統一于中國，各地區絕大多數民族也最終會在中華民族共同體之內發展、壯大。

總之，由于各地區、各民族之間以經濟聯系為主的各方面關系的加強，而逐漸形成的統一的經濟基礎和要求統一的共同心理，成為中國多民族國家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統一的基礎；而中央集權制的封建國家的統一，又反過來促進統一的經濟基礎和共同的心理狀態的發展和鞏固。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分裂之后，又會重新統一，而且統一成為歷史發展的主流，時間也特別長的根本原因。

中國歷史上的統一和分裂既然是一對相互依存、相互對立的矛盾，它必然按歷史辯證法的規律向前發展，并且一直貫穿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封建國家形成和發展的始終。中國歷史上統一與分裂的反復，并不是簡單地重復或循環，而是在更高基礎上的重復（“否定之否定”）。秦漢時的統一僅是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及中華民族共同體初步形成，它不論從地域及各地區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聯系，或者從民族的組成等方面來看，都遠比不上隋唐時期。元明的統一，從政治和經濟、文化的統一程度，又較隋唐時有所加強。清的統一則使中國近代多民族國家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獲得鞏固和發展，奠定了今天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國內各族經濟聯系、互補是歷史上統一與分裂辯證發展的經濟基礎，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的經濟基礎。

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的根和魂

中國自古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因而也是多元文化的國家。但是，在中國數千年歷史發展過程中，國內各民族（包括古代民族）又相互影響、相互交流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難以分割的關系。在這個基礎上，早在秦漢時，隨著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中華一體的文化，即中華文化，伴隨著政治的一體而形成、發展和變異。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發展及鞏固，又離不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一根基。今天我們強調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其根和魂就是中華文化中優秀的傳統文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

中華文化也可以稱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文化，既是多元的，即包括組成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各個民族的文化，又是一體的，即含有共同的文化。因此，可以說中華文化也是“多元一體”的。筆者不準備對中華文化史及其涵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本身做系統闡釋，僅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突出特征及其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關系做一簡明闡述。

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中華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即突出的連續性、突出的創新性、突出的統一性、突出的包容性和突出的和平性。中華文化（包括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突出特征，也應包含了上述五大突出特征。

與中華文明基本內涵相同的中華文化具有突出的連續性，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與上述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的連續性是一致的。這種突出的連續性就決定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必然走自己的路，也是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強大根基。

中華文化也具有多元一體的統一性。中華文明，即中華文化突出特征的統一性，是“中華文明長期的大一統傳統，形成了多元一體、團結集中的統一性”。因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從秦漢時形成之時就是多元一體的，各個民族、各個地區，甚至相同信仰的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和精神，是多元的，但這些多元文化又長期共存，相互影響、凝聚，形成一體的中華文化和精神，具有統一性。如從秦漢時起，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內逐漸形成的優秀物質文化，諸如農業、手工業及商業等生產發展中積累的各種經驗、技術及生產工具逐漸在全國推行。如駐守在西域的軍士進行大規模的屯田，帶去了內地較為先進的農業技術、農作物。還有從秦漢以來不斷發展的絲綢、漆器、茶葉、瓷器及中國著名的四大發明等優秀的物質文化，都是中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也都逐漸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內各族共同的文化基因。

至于在精神文化方面，秦漢時起，以儒家文化的政治思想，如上述“大一統”意識等，以及倫理道德、教育思想等逐漸為各族所接受。特別是入主中原或統一全國的少數民族，最終也以儒學為其主要的精神文化。而各族曾普遍信仰的佛教、部分信仰的道教，也影響著儒學，儒、釋、道三者相互影響、兼收并蓄。另有從秦漢時起，書同文，統一文字；廣泛吸收各族甚至域外民族的樂舞精華，形成較為統一的雅樂、俗樂等具有中華特色的樂舞等。

總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共同的典型內涵和重要元素，“比如，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貫、多元一體的大一統傳統，修齊治平、興亡有責的家國情懷，厚德載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經濟倫理，天人合一、萬物并育的生態理念，實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學思想，執兩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維方法，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多元與一體的關系，是“和而不同”的。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和而不同’就是‘多元互補’。‘多元互補’是中華文化融合力的表現，也是中華文化得以連綿延續、不斷發展的原因之一。”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另一個突出特征是它的包容性，體現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過程之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決定了中國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諧格局，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比如西漢末年由印度經過西域傳入內地的佛教及佛教藝術，以及中亞等地的伊斯蘭教及其文化傳入中國西北及東南沿海一帶，為許多民族所包容和本地化等。因此，中華文化不僅有統一、共有的精神，也應包容（包含）各民族、各地區，甚至外來民族所有的優秀的文化和精神。而“和而不同”與“美美與共”的包容意識，也可以說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展的動力和源泉。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另一個突出特征就是它的創新性，或稱之為時代性。中華文化與其他任何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一樣，即它具有變異性和穩定性（或稱為保守性）。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中華傳統文化始終作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精神積淀和根基而發展變遷，不斷地創新。上述關于貫穿于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展的“大一統”意識兩千多年來的發展、變遷和創新，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同時，中華文化的發展、創新還離不開對世界先進文化的吸收和改造。

中華文化還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和平、和睦、和諧是中華文明五千多年來一直傳承的理念，主張以道德秩序構造一個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關系中以他人為重。上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共同的典型內涵和重要元素，即可充分地說明這一問題，不贅述。

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五個突出特性的解析中，可以清晰地反映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始終貫穿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展的過程，是代表和凝聚著中華民族共同體獨特的精神標識，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展的根和魂。

結語

綜上所述，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展的機制，即決定和制約它存在的基本條件有三個。其一，是中國歷史上的“大一統”意識及實踐，沒有歷史上的地理疆域的一統，政治制度和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一統，中華民族共同體就不可能形成和發展，因此“大一統”意識及實踐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展的根本保證。其二，歷史上各民族、各地區的經濟關系，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中，逐漸加強并一體化，是維護國家分裂后再統一、維護和保證“大一統”的經濟基礎，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展的經濟基礎。其三，具有連續性、統一性、包容性、創新性、和平性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一直伴隨在中華民族共同體起源、形成和發展過程之中，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獨特的精神標識，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根和魂。上述對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展機制的探究，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有何啟示呢？

首先，應繼承、發展古代“大一統”意識，樹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維護國家統一，堅決反對分裂；健全統一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制、法規及民族區域自治；從政治、軍事等方面加強統一，維護國家主權等。這也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根本保證。其次，在新形勢下，堅持改革開放，加強經濟建設，加強城鎮化建設，各族人民共同富裕；采取一切有利于發展經濟的措施，才能真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經濟基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后，“要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構建和弘揚現代中華文化，突出中華文化特征和中華民族視覺形象。要處理好現代中華文化“多元”與“一體”的關系，在認識、強調中華文化的多元性時，還更應培育和發展中華文化的一體性（統一性）。將中華文化所包含的多元文化“和而不同”“美美與共”的包容意識，擴大到中華文化與世界各國各民族文化的關系之上，并與近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相銜接。構建和弘揚現代中華文化，堅持不斷汲取世界先進的科學技術思想及一切先進的精神，不斷創新。

總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在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構建和弘揚現代中華文化，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也應是現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根基和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