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傳播與影響研究

朱麗霞的《藏傳密宗與“中華國族”的構建——民國時期漢地僧人的藏密觀》（《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8期）對民國時期藏密傳入漢地的緣由進行了分析。指出漢地佛教界認為藏密無論是在精深程度、發展規模、戒律以及佛經翻譯方式、密典數量、修習次第、律儀等方面有優勝之處，因此成為漢地佛教的“參考”和取法對象。民國密教的興起與發展是在當時中國民族文化重塑語境中，漢地佛教文化重構的一種努力。除了佛法體系完備性的需求外，民國漢地佛教界認為溝通漢藏佛教對建成“中華國族”、溝通中華五族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另外，楊孝容的《論民國時期作為中國佛教教育中心的漢藏教理院》（《宗教學研究》第1期）依據原漢藏教理院期刊檔案文獻及民國佛教報刊相關資料，經由考察漢藏教理院的學制、招生及學生畢業情況、學生來源等，揭示其對川渝及相鄰地區佛教乃至當代中國佛教特別是佛教教育的影響。

徐東明的《從觀音法門在吐蕃的傳播看漢藏佛教的交流和互動》（《西藏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第2期）認為漢、藏兩族佛教僧人的譯經弘法活動，對吐蕃觀音法門的完備和傳播及其觀音信仰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貢獻，觀音信仰也成為漢藏等多民族佛教文化交流的紐帶和寄托，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發揮了重要作用。祁桂娟的《明代漢藏兩地佛教戒律改革探析——以宗喀巴改革與晚明漢地叢林改革為例》（《中國佛學》第1期）回顧兩地戒律改革之背景，并對兩次改革內容和異同之處進行分析和總結。認為宗喀巴及晚明漢地高僧如祩宏、古心如馨等在矯正佛教流弊、清肅佛門風氣、發揚義學方面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

劉俊哲的《吐蕃時期佛教哲學傳入西藏的價值、特點與影響》（《宗教學研究》第4期）對佛教哲學傳入吐蕃的歷程及特點作了探討。指出這是當時吐蕃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是上層統治者和下層民眾的自覺抉擇，而且又是由佛教哲學本身的價值所決定的。佛教哲學是在吐蕃時期傳入吐蕃社會的，這種時空的特殊性決定了它傳入的進程、方式、內容和接受等方面的自身特點。雖然沒有在當時催生出具有本土特性的藏傳佛教哲學，但對后弘期藏傳佛教各派哲學的產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論資源。類似的文章有索南才讓的《佛教在西藏本土化的思想歷程及其特點——以蓮花生、阿底峽、宗喀巴為主》（《西藏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第5期），其主旨為佛教傳入西藏后經歷了漫長的本土化過程，經過了吐蕃佛教、宗派形成與思想紛爭、格魯派創立和藏傳佛教完全形成三個發展階段，蓮花生和寂護師徒、阿底峽、宗喀巴作為三個階段的代表人物，將主要精力放在解決觀與行、空與有、止與觀的關系方面，通過程式化的修行方法，最終解決了一對對矛盾，建立了富有西藏特色、藏族特點的藏傳佛教思想體系和實踐方法。

王洲塔、姜馥蓉的《藏傳佛教在河西走廊的社會融入——宗教“在地化”的個案考察》（《青海民族研究》第4期）通過對金塔寺在地方漢族社會的身份建構、信徒獲得及信仰維護的動態過程中的觀察，認為金塔寺作為文化進入的一方，實現與地方文化價值的互補才是其“在地化”、避免在地方社會被邊緣化的最終歸向。這不僅是藏傳佛教，或許也是所有宗教“在地化”的最終歸向。張世均《“一帶一路”倡議下青藏高原地區宗教文化對外傳播的路徑與對策——以西藏自治區藏傳佛教與印度佛教交流為例》（《世界宗教文化》第2期）在介紹印度和中國西藏自治區佛教信仰狀況的基礎上，論述了地處青藏高原核心區域的西藏自治區與印度進行佛教文化交流的基本情況和政策保障，提出了交流路徑與對策。

索端智的《青海黃南隆務寺“毛蘭姆”法會田野調查》（《青海民族研究》第4期）研究隆務寺祈愿法會“毛蘭姆”，指出法會儀式過程反映出社區內部的權利和以寺院為中心的“信仰圈”的內聚結構關系，實現了社區成員間的連接，為社區整合提供了有效的形式；文厚泓的《藏傳佛教對西藏現代政治文明建設的作用初探》（《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科版第一期）一文從多維度探討了藏傳佛教對現代政治文明建設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

朱麗霞所著《藏漢佛教交流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以中國歷史朝代為時間軸，分別探討了藏漢佛教之間的人員往來、思想傳播、藝術交流、典籍譯介等問題，全面揭示了藏漢佛教交流的途徑、方法、形式、影響、意義等，系統地闡釋了藏漢佛教相互交流、傳播、影響的歷史進程，對把握藏漢佛教交流的宏觀歷史視域與具體歷史基礎有一定幫助。

明·額爾敦巴特爾所著《16—18世紀蒙古佛教史研究》（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利用蒙古、漢、藏文等基本史料，對藏傳佛教格魯派高僧內齊托音一世（1587—1653）在漠南蒙古地區傳教的特點和作用，蒙古大汗和蒙古右翼土默特萬戶首領等蒙古統治階層對藏傳佛教所采取的態度、政策以及清廷對蒙古佛教政策的內容、作用等重要問題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