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藏傳佛教中國化研究》課題組赴河北省承德市開展實地調研。【調研路上】欄目將陸續編發調研組途中見聞和調研成果，敬請關注。 

作者高穎，系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

從北京沿著大廣高速驅車北上，進入承德境內后不久，遠遠地看到一排建筑在半山腰的巍峨廟宇。這是清朝康熙、乾隆兩帝修建的藏傳佛教寺廟群，因為是坐落于避暑山莊東北部的八座藏傳佛教寺廟，統稱為外八廟。其中一座紅白相間、奪人眼目的便是有小布達拉之稱的普陀宗乘之廟。

普陀宗乘之廟的山門

普陀宗乘之廟位于避暑山莊北側獅子溝內，是外八廟中最大的一座。紅白高臺掩映在青山綠云之中，充滿了莊嚴沉靜的氣勢。廟宇坐北朝南，背山面水，東鄰須彌福壽之廟，西接殊像寺，占地22萬余平方米，建筑面積7萬余平方米。山門前有護城河，河上有一座五孔石橋。山門為三孔拱門，左右有一對石獅子。建筑分為前后兩個部分。進入山門有一座黃琉璃鋪頂的石亭，亭內存有乾隆年間的三通石碑，分別是《普陀宗乘之廟碑記》、《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和《優恤土爾扈特部眾記》。碑亭兩側零散分布著幾座白臺，碑亭以北則是五塔門。繼續沿著甬道北行可見“三間四柱七樓”式樣的琉璃牌樓和一些建于平臺上的小殿堂。后半部分的主體建筑大紅臺位于山巔，高25米，之下是高18米的白臺基座。由白臺東西兩側的入口拾級而上，東經洛伽勝境，西經千佛閣，可到達紅臺的中心建筑萬法歸一殿。整座廟宇在布局上模仿拉薩布達拉宮的主體，將漢族傳統建筑的特點和藏族建筑的風格元素糅合為一體，彰顯出渾然天成的和諧自然，是漢藏建筑藝術交融的典范。

普陀宗乘與藏文??????同源，皆來自梵文“Potalaka”，意為觀音菩薩道場。乾隆皇帝60歲生日之際，為他的母親鈕祜祿氏賀80大壽，各地王公首領云集承德。為了給來自蒙古、青海、新疆的王公貴族和宗教領袖居住，用了四年時間仿西藏布達拉宮建造了普陀宗乘之廟。乾隆一向看重文治，擅長“以教治心”，因蒙古族信奉黃教，便有“興黃教以安眾蒙古”的懷柔之策。在京畿之地按照原本宮殿的樣式建造一座寺廟，源自他認為西藏是藏傳佛教的中心，格魯派是“藩服皈依之總匯”。其實何止乾隆帝，從元朝開始，歷代帝王無不看重遠在西陲的藏傳佛教，以其為固國統家的重要一招。西藏的佛教各派也向來期求皇帝的認可，進京朝覲、受封者絡繹不絕。京城和圣城之間唇齒相依的緊密關聯由來已久。

拉薩的布達拉宮始建于公元7世紀，是贊普松贊干布為文成公主而建。后遭受火災和戰亂，僅存一座觀音堂。1587年，明朝政府應格魯派第一位轉世活佛索南嘉措的懇請，賜其封號為“圣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也就是第三世達賴喇嘛。格魯派在西藏的勢力逐漸壯大，打壓吞并了一些教派后，成為西藏、青海、蒙古地區最有勢力的佛教派別。1645年，五世達賴阿旺羅桑嘉措在舊布達拉宮遺址上以觀音堂為中心建立了白宮。在他圓寂后，攝政第巴桑吉嘉措在白宮的西面加建紅宮，此次加建還受到了康熙皇帝的支持。1653年，順治皇帝冊封格魯派五世達賴羅桑嘉措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賜金冊金印，正式確立了達賴喇嘛封號的法律效力和政治意義。直到第十四世達賴丹增嘉措叛逃之前，布達拉宮一直是歷代達賴喇嘛生活起居和進行政治宗教活動的場所。

有人說，外八廟中的普寧寺、安遠廟體現了乾隆“攝之以兵”的武功，普陀宗乘之廟和須彌福壽之廟則代表了其“懷之以德”的文治。而在當時的第二政治中心仿建微縮版布達拉宮和扎什倫布寺，與將“龍潛禁地”雍和宮改建為藏傳佛教寺院一樣，不只是昭彰其懷柔之德，更具有“安藏輯番”的重大意義。

就在普陀宗乘之廟峻工之際，遠在歐洲備受沙俄暴掠的蒙古族土爾扈特部全部近17萬人，戰勝沙俄軍隊和哥薩克騎兵的圍追堵截，逃脫饑餓和瘟疫，折損大半人口，歷經半年，徒步萬里東歸，終于踏上了祖國的國土。這一壯舉不僅感動了乾隆皇帝，也感動了整個世界。乾隆邀請信奉藏傳佛教的土爾扈特部首領參加普陀宗乘之廟的落成典禮和祈愿法會，典禮上十位土爾扈特部首領盤坐在乾隆皇帝左側，受到了極高的禮遇。此后，土爾扈特部得到了妥善安置和優待，在新疆繁衍生活至今。

琉璃光影輝映，剎那念轉千年。來自康乾盛世的普陀宗乘依舊巍然，講述著萬民一心、天下皆歸的繁華過往。歷史上無數活佛們生死交迭，藏傳佛教也從政治舞臺回游到宗教本色。在今天這個新的盛世，來自五湖四海的游人代替了紅袍黃帽的喇嘛，絡繹不絕地穿梭在紅白臺上。我們相信，共融的文化、共進的歷史、共同的承擔和向往，都會像這普陀宗乘之廟一樣，不斷地傳承延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