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格薩爾》研究

從發表的漢文論文與論著的數量上來看，本年度《格薩爾》史詩的研究總篇數大約40篇（部），同比過去歷年發表數量來看，呈現下降趨勢。但從關注的問題與角度來看，具有深入史詩內部以及呈現多角度的特點，這是值得肯定的方面。簡言之，這些研究涉及改革開放40年來《格薩爾》史詩取得的成績，特別藝人創作史詩的特點，具體史詩文本及其中的民俗文化內涵，史詩音樂唱腔曲調內部分類與演變，以及相關史詩的其他問題，比如石刻藝術、戲劇表演藝術、外文翻譯、保護傳承等。以下擇要介紹幾篇（部）論文、論著的內容。

降邊嘉措的論文《改革開放40年，〈格薩爾〉研究走向世界》（《中國民族報》11月23日11版）認為《格薩爾》史詩的研究工作，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來，在黨和國家的關心下，從民族地區走向了全國，走向了世界。文章回顧了20世紀50年代開始《格薩爾》史詩在中國文化中引起重視并搶救，到20世紀80年代以來根據作者親身參與《格薩爾》史詩我國學界的搶救保護的實踐，以及至今為止我國政府、學界等各方通力合作、經過40年的努力栽培，最終成為一門名副其實的國際顯學的情況。

次仁平措的《40年西藏〈格薩爾〉工作回顧》（《西藏藝術研究》第2期）從回顧具體的西藏自治區的《格薩爾》工作出發，指出40年來西藏《格薩爾》工作取得如此輝煌的成績，與黨的英明領導與關懷是分不開的。但同時，作者根據自己近20年來主持西藏《格薩爾》工作和項目以及個人研究經驗，指出當前西藏《格薩爾》工作面臨的機構縮小、人才缺乏、投入不定、傳承人熱情減退等重重危機與困難，并提出了相應的對策。作者認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政府職能部門對《格薩爾》保護工作不能貫徹到底；研究機構與研究人員單打獨斗，缺乏集體攻關精神；《格薩爾》專業人才青黃不接，后繼乏人；《格薩爾》傳承人的待遇不高等。鑒于此，當前應重新認識《格薩爾》文化的時代重要性；加強政策支持，加大人、財、物的投入力度，優化整合資源，集體攻關；建立激勵機制，積極調動《格薩爾》傳承人及相關民間組織的積極性和奉獻精神，促進《格薩爾》保護工作持續有效開展。總之，在現有工作的基礎上，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并以其全面指導《格薩爾》工作實踐，進一步加強《格薩爾》史詩的保護力度，使得《格薩爾》事業的研究闡發、教育普及、保護傳承、創新發展、傳播交流等工作協調推進并取得重要成果。

諾布旺丹的專著《詩性智慧與智態化敘事傳統——格薩爾傳承類型的再發現》（青海民族出版社）研究了一位名叫丹增扎巴（1968年生）的來自青海省果洛州的《格薩爾》藝人及其創作史詩的特點。作者認為藏語稱作塔囊（dag snang）的佛教術語譯為漢語為“凈相”，而被用作文學創作者則可稱為“智態化藝人”。因此，作者將這類隸屬于“掘藏藝人”中的“凈相藝人”，稱作智態化藝人并對其創作特點進行了深入的剖析。作者主要以對這類藝人的調查研究為主，借助西方文藝理論如“現象學、敘事學、口頭程式理論、原型批評”等方法，以及參考藏傳佛教尤其是其中的伏藏法宗派，探討了這位藝人創作《格薩爾》的“敘事模式、敘事特質、結構形態以及它的時空維度”等方面的內涵。

四朗格來的《圓光藝人阿旺加措生平及其作品淺析》（《西藏研究》第4期）一文，分析了已故圓光藝人阿旺加措創作的史詩《格薩爾》的藝術特點及其生平。作者指出，圓光藝人阿旺加措

具有

不同于一般藝人的兩個顯著特點：其一便是他從小具有圓光能力，其二便是他經過了正規的佛教僧院教育。但同時，他又與一般藝人一樣，出生并成長于具有豐厚《格薩爾》文化土壤的藏族游牧地區。正是這些因素造就了藝人阿旺加措《格薩爾》史詩的獨特藝術品質。

