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歷史、政治、社會

林孝庭著、朱麗雙譯《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1928—1949》（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這部書通過深入探討民國政府與西部邊陲地方政治勢力的互動關系，揭示了國民黨政權在對日抗戰前后與國共內戰期間等不同歷史階段，把原本幾乎不存在的中央政令與影響力，滲入包括西藏在內的中國西南與中亞內陸地區，逐步實現在這些地區的國家建構。在作者看來，國民黨政府所謂的“邊疆”議題，并非全然是傳統上所認知的那種對一個中央政權不斷帶來侵擾的“邊患”議題，亦非完全是國民革命意識形態驅使下民族主義式的“族群政治”議題。相反的，一個本質上屬于地方性政權，政令與影響力皆有限，卻宣稱代表全中國的國民黨政權，面對近代西藏和其他邊疆地區的“主權”問題，靠的更多的是政治上與宣傳上的修辭，然而此種政治修辭流布如此之廣、影響如此之遠，對1949年以后上至國家政策，下至普通民眾的一般觀念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本書對今人理解過去和現在的漢藏關系，有著相當高的價值。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各務詩乃《歷史敘述的延續和轉變——以吐谷渾起源傳說為例》（《人文與社會》學報第3卷第7期），作者對比了《宋書》《梁書》《隋書》中記載的吐谷渾起源傳說，初步探討了這三種起源傳說體現的不同現象和含義，認為《宋書》記載的傳說內涵儒家思想的描述，《梁書》記載的傳說內涵佛教思想的描述，而《隋書》記載的傳說則內涵現實情況的描述，它們的敘述模式直接受到不同時期政治策略的影響，是當時政治策略的具體體現。

臺灣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陳淑萍的《敦煌寫本〈大乘義章〉及其相關研究》（《敦煌學》第34期），發現歷來論及凈影慧遠《大乘義章》古寫本，主要以日本藏卷為討論范疇，未曾涉及敦煌文獻；而關于敦煌寫本《大乘義章》之相關訊息，僅散見于中國、英國所藏敦煌遺書之敘錄。文章就BD.07808V、BD.09861、BD.10364、BD.10396、BD.10991A、BD. 10991D、BD.12106、S.2742、ZSD045等9件敦煌寫本為研究范疇，依佛教文獻學的方法重新校理、整合，以發掘其彼此的關聯，并借此顯現《大乘義章》在隋唐時期流傳的樣貌。

臺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楊明璋的《敦煌本〈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之文本屬性與故事源流》（《中國學術年刊》第40期），校錄了抄寫于10世紀中葉P.2680、P.3727兩份寫本上的《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考究其文體名稱——“本生緣”，認為應該是“本生”與“緣起”的合稱，文體特色應當是敘述拔苦令安樂的菩薩行因緣。作者認為，《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的主要情節——割肉代狗為蟲蛆所食，可在清代乾隆年間云增·耶喜絳稱《菩提道次第師師相承傳》等書中找到；而《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則應是以南朝陳真諦譯《婆藪槃豆法師傳》為基礎，參考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記》、敦煌本曇曠《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決》改寫而成。并提出曾獲吐蕃贊普邀請入藏而終未成行的曇曠，極有可能就是《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二文本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