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臺灣和香港地區的藏學研究成果較往年而言，繼續呈現減少趨勢，時有內地的藏學研究者在港臺地區的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如果再將這部分研究區分開來，則港臺地區本土的研究成果更在少數。歷來在港臺地區多見宗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對藏傳佛教教義的理解和對相關釋論的論述，其次是關于歷史、文化的研究，也可見文學評論、藝術分析等。藏學研究人員、機構、刊物的不斷減少，將使港臺地區藏學研究的衰弱之勢愈加明顯。從2018年發表的論文、出版的圖書分析，臺灣和香港藏學研究主要涉及哲學、宗教、歷史、社會、文學、醫學等領域。

一、哲學、宗教

臺灣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博士林恕安的《從使用因明談清辨是否繼承龍樹的精神》（《臺大佛學研究》第36期），提出清辨(Bhviveka，500—570）與龍樹(Ngrjuna，150—250）以及其他中觀學家如佛護(Buddhaplita，470—540）、月稱(Candrakīrt，600—650）等的最大差異在于其著作中大量采用因明(hetuvidy）論式，然而論式的使用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了一套既有的規則，而此有違龍樹在《回諍論》(Vigrahavyvartanī）中遮破使用量(prama）的看法。文章討論了清辨是否成功地以因明說明中觀的內涵，如何解決使用量所產生的形上疑慮，以及勝義簡別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以來，清辨雖被視為中觀的繼承者，但卻抑于佛護、月稱一系而在修證的判定上不受重視，作者主張清辨雖以不同的方式說明，但其內涵是具有其傳承與說服力的。

臺灣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兼任助理教授暨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教師釋悟殷在《〈施設足論〉業報思想研究》（《法印學報》第9期）中討論，說一切有部傳有“一身六足”論，唐代玄奘譯出《發智論》與《法蘊足論》等六論，獨缺《施設足論》未翻。宋朝的施護等譯出該論，但只是“因施設”而已。藏傳佛教亦有《施設足論》，對照漢譯及《大毗婆沙論》的引文，可知藏譯本也不全。尚幸，漢譯《大毗婆沙論》保留有非常豐富的《施設足論》資料，可以作些彌補。因此作者在印順法師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大毗婆沙論》搜羅有關《施設足論》的記載，文章探討的是“業與業報”部分，內容分為兩條主線：首先羅列《施設足論》原文，再說明其思想特色及與《婆沙論》之異同。既呈現《施設足論》之原始資料，又可發掘阿毗達摩師在自由思考論究下形成的思想差異。

臺灣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釋覺心的碩士論文《〈般舟三昧經〉“除睡眠”之研究》，通過厘清“除睡眠”在《般舟三昧經》的整體修法中的定位，比對研究漢、藏文本及現代譯本《般舟三昧經》，兼考察“除睡眠”在其他經論的定義，以明確“除睡眠”等詞的含義，結合《般舟三昧經》與“頭陀苦行”的關系，一一證明《般舟三昧經》之“除睡眠”，指的是“去除睡眠蓋”，而非完全連中夜也“不睡眠”。

臺灣政治大學宗教學博士吳品達的《論〈密勒日巴大師全集〉“物/悟境”之譯相》（《外國語文研究》第29期），從“人非人、物非物”的母題出發，以《密勒日巴大師全集》為文本，論析密勒日巴如何透過噶舉傳承的大手印教法“止觀”中“人無我、法無我”的修持，對應于其傳記與道歌所共顯“人非人、物非物”的所緣智觀，不僅徹底將外顯“物境”與內觀“悟境”之相，如實通達且無二，更善巧方便且智慧地將萬顯二元之相，譯解出心之究竟為本(自）然的勝義。“人非人、物非物”所緣起于“我”與“無我”、“相”與“非相”的物(悟）境中，在密勒日巴對上師虔敬的全然信念里，將修行外在所處的“自然”，煥發為自性之“本然”，智慧與方便皆等持、明證其(非）人、(非）物等諸境，同一且無二，成就與證悟之因、緣、果，無礙任運自然成。

拉諦仁波切著、Elizabeth Napper英譯、廖本圣中譯《心在西藏佛教：西藏佛教認知理論》（Mind in Tibetan Buddhism）（藏典出版社有限公司），譯自拉諦仁波切口述，由E.Napper英譯的Mind in Tibetan Buddhism，主要介紹藏傳佛教格魯派蔣悲桑佩格西依據印度學者陳那的因明著作《集量論》、法稱的因明著作《釋量論》及無著的阿毗達摩著作《阿毗達摩集論》等，依循隨理行經部宗的觀點，所撰寫的《認知理論要點總集：開新慧眼》。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尕藏加《略探宗喀巴大師寺院教育思想》（《宗教哲學》第85期），對宗喀巴大師寺院教育思想作了初步探討，主要從《菩提道次第廣論》《密宗道次第廣論》和“五部大論”的角度，對宗喀巴大師寺院教育思想的理論信念、內涵對象和目的意義等進行了探索、分析和歸納，認為宗喀巴大師寺院教育思想不但是一個博大而深邃的思想寶庫和教學實踐，而且蘊含著傳承性、次第性、顯密相容性等與眾不同的殊勝內涵和獨特學風。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德吉卓瑪的《略論度母的慈悲思想》（《宗教哲學》第85期），簡略概括了度母的傳說故事及其慈悲思想的表達和相關藏傳佛教經典，認為度母在藏族的社會生活中，表現為履行一種合乎宇宙秩序的或體現神圣意志的慈悲濟世、倫理行為的終極實體或人格力量，從而獲得了信仰者的認同。

嶺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簡秀娥的《菩提樹在佛教意象之研究——以印度菩提伽耶為中心》（《嶺東通識教育研究學刊》第7卷第3期），從菩提樹的定義、菩提樹與佛陀因緣、菩提樹實地情形的古今參照、菩提樹的歷代榮枯和象征藝術等方面展開論述，指出釋迦牟尼佛在畢缽羅樹下成道，因此該樹被稱為“菩提樹”。菩提樹的原始象征意義，主要緣起于佛陀成道事跡，由此發展為象征智慧、覺醒、開悟的覺性之樹、神圣之樹，且與金剛座相對應或聯結。佛教在初期以佛教法物來象征“佛”，后代雕塑佛像興起后，“菩提樹”再也不能代表“佛”。作者強調，現今考察所見的現象，是經千余年后的意義展示，透過遺跡維護與后制藝術，以及儀式的詮釋，除了追溯傳統佛教意義，還可探索生生不息的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