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苯教研究

本年度苯教研究成果比較豐富，包含文獻、儀軌、人物、寺院、佛苯關系等方面。

和繼全的《納西東巴文藏語音讀苯教文獻〈吉祥經(jīng)〉譯釋》（《西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1期）首次還原并翻譯了東巴文藏語音讀苯教文獻《吉祥經(jīng)》。指出納西東巴文藏語音讀苯教《吉祥經(jīng)》在納西族民間主要用于超度東巴的儀式中，有多種抄本留存，其內(nèi)容主要以自天地、苯教圣地、神靈、圣物等處招福為主。東巴文藏語音讀苯教《吉祥經(jīng)》是用東巴文記錄藏語苯教文獻的特殊語料，對研究東巴教與苯教的歷史關系具有較高的資料價值。同時，作為含有特殊語言現(xiàn)象的文獻資料，也是研究語言接觸、文字運用等問題的重要資料。與此類似的另一篇論文是仇任前的《苯教〈蝙蝠經(jīng)〉研究》（《宗教學研究》第2期），文章指出《蝙蝠經(jīng)》具有宗教神話故事和儀式文本的雙重特點，它以苯教歷史文化人物貢孜神變王和蝙蝠帕旺貢布之間的對話形式完成文本敘事，賦予蝙蝠多種動物的集合特性。蝙蝠在苯教中扮演溝通神人之間的使者的角色，苯教經(jīng)書和東巴教文獻對蝙蝠的敘述有異曲同工之妙，對于二者宗教文本的比較研究，可以加深苯教與東巴教等西南少數(shù)民族宗教之間關系的認識。

近幾年阿旺嘉措在苯教研究領域取得較大成就。他發(fā)表的《從敦煌藏文寫卷看苯教徒的宗教功能》（《中國藏學》第2期）一文依據(jù)敦煌藏文苯教文獻，探究苯教徒在當時的身份和功能。指出其宗教功能主要是打卦解惑、主持垛術及治療、招福、主持殯葬儀軌等。一個重要信息是辛饒米吾的名字在敦煌文獻中記載了12次，他是作為一個重要祭司身份出現(xiàn)的。以此斷定，苯教徒在古代藏族社會扮演著宗教儀軌主持者的角色。

永保藏翻譯的杰福利·薩繆爾論文《回顧苯教身份問題——喜馬拉雅山脈地區(qū)的苯教祭祀和祭祀儀式》（《青藏高原論壇》第3期）詳細研究了通稱為苯教的祭祀儀式。尼泊爾、印度和不丹藏族文化開展的人類學研究表明，從許多方面來看，苯教是一個隱含和不明確的術語。通過對比昆波(Khumbo）、特(Te）、塔芒(Tamang）、錫金和不丹的異同，得出苯教這個稱號常用于理解不受制于佛教和雍仲苯教結構、實際與空間影響的村莊宗教多樣性。

王含章、阿旺嘉措《迭部藏族的民俗宗教“垛”(gto）及其文化內(nèi)涵分析》（《宗教學研究》第1期）采用人類學田野調(diào)查方法，記述了迭部地區(qū)垛節(jié)的詳細過程，并嘗試對其宗教文化內(nèi)涵進行分析與討論。指出禳解儀軌“垛”是苯教重要的儀軌傳承，迭部地區(qū)的民俗節(jié)日“垛”是此宗教儀軌民俗化、節(jié)日化的表現(xiàn)形式，具有豐富的象征意涵和現(xiàn)實功能。

郭萍發(fā)表的《松潘地區(qū)苯教大鵬鳥形象的多元化背景》（《宗教學研究》第2期）試圖從現(xiàn)存岷江上游松潘地區(qū)苯教寺廟的踏查資料中，考述大鵬鳥形象特征的多元化生成背景，并探尋變化的根源，認為大鵬鳥在多元信仰中具有重要的調(diào)和作用。

劉潔《工布苯日神山崇拜的“新苯派”特點與佛教化演變趨勢》（《黑龍江民族叢刊》第2期）針對工布苯日神山崇拜的神祇體系和祭祀儀軌的文獻對比研究表明，自公元8世紀開始出現(xiàn)的“新苯派”，可謂苯教與藏傳佛教相互融合的產(chǎn)物，工布苯日神山亦在此時期成為佛、苯共同信仰的對象。藏傳佛教后弘期，新苯派在藏地逐步發(fā)展成為苯教的主流教派。有清一代，以新苯派為主的工布苯日神山崇拜體系，主要朝向佛教化的演變軌跡發(fā)展。此外，劉潔出版了專著《工布苯日神山崇拜研究》（青海民族出版社），該書以古藏文文獻《工布苯日神山志》為基礎，從歷史學、文獻學、邊疆史地、宗教學等多個角度出發(fā)，提出象雄文明的東漸傳播、西藏歷史地理的圣地移植特點、新苯派的佛苯互融趨勢、古藏文圣地志類文獻的層累式架構等一系列學術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