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藏學研究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作用
杜永彬
作者簡介:
杜永彬,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摘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我國民族工作理論的發展和創新,是做好新時代民族工作的主線,對指導新時代的藏學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文章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以貫徹落實中央民族工作理論和民族政策,以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戰略思想為宗旨,以新中國70多年的藏學研究成果為依據,注重涉藏研究的民族因素、區域因素和治理因素,從4個視角探討藏學研究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作用:一、中國藏學研究的指導思想和研究方法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作用;二、西藏與其他涉藏地區研究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作用;三、藏族和其他民族與民族關系研究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作用;四、歷代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關系研究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作用。
關鍵詞:中國藏學;藏學研究;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我國民族工作理論的發展和創新,是新時代做好民族工作的主線,對指導藏學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目前,學術界對于涉藏領域有關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研究已取得可喜的進展,據知網、萬方數據庫等查詢結果顯示,2018—2021年年初,涉及西藏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的報刊文章和學術論文共有16篇,新創刊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也從一定程度上推進了涉藏領域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研究。筆者認為,中國藏學研究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作用主要體現在“四個注重”:注重指導思想、注重區域因素、注重民族因素、注重治藏因素。本文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貫徹落實黨中央的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以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戰略思想,以新中國70多年的藏學研究成果為依據,分別從指導思想、區域因素、民族因素、治藏因素等視角探討中國藏學研究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作用。
一、中國藏學研究的指導思想和研究方法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作用
中國藏學研究十分注重藏學研究的指導思想和研究方法。指導思想和研究方法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國特色的現代藏學方法論體系應當有3個層次,即最根本的方法論原則——唯物辯證法、一般的科學方法論(中間層次)、藏學的具體方法論。最根本的方法論原則,就是藏學研究的指導思想。
(一)中國藏學研究的指導思想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作用
中國藏學研究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是中國藏學研究者形成對涉藏地區的認識、形成學術觀念和提出學術觀點的重要因素,也是形成中國人的西藏觀的重要因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藏學專家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新時代黨中央的治國方略、治藏方略和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統戰政策為遵循,承擔“兩個服務”的神圣使命,以“經世致用”和“參與研究”為出發點,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在藏學領域辛勤耕耘、潛心鉆研,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不僅推動了中國藏學事業的發展和繁榮,促進了中國藏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建設,形成了藏學研究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而且對推進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區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民生改善、民心凝聚、宗教和順、生態平衡和治理現代化發揮了重要作用,對促進