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度藏族文學研究，主要從古代文學研究、當代文學批評、民間文學研究和《格薩爾》史詩研究等幾個方面展開敘述。其中古代與當代的劃分是以新中國成立的時間作為了二者的區(qū)分點，這里“古代文學”的含義更接近“傳統(tǒng)文學”的內容。《格薩爾》史詩本應屬于民間文學的范疇，由于關注其研究的論文數(shù)量較多，另列為一個單元進行介紹。

一、古代文學研究

本年度在藏族古代文學研究方面，從其廣度與深度上來看，均有較大程度的推進。首先，崗措的《〈藏族文學史〉漢藏多種版本編寫評述》（《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第2期）一文，比較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編寫的幾部具有影響的漢藏文《藏族文學史》的特點。結合作者的教學實踐以及這幾部文學史在國內各相關大學的使用情況，作者分析了各自的優(yōu)劣以及產(chǎn)生的效果，進而提出了改進編寫藏族文學史的建議。

在眾多的漢藏文《藏族文學史》中，作者著重比較了具有代表性的兩種藏族文學史，即馬學良主編1994年漢文版和扎布主編2002年藏文版。認為二者的主要區(qū)別在于編纂體例不同：一方面，漢文版對藏族歷史發(fā)展的斷代是以中央政權更迭為參照，屬于粗線條的劃分;藏文版則以地方勢力的政權更迭為準，相對劃分更細致些，更能反映藏族文學不同時期的特點。另一方面，漢文版藏族文學是以西方文藝理論的分類法進行分類，而藏文版則以藏族傳統(tǒng)的分類法和部分西方文藝理論的分類法，兼而有之地進行分類。但二者的共同特點均是沒有照顧到象雄—苯教文學、藏族民間文學與當代文學內容。而晚近（2009—2013年）出版的恰嘎·多杰才讓等編著藏文《藏族文學史》六卷本則適當?shù)貜浹a了上述文學史中欠缺的“象雄—苯教時期”與“當代文學”部分。鑒于上述特點，作者認為，今后編著《藏族文學史》應該以藏族文學本身的發(fā)展脈絡作為分期標準；應重視藏族民間文學和當代文學內容；同時，隨著對藏族文學作品的深入研究與分析，應該更加科學地將藏族特有的文學體裁充實到世界文學分類之中。

謝后芳的《試論藏族詩歌“古爾”與“魯”》（《中國藏學》第1期），比較全面地分析了“古爾”與“魯”兩種詩歌在藏族文學史上的發(fā)展歷程及其特點。作者認為，從這兩種詩歌最初出現(xiàn)的吐蕃時期的文獻記錄來看，二者均是適合于“歌唱”的詩歌形式。只不過“古爾”多指國王的“歌”，而“魯”顯然是大臣的“歌”，即二者的差別僅僅在于，前者是敬詞而后者是普通詞匯。但兩者隨著后期在伏藏文獻、“道歌”、《格薩爾》史詩、藏戲乃至于晚期的“古爾瑪”中漸次出現(xiàn)，而且其形態(tài)逐漸發(fā)生分段體或自由體、六言體到九言體等的變化，可以看到“古爾”逐漸演變成了具有宗教內涵的“專門歌”，而后者（魯）則更加凸顯了其“民歌”原有的特色。總之，“古爾”或“魯”這一詩歌形式，從古至今在整個藏族地區(qū)流行不衰并不斷發(fā)展，成為藏族文學花園中永不凋謝的一朵奇葩。

索南才讓的《宗喀巴〈緣起贊〉思想解析》（《法音》第5期），探討了作為藏族文學史上美文的宗喀巴《緣起贊》的思想內涵。盡管挖掘其思想內涵是宗教哲學探討的主旨，但通過解讀該文的深邃精神，卻也有助于我們欣賞《緣起贊》所表達的情懷。正如作者指出，宗喀巴《緣起贊》是中觀思想的結晶，它所反映的緣起性空思想既是對前人思想的總結，也具有創(chuàng)新，自圓其說，自成體系，標志著藏傳佛教的中觀思想經(jīng)過幾百年的激烈討論后趨于統(tǒng)一，完成了對印度佛教中觀思想的革新發(fā)展，形成了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的藏傳佛教中觀哲學思想。

此外，本年度關于《薩迦格言》與《倉央嘉措情歌》的研究，也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績。比如陳一蘭的《倉央嘉措“情歌”原作和漢語翻譯問題初探》（《中國藏學》第1期）等在深入分析原作多種版本的差異以及比較多個漢譯文的特點方面，較之此前研究更加細致入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