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明

元代研究方面，尕藏加的《薩迦班智達與蒙古闊端王相關文獻探析》（《西藏研究》第2期）一文認為，薩迦班智達是薩迦派的代表人物，除在佛學方面有極高造詣之外，其對西藏地區納入中央政府直接管轄方面也作出了突出貢獻，其中薩迦班智達與蒙古闊端王的會見以及他的《致蕃人書》在這一歷史事件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另外，作者還介紹了薩迦班智達在涼州期間講經傳法、提升藏傳佛教地位、擴大藏傳佛教影響方面取得的成就。指出自從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以后，薩迦派歷輩高僧大德在元朝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權中多據要津，聲勢顯赫，尤其是他們代表西藏地方同元朝中央政府之間建立的隸屬關系，對后世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制度的走向和演進發展起到了示范作用。

有元一代，藏傳佛教與元宮廷的關聯從未間斷，元朝末代皇帝順帝妥懽帖睦爾在位期間也曾多次對一些著名的藏傳佛教高僧發出了入大都朝覲傳法的邀請，其中就包括袞欽覺囊巴朵波巴·攝啰監燦班藏布。石美在《元順帝召請覺囊巴上師朵波巴入朝敘事考述》（《中國藏學》第1期）一文中依據朵波巴的相關傳記，對元順帝妥懽帖睦爾邀請覺囊派上師朵波巴入京一事的來龍去脈進行了梳理，指出朵波巴于1344年接到邀請，但最終并未成行。同時就有關文本的敘述模式展開分析，找出了其所利用的故事原型，并就曲扎白所著傳記中記載的朵波巴應使者之請所講教法之內容作簡要論述。

在元朝治藏官員中，桑哥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官至尚書右丞相，獨攬朝政大權。關于桑哥的事跡，主要見于《元史·奸臣傳》和藏文史料《漢藏史集》，據說他通曉四種語言，帝師八思巴曾薦其為總制院使，率軍平定藏地叛亂。他深得元世祖信任，主持改革財政經濟制度，至元二十八年因坐貪贓罪伏誅。李紅陽的《元代桑哥的歷史形象探析——基于〈元史〉和〈漢藏史集〉相關記載的比較研究》（《西北民族大學學報》第1期）一文，從《元史》和《漢藏史集》對桑哥事跡不同的記載側重點出發，分析了桑哥的歷史形象，認為他的經濟制度改革盡管一方面保障了元初財政的穩定，但另一方面又不利于元初經濟的全面發展，加上個人生活奢靡腐化，最終給后人留下毀譽參半的歷史形象。

明代研究方面，明中央治藏政策研究是重點。比如明朝時期對藏地實行和平羈縻、多封眾建政策，明朝中央政府曾先后選派多名漢番僧侶、中官、朝臣作為中央遣藏地使臣前往烏思藏、朵甘、川陜藏地區招撫封賞藏族地方政教上層，積極加強中央政府與西藏及甘、青、川藏地之間的溝通和聯系。陳武強、楊潔的《明實錄所見洪武時期明朝中央政府與藏族地方交往中的使臣派遣》（《西藏民族大學學報》第1期）一文，以《明實錄》為依據，梳理、分析和總結洪武時期漢藏使臣交往，據統計，從洪武二年（1369）五月明朝第一次派出使臣出使藏地，到洪武三十年（1397）正月烏思藏都指揮司灌頂國師遣使入明貢方物，明朝中央政府與藏族地方互派使臣的活動貫穿于整個洪武年間，幾乎從未間斷。據《明太祖實錄》記載，洪武時期明朝官方派遣的出使藏地使臣，有姓名可考者11人，另未載姓名之使臣入藏亦有多起。這些使臣不辭辛勞，跋山涉水，歷經艱險，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為確保朝廷治藏、撫藏等一系列政策在西藏等藏族地方的貫徹落實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孫玲、陳武強的《明永樂年間的遣藏使》（《西藏大學學報》第4期）一文，對永樂年間奉敕出使藏地的明朝使臣的使命與任務、進藏線路，以及遣藏使的特點和意義等進行了梳理。指出他們歷經艱辛，成功完成了詔諭、冊封、賞賜、迎請藏地僧俗首領及其他藏地公干之使命。文章認為，他們既是明朝對藏政策的重要執行者，同時也是漢藏民族友好和平關系的傳遞者。所有這一切，無疑促進了明朝與藏族各地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從而使中央政府與藏族地方之間的關系更加密切。