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區各民族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藏學專家認識到,促進涉藏地區各民族樹立正確的國家觀、歷史觀、民族觀、文化觀、宗教觀,增強涉藏地區各民族的國家意識、公民意識、法治意識,堅定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高度認同,不斷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全面貫徹黨的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和創建,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促進涉藏地區各民族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使各民族人民人心歸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團結奮進的強大精神紐帶,是中國藏學研究的宗旨和中國藏學專家擔負的神圣使命。
不同的藏學研究指導思想,得出的學術觀點和認識具有本質的區別。在西方藏學界,一些藏學專家在研究西藏和藏族時,只關注西藏的民族特點,忽視西藏的區域特點;只注重西藏同內地的差異、藏族同其他民族的不同,忽視西藏和中原及內地的共性,忽視藏族與漢族和其他民族自古以來的交往交流交融,忽視歷代中央政府對西藏的治理和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的隸屬關系,必然導致對西藏、藏傳佛教的神化和想象,對新西藏的巨大變化和中國共產黨的治藏方略的誤讀甚至誣蔑。
(二)藏學研究方法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作用
中國藏學與國外藏學在研究方法上既有相同性,又因歷史文化差異和國情不同而存在明顯不同,由此形成中國特色的藏學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中國藏學專家既遵循一般的科學方法和藏學的具體研究方法,又十分注重涉藏地區研究的民族因素、區域因素和治藏因素,并注重藏學研究的“三維視野”。
第一,遵循通用的研究方法運用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如人文科學的研究方法(歷史學、考古學、語言學、人類學、宗教學等),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地理學、生態學、醫學、天文學、歷算學等);利用多語種的文獻和材料,如藏文、漢文、蒙古文、滿文、英文和其他西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等)、日文、印地文、梵文等文獻和檔案;采用多種研究方式,如實地調查、個案研究、比較研究等。
第二,注重涉藏地區的3個因素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是民族因素和區域因素的有機統一。因此,中國藏學專家研究藏學,注重民族、區域、治藏3個因素,涉藏地區皆為中國領土的地理單元,涉藏地區的藏族和其他民族都是中國多民族大家庭成員,自元朝以來涉藏地區都為中央政府治下的行政區域。相比較而言,國外藏學界尤其是西方藏學界,把涉藏地區的民族因素和區域因素混為一談,對中國涉藏地區的研究和認識,主要關注民族因素,忽視區域因素和治藏因素,由此導致其在看待涉藏地區和藏族與中國其他地區和其他民族的關系時,只看到特殊性和差異性,看不到普遍性和共性,有意無意地把作為地方名稱的西藏等同于民族名稱的藏族,進而混淆西藏和涉藏地區,把只是一個行政單元的西藏,等同于整個涉藏地區,甚至別有用心地把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隸屬關系稱為所謂的“供施關系”。
第三,注重藏學研究的“三維視野”中國藏學研究注重涉藏地區視野、中國視野和國際視野:一是注重對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區的歷史和區情的研究及認識;二是注重對中國的歷史和中國國情的研究和認識,注重對中央政府的治國方略、治藏方略、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統戰政策等的研究和認識;三是注重對世界各國的歷史和世界大勢的認識,對國際涉藏問題的歷史和態勢的研究和認識。然而,在國外尤其是西方藏學界,由于大多數藏學專家都不懂漢語文,難以利用漢文文獻、檔案和相關藏學論著,也就難以理解中國歷史是由中國各民族共同締造的、大一統觀念是中華民族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和中國歷史發展邏輯、中國的國情和新中國的治藏方略,導致一些西方人對中國西藏的神化和想象、對新西藏和新中國治藏方略的誤讀,制造出所謂“供施關系說”“滿蒙非中國說”“西藏獨立論”等無稽之談。顯然,缺少中國視野是國外藏學尤其是西方藏學的一個硬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藏學研究人員以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通過對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區的研究、對藏族和其他民族與民族關系的研究、對歷代中央政府治藏和與西藏地方關系的研究,充分發揮了中國藏學研究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作用。
二、西藏與其他涉藏地區研究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作用
中國藏學研究注重涉藏地區的區域因素與區域研究。中國藏學研究人員在對西藏加以研究的同時,也注重對川、青、甘、滇涉藏地區的研究。新中國70多年的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區研究取得的豐碩成果,對促進涉藏地區各民族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西藏研究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作用
