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族與宗教研究

陳瑋、張曉軍等人的《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州創建路徑探索——以玉樹藏族自治州實踐為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一書共9章，敘述了玉樹州創建全國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州的實踐探索，包括民族團結進步創建活動進機關、進企業、進村（社區）、進鄉鎮（街道）、進學校、進寺院、進家庭、進軍營的情況。

鐵建設、蘇志強主編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民族團結史》（青海民族出版社）一書共9章，總結海西州民族團結工作的“五個抓”，分別為抓“本”，抓住民族團結的根本制度是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抓“命”，抓住民族地區發展的命脈；抓“心”，解決好民生問題；抓“根”，緊緊依靠群眾；抓“魂”，抓住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彭毛卓瑪的《社會記憶與社區建構：一個城市邊緣藏族村落社區的人類學研究》（甘肅民族出版社）一書，以宗曲流域藏族社區的發展為背景，通過田野調查，對該村的經濟生活、宗教文化、社會結構、民俗婚姻及當下城市化轉型過程中的困境等進行了民族志書寫。重點研究了瑪藏德哇在族群認同、社會記憶及政治參與中顯現的行為模式，討論了在多元文化和現代化背景下，村落社區的構建過程及其在宗曲流域藏族社區發展中的典型意義。

白瑪措的《青藏高原牧區信仰禮儀中的“互惠”關系研究》（《西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2期）一文，分析了信仰禮儀開支的類別及比例，以此反映“禮物”往來在其信仰禮儀中的表達及其社會關系互動。文章認為供奉和布施以一種系列性的贈送儀式構成牧民日常信仰禮儀中的重要內容，這些贈送儀式通過不同的場景獲得展現和構建。

馬永龍的《西藏世居穆斯林及其文化變遷研究》（《青海民族研究》第1期）一文，認為伊斯蘭教隨著穆斯林的遷入而植根于西藏，伊斯蘭文化與藏文化在長期接觸中形成了雙向互動、和諧共生的發展模式。伊斯蘭文化不斷借鑒和吸收藏文化的精髓，通過自身文化的變遷實現了其在西藏的本土化，從而使西藏伊斯蘭文化獨具特色；同時，伊斯蘭文化以特殊方式融入藏文化中，豐富發展了藏文化體系。

石碩的《藏彝走廊多民族交往的特點與啟示》（《中華文化論壇》第10期）一文，認為藏彝走廊是一個民族眾多、文化多樣性十分突出的區域，民族交往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主觀上民族觀念淡薄、民族界線模糊；二是文化普遍持包容態度，使各民族在文化上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藏彝走廊多民族交往的特點，對于我國多民族國家正確處理民族關系具有重要借鑒和啟示意義。

劉琪的《民族交融視域中的“藏回”——基于云南省德欽縣升平鎮的實地考察》（《民族研究》第2期）一文，認為升平鎮“藏回”被整合進當地各民族彼此交融的社會生活之中，具有“內回外藏”的特點，其文化體系呈現出回族伊斯蘭文化與藏文化交織的狀態。“藏回”最重要的內涵是回藏之間相互依存、共生共榮的關系，這種關系是在尊重差異、限制差異、尋求融合的基礎上形成的，構成了日常生活中相互聯結的基礎。

葛俊芳的《圖像與觀看：藏族家庭佛堂圖像的人類學考察》（《宗教學研究》第2期）一文，認為佛堂圖像作為藏族獨特的集體表象，在文化認同和民族認同中起著標識作用。文章闡釋藏族普通民眾在日常生活中，面對紛繁深奧的佛堂圖像，如何以主體的身份建構出一套獨特的視覺范式，并在對圖像的多樣化、差異化的解讀中，如何塑造自己的社會行動和宗教經驗，從而豐富民族性、視覺性的宗教文化研究。

尕藏杰的《尼泊爾藏裔族群社會文化調查——以保達納斯藏裔族群社區為例》（《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2期）一文，界定藏裔族群為在語言、文化、宗教及風俗習慣等方面至今與中國藏族有一定關系的族群總稱，其中尼泊爾是藏人和藏裔族群主要分布地之一。尼泊爾現有達芒和夏爾巴等幾十個藏裔族群，主要居住在喜馬拉雅南麓高山地區。文章對保達納斯藏裔族群的社會組織、教育機制、宗教信仰及婚姻狀況等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