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華民族大家庭意識貫通于中華民族整個發展歷程中，在歷史進程中，各族人民從分散自在的“小團體”逐漸形成了誰也離不開誰的中華民族大家庭。從“五方之民共天下”到“中華民族一家親”，離不開各民族持續不斷的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強大凝聚力。中華民族大家庭滋養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資源。在個體與“大家庭”的互動中形成了強烈的價值依戀、政治依戀、文化依戀和情感依戀，這四種“依戀”情結正是當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所需要的源頭活水。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是不斷培壅個體與大家庭的依戀情結，進而使其承擔起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責任倫理與價值倫理。

【關鍵詞】依戀情結；中華民族大家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作者簡介】何生海，內蒙古大學教授，內蒙古大學國家四部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首席專家

【文章來源】《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2024年第1期。知網提供全文下載。因微信排版需要，注釋及參考文獻沒有列出，引用請務必以紙質版為準。

正文

一、問題的提出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必須高舉中華民族大團結旗幟，促進各民族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這兩段文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后一句話加上“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其深刻內涵值得探究：如何理解“中華民族大家庭”？“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內涵是什么？歷史生成的邏輯是什么？中華民族的“家文化”能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哪些可用資源？

目前，關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研究集中在歷史溯源、理論建構、實踐探索等方面，進而從增進歷史認同、利益認同、政治認同、心理認同及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民族團結立法、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共建共享民族文化資源等方面，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路徑。現有的研究站位較高，視域寬廣，但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如何汲取中國大家庭文化研究明顯不足。

二、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族大家庭的話語建構

中華民族大家庭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在鐵血橫流的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始終把建構中華民族大家庭的話語體系作為增強民族內聚力的原點。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族”一詞的運用取得了壓倒性優勢，其含義確定為“中國境內各民族的統稱”。這是中國共產黨早期對“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基本認知。1938年中國共產黨人楊松思考中華民族與各民族的關系，在《論民族》一文中指出：“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就對外來說，中華民族代表中國境內各民族。”毛澤東同志在此基礎上更具體化地指出：“中華民族包括了漢族和‘數十種少數民族’”，他們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顯然，此洞見把中華民族從“組合體”拓展到“命運共同體”，從闡釋中華民族的構成要素轉向政治目標，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中華民族大家庭的話語建構從自在性向自覺性的轉變。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共同綱領》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54年版）有明確的“中華民族大家庭”提法。《共同綱領》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實行團結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和各民族內部的人民公敵，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54）指出：“我國各民族已經團結成為一個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這幾種表述不斷豐富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特點（從“友愛合作”到“自由平等”）。1981年，鄧小平同志就新疆工作作出指示之后，中央書記處明確表示：“新疆各民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員。”江澤民同志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指出：“五十六個民族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員”，并在論述“三個離不開”觀點時再次使用了這樣的表述。在黨的文件中，以下幾種話語表述也時常交替使用：“祖國大家庭”“民族大家庭”“社會主義大家庭”“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等。

2014年，在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第一次清晰地闡釋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內涵，指出“中華民族和各民族的關系，是一個大家庭和家庭成員的關系，各民族的關系是一個大家庭里不同成員的關系。”這一表述從中華民族結構的整體性、構成的層次性、認同的序列性等維度上明確中華民族大家庭內“中華民族”“56個民族”“各民族之間”的關系。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會見基層民族團結代表時提出：“中華民族一家親，同心共筑中國夢”，明確地賦予“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情感紐帶與政治建設的功能，創新與拓展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內涵。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更為具體闡釋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特點，指出：“在幾千年歷史長河中，中國人民始終團結一心、同舟共濟，建立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了56個民族多元一體、交織交融的融洽民族關系，形成了守望相助的中華民族大家庭。”這是對中華民族大家庭特點最精煉最本真的表述——守望相助。顯然，中國共產黨在構建中華民族大家庭話語時，不僅強調“共同體”的情感內核，同時賦予明確的政治目標，拓展了馬克思主義社會構建理論。

