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決定了中國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諧格局，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我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都為中華文明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分析我國歷史上的民族關系，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加深對各民族共同賡續中華文明血脈的認識，大力弘揚中華文明，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民族政策包容趨同，社會習俗共性提升

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是中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中原王朝以其較為先進的政治制度、經濟和文化發展水平，發揮著主導作用。

▲湖北恩施土司城門樓。來源：湖北文旅之聲

歷史上，中原王朝對民族地區實行過不同類型的政策，顯示出突出的包容性。較早時期，中原王朝對民族地區實行因俗而治的政策，至唐代推行羈縻政策，曾設置800多個羈縻府州。宋、元時期由羈縻制度向土司制度過渡，至明、清時期實行改土歸流政策，由中央政府實行更為直接的管理。可見，隨著時代的推移和社會的發展進步，各民族交往越來越深入，交流不斷加強，中央王朝逐漸擴大管轄范圍，與民族地區的關系日趨緊密。中國歷史上對民族地區的管理政策及其變化，暗合歷史發展的必然軌跡，體現了中國社會包容的智慧。

歷代中央王朝把各少數民族逐步納入政治管理體制，以不同形式、不同層次實行中央政府的官制。即便是在王朝分立的遼宋夏金時期，各王朝都以“德運”之說認同中國的帝統，將自己納入中國范圍之中。可見，無論在統一時期，還是政權分立時期，各民族都共聚于一個中國之內。先進的文化隨著民族間的交流，不斷被各民族繼承和弘揚。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不斷深入的過程中，在傳承和保留一定民族特點的同時，共性越來越多。

歷史經驗證明，各民族只有互相交流、互相吸收、互相依存，才能促進各民族共同進步和發展。中華各民族之間越來越密切的來往、政治的趨同、共性的提升，是各民族發展的需要，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中華民族統一性和包容性的重要表現。

經濟多樣互補，誰也離不開誰

在中國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中，形成了各民族、各地區既密切聯系又各具特色的經濟文明形式。在中原地區，以黃河、長江流域為主的農耕經濟逐步發展，在周邊地區，少數民族開拓邊疆，發展游牧、漁獵、山地經濟，作出了重要貢獻。這些經濟文明形式又往往相互雜糅滲透，形成混合類型的文化。

中原地區先進的農耕技術傳到一些宜農的民族地區，使一些少數民族由原來單純從事畜牧業逐步轉變為經營農業，中原地區的稻、粟、黍等農作物不斷傳到民族地區。中原王朝還通過屯田戍邊，推動邊疆地區農業生產。少數民族發達的畜牧業提供了大量畜牧產品，如牲畜、皮毛等。很多少數民族把當地盛產的農作物品種和種植方法傳播到全國各地。

中原地區科技發展，手工業興盛，建筑、印刷術、瓷器等技藝為少數民族學習和使用。各民族以自己的勤勞和智慧，互學互補，互相依賴，形成不可分割的整體。這種情況隨著各民族經濟的發展而日趨明顯。即便是在幾個王朝分立的時期，這種經濟一體化趨勢也顯而易見。

▲新疆博物館展出漢晉時代的各種錢幣。石榴云/新疆日報記者賈春霞攝

貨幣在人類經濟社會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自秦漢時期，中原王朝便發揮主體經濟優勢，統一貨幣，促進了全國各地經濟發展和密切交流。西漢創制發行圓形方孔的五銖錢，不僅使用時間很長，東漢、蜀漢、魏、晉、南齊、梁、陳、北魏和隋朝都鑄五銖錢，而且在民族地區也廣泛流通使用，在寧夏、新疆、廣西、云南、貴州、四川等地，都出土過五銖錢。在政權分立時期，各王朝或直接使用中原王朝貨幣，或采用中原貨幣形制。

魏晉南北朝和遼宋夏金時期，各少數民族王朝大多直接使用中原王朝貨幣，有時雖自制貨幣，但也采用中原貨幣的形制，且流傳不廣。這體現出中原王朝在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的引領性和主流地位，以及對民族地區的強大影響力。清代，在全國流行的漢文、滿文合璧錢幣突顯了漢文的地位，反映出中華文化多元一體，顯示出中國歷史上在經濟方面的多樣性、互補性和突出的包容性。

密切文化交流，傳承中華文脈

中華各民族在文化方面相互學習、互相借鑒，對中華文明表現出高度認同，特別是中原地區先進文化為民族地區廣泛接受，其中以儒學對各民族影響最大。

▲2022年9月27日，中華儒學經典著作集成《儒典》新書發布。圖為工作人員在展示《儒典》。《儒典》是歷代儒學傳世文獻系統性整理出版的最新成果，包含經解、義理、志傳三個分典，共1816冊、4789卷。新華社記者李紫恒攝

在長期歷史發展中，以儒學為代表的中華傳統文化，對加強全國各地各民族的思想共識、維護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起著基礎性作用。儒學思想本身就具有兼收并蓄、和合共生的包容性。儒學不僅是中原王朝統治的思想文化基礎，也深刻影響著各少數民族。儒學經書宣揚仁、義、禮、智、信、忠、孝等思想，成為各民族共同學習、傳承的精神財富。大量的漢文史書，不僅記載各民族的歷史，也貫穿了儒學精神。少數民族為了加快自身發展，滿足各民族之間交流的實際需要，都努力學習借鑒中原地區的先進文化，修習儒學和史學典籍。

北魏王朝實行漢法，直接用漢文儒學經典推行儒學，為北魏政權的建立和鞏固提供了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政治思想基礎，促進了各民族融合。

唐朝時期，吐蕃贊普松贊干布與唐朝加強友好往來，迎娶文成公主，并將文成公主入藏時帶去的儒學典籍譯為藏文，對西藏地區吸收中原文化起到了推進作用。

遼宋夏金時期，以漢族為主體的宋朝發展儒學，完善科舉制度。以少數民族為主體的遼、西夏、金朝，無一例外地繼承儒學，翻譯儒學典籍和中原王朝的史書，大力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西夏仁宗于人慶三年（1146年）尊孔子為文宣帝，這是中國對孔子最崇高的尊號，證明西夏將中華主流文化視為最重要的社會思想。

元世祖忽必烈尊儒興學，倡導蒙古貴族子弟學習儒家經典，接受漢文化教育。當時翻譯了很多經書、史書，這些譯著廣泛傳播了中原地區的先進文化。

清朝十分重視儒學，不僅大量刊印漢文本經書、史書，還專設翻書房，將漢文典籍翻譯成滿文。清朝還將經書編纂成滿文、漢文合璧文本，便于各民族對照學習。康熙年間刻印的滿文、漢文合璧四書，成為當時最暢銷的坊刻書。

隋唐時期實行科舉制度以后，這一通過考試選拔人才的方法，為此后各王朝繼承。從遼宋夏金至元明清，科舉制度賡續不斷，中國封建社會的主流思想通過考試規范，貫徹到各地，實現了思想教化的統一。

少數民族在接受儒學的同時，也都各自保留了本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豐富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真實地反映出各民族文化方面的深度交流，同時也證實了中華文明的包容性。

各民族通過長期的密切交流，在思想理念上逐漸融匯，擴大了中華民族主流文化的影響，深植了中華民族的文明基因，顯示出中華文明海納百川的包容性。要深刻認識中華文明的包容性，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文章來源：中國民族報，作者史金波系寧夏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