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抗日戰爭時期，各民族知識分子依據北京猿人考古發掘與帕米爾高原歷史地理、歷史考據等溯源研究，進一步討論和夯實中華民族同源思想的共同祖先、共同起源地等論證基礎。除歷時性的研究方法外，各民族知識分子重視運用近代傳入中國的民族學、語言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的知識，側重從體質、語言、文化等共時性層面探索中華各民族的同源關系。與此同時，廣泛流傳于邊疆民族地區的兄弟傳說與祖源記憶等地方性知識，也成為中華民族同源論說的重要論據。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族同源思想有力駁斥了日本帝國主義試圖利用民族問題分裂中國的輿論謬說。各民族知識分子自覺的中華民族意識，恰恰反映出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歷史事實。上述問題仍需置于近代學術史、思想史的發展脈絡中加以重新厘定、審視與深入探討。

【關鍵詞】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民族同源關系探索；各民族知識分子

【作者簡介】李沛容，四川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西部邊疆安全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副研究員。

【文章來源】《西北民族研究》2023年第2期。本文為四川大學四部委共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專項基金項目的階段性成果。

正文

通過族群歷史的考證與溯源，凝聚族群內部的共同體意識，是傳統國家通往現代民族國家必經的學術之路。晚清以來，隨著民族國家概念的傳入，中國學界掀起以歷史考據研究中華民族起源問題的浪潮，與之相伴而生的是關于中華民族同源論說的第一次勃興。民國時期，考古學、語言學、民族學、人類學等學科方興未艾。新興學科所帶來的理論、方法為抗日戰爭期間再次興起的中華民族起源問題、中華各民族關系問題的探索提供了多重方法與多維論據。目前，學界對清末中華民族起源問題已有頗多著墨。反之，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族是一個”論爭的影響力以及論戰雙方學者的知名度，遮蔽、淡化了學界對同一時期各民族知識分子共同參與的中華民族同源論說的關注。誠如彼時學者凌純聲總結的，數十年間，經中外學者的努力，“從時空兩方面去悉心研究，已能尋流溯源，條分縷析”，逐漸證明“各族實為同源”或“至少是同干異枝的文化”。中華民族同源論說已經成為抗日戰爭時期的主流思潮。本文力圖在學術史與知識史的脈絡中重新爬梳、還原中華民族同源思想的學術性與學理性，以及各民族知識分子在論證過程中對各民族同源傳說、祖源記憶等邊疆民族地方性知識的深度發掘，為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這一認識提供不容忽視的重要例證。