三、“中華民族大家庭”蘊含的依戀情結

人類最真摯的情感源于家庭，借鑒依戀理論，在個體與中華民族大家庭的長期互動中，經過濡染與熏陶、磨礪與培植，最終形成了個體對大家庭的價值依戀、政治依戀、文化依戀和情感依戀，這四種依戀情結正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活水源頭。

（一）價值依戀。中華民族大家庭在形成與發展中汲取了眾多優秀文化，凝練了一套符合社會良性運行的價值體系，如國家觀、行為觀與道德觀等，這些優秀文化作用于個體并產生價值依戀，從而把個體牢牢地吸附在大家庭中。

1.“家國一體”的國家觀。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從來沒有把家與國分開，“家”是最小“國”，“國”是最大“家”，“家國一體”既是歷史傳統，又是縱橫捭闔的人格素養，正如《禮記·禮運》所言：“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孟子認為：“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荀子則言：“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家與國的高度同構，形成彼此不可分割的關系，由此個人存在的價值只有通過國家共同體才能夠得到真正實現。在此理念下孕育了中華民族特有的家國情懷的價值追求，以及言必信、諾必誠、行必果的社會人格。因此，有學者認為：“中國的國家觀念不是一個抽象的‘國家’，只能放在‘家國天下’的譜系之中來理解，而且它與什么是‘中國’、什么是‘中華民族’又有密切的關系。”在中國傳統的話語體系中，“國家”一詞本身就體現出“國”與“家”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一書中提出：“中國古代國家基本的政治秩序的建構是以家為起點，再推而及于宗黨，進而至于師徒、東夥、君臣等關系。”中華文明并沒有像湯因比所說的大多數文明那樣——由“統一宗教”和“統一教會”全面支配全社會精神生活，“維系中華文明的精神紐帶不是宗教所代表的心志倫理，而是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的責任倫理。”

2.盡忠行孝的行為觀。在中華民族大家庭內，成員間不僅具有血緣、物質的聯系，更擁有情感和精神上的連結，并且把維護情感紐帶作為個人處事原則與價值體現。孟子說：“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這樣，把“仁者愛人”的觀念提升為普民社會中人人共守的倫理秩序和價值準則，把“仁愛”的價值變成一種躬身踐行的行為模式，轉化為能夠與家庭生活、社會生活密切相關的現實活動。中國文化中意蘊著深厚的“家”文化，家規、家法、家教、家風、家貌等子系統共同指導和規范著個體的行動實踐，通過“家文化”的熏陶與濡染，使個人內化了恪守法度、敬畏“王法”、盡忠行孝的價值準則。 

在家國敘事體系中，往往通過反襯的方式表達國家的畸變、動亂與家庭的離散、解體有關，從而警示人們國家的治理、安定與家庭的和睦、穩定是相互嵌入的。傳統意義的“家庭”就是一個國家的縮影，“國”的命運就是“家”的命運。盡忠與行孝是“國”與“家”一體化運行的“兩翼”，成為中華民族成員基本的行為準則。

3.他人取向的道德觀。中華民族大家庭演繹成一個不折不扣的利他型社會微組織，或許是價值依戀最核心的內容。在大家庭中，他人取向的集體主義精神正是共同體能夠賡續的命脈。每當家庭利益與國家利益沖突時，老百姓往往踐履的是舍“小家”而顧“大家”的價值追求。如《金史·曹珪傳》記載，曹珪在鎮壓江志作亂時，他的兒子在賊黨中，但他大義滅親，一并誅殺。史學家之所以濃墨記錄此類案例，就在闡釋何謂“大義”。在家庭“場域”里，基本準則并非經濟學奉為圭臬的投資最小化利益最大化法則。家庭中，“使各從事其所能”（《墨子·節用（中）》），是一個高度互惠性的組織，酣暢淋漓地發揮了“以義制利，以道制欲”，“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大家庭”中他人取向的道德觀既為中華民族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論依據，也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理論指導。把國家治理的宏大敘事具化到“大家庭”中，那么所有的矛盾與糾紛都是人民內部的矛盾，無異于兄弟鬩墻，妯娌之怨，說白了都是一家人的事，如此大大緩釋了社會治理的剛性摩擦力。

