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關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主題時，首先需要弄清楚幾個最基本的問題，特別是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這個核心概念，從而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思考如何切實推進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相關的各項工作。

兩個“民族”為何英譯不同

目前國內使用“民族”一詞時，這個概念被同時用在兩個層面：一個是國歌中唱的“中華民族”；一個是平時常說的56個“民族”，如“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和“民族區(qū)域自治”等。通常來說，加了“中華”兩個字的叫“中華民族”，不加這兩個字的“民族”指的是56個“民族”。

那么，“中華民族”和56個“民族”之間是什么關系？在當代國際關系和國際法體系中，“中華民族”是否是一個包括56個“民族”在內的民族實體？或者僅僅是56個“民族”的總稱，而56個“民族”才是真正的民族實體？

中文的“中華民族”和中國的56個“民族”在譯成英文時，應當選用哪個英文詞以避免誤導？在新華社《黨的十九大報告雙語全文》中，“中華民族”譯為“Chinese nation”，“各族人民”譯為“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民族團結”譯為“ethnic unity”，“民族區(qū)域自治”譯為“regional ethnic autonomy”。中華民族的“民族”譯為“nation”，56個“民族”層面的“民族”譯為“ethnic groups”，而后一個英文詞匯在中文里通常譯為“族群”。那么，中文的“民族”一詞為什么會被譯成兩個不同的英文詞？中央重要文件的英譯用詞肯定經過仔細斟酌，以避免外國讀者在理解時產生歧義。上述譯法是希望西方讀者把“中華民族”和56個“民族”加以區(qū)分，前者類似于“美利堅民族”（American nation），即是現(xiàn)代政治體制和國際法中具有國家政治形態(tài)的民族實體，而后者可以被解讀為相當于美國的黑人或其他少數(shù)族群（ethnic groups），即有特定族源、語言、宗教信仰等群體文化屬性但無特殊政治權利的國內族群。

由于我國很長時間以來一直把56個“民族”層面的群體在正式文件中稱作“民族”，所以中央對于這一約定俗成的用法仍予以保留。但是如前所述，在對外宣傳中已經把“中華民族”和56個“民族”的英文譯法作出明確區(qū)分，我們需要理解相關譯法背后的深意。

“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如何形成的

我們今天講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是在具有國際共識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概念和國際法框架下，以中國全體國民（包括持中國身份證的56個民族成員、港澳臺居民和持中國護照的海外僑胞）構成的“中華民族”（Chinese nation）這個政治共同體作為我們的認同對象。如果我們過去在這個問題上的認同意識模糊或者有偏差，今天就需要厘清概念，團結14億多同胞共同保衛(wèi)和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在新時代共同推動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這樣一個“中華民族共同體”，在歷史上是如何形成的？是先有其“名”還是先有其“實”？如果先有其“實”，那么這個“實”究竟是什么？在其形成的歷史過程中，經濟、人口、政治制度和文化等因素各自發(fā)揮了什么作用？

在“中華民族”形成和發(fā)展的過程中，無疑需要有一個凝聚核心來把這個共同體內的各部分成員聚攏在一起。在中國歷史上，哪個群體發(fā)揮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影響最為突出，發(fā)揮了核心群體的關鍵凝聚作用？這個核心群體以及它的政治、經濟、文化影響力是如何產生和發(fā)展的？有哪些內部和外部因素在核心群體的形成與發(fā)展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

只有在對上述議題進行充分討論并達成共識之后，我們才能獲得一個堅實的理論基礎并進一步思考幾千年來中華民族共同體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演變過程，以及近代有哪些外部政治、經濟和文化因素曾經一度造成“中華民族”內的部分成員在基本認同意識方面出現(xiàn)重大危機。我們只有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理論基礎和思想認識方面達成共識，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進一步討論：近些年有哪些因素不利于我們加強對中華民族的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我國目前仍有哪些觀念、制度、政策在客觀上不利于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今天我們應當如何在這些方面逐步加以扭轉和調整？最后，我們如何把當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件事放在國際政治形勢急劇變化的大背景大格局中來理解和認識？只有對上述基礎性的問題有著深刻的理解和共識，“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項新時代我國民族工作的主線，才能夠真正落到實處。

