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區域發展研究

楊丹、楊錚等人的《拉薩市農牧區民生發展調查報告（2017）》（人民出版社）一書，對拉薩市農牧區民生狀況、隔離度與生活滿意度、健康與飲用水、普惠金融、牦牛與民生等進行了研究。該書認為拉薩市農牧區教育體系已形成，職業教育、高等教育不足，醫療總體發展速度快、水平依然較低，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成、服務質量有所提升，社會服務總體發展迅速、局部發展不均衡，交通基礎設施不斷增加、維護成本高，依然是拉薩市農牧區公共服務存在的主要問題。全書共8章。

田旭的《西藏區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研究》（中國藏學出版社）一書，提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可視為集合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區域成本差異、人口密度等諸多限制條件的目標函數”的概念，實證分析西藏區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的區內外差異，并從獨特的地域條件、區域經濟發展失衡、制度設計缺陷、政府協作治理失效四方面進行解析，提出推進西藏區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前提、根本、關鍵、制度保障、合理選擇和助推器等政策建議。全書共8章。

唐劍、張堙的《多重維度視閾下藏族聚居區全面小康社會的實現路徑》（經濟科學出版社）一書共8章，主要分析了藏族聚居區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的基本路徑、民主政治建設工作分析、經濟發展現狀分析及問題、文化資源開發利用及文化產業發展現狀問題、生態環境及問題、和諧社會建設。就和諧社會建設提出加快經濟發展、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加強民族團結進步、轉變發展理念、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改善寺廟管理等對策。

莊天慧等人的《四省藏區多維貧困及其治理對策研究》（科學出版社）一書共9章，主要內容包括多維貧困與貧困治理理論動態、多維貧困現狀、農牧戶多維貧困測度、特殊群體多維貧困分析，分析生態扶貧、電商扶貧、公共服務扶貧、旅游扶貧、對口支援等貧困治理措施，分析多維貧困治理成效，總結出“雙輪驅動”“三位一體”“多元化發展”的貧困治理模式以及“協同治理”“相機治理”的貧困治理模式構建，提出從強化機制、組織、資金、服務、產業保障等方面進行多維貧困治理保障體系研究。

李元元的《經堂與市場之間：青海黃南藏族自治州唐卡文化產業與民族社區發展研究》（民族出版社）一書共7章，主要包括唐卡的昨天：金色谷地的藝術明珠，唐卡的今天：經堂與市場之間，黃南唐卡文化產業的發展模式，擴大的市場：黃南唐卡文化產業的市場特征，黃南的民族社區：歷史、文化與主體，唐卡文化產業化背景下的民族社區發展。該書認為黃南唐卡文化產業的建構和發展是轉型期中國社會結構變遷與市場轉型背景下的“社會行動”；民族文化產業發展對文化傳統具有包容性；民族文化產業市場具有多元結構；黃南社區發展動力開始從外源性向內源性轉變。

周蓉、胡潔的《拉薩市智慧城市生態系統的管理研究》（《西藏研究》第3期）一文，認為拉薩市作為全國智慧城市的試點城市之一，在全面打造“智慧拉薩”，提升城市綜合實力、創新社會管理、促進拉薩市可持續發展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是面對龐大的智慧城市生態系統，拉薩市仍舊存在管理方面的難題，需要從管理的后期運營、建立綜合協調機制、完善規章制度以及因地制宜等方面著力，以期推動拉薩智慧城市又好又快發展。

莊皓、王靜的《突出需求導向擴大西藏公共服務有效供給——基于拉薩市城區公共服務滿意度的調查分析》（《西藏研究》第4期）一文，認為目前拉薩市城區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整體滿意度在藏漢民族間不存在顯著差異，但在醫療衛生、義務教育等不同領域存在類別差異和結構差異，且存在著明顯短板。當前迫切需要建立需求導向的精細化公共服務供給體系，充分發揮市場在公共服務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切實強化公共服務人才支撐，不斷擴大公共服務有效供給，持續提升公共服務投入效率和發展水平。

蘇芳、鄭亞萍的《甘南牧區勞動力轉移背景下留守農戶生計策略選擇》（《干旱區地理》第4期）一文，總結典型的勞動力轉移農(牧）戶家庭主要的生計策略模式，揭示了甘南牧區勞動力轉移對留守農(牧）戶生計策略選擇的作用關系。認為轉移勞動力文化水平、勞動力轉移的外出時間、務工去向與轉移勞動力工種類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留守農(牧）戶生計策略的選擇。

李軍環、蔣悅的《人地關系下藏族傳統聚落更新發展探析——以甘肅文縣白馬河流域為例》（《城市建筑》第17期）一文，分析調查點藏族傳統聚落的現狀特征和產業發展現狀問題，結合傳統聚落有機更新，提出產業發展、產業布局、空間更新的策略，使傳統聚落中“人”的居住生活環境得到改善，“地”的人文自然環境得到可持續發展。

李雪萍的《轉型期藏族農牧民生計適應的復雜樣態與內在邏輯》（《江漢論壇》第9期）一文指出，青藏高原上的農牧民對牦牛惜殺惜售，對蟲草則過分采集，顯現了農牧民生計適應雙重邏輯，市場適應未能取代生態適應，二者都是牧民的自適應，顯示政府尊重農牧民選擇的自適應與他適應的有機結合。意涵著藏民族內部存在著自然—經濟—社會關系的復雜樣態，需要進一步研究經濟如何更適宜地嵌入自然和社會文化之中，即引導和規制“短時段—部分性”的市場適應，并將其合理地契合到“長時期—整體性”的生態適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