（二）政治依戀。中華民族大家庭在漫長的歷史演變中，潤澤了個體良好的政治情愫，使個體真正成為大家庭政治文明的踐行者與傳承者，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1.“大一統”是政治情愫的根基。中華民族高度的政治文明是維系中華民族大家庭綿延前進的核心密碼，其中“大一統”是傳統政治文明的精華。“大一統”的核心理念是天下統一于一個國家、一個君王，“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決不能出現國中之國，而“天下大治”則是大一統的最終目標。按《春秋公羊傳》的闡釋，邦國、諸夏、夷狄盡管有內外和遠近之別，但同在“王者”統一主宰的“天下”范疇中，這個“天下”范疇就是中華民族大家庭早期雛形。公羊學派學者董仲舒對“大一統”作了深刻闡述，他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他還以“天道無二”為理論依據，闡述了君權至上，天下統一的政治觀點，認為“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兩起，故謂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顯然，他認為“天道”與“王道”是政治一統的核心思想，由此培育了中國的政治文明是“自我為中心的家國天下連續體”。“五方之民皆有性”，這是對中華民族大家庭成員特點的基本認知，如何把“五方之民”統合到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成為不同歷史時期政治家、思想家必須解決的原題。肇始于秦代的“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中華民族就步入了大家庭實體化的旅途，“大一統”思想有利于國域內語言文字、交通、經濟、社會生活等一體化。漢唐時期，著力對各民族采取“華夏同構”的方式，“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原道（卷1）》），這說明華夷的分野不在種族和地域，而在于是否認同中華文化，這為“漢夷互化”創造了條件。因此歷朝歷代對“五方之民”采取的是“有教無類”的文化化的手段。古代“家”與“國”一體化的政治格局，形成了“齊家治國”“保家衛國”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使中華民族大家庭始終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實體。

2.“和合”觀念是政治情愫的基本要義。“大家庭”中蘊含著“多元”和“一體”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各民族是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員，各民族之間是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家庭成員關系。從東西方世界觀看，西方文化主要是從矛盾對立的視域來觀照宇宙萬物的本質規律，典型的如赫拉克利特的“矛盾論”。他強調“相反者相成”，認為“疾病使健康成為愉快，壞事使好事成為愉快，餓使飽成為愉快，疲勞使安息成為愉快”。正是從這種對立統一的思想出發，赫拉克利特得出了“對立造成和諧”。據此，他提出了“戰爭是萬物之父，也是萬物之王”的命題，他指出：“戰爭是普遍存在的，正義就是斗爭，一切都是通過斗爭和必然性而產生的。”赫氏學術思想成為西方文化的底色，其后霍布斯、斯賓塞鼓吹的“弱肉強食”法則，洛克、亞當·斯密和邊沁所鼓吹的自利至上、功利至尊法則等，為美國今天奉行的霸權和冷戰思維提供了理論基礎，正如利瑪竇自己所承認：“歐洲人常常垂涎于其他人所享有的東西。”西方以二元對立的視角看待世界，彼此將對方視為“外人”，凸顯世界運行的矛盾性與對立性。在此視角下各個主體有強弱、優劣、高低之分。因此美國把世界任何國家都看作是潛在對手，尤其是“可能”對美國產生所謂“威脅”的國家。孫中山先生很早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歐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

而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政治邏輯是從和諧、平衡、互補的視域審視萬物。從孔子的“禮之用，和為貴”，到墨子的“交相利，兼相愛”，再到老子的“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他們都強調和諧性原則，崇尚和諧精神，追求和諧的價值取向。和諧思想已經凝練成中華民族大家庭的集體意識，滲透在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各個領域，乃至生成一種民族個性、民族精神和集體人格。“相親相愛”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合聚之道”，到今天中國人民致力于推動全球共同發展，踐行了“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兩鄉”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