理解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

費孝通先生1989年發(fā)表了《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一文。1996年他對這篇文章的核心觀點再次作了概述：“第一是：中華民族是包括中國境內56個民族的民族實體，并不是把56個民族加在一起的總稱，因為這些加在一起的56個民族已結合成互相依存的、統(tǒng)一而不能分割的整體，在這個民族實體里所有歸屬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層次的民族認同意識，即共休戚、共存亡、共榮辱、共命運的感情和道義。這個論點我引申為民族認同意識的多層次論。多元一體格局中，56個民族是基層，中華民族是高層。第二個論點是形成多元一體格局有個從分散的多元結合成一體的過程，在這過程中必須有一個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漢族就是這個多元基層中的一元，由于它發(fā)揮凝聚作用把多元結合成一體，這一體不再是漢族而成了中華民族。一個高層次認同的民族。第三個論點是高層次的認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層次的認同，不同層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層次的認同基礎上可以各自發(fā)揮原有的特點，形成多語言、多文化的整體。所以高層次的民族可說實質上是一個既一體又多元的復合體。”

費先生的這段話里有幾個要點。

首先，中華民族是一個民族實體，而不是56個民族拼加在一起的組合體的總稱。國內學術界一些人曾不接受這個觀點，原因之一是1949年至1987年期間相關重要文件曾長期缺失“中華民族”概念；原因之二是多年來政府主持編寫的《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教科書雖然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提及“中華民族”，但在介紹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核心內容時，突出的一直是斯大林的“民族”定義，而非“中華民族”。自2014年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以來，肯定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進程，明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一體是主線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動力”。“中華民族”在2018年正式寫入憲法修正案。

其次，在中華民族衍生與發(fā)展過程中，形成了一個結構性特征，即內部存在一個“多元一體”框架。在最基本的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的大框架下，內部各組成部分并不是完全同質的形態(tài)，而是在不同領域、不同程度上長期保持各自的特色，即“多元一體”結構內部存在“共性之下仍有個性”“和而不同”的多語言、多文化的基層單元。

第三，為什么這個“多元一體”結構組合體在歷史長河中經歷多次曲折坎坷，不但沒有解體，反而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這是因為這個民族共同體內有一個具有強大政治影響力和文化凝聚力的凝聚核心。中原地區(qū)的漢人群體曾長期扮演中華民族凝聚核心的角色。如果更深一層分析，在漢人群體和藏蒙彝等群體內部，仍然在語言文字、社會組織、生活習俗、地域認同等方面保留著差異的低層次的“多元”結構。

第四，既然這個民族共同體內部的許多“歸屬成分”保持各自多語言、多文化的“多層次的認同”，為什么費先生仍把中華民族稱為一個“民族實體”？這是因為在“這個民族實體里所有歸屬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層次的民族認同意識”。也就是說，漢滿蒙等群體的大多數(shù)人在自我認同基礎上都已具有高一層次的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意識，自認是中華民族的一員，共休戚、共存亡、共榮辱、共命運。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我們遼闊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我們悠久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我們燦爛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chuàng)造的”“我們偉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中華民族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這就是“中華民族”這個民族共同體核心利益的一致性和凝聚團結的思想基礎，也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社會文化基礎。

這幾年中央特別強調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決不是無緣無故的，恰恰表明一些人在“中華民族共同體”這個重要層次的認同意識出了問題。正因為如此，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舉行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特別強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綱’，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我們在推動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在開展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各項工作中，必須遵循這一基本精神。

（文章來源：《環(huán)球時報》2023年11月3日第15版，作者是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