一、同源共祖：抗日戰爭時期基于歷史學、考古學的中華民族溯源研究

清末以來種族觀念和民族主義思潮經由日本傳入中國后，關于中國人種和文明起源的問題，一時間成為國內學界頗為關注的話題。自西方學界傳入的各種觀點和說法甚囂塵上。至1930年左右，中外學界關于中國民族起源的觀點不下十余種，其中對國內學界影響較大的觀點有三：一為法國學者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的“巴比倫說”，即清末革命派學者所持的“中國人種西來說”；二為日本學者那珂通世、桑原騭藏等的“西北起源說”；三為“帕米爾高原說”。這些觀點被不同學派、不同政見的學者引介、改造，在報刊中討論，被編入中國歷史教科書，作為公共知識傳播。20世紀20年代以后，隨著中國境內新、舊石器時代考古文化遺址的發掘和相關研究的開展，早期西方學界憑借少量器物、歷史考證和語言對比推論而來的中華民族西來說，包括巴比倫說、埃及說、美洲說等漸漸遭到國內甚至國外學界的質疑與批判。有關中華民族起源的史前史懸案，學者們認為還有待考古發掘，當寄希望于鐵鏟來解決。20世紀20年代后期，中外學者在北京房山周口店村附近陸續發現的北京猿人化石，為解決中華民族乃至世界人類的起源問題提供了新的線索。瑞典古生物學實驗室對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送交的人齒作了測定，認為北京猿人大約生活于距今五六十萬年甚至百萬年以前，其化石年代早于1891年發現的爪哇人化石，是當時全球發現的最古老的猿人化石。北京猿人這一史前考古學的重大發現表明，中國無疑是人類的起源地之一。中華民族本土起源說日益盛行，逐步取代了清末以來形成的其他學說。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各民族知識分子關于中華民族同源的論述正是在接續了上述研究，充分吸納了當時學界的各類主流思潮后進一步衍生而來的。他們將中華民族本土起源說繼續推進，提出了北京猿人為中華民族始祖、中華民族同源的觀點。如畢業于清華大學歷史系、曾游學日本的張旭光為重慶軍訓部西南游擊干訓班編寫的《中華民族發展史綱》稱：“根據北京人之發現，足以說明兩事，一則中華民族是中國境內之土著。再則今日之中華民族，回溯往古，實為同一祖先。”事實上，早在1930年，即北京猿人頭骨被發現的第二年，李云坡基于北京猿人等史前考古發掘資料編寫的北平中學歷史教科書《本國史》，已提出中華民族同源思想。不過，直至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這一思想才真正興起。除張旭光外，出生于貴州安順、時任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司長的回族學者張廷休，原西南聯大講師、回族學者尹光宇，時任蒙藏委員會委員的馬鶴天等，均以北京猿人為證據，論證中華民族“同源于一脈”。其中，較具代表性、較為翔實的是新儒家熊十力的論述。1938年，熊十力為躲避戰禍由鄂入川，講授中國歷史。其弟子將講義整理成書，名為《中國歷史講話》，由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印行。該書第一章為“五族同源論”。熊十力認為：“向者外人研究我國民族發源，有謂自西極來者。自北京人發現以后，西來說已不足成立。在鴻古期，我中華民族，已為神州之土著人。非從他方轉徙而來至此。已得確證。若復由此而推考吾先民發展之跡，則由今之冀，察，熱，陜，甘，新，而蔓延于滿洲蒙康藏諸塞外。”據此，熊十力將學界流行的“中國人種西來說”“藏族屬印度人種說”視為“清末以來邪說”，認為皆已“不攻自破”。他確信“中國民族是一元的”“是同根的”，但早期“苦于中華民族之本源，未有證據，不便論定”，“及考古學家發見北京人以后，乃確信此最初之人種，是吾五族共同的老祖宗”。

基于北京猿人考古發現論證中華民族同源的學說被當時學界視為“新說”。既有“新說”，便有“舊說”，“舊說”即清末以來形成的“帕米爾高原說”。該學說因可驗之于中國古代典籍《山海經》等關于“昆侖之墟”的記載，又能將中華民族中的漢族、滿族、蒙古族、回族、藏族及交趾支那族（包括今天的彝族、瑤族、苗族等西南少數民族）以南三系、北三系的分類方式回溯到帕米爾高原這一人類共同起源地，因而頗得中國知識分子的青睞，成為清末民國早期歷史教科書中關于中華民族起源較具代表性的一類書寫模式。抗日戰爭時期，部分持中華民族同源論者，或因受學較早，知識未及更新，或尚未采信北京猿人即中國民族之祖先，仍堅持以“帕米爾高原說”論證中華民族同源。如1917年畢業于中央政法學校、時任陜北榆林蒙旗抗日動員會委員長的蒙古族知識分子榮祥，生長于西康、時任《西康新聞》社社長的地方學者王光璧，以及畢業于北平師范大學、時任中央軍校成都分校教官的郭維屏，均將帕米爾高原視為中華民族“最初發祥地”。