（三）文化依戀。“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傳承和發展的根本”。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內蘊著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與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中華民族在修齊治平、尊時守位、知常達變、開物成務、建功立業過程中逐漸構筑了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即共同認同的文化。個體之所以能對“大家庭”產生文化依戀，與中華文化在大家庭體系中發揮的功能密切相關。 

1.認同功能。“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客觀而言，我國疆域遼闊，文化多樣化特點顯著。從氣候特點看，地跨寒、溫、熱三帶，擁有從北到南的遼河、黃河、淮河、長江、珠江五大水系，孕育了多樣化的文化，如草原文化、齊魯文化、中州文化、湖湘文化、荊楚文化、江浙文化、嶺南文化等，絢麗多彩的文化裝扮著繽紛的世界，“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國語·鄭語》）但是，各種文化“外異內同”，“異”并未失“同”，多樣化并不等于多元并重，就如同一場音樂會需要一個指揮來協調眾多樂師的演奏節律和音域高低一樣。

另一方面，全球化背景下人口處于快速的流動狀態，若延續抗日戰爭時期將中華民族界定成“中國境內各民族的統稱”，則無法涵蓋更多的主體。據資料顯示，全球海外華人、華僑人數超6000萬，分布在世界198個國家和地區，分布數量最多的國家有印度尼西亞、泰國（均超過1000萬）、馬來西亞（740萬）、美國（508萬）等，海外華人華僑的數量約等同于英國或法國人口。如此龐大的群體僅通過地域認同或簡單看國籍確定是否是中華民族太過于簡單，此時文化認同就是中華民族認同的根脈。海外數千萬中華兒女即使移居國外，但是中國情結永遠是他們引以自豪和強大的歸屬感來源。換言之，無論華夏兒女身在何處，是否擁有中國國籍，只要認同中華文化就是中華民族中的一員。因此構筑“千里共嬋娟”的精神家園，使其成為祖國內外中華兒女鄉愁的紐帶。

2.規范功能。大家庭文化之所以能成為各個朝代治理天下的政治資源，不僅在于其包容性與博大的涵養性，更在于其具有行為規范的實踐意義。從文化運行論看，在歷史長河中只有符合人類歷史發展的優秀文化才能被源源不斷地傳承下來，并被吸納為社會治理的資源，從而達到社會有序化與人的行為規范化。“家文化”負載著民族的價值取向和民族氣節，聚攏著民族認同和民族情感。儒家文化中的“推己及人”“入則孝，出則悌”“凡是人，皆須愛”“凡出言，信為先”“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等，既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精神之鈣，也陶冶了國民的心性與文化素養。中華民族歷來重視以家風育人，家庭美德鐫刻于中國人的心靈，融入中國人的血脈，是中華民族綿延不絕、繼往開來的巨大精神力量。家學淵源往往振奮人心、催人上進，對團結奮斗精神的形成起著潛移默化的涵養作用。當中華“家文化”與國家主流意識整合之后，便超越了其原有的文化范疇，代表整個中華民族精神氣質、民族情結與日常行為邏輯，引領著各民族文化朝著維護國家統一和增進民族團結方向發展，這是對其原有內涵、范疇、價值、目標的巨大創新與能量賦值。