70多年的西藏研究,在西藏的歷史、社會、經濟和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豐碩成果。西藏歷史和考古研究,如《西藏通史》(8卷)和《昌都卡若》等,深化了對作為區域和地方的西藏歷史和現狀以及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組成部分的認識,揭示了西藏的遠古文化受到中原遠古文化的影響。通過研究血型、蛋白質等多種遺傳標記,并從分子遺傳學角度對比分析基因結構,人類遺傳學家已經證實:現代漢族和現代藏族的先民,同出于共同的遠祖。語言學家通過對詞匯、語法、語音等重要語言要素的大量對比分析,認為藏語和漢語之間內在地具有十分密切的聯系,因此在世界語言學研究上,將它們共同劃歸為漢藏語系??脊艑W家通過對西藏的出土文物進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得到多學科研究成果有力支持的結論認為:西藏地區早在舊石器時代就與黃河流域存在著極為明顯的共同文化因素;西藏古代各期考古文化與中原地區、西南地區、特別是西北地區的同期文化之間,有許多相同或相似的特征;西藏與西北地區、中原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交往源遠流長,可以上溯到史前時期?!蔽鞑卣魏头裳芯?,揭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特別是西藏和平解放70多年來,政教合一的西藏封建農奴制度被廢除和百萬農奴翻身得解放,新西藏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央的西藏政策和新時代治藏方略對促進西藏的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社會和諧、民心凝聚、宗教和順、政治昌明、生態平衡和治理現代化的巨大效力;探討了西藏法規的產生、發展和變化,揭示了西藏法規與國家法律的關系。國外涉藏研究,探討了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西藏、干涉中國內部事務的歷史和現狀,“西藏問題”的由來與根源,西藏各族人民同祖國各族人民一道反對外國侵略干涉西藏的斗爭歷史,當代國外“藏獨”勢力、西方反華勢力和海外民族分裂勢力打“藏獨牌”“西藏牌”和“分裂牌”的圖謀,闡明了西藏各族人民和祖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的反分裂斗爭。西藏文化、藝術、教育和體育研究,探討了西藏文化、藝術、教育和體育的起源、發展、演變和特點,西藏文化、藝術、教育、體育與祖國其他地方藝術的交流和交融,揭示了西藏文化、藝術、教育和體育是中華文化、藝術、教育和體育的組成部分。西藏宗教研究,探討了西藏地方藏傳佛教和其他宗教并存的民間信仰和民間宗教的歷史和現狀,揭示了藏傳佛教對民間宗教的影響和民間宗教對西藏社會和民眾的影響。西藏經濟研究,探討了西藏經濟的歷史和發展變化,西藏與其他涉藏地區和民族地區及祖國內地的經濟交流,茶馬貿易對西藏和內地經濟的影響,揭示了新西藏的經濟建設成就,全國支援西藏、西藏的民生改善、小康建設和現代化建設成果。西藏科學技術研究,探討了西藏的科學技術的歷史和發展變化,科學技術對西藏社會發展和民眾生產生活的影響,揭示了西藏的科學技術與祖國其他地區科學技術的交流和影響。西藏的地理和生態研究,探討了西藏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經濟地理的歷史演變、特點和規律,對西藏居民的生產生活和社會發展的影響,論證了作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極”“亞洲水塔”一部分的西藏高原的地位和影響,認識到西藏是國家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
(二)其他涉藏地區研究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作用
其他涉藏地區的研究,主要研究川、青、甘、滇涉藏地區。70多年對其他涉藏地區研究,無論是在傳統的康區研究和安多研究,還是在現代的川、青、甘、滇涉藏地區研究領域,都取得了大量成果,探討了這些地區與祖國內地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聯系,這些地區的各族人民與祖國內地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歷代中央政權對于這些涉藏地區的管轄和治理。西藏與其他涉藏地區研究,從區域因素的視角揭示了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這一客觀事實。
三、藏族和其他民族與民族關系研究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作用
中國藏學研究注重涉藏地區的民族因素與民族關系研究。新中國70多年的藏族和其他民族與民族關系研究取得的豐碩成果,對促進涉藏地區各民族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藏族研究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作用