如上所述，抗日戰爭以來有關中華民族起源的問題形成了基于北京猿人的共同祖先與基于帕米爾高原的共同起源地兩種中華民族同源論說。除以現代考古學、地理學知識探尋中華民族同源問題外，傳統歷史考據方法也被運用于詮釋中華民族同出一源。學界通過對《山海經》《尚書·堯典》《史記》《后漢書》等歷史典籍中有關中國民族記載的族群溯源研究，形成了漢族、滿族、蒙古族、回族、藏族、苗族原本是三皇五帝之后，“厥初共為中華一裔，后其子孫分布四方”的認知，即“黃帝之后居中原，后世之所謂漢也，炎帝之后居西方，后世之所謂藏也，夏后氏之后居朔方，后世之所謂蒙也，有扈氏之后居西北，后世之所謂回也，肅慎氏之后居東北，后世之所謂滿也”。此外，各民族知識分子的共同參與，還為中華民族歷史溯源研究注入了大量邊疆民族本土知識。例如，久居藏地的王光璧在漢藏同源研究中關于“竄三苗于三危”之“三危”的地望考釋，結合了蒙古族、藏族對怒江的稱謂，以及藏族傳說中關于洪水的記載，認為“康藏衛”三地即“三危”。值得注意的是，秉持上述學說的學者，否定傳統史學中的大漢族主義思想，認為通過考古、歷史地理與歷史考據等方法進行歷史溯源研究以證明中華民族同源共祖，目的“實則系由歷史上證明各宗族同源于一始祖，非以一族容納各族”，尤其非“納諸族于漢族之內”。

二、多重證據法：多學科知識在中華民族同源論說證成中的運用

近代以來西方人文社會科學分類體系的傳入，逐步打破了中國傳統“六藝”“四科”的分類模式，學科之間的邊界漸為清晰。不過，無論是新史學的研究者，抑或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等新興學科的學者，在具體研究中均倡導多學科的融會與跨學科知識的掌握。在中華民族同源論說的證成中，考古發掘、歷史地理與歷史考據等方面的溯源研究為中華民族同源思想奠定了歷時性的研究基礎，然而仍需要不同學科知識的貫通，從共時性的層面探尋歷史沉淀的蛛絲馬跡，以證明中華民族的同源性。因此，各民族知識分子認為，論證這一議題不能囿于某一學科領域，“或僅就理論上之闡明，或僅作文化上之比較”，將“苦乏有力之依據”。西康籍知識分子馮大麟以西南民族研究為例，指出歷史考據方法的局限性：“西南民族之古代史實，在中國文獻中，吾人能得其片面之記述者，僅自漢代始，至漢代以前，則書缺有間，難知其民族分合嬗變之勢，即西南民族之名稱，亦間百年或數十年，始一見于載籍中……故欲就歷史上以考證西南民族之種屬，殊難得良好結果。”他遂提出，需“旁據人類學，民族學，語言學之理論，取史地所得材料，以參證之”，方“庶克有濟”。歷史學者、民族學者羅香林則從方法論的層面提出了多學科知識在中華民族同源關系論證中的作用，以歷史學方法研究中華民族關系史，以考古學方法研究史前境況及歷史時期的器物比較，以人類學方法研究體質及文化的比較，以社會學方法研究今天的社會組織功能以及分析文化差異的成因。除歷史考據與考古溯源外，旁據人類學、民族學、語言學等多學科知識，側重在體質、語言、文化等層面進行中華民族同源研究已成為各民族知識分子的一致共識。

在同源關系的判斷上，體質相較于文化更為固定，這是清末民初在種族觀念影響下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的普遍認識。而且在不具備科學測量條件的情況下，對外貌特征的直接觀察也能讓人粗略體察族群之間的相似性。苗族知識分子石啟貴在論證漢苗同源時便指出：“就其身體骨骼耳目口鼻手足觀察，尤無異點。”生長于貴州、長期與“苗夷”接觸的張廷休也依據自身經驗支持上述觀點，認為“在體質上殊不易辨別是夷是漢”。除直接觀察外，抗日戰爭時期參與中華民族同源論證的各民族知識分子雖不具備專業的人種學或體質人類學知識，但均注意汲取學界的相關研究成果。例如，清末日本學者鳥居龍藏赴貴州收集了大量苗族體質人類學的測量數據后，否定了前人將苗族歸入高加索人種的研究結論。張廷休根據這一研究成果提出漢苗同源。王光璧則依據中山大學民族學者楊成志以及“中研院”邊疆民族地區的體質人類學測量結果，從體質特征上證明漢藏同源，并指出漢族與藏族之間的體質差異是“數千年來，受高原生活之影響，此為適應環境使然，于人種固無關也”。