3.互鑒功能。中華民族大家庭文化具有縱橫兩個方面的穿透力，愈久彌香。從縱向看，“家文化”從時序上穿越了中國歷史不同時期，不僅推動了中國文明的歷史進程，而且維護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完整性與統一性。從橫向看，“家文化”不是封閉的，兼聽則明，在空間上能夠跨越民族國家的地域界線，實現了中華優秀文化的國際傳播，就唐代與中國通使交好的國家多達70多個。“家文化”以超強的韌性奠定了內部的統一性，又以博大胸懷擁抱世界文明，從張騫出使西域探索周邊世界始，其后著名的旅行者有甘英、法顯、玄奘、鑒真、杜環、裴世清、汪大元等。鄭和下西洋比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早87年，比達·伽馬航海早92年，比麥哲倫早114年。通過陸海絲綢之路，中國向世界輸送茶葉、絲綢、瓷器及各種技術等，并把四大發明推送到世界。造紙術傳到西方后，知識的傳播方式發生了徹底改變，愛森斯坦（Elizabeth L.Eisenstein）記述，“15世紀后期，文書的生產從抄書人的書案轉向印刷商的作坊。”印刷術瓦解了歐洲上流社會對知識的壟斷，指南針推進了世界航海的進程和世界貿易的繁榮。僅十六到十七世紀中期，流入中國的白銀達到7000—10000噸左右，即中國占了世界白銀產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與此同時，西方也掀起了學習中國熱，利瑪竇的《中國札記》出版了四種拉丁文本、三種法文本以及德、西、意、英各種文本，成為西方的熱捧書目。又如柏應理（Philip Couplet,1624-1693）和殷鐸澤等人把《論語》《大學》《中庸》譯為拉丁文，又把《中庸》譯為法文，到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時期，西方學習漢學達到歷史高潮。同時，中華民族也大量引進新文化、新技術。南美洲的土豆、番薯、玉米的引入，使糧食供給大增，從而保障人口的快速增長，在清末中國人口已達4億。坦言之，中華民族很早就融入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征途中，“家文化”不僅在域內成為“一家人”的紐帶，而且成為世界文明互鑒的文化橋梁。 

4.捍衛功能。中華民族大家庭之所以是一個完整的實體，與“家文化”中保家衛國，捍衛民族尊嚴的思想分不開。“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這是中華兒女為民族尊嚴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的重要體現。當前，美國赫然將維護和推動其文化價值觀作為國家安全戰略的三大支柱之一。印度也在國際舞臺上極力推崇自己的本國文化，正如印度電影評論家萬西·朱盧里所言：“任何印度英雄都要保持印度的傳統價值觀，所以，克里什的力量來于大腦，而不是肌肉。這意味著印度將成為一個傳統而智慧的國家，而不光是靠武力來解決問題。”目前，文化帝國主義的話語霸權有加強的趨勢，國際秩序中“弱肉強食、贏家通吃”的零和博弈導致文化成了一種舞臺，上面有多種多樣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彼此交鋒。在世界的角逐中，競爭的不僅是軍事經濟等“硬”勢力，文化這個“軟”實力也被納入到這場史無前例的“競技場”中。在此背景下，中華民族“家文化”已經突變成推動人類文明進步，遏制國際文化霸權主義的尖刀利器。

（四）情感依戀。從情感角度而言，家園不僅是一個空間概念，而且是人類情感歸宿與靈魂的憩息之所。當人們一想到“家”這個詞匯時，常與美好、友愛、互助、溫暖、親情等一系列積極詞匯所連接的象征體系附會在一起。“家庭”是內部凝聚力最強和情感最濃厚的共同體，這種向心力和情感有利于減少利益計較和矛盾摩擦。西方學者拉比諾維茨 (D. Ｒabinowitz）則強調家庭與“一系列積極的內涵有關，包括緊密團結、親和熟稔、意圖相仿、價值一致以及共享的認同感，是一種相互的、聯結在一起的情感，并具有一種溫馨、溫暖與舒適感。”我們思考的問題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情感依戀如何產生？ 

首先，情感依戀源于各民族在長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步培育出中華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質，進而在政治心理、文化價值理念、民族思維方式、民族性格、民族精神上的共同性日益增強。其次，各民族在歷史的演進中得益于經濟上互通有無，共生發展，逐漸凝積為一個經濟共同體。經濟供需上的相互補充增強了不同民族心理上的相互依賴與信任感。再次，情感上的親近源于共同的政治追求。在近代，文明蒙難、民族受辱、國家危機時，為爭取民族獨立與解放，中華民族大家庭各民族成員鐵骨錚錚，同仇敵愾，鑄造成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命運共同體。當前“五個認同”成為國家主流價值觀和凝聚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決定著各民族建設共有精神家園的發展方向。最后，多元一體的文化結構為情感依戀提供條件。個體情感的持久性必須依賴現實生活中的不斷體驗與情緒相互感染，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情感有具象化的生成邏輯，各民族共樂于普民化的節日，如春節、端午節、中秋節、清明節等；共享于統一的語言與文字；共情于祖國美好山河與建筑，如長江、黃河、長城、故宮等；共憶于悠久的歷史與祖先崇拜；共續于紅色精神與“三北精神”等，由此大家庭文化滋養成具有社會凝聚力、精神感召力、思想影響力與心理驅動力的文化資源。