藏族研究與西藏研究和其他涉藏地區研究,既存在密切聯系,又具有明顯區別:西藏和涉藏地區研究是區域研究,藏族研究是對涉藏地區的單一民族藏族的研究。藏族語言文字研究,探討了藏文和藏語的歷史和發展演變的特點和規律、藏文和藏語同屬漢藏語系的歷史和演變,藏文藏語同漢文漢語的交流和相互影響(如藏文藏語中的漢文借詞等),藏文藏語同祖國其他民族語言文字的交流和相互影響(如藏文與蒙古文、滿文等文字的關系)。藏族文化和教育研究,探討了藏族文化和教育的歷史和發展演變的特點和規律,藏族文化和教育與祖國其他民族的文化和教育的交流和影響,揭示了藏族文化和教育是中華文化和教育的組成部分。藏族史學和學術史研究,探討了藏學的起源和發展、傳統藏學與現代藏學的關系,藏學與其他民族的學術交流和影響,新中國藏學研究取得的顯著成就,揭示了藏學是中華民族學術史和中國學術史的認識。藏族文學研究,如《藏族文學史》和《格薩爾》史詩的收集、整理、翻譯、研究、出版等,探討了藏族文學的歷史和現狀,揭示了漢族文學作品在藏族地區的流傳和藏族文學與漢族和其他民族文學的交流和相互影響。藏族藝術史研究,探討了藏族藝術的歷史、演變和現狀,藏族藝術與漢族和其他民族藝術的交流和交融。藏族宗教和哲學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中華大藏經·藏文部分》(《甘珠爾》和《丹珠爾》)對勘本、《西藏佛教發展史略》《論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藏傳佛教思想史綱》等,探討了苯教、藏傳佛教和藏族哲學的歷史、變化、特點和影響,藏族的宗教和哲學同其他地區和民族的宗教和哲學的交流和交融,揭示了藏傳佛教中國化發展演變的歷程。藏文古籍的整理、翻譯、研究和出版取得了眾多成果,如“五明精選叢書”,《先哲遺書》《噶當文集》《薩迦五祖文集》等,以及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主持的國家重大項目《中華大典·藏文卷》,推進了藏文典籍的收集、整理、編輯和出版,保護和傳承了藏族傳統文化,豐富了中華文化寶庫。藏族政治、經濟、社會研究,探討了藏族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和變化,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的結構和性質,藏族經濟與西藏和涉藏地區的經濟聯系和交流,深化了對藏族社會變革的必然性的認識。藏醫藏藥、天文歷算和手工藝研究,探討了藏族的醫藥學、天文歷算和手工藝的歷史和發展演變及其對藏族民眾生產生活的影響,揭示了藏醫藥、天文歷算和手工藝與中原醫學、天文歷算和手工藝的交流,以及中醫藥、天文歷算和手工藝對藏醫藥、天文歷算和手工藝的影響。
(二)涉藏地區的其他民族研究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作用
涉藏地區除了主要居民為藏族之外,還生息繁衍著漢和羌、納西、蒙古、門巴、珞巴、傈僳、普米、回、土、撒拉、裕固、錫伯、彝等十多個民族。70多年來,中國藏學專家在對涉藏地區的藏族進行深入研究的同時,加強了對涉藏地區其他民族的歷史和現狀的研究,深化了對涉藏地區的民族特點和發展規律的認識。語言文字研究,深入探討了涉藏地區的羌族、納西族、蒙古族、土族、彝族等民族的語言文字的歷史和發展變化及其特點,涉藏地區語言文字和文化的多樣性,不同民族的語言文字與藏族語言文字的關系,揭示了涉藏地區不同民族的語言文字與漢族語言文字的交流和相互影響。由于發展歷程和生存環境不同,涉藏地區不同民族的語言文字,與其他地區存在一定的差異,學術界對這些語言現象還缺少研究。其他宗教研究,探討了涉藏地區傳播的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道教、漢傳佛教和民間宗教的歷史和發展變化及其對民眾生活和社會發展的影響,揭示了這些宗教與祖國其他地區宗教的交流和相互影響。其他民族的文化藝術研究,探討了羌族、納西族、蒙古族、回族、門巴族、珞巴族等民族文化藝術的歷史,揭示了涉藏地區各民族的文化藝術與祖國其他民族文化藝術的交流和互鑒。相關漢文和其他文字古籍的整理、翻譯、研究和出版成果,如歷代中央王朝關于藏族的文獻和檔案、蒙古文涉藏文獻和檔案、滿文涉藏文獻和檔案、梵文貝葉經等,為藏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文獻和檔案材料,體現了漢族和其他民族對西藏和藏族的描述、記錄、研究和認識,揭示了歷代中央政府對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區的治理。通過以上梳理可以發現,迄今還缺少對涉藏地區漢族的歷史和現狀的研究。
(三)民族關系研究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作用
民族關系研究,涉及涉藏地區、藏傳佛教傳播區域、祖國其他地區等的各種民族關系。70多年來,中國學術界深入開展了涉藏地區的民族關系研究;推進了涉藏地區與藏傳佛教傳播區域的民族關系研究,如內蒙古、新疆、山西五臺山、北京、河北承德、四川成都、東北地區(黑、吉、遼)、云南麗江、沿海地區和港澳臺地區等;加深了對藏族與其他各民族之間關系的歷史和現狀的認識,深化了對涉藏地區各民族與內地各民族和睦共處、和諧發展的民族關系,以及同祖國內地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的認識。學術界還對獨特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區域“藏彝走廊”和“藏羌彝走廊”進行深入研究。不同民族的文學藝術研究,探討了涉藏地區不同民族的文學和藝術的歷史、發展變化和交流交融,如《大唐西域記》的藏文翻譯、吐蕃馬球傳入長安,《格薩爾史詩》在蒙古族地區的傳播等,闡述了涉藏地區的文學藝術與中國其他地區的民族關系,揭示了涉藏地區各民族與國內其他民族共同創造了中華民族的文學和藝術。宗教關系研究,深入研究了涉藏地區苯教與藏傳佛教的關系,藏傳佛教在蒙古族、滿族、納西族、土族等地區的傳播,涉藏地區的關公信仰,藏傳佛教與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道教、漢傳佛教等之間的宗教關系以及相互交流和影響,揭示了涉藏地區的各種宗教與祖國其他地區傳播的宗教的交流和互鑒。內地建立的藏傳佛教寺廟,既體現了漢藏佛教交流,也是漢藏建筑藝術相互影響的見證。與其他領域的研究成果比較,對涉藏地區不同宗教之間關系的研究還較薄弱。不同民族的經濟關系研究,探討了藏族與其他民族之間長期存在的經濟關系和相互影響,如清代西藏藏族與新疆維吾爾族的貿易往來和經濟關系,揭示了涉藏地區經濟與祖國其他地方的經濟交往關系和相互影響。不同民族的科技關系研究,如藏醫在蒙古族地區的傳播和影響。學術界對涉藏地區的民族關系的研究還較薄弱,有待加強。