隨著西方語言學的傳入，擯棄中國傳統音韻學轉而運用科學的語言學研究民族分類與民族關系的方法蔚然成風。1905年梁啟超發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時，即已參酌德國人種學家麥士苗拉（Friedrich Max Müller）的研究，認為“以皮膚、體格辨人種，不如以語言辨人種”。抗日戰爭時期各民族知識分子部分采納了梁啟超的上述見解，將語言作為研判族源系屬的證據之一。如蒙古族知識分子榮祥指出：“民族關系的親疏和是否同源，應當從他最早的語言中找根據。”王光璧則認為“語言之固定性，不及體質，常因移徙及外來之影響而有所轉變”，但這并未妨礙其借助比較語言學方法分析漢藏同源關系。此時，各民族知識分子主要借鑒英國軍官戴維斯（H. R. Davies）以及中國學者丁文江、李方桂的比較語言學方法，根據語言的文法結構、聲調和同源詞分析，將藏緬語群、苗瑤語群、撣人語群劃入“中國語系”，或將中國內地、中國西藏、中國新疆、越南、泰國、緬甸等地所使用的語言歸入“印度支那語系”，進而證明中華民族同源。

通過風俗習慣的對比，探尋中華民族內部各族群之間的文化相似性，證明中華民族的同源關系，也是中華民族同源論證中的重要方法。民族學家岑家梧呼吁學界深入研究族群文化的聯系，意在闡明中華民族的不可分割性。在貴州調查期間，他嘗試以苗、仲（今布依族）、漢等族的文化相似性，說明此三族“由同一母體胎育而來，其關系有如手足弟兄”。抗日戰爭期間，借讀于貴陽大夏大學的孫誕先在與廣泛分布于貴州境內的西南民族接觸后，從服飾、飲食、歌曲、歷日干支、宗教和其他（姓氏、婚俗、集會、契券、兵器、巫蠱）文化層面系統論證了西南民族與漢族的同源關系。上述觀點得到了同一時期深入貴州民族地區的華西協合大學社會學教授羅榮宗的田野調查印證。根據各民族文化的相似性，羅榮宗指出“苗夷漢同為一個民族，而分屬幾個氏族，示彰彰明矣”。久居康定的王光璧發現，藏族與漢族在鞠躬、薦新、跳鍋莊、衣飾、板屋等文化習俗上均有相似之處，并提醒學界“吾人若果詳為研討，當有更多之發現”。倘若上述言論、觀點仍有以“他者”視角審視的嫌疑，那么作為少數民族知識分子的石啟貴、榮祥的“主位”認知便更有說服力。1939年，《中央周刊》設專欄刊載石啟貴對此議題的評述。雜志主編特意在按語中說明：“作者為苗族同胞，奉湘省府命考查湘苗情形甚久，本文證明苗漢問題，可為發揚民族意識與精神之參考。”石啟貴在文章前言中稱：“余從事于苗族考察有年，對于苗漢源流之探索察考日久；根據國史及一般的認識加以意志之揣測，引出數個實例”——“苗華名稱之實證”“醫藥干支之實證”“姓氏同一之實證”及“宗教習俗之實證”，以此論證“苗漢實為同源異系同木分枝”。榮祥援引《論語》“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對比蒙古族見面“必先遞鼻煙壺以示問安之意，再遞哈達一幅以表誠敬之心”，說明歷史上蒙古族與漢族之間的親密關系。