四、培壅“中華民族大家庭”依戀情結，助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當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面臨眾多挑戰。從國際環境而言，自二戰后，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明確提出要在全世界輸出美國思想，由此開啟美國的“文化外交”。一些西方腐儒甚至大肆鼓吹：“美國冷戰的勝利是美國民主思想的力量使然”，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博弈日益尖銳，與此同時全球民族主義浪潮不斷沖擊著民族國家的安全與穩定。另一方面，世界文化格局呈現多元化趨勢，正如德國學者賴納特茨拉夫指出：“霸權主義的美國、自由主義的歐洲，危機感嚴重的中西亞、邊緣化的非洲和現代化、區域化與民主化共同制約的拉美，構成了當今世界多樣化的文化戰略格局。”亨廷頓明確指出：“20世紀以后，儒教和伊斯蘭教將成為美國為首的西方文明的主要對手。”

從社會運行的基本規律看，市場經濟在推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助長了以私人經濟為根基的個人主義的孳生。個體的欲望不斷被催生，國家意識和公民意識式微。馬克斯·韋伯對此有精辟的論述，認為現代經濟的快速發展必然導致社會高度分化，從而引起整個社會日益多元分散的離心力傾向。社會解組理論持有同樣的觀點，認為當傳統上面對面的首屬關系解組后，必然會引發價值沖突、文化沖突、規范沖突。從社會建構特點看，個人利益、團體利益與國家利益仍存在張力，要規避社會離散化并療愈青年群體因社會壓力帶來的“疤痕效應”，需要回歸到大家庭的話語體系建構上來。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本質上就是培壅中華民族大家庭意識，二者具有邏輯上的同構性與建設目標的一致性。失去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依戀情結，國家認同維系的紐帶也將難以存在。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歷史演進表明，家庭不是被動承受的客體，而是具有能動性的主體，會主動采用創造性的策略處理問題，中華民族大家庭把個體從無序、分化、斷裂中拯救出來，鑄就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從而體現出超強的韌性與能動性。培壅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依戀情結，契合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和民族特性，從國家宏大歷史敘事中汲取精神力量，進而又賦予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意義。

（一）以價值依戀提振“國之大者”的責任擔當。中華民族大家庭不僅是情感歸屬的港灣，同時也是教育大眾與規范個人行為的價值理念系統。價值依戀決定了中華民族成員牢固樹立各民族意識必須服從與服務于國家意識，置國家利益高于一切來審視所有的利益關系，擔負起“國之大者”的責任倫理。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價值依戀的目標不僅在于滿足各族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也意味著規避民族凝聚力的衰敗，積極引導形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信念情懷。當家庭成員的力量在平等的關系中呈現出1+1>2的合力時，就會匯聚成磅礴之力，這樣以家庭作為構建中華民族認同的根基，喚醒中華民族的價值追求，從而將家庭成員的權利與職責緊密聯系在一起。“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越是在波詭云譎，生活起伏波動之際，越要培植大家庭的依戀情結。 

(二）以政治依戀鑄就各民族的“五個認同”。中華民族大家庭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安身立命的生存之道，所有的人際情感、義務和責任由此生發，從而形成一種“天下—國—家”位序的集體主義情懷，有力地把“家”與“國”鑲嵌在一起，把實現自身價值與實現社會價值耦合在一起。政治依戀培育了各民族對偉大祖國、中華文化、中華民族、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政治依戀就是一種群體本位的敘事觀念與實踐，其獨特優勢在于能夠從依戀維度轉向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價值維度，為國家政治一統與政治民主化打開一扇大門，踐行“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責任倫理。培壅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政治依戀，就是要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打造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組織基石與力量源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將中華民族大家庭蘊含的政治依戀情結帶入中國式現代化實踐進程中，把維護祖國統一、捍衛民族尊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政治責任作為個體與社會鏈接的依戀紐結，從而鍛造出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強大動力。