涉藏地區的藏族和其他民族與民族關系研究,闡明了涉藏地區的藏族和其他民族都屬于中華民族大家庭,對加深有關涉藏地區不同民族的語言、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認識,對消除民族之間的隔閡,增強不同民族之間的團結,促進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和睦以及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識,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四、歷代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關系研究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作用
中國藏學研究注重黨在涉藏地區的治藏因素與方略研究。藏學專家十分重視歷代中央政府對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區的治理,以及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的研究。
70多年來,中國藏學界在歷代中央政府治藏領域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不僅從斷代的視角研究了各個朝代和中央政府對西藏和涉藏地區治理的歷史,而且從通史的視角探討了歷代中央政府對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區治理的歷史,深化了對中央政府治藏的歷史和發展演變及現狀、歷代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和其他涉藏地區實行了有效管轄的認識,揭示了中國共產黨的治藏方略和對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區進行的有效治理。
同時,中國藏學專家也致力于西藏地方與歷代中央政府的關系研究,如《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和《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研究》等,深入探討了西藏地方與歷代中央政府關系的歷史和發展變化,深化了對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隸屬關系的認識,闡述了西藏地方和其他涉藏地區與歷代中央政府的隸屬關系及其歷史演變,闡明了歷代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和其他涉藏地區的高度重視和有效管轄,揭示了中國共產黨的治藏方略對促進西藏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民生、宗教、生態發展和治理現代化的巨大作用。
當然,西藏與其他涉藏地區研究、藏族和其他民族與民族關系研究、歷代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關系研究,是藏學研究對象和范圍的整體,作這樣的劃分是相對的,這正是中國藏學注重區域因素、民族因素、治藏因素的特點之所在,也是藏學研究的中國特色的體現。
結語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馬克思主義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經過廣大藏學專家的潛心研究和辛勤耕耘,中國藏學研究人員在西藏與涉藏地區、藏族和其他民族的民族關系、歷代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關系等研究領域都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不僅推動了中國藏學事業的發展和繁榮,促進了中國特色藏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構建,形成了藏學研究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而且深化了對西藏與其他涉藏地區的區域特點、藏族和其他民族的民族關系特點、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的關系和治藏特點的認識,深化了對藏族的歷史和現狀、涉藏地區與祖國內地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關系的歷史和現狀、西藏地方與歷代中央政府的隸屬關系、新中國的西藏政策和新時代中央的治藏方略的認識,深刻認識到藏族同涉藏地區的其他民族和祖國內地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源遠流長,藏族文化是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藏族同中國的其他民族一道共同創造了中國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闡明了“西藏問題”是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西藏、干涉中國內政的產物;探討了藏傳佛教中國化的歷程;揭示了中國藏學研究對于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反對外來分裂、捍衛國家安全,促進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區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民生改善、文化繁榮、宗教和順、生態平衡和治理現代化的重要作用。因此,中國藏學研究注重指導思想和研究方法,注重涉藏研究的民族因素、區域因素和治藏因素,充分發揮了中國藏學研究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作用。
原文載于《中國藏學》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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