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吐蕃、宋

這一部分關于吐蕃和宋代的研究，包括前吐蕃即史前時期、吐蕃王朝時期和宋代吐蕃時期，從研究現狀來看，前吐蕃和宋代吐蕃歷史研究相對較少，多數成果集中在吐蕃王朝的研究方面。

首先是早期吐蕃的歷史文化研究，內容涉及前吐蕃時期的政治格局和社會文化。比如按照傳統藏文史籍的記載，在統一的吐蕃王朝建立之前，西藏高原曾有十二小邦割據，由此也形成了專用名詞——“十二小邦”。曾麗容的《藏地史前“十二小邦”續考》（《西藏民族大學學報》第1期）一文，通過分析認為，專有名詞“十二小邦”始于吐蕃王朝時期，在吐蕃王朝的政府文告中以及其后眾多典籍中，這個專有名詞被作為眾多臣服小邦的代表被沿用至今。其實這個專有名詞的出現，是為了強調吐蕃王朝權力的基礎和政權的合理性。因為正是在“十二小邦”的“共同擁戴”之下，青藏高原以雅隆悉補野部落的首領——贊普為核心，一個更大更有力的部落聯盟——吐蕃王朝得以建立，這也是這一專有名詞在后世文獻中被反復提及的根本原因。

在傳統藏文史籍中，“天赤七王的陵墓建在天上”是對雅隆部落早期王族喪葬文化的共同認識，當前學界還以此為依據形成了對西藏早期喪葬文化產生了各種解釋。葉遠飄的《再論吐蕃史前貴族階層的葬俗及其信仰——以“天赤七王”傳說為例》（《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第12期）一文，結合西藏地區藏族民間傳說、考古發現的史料與從橫斷山脈一帶收集到的田野資料，指出藏文史籍中的上述記載可能隱喻的是西藏史前貴族階層實行的一種“肢解尸體，并且不起墳丘的二次亂骨葬”。文章認為，文獻中“恰”氏天赤七王與“穆”氏聯姻的記載提示我們關注與“穆”氏有關的橫斷山區，根據文獻資料和考古發現，其與橫斷山區的亂骨葬有一定的聯系，而這背后的信仰意義，就是反映了西藏史前母系社會的人們集天神崇拜與祖先(母系）崇拜為一體的原始信仰。

其次是唐蕃關系和吐蕃的軍事擴張。比如唐蕃關系中的使者研究，胡曉兵的《唐朝入蕃副使論略》（《西藏民族大學學報》第6期）一文，指出唐朝派出入蕃副使始于641年（唐貞觀十五年），從710年至825年間，有據可查的唐朝入蕃副使共有17人、18次使蕃，與唐使入蕃100余次相較，有副使同行的情況可謂“十有其二”。這些副使大多出現在中唐以后，目的地并非都是邏些，員以文官為主，使命是息兵彌隙，在主使因故不行時有副使代行的情況，可以說為唐蕃結下政治親誼作出了重要貢獻。

崔漢衡曾于唐代宗、德宗朝4次出使吐蕃，兩度參與唐蕃會盟，是中唐時期唐蕃交往活動中的重要參與者。吳炯炯的《和蕃使崔漢衡考——以新出土〈崔漢衡墓志〉為中心》（《中國藏學》第2期）一文，以河南洛陽出土的崔漢衡墓志為基礎資料，結合該家族其他成員墓志的記載，大致復原了正史中原本斷裂的崔漢衡與其五世祖之間的世系傳承。在此基礎上，按照時間順序復原這位中唐時期著名和蕃使的宦海沉浮，對其行年履歷進行了詳細的考證。

吐蕃軍事擴張研究，比如經略西域是吐蕃王朝對外軍事擴張的主要戰略，朱悅梅《唐代吐蕃用兵西域之相關問題研究》（《西藏民族大學學報》第2期）一文，從歷史地理的角度討論吐蕃進攻西域的軍事地理方略與戰術部署，指出吐蕃在爭奪西域的進程中，隨著其初出青藏高原對外界的適應程度的加深，其控制范圍也有所拓展。最初吐蕃軍事力量從以游牧為主地區進入西域綠洲，不同的生產方式使吐蕃軍隊的補養方式受到限制，倒逼吐蕃作出一些新調整。因此，吐蕃軍隊之后直接深入到碎葉一帶的廣袤草原地區，縱深的過大，使之形成與突厥聯合、自西向東攻唐的態勢。