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區別于一般文盲藝人，阿旺加措與康區其他三位識字藝人一樣，其作品具有傳統文人創作的特點。與康區其他三位自學識字的藝人比較來看，受過正規僧院文化教育的阿旺加措的史詩風格更貼近于經院文化。同時，他的史詩作品也不像這些識字藝人那樣生搬硬套片段的藏族歷史知識，而是將這些歷史與宗教融化于其史詩作品之中。因此，這樣一位優秀史詩藝人的作品，值得我們好好品鑒。

李連榮的《試論〈格薩爾·英雄誕生篇〉情節結構的演變特點》（《西藏研究》第1期）一文，分析了《英雄誕生篇》8個文本的情節結構，指出西藏史詩中講述英雄人物誕生的故事，存在苯教形態、佛教形態以及混合形態的差異。進而認為當下以佛教文化為基盤、融合苯教文化與民間文化構建的《英雄誕生篇》的格薩爾大王的誕生故事，被藝人和民眾認為是最完美的“英雄（國王）誕生”模式。

姚慧的《英雄的意義——藏蒙〈格薩（斯）爾〉“霍爾”之篇漢譯本的文本比較》（《民間文化論壇》第4期）一文，選取了藏、蒙古《格薩（斯）爾》“霍爾”之篇4個版本的漢譯本進行比較，通過對小英雄、格薩（斯）爾哥哥和格薩（斯）爾等英雄人物刻畫特點的分析，指出作為英雄史詩，藏、蒙古兩個民族的《格薩（斯）爾》漢譯文本在英雄形象的塑造與英雄意義的闡釋等方面具有各自模式化的話語表達，以及藏、蒙古民族在英雄模式的框架內賦予英雄之死以民族化處理的文化內涵。

鄭龍吟的《論〈格薩爾王傳〉人物唱段音樂的多樣性——以西藏那曲地區藝人的演唱為例》（《西藏大學學報》第3期）一文，以2013年西藏自治區圖書館采集的西藏那曲地區部分藝人演唱的《格薩爾王傳》人物唱段音樂（共計360多首音調、節奏、速度、情緒、風格各異的唱段）為研究對象，以樂譜分析為研究方式，從音樂本體的角度探究了《格薩爾》人物唱段音樂的結構多樣性、技法多樣性和風格多樣性特點。作者繼承前人研究成果，就其中總結的三種曲式結構即一段曲式、二段曲式與三段曲式，分別舉例一一作了詳細介紹。同時總結了人物唱段音樂傳承、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旋律發展手法和段落組合技法特點。作者認為，《格薩爾》人物唱段所具有的風格多樣的曲調特點，實際上是對藏族傳統音樂博采眾長匯聚而成的一種表現。《格薩爾》人物唱段音樂的傳承與創編并非基于一般意義上的體系化與專業化，而是基于本能的音樂感知與民間的音樂智慧以及儲存在藝人記憶中的音樂詞匯的一種統籌展示。

童學軍、郭曉虹的《玉樹佐青寺格薩爾誦經調特點分析》（《青海師范大學學報》第5期）一文，通過分析玉樹佐青寺格薩爾誦經調曲式結構、旋律特點及音樂形態等特點，指出寺院中的這種“格薩爾誦經調”與民間藝人的格薩爾唱腔之間存在本質不同。進而認為，民間藝人的格薩爾史詩音樂是“活態”傳承的鄉土精華，而寺院中的格薩爾誦經是引導人們對待人生的審美態度和音樂精神。

本年度還有不少論文關注了與《格薩爾》史詩相關的其他藝術形式以及保護、傳承等方面的理論探討，限于篇幅，在此不再一一贅述。

總體上來看，本年度的藏族文學研究，盡管從關注的范圍與探索的深度上依舊存在諸多不足，但仍然呈現出了逐漸前進的態勢。比如“古代文學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尤其是關于藏族文學史編寫問題的思考和文學體裁“古爾”與“魯”的發展演變的分析，具有積極的意義。當代文學批評中出現關注藏文創作，也是一個值得欣喜的開始。《格薩爾》史詩的研究，也表現出了研究范式方面的積極探索與革新的特點，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