（三）以文化依戀培根鑄魂。通過中華民族大家庭構建各民族共有共享共情的文化符號，通過文化紐帶增強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與國家認同。以中華民族大家庭整體化考量有利于各民族共同發展、共同富裕。中國的家庭制度一直是社會穩定、歷史延續和個人安全的根源。中國人對家的依戀形成了國人特有的信仰體系和精神世界。就家庭方面說，中國人重視“家和萬事興”“團圓”“和睦”等觀念，這更有利于建構和諧的民族關系。文化人類學家的考察認為，情感作為文化最深層的內核，表征一定民族文化成員的行為時，是變化最為緩慢、最為保守的成分。中華文明并沒有像其他古老文明那樣夭折，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中華民族大家庭孕育的知識底蘊、價值根基、國家治理與社會自我治理譜系具有強大的適應性與自我修復能力，張弛有道，與世界任何先進文化接觸、碰撞與融合總會相得益彰，在互補中協同發展。今天，中國的家文化更是祖國域內外所有華夏兒女認同的重要紐帶，也是中華民族身份認同的“名片”。 

（四）以情感依戀厚植對偉大祖國的情感沃土。感人心者，莫先乎于情。親密的情感最柔軟，也最具有穿透力。中華民族大家庭自身蘊含的情感歸屬、情感依賴、情感共享是中華民族作為“情感共同體”最核心的要素。家庭的情感關系如同引力場，以親情和生活協作感召家庭成員，有助于家庭成員達成共識，知道如何在不破壞家庭平衡的情況下攤開問題并協商解決。在家庭的情感系統中，每個成員之間或多或少都具有情感磁性，由此產生、形成并加固代際韌性與家庭穩定性。大家庭的敘事有助于激發大眾的情感共鳴、以互信建構情感關系、以共情增進彼此理解、以身份認同增強民族交融的牢固性，規避情感稀薄與情緒對抗，發揮情感的建設性價值。同時，大家庭是陶冶情操、潤澤心靈和澡雪精神、利他尊他，孕育民族性和民族情感的獨特精神空間。美國學者查韋斯（D. M. Chavis)和麥克米蘭（D. W. McMillan）的研究表明，“真正共同體的決定性因素還是共享的情感紐帶。”黨的十八大以來，“情感”“情懷”“人心”等具有依戀意涵的詞匯成為高頻詞匯，反映了黨中央及社會各階層對培壅情感依戀的高度重視。情感依戀是人生來就帶有的基于生物根源的情感紐帶，可以被一些價值、共同利益、身份喚醒，這種本能的反應可能會持續一生。無論是對過去的眷戀，還是對當下的滿足，抑或是對未來的渴望，總是傳遞著一種和睦、愜意、平和的情感體驗。中華民族大家庭塑造了以集體主義潛意識為前提，以熾熱的情感為基礎，把愛家、愛國、愛民族由情感依戀轉向責任倫理，演化成對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責任擔當，使各民族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實現家國情懷的情感訴求。

另一方面，中華民族大家庭孕育出超強的代際韌性，能夠把中華民族鮮明的文化心理、民族精神、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多項子系統傳承下去，同時家庭代際韌性在抵御外部風險、情感感召、凝聚社會共識以及提升家庭安全感與社會安全性等方面作用于家庭共同體，使其具有其他共同體組織難以替代的作用。

總之，“家文化”是最具中國文化特征的本源性傳統。實踐證明，中華民族大家庭蘊含著跨越空間的普遍性價值和超越時間的恒久意義。中華民族大家庭蘊含的資源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不竭動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成效與中華民族大家庭文化發揚光大的程度呈正相關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