作為維系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屬領關系最重要的橋梁，冊封既具有“以通使命”的政治目的，又體現出“聞其道行卓異，至是遣人征之”的濃厚宗教色彩，所以成為明朝治藏的重要政策之一。陳沛杉的《明朝對西藏地方政教首領的冊封及其演變》（《西藏研究》第4期）一文，梳理了明朝對西藏地方的冊封政策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軌跡，分析了明朝朝野和西藏地方政教首領對于冊封的認識，最后探討了明朝冊封政策對后世所產生的影響，認為其對為維系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屬領關系、開啟中央政府“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的先河、促使朝貢貿易逐漸成為漢藏雙方經濟交流與文化互動最主要渠道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明中央與西藏地方的關系中，藏傳佛教和藏傳佛教高僧發揮了重要的紐帶作用，本年度這一方面的研究也相對可觀。自元以來，藏傳佛教就在內地廣為流傳。到了明代，藏傳佛教在內地繼續盛行，北京作為都城更是眾多藏傳佛教僧人長期駐錫的地方。杜常順的《明代藏僧駐京的三大寺院考述——兼論教派色彩與法脈傳承》（《青海民族研究》第1期）一文，對大慈恩寺、大能仁寺和大隆善寺等三個明代北京最重要的寺院進行了介紹，并對駐錫這些寺院的僧人所屬教派和法脈作了考述。文章指出，明代駐京藏僧主要集中于這三個寺院，這些僧人與宮廷關系最為親近和密切，駐京藏僧獲封法王者，基本上都出自這三個寺院。這三大寺中又各以某個或若干個藏僧顯貴為核心，形成具有明顯教派色彩的法脈傳承。其中，以大慈法王釋迦也失為開山，在大慈恩寺形成了格魯派法脈的僧團；以臨洮寶塔寺僧、大敏法王端竹領占為開山，在大能仁寺形成了薩迦派法脈的僧團；以岷州大崇教寺僧、大智法王班丹札釋為開山，在大隆善寺形成了噶舉派法脈的僧團。在這三大寺中分別形成格魯派、薩迦派和噶舉派的法脈傳承，既體現了明朝“多封眾建”的藏傳佛教政策，也大致反映了明代藏傳佛教的教派格局。

作為格魯派祖師宗喀巴大師的親傳弟子和明朝皇帝冊封的西藏三大法王之一，大慈法王釋迦也失曾于永樂、宣德年間兩次來朝，為溝通明朝中央與西藏地方的關系，推動藏傳佛教在漢、蒙古地區的傳播，以及促進藏漢文化交流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貢獻。關于大慈法王的研究，之前已有拉巴平措和陳楠等學者作過專題研究且有高質量的成果與讀者見面，現有安海燕的《大慈法王釋迦也失兩次進京相關史事新證》（《民族研究》第6期）一文，以拉巴平措公布的藏文手抄本《大慈法王傳·如愿呈祥之陽》為主要史料，對大慈法王釋迦也失兩次進京的一些重要史實進行了新的考證，包括釋迦也失第一次入朝的地點是北京而非南京；釋迦也失首次來京的駐錫地是元代舊寺海印寺，該寺與其宣德年間入京駐錫的大慈恩寺為同一座寺院；釋迦也失第二次進京是在宣德二年應明宣宗的邀請，其最終抵達北京在宣德四年底；釋迦也失于宣德十年圓寂于北京大慈恩寺，并非如一些史料所載圓寂于返藏途中等。

安海燕的《明成袓遣使召請宗喀巴史事再考》（《中國藏學》第2期）一文，利用藏漢文獻分別對明廷使臣于永樂六年（1408）及十二年（1414）兩次迎請宗喀巴的具體過程進行考述和辨析，認為文獻所載明成祖多次遣使邀請宗喀巴的說法與史實不符。從明成袓兩次遣使召請宗喀巴的過程來看，他對迎請宗喀巴入朝是不遺余力的，但我們不能將迎請宗喀巴只看成是明廷對藏政策的一部分，它更應當是成祖崇敬密教的體現。

茶馬互市是元明時期內地與西藏加強經濟交往的重要手段，而傳統上的漢藏茶馬貿易發展到明代，出現了一種實質性的變化，即雙方的交易不再是一種自愿互利的經濟行為，而是成為官方壟斷下的政治策略。陰海燕的《朱元璋治藏茶禁政策考述》（《西藏研究》第4期）一文認為，朱元璋的茶禁政策，包括實施嚴密的引由制度、茶葉禁榷制度、茶馬貿易金牌制和委官巡茶制度，加強對茶戶的控制，嚴格管理茶葉上收、運輸和交易，對私茶處以嚴辦，從而達到了“以茶馭番”和“聯番制虜”的雙重目的。明初這種嚴禁私販、以茶治邊的策略，雖然含有封建壓迫剝削等不公正因素，但茶葉連同茶馬古道成為一條紐帶，構筑起中原與邊疆、藏漢等多民族之間的緊密聯系，維系了祖國統一、國防鞏固、中華各民族唇齒相依的歷史傳統。

川邊地區以大渡河為界興起的邊茶貿易，成為當時漢、藏民族社會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內容。楊江林的《〈萬歷合約〉：明末川西邊茶貿易與漢藏關系的闡釋》（《青海民族研究》第3期）一文，以2005年發現于四川省甘孜州瀘定縣沈村的一份有關明末川西邊茶貿易的民間合約（即《萬歷合約》）為中心，通過合約內容的解讀分析了川西漢藏關系和茶葉市場西移的歷史過程。文章認為，明末清初川西邊茶貿易圍繞市場而展開，而漢藏關系則通過茶葉貿易之中各方利益爭奪而展現。由于明末清初的戰亂和西南特殊的政治制度，在地方的沖突與爭斗當中，國家力量的缺失成就了地方勢力的表演。漢藏雙方的關系也經歷了傳統秩序下的茶葉貿易階段、因利益糾紛而進入的沖突階段（表現為封河禁茶的相持階段），最后基于多方共同利益和各方壓力下而展開的協商立約的基本過程，雙方這種博弈關系也預示著邊茶貿易市場即將西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