吐蕃占領唐朝河隴地區以后，于沙州設置節兒，以吐蕃官員統治唐人，另由唐人出任都督，以輔助節兒處理唐人事務。林冠群的《沙州的節兒與乞利本》（《中國藏學》第3期）一文就針對學界“沙州節兒論”“沙州乞利本”“節兒論及州內權限的萬戶長”以及“節兒論漢人萬戶長”均為同一官員之不同官稱等問題進行了辨析。文章通過分析認為，蕃占沙州七年發生氾國忠等攻殺沙州節兒等蕃官事件后，吐蕃對沙州官員作了一些調整，在劃分數個部落的同時，也設置所謂的漢人乞利本為負責沙州漢人事務的主官。新設沙州漢人乞利本及其僚屬雖獲有較高位階的告身，但實際地位仍低于獲較低位階的蕃官，遂有厘清蕃漢官員地位之高下之請。蕃廷最后決定為沙州節兒與漢人乞利本為同級官員，是以，節兒是節兒，乞利本是乞利本，二者并不同一。作者在此基礎上還討論了敦煌漢藏文獻中所記職官名及其職權問題，認為敦煌漢文文獻所記載的吐蕃官稱，似乎不宜作為吐蕃王朝官制研究的主要依據。

唐朝爆發安史之亂后，吐蕃除了趁機在北邊占據河隴等地之外，還在南路與南詔聯合攻入蜀川。胡巖濤的《唐朝、吐蕃、南詔西南戰事與長安戰略防御——以代宗、德宗朝為中心》（《西藏民族大學學報》第2期）一文，對唐朝在西南戰場上的防御戰進行了介紹，指出唐軍以蜀川為陣地堅守反擊，并拉攏南詔及蠻族諸羌一致攻擊吐蕃，最終使唐蕃戰爭主戰場逐漸轉向西南，吐蕃兩路夾擊長安，繼而逐鹿中原的夢想破滅。文章認為，唐朝之所以最終守住蜀川，與當地強大的財賦能力為唐軍提供充足可持續的后勤保障密不可分。而從其歷史意義來講，蜀川之安危，系中原之大局，代宗、德宗朝時唐朝與吐蕃在西南鏖戰39年，最終守住蜀川，實屬不易。

再次是吐蕃社會和文化研究。陸離的《吐蕃統治河隴西域與漢藏文化交流研究：以敦煌、新疆出土漢藏文獻為中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一書，利用敦煌、新疆等地出土的漢藏文獻、金石碑銘漢藏文史籍，對唐前期吐蕃在河隴地區的進出與軍政建制，吐蕃統治河隴西域時期的節度使、都督、部落、部落使等問題進行研究，并對其中反映的漢藏文化交流問題作了深入考察和辨析。

世紀末，吐蕃曾發生一次佛教論戰，學術界稱之為“吐蕃僧諍”，即藏文歷史文獻所載“頓漸之諍”。在這次事關吐蕃統治階層信仰選擇的重大辯論中，以印度蓮花戒為首的漸門派最終戰勝漢地以摩訶衍那為代表的頓門派，禪宗西傳吐蕃遭遇重大挫折。從記載來看，藏文史籍《巴協》和敦煌漢文文獻《頓悟大乘正理決敘》是對這次論爭記載最為詳盡的史料，久邁的《“吐蕃僧諍”漢藏史料比較研究——藏史〈巴協〉與〈頓悟大乘正理決敘〉之比較》（《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第4期）一文對《巴協》和《頓悟大乘正理決敘》中關于這次辯論事件的記載進行了對比，通過分析認為兩者有很多內容可以相互補充，也有很多舞弊可以相互鏟除，通過藏漢史料比較、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可顯其真面目。

在吐蕃社會研究方面，《通典》《舊唐書》《新唐書》等古代漢文史書有關吐蕃時期藏族社會存在著“重壯賤老”“貴少賤老”等記載，在歷史上流傳很廣、影響至深。余仕麟在《吐蕃社會“重壯賤老”辨——以〈通典〉等漢文史書為考察中心》（《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第11期）一文中認為，這種記載缺乏直接的藏漢史實材料印證，其記敘內容似乎更多地參考了漢唐時期漢文史籍對北方游牧社會習俗的一種普遍記載，比如《史記》《漢書》《后漢書》《晉書》《隋書》等漢文史書對中原地區周邊所謂“戎狄蠻夷”地區的記載都留下了類似“貴少賤老”“貴壯賤弱”等內容。而從現存的藏族古文獻的記載來看，吐蕃時期的藏族社會并不存在“賤老”的習俗，相反還非常強調“敬老”“崇老”。因此可以認為，以《通典》為代表的漢文史書對吐蕃社會“重壯賤老”習俗的記載，可能是對之前漢文史書中對北方游牧社會習俗類似記載的一個簡單“借用”和“移植”的結果，所記內容與當時吐蕃社會的真實情況完全不同。

最后是宋代吐蕃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少，比如丁柏峰的《淺析唃廝啰政權基本國策對青唐城的影響》（《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第1期）一文，重點分析了唃廝啰政權的建立和發展對其都城青唐城，即今西寧城市的發展產生的影響。文章認為，唃廝啰政權時期掀開了西寧城市發展史上重要的一頁，位于今西寧地區的青唐城因被其確立為都城。由于地處絲綢之路要道，唃廝啰政權又尊崇佛教，使得青唐城從此具有了自己特殊的城市風貌，唃廝啰政權時期尊崇佛教以及維護絲路兩大國策，直接影響了青唐城的城市風貌，使其成為一座廣布佛寺的國際都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