三、兄弟傳說與祖源記憶：各民族知識分子對中華民族同源知識的挖掘

民國時期在運用新方法、發掘新材料、解決新問題、建設新學問的思潮中，歷來被學界忽視的少數民族民間歌謠、傳說等，一度成為知識分子突破傳統史料束縛，增益研究材料，擴大研究范圍，追尋學問“四方的發展，向上的增高”，與西方學界比肩的新興學術增長點。那些寄托著少數民族“荒古遠史”的口傳故事，不僅是“禮失而求諸野”歷史沉淀的印證，還可用民族學與人類學的理論方法釋讀其背后所蘊含的“民族的意識”。在中國較早引入民族學理論方法的蔡元培就曾在多篇文章中列舉說明民族學詮釋初民社會文化的方法與意義。抗日戰爭時期，東北、華北淪陷，西南、西北邊疆一躍成為“中國的生命線”“中國的勘察加”。伴隨著各學術機構向邊疆遷移的學者得以將學術視野進一步延展到邊疆地區，增添了大量與邊疆民族直接接觸的機會。有志于溝通邊疆與內地的學者，嘗試發掘邊疆民族的地方性知識，運用已有積淀的民族學方法解讀邊疆民族的口傳文化，并將這些“邊地智識”“介紹給內地人士明了”。在這一浪潮下，明代以來以楊慎為代表的旅邊文人記錄下的邊疆民族兄弟族源傳說，被近代各民族知識分子進一步挖掘，并嘗試運用新方法加以解讀。

由顧頡剛、黃奮生等學者創辦的《中國邊疆》雜志曾專注于刊載邊疆民族地區流傳的兄弟傳說與族源記憶等反映中華民族起源與族際關系的口傳故事。為嘉惠學界，《中國邊疆》雜志搶先刊發了時任西昌禁煙監運所所長王拱壁在西昌進行實地考察時，收集到的彝族有關人類起源的神話傳說。相傳洪水朝天后僅留下人類始祖甲與天神之女婚配，并生下三男：

三男漸長，皆不能言；遍求醫方，又急切不獲耳。某夜，甲妻以憂子故，更深未眠；微聞窗外有聲似燕語曰：“竹帕帕，可醫啞，”甲妻理會，及曉伐竹一束，爆于三男之前，帕帕之聲乍起，三男果皆應聲而呼。啼聽云；長男所呼曰：“木主，”次男曰：“倮蘇，”三男曰：“漢呷，”夫婦大喜；因以木主名長男，以倮蘇漢呷名次男三男。嗣后，長男為西番之祖，次男為倮夷之祖，三男為漢族之祖。

長期供職于四川省屏山縣石角營職業學校的李元福拜讀王拱壁文后致函《中國邊疆》，提供了苗族聚居區流傳的同一題材的故事，區別在于長子被替換為苗人，次子、幼子分別為漢人與夷人。20世紀30—40年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芮逸夫深入邊疆地區從事田野調查，也發現了大量有關人類起源的洪水故事。其中一則流行于云南省耿馬縣傈僳族聚居區的洪水故事大致內容為：

古時發洪水，有兄妹二人同入葫蘆中避水。洪水退后，世上只剩兄妹二人，兄因找不到配偶，便與妹結婚；后生七子，遺傳現在的栗粟（今傈僳族）、漢人、拉（今在緬甸）、黑、老亢（今景頗族）、崩竜（今德昂族）、擺夷（今傣族）等七種人。

這些蘊含著邊疆民族地區社會秩序與族際生態關系的兄弟族源故事，為各民族知識分子從地方性知識與邊疆民族本位知識中汲取同源思想提供了極為豐富、生動的案例。張廷休以神話、傳說論證族群同源時，就充分吸納了大涼山彝族地區流傳的苗族、瑤族、彝族、漢族四兄弟起源傳說，以及西方旅行家在貴州、云南等苗族、佤族聚居區搜集到的苗漢同源故事與佤族、瑤族、白族、傣族、卡倫（在今緬甸——引者注）、漢族六兄弟故事。彝族知識分子曲木藏堯赴內地宣講“西南國防與彝族問題”時著力闡釋的“彝族和漢人同種”，同樣根源于四川大涼山彝族聚居區世代相傳的漢族、彝族、藏族三兄弟故事。時至今日，曲木藏堯傳頌的漢族、藏族、彝族三兄弟故事仍廣泛流傳于大涼山地區。

除上述洪水傳說中關于人類共同祖源的敘事外，具有書寫傳統的部分邊疆民族在家譜中記錄的祖先由內地遷往邊疆的移民史，也是中華民族同源論述中的重要證據。民族學家岑家梧在貴州荔波收集的蒙姓仲家（今布依族——引者注）家譜記載：“其祖于宋代自廣東南海縣，豬市街賣米巷遷來，他們的始祖是蒙登露登霖二兄弟，登露遷獨山，登霖遷荔波，后來均任土司官，世襲不衰。”民國時期生活于貴州獨山一帶的莫姓仲家家譜則將祖籍追述至山東省青州府益都縣牛頭街白米巷，稱清順治時期其先祖領兵鎮守黔防，始遷入荔波，開枝散葉。另有覃姓仲家家譜稱：“六朝時吾祖譚春公實在金陵應天府南城外大街居住，族大丁多，煙火數百，有貧有富，為士為農，或往他邦，或安本籍或分江西，或移湖北，或遷東魯，或徙西蜀，散失難考，久遠難追。”此后，譚姓仲家始祖譚山耀遷往山東歷城縣，改姓覃，名覃山耀。其長子覃大通官至協鎮之職，娶妻梁氏，生十三子。覃大通因以公謀私，被削職為民，遂舉家遷往廣西河池州屬。其第十子覃竺率家眷遷貴州后定居荔波，是為荔波覃姓仲家之由來。據此，岑家梧判斷，部分“仲家原為中原漢人，后來因為犯罪流徙或奉調戍邊，日久便與土著通婚而土著化了”。上述家譜中的族源記載“最能道出此中的情況”。

無獨有偶，1939年，“為喚起邊胞，明了共負抗戰建國復興民族之任務”，國民政府教育部組織西南邊疆教育考察團，歷時七個月，赴滇、黔、桂三省邊地從事實地考察。從稍后形成的《教育部西南邊疆教育考察團關于改進西南各省邊疆教育總建議書（1941年）》中，可以窺知考察團在途經區域內發現，兄弟族源傳說與內地移民記憶不勝枚舉，“苗徭倮?均有與內地居民同源之故事”，“孔明一名，婦孺皆知，且有托為孔明大兵之后裔者”。因此，考察團在總建議書中特別指出：“同源論之提倡，不僅為國策，并為事實宜然”。

在新的方法論視野中，楊慎、陳鼎等傳統史家歸入野史或族群攀附現象的祖源、族源傳說，成為中華民族同源證據內極其生動的案例。這些承載著“古老歷史心性與記憶的遺存”是各民族知識分子在地方性敘事、族群自我認知等層面發掘、探索族群關系格局的早期努力與嘗試。

四、結語

中華民族同源思想成熟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因而長期被學界誤讀為策略性或宣傳性的政治書寫，其中所蘊含的學術史、思想史演進脈絡也隨之被遮蔽。19世紀末，西方學界基于進化論對人類起源問題進行探究，形成以達爾文（Darwin）及其好友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提出的非洲起源論和以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為代表提出的亞洲起源論兩種學說。北京猿人發現后，瑞典實驗室的測量結果證明其年代早于爪哇人和尼安德特人，北京猿人被視為早期猿類與現代人之間的過渡類型。因之，美籍德國學者魏登瑞（Franz Weidenreich）較早提出北京猿人為中華民族的祖先。中華民族同源思想正是立足于人類起源于帕米爾高原和北京猿人是當時世界范圍內發現的最古老的猿人化石等歷史地理學、考古學與體質人類學推論衍生而來的這一時期的新興思想。當然，誠如李懷印對史學觀點生成的研究指出的：“歷史學家的作品……僅僅是歷史學家本身所生活和描述的那個時代及其以前的歷史進程的有限部分。”隨著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和世界體質人類學、分子生物學的演進，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的多起源論、多中心說逐漸取代了中華民族同源思想。但是，中華民族同源思想生成的時代意義及其所蘊含的中華各民族追求共同體凝聚的努力則是不容當今學界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