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清代打箭爐市場的興起日益成為連接漢藏物資與文化交流的重鎮。在人們經濟行為的生產、交換與消費過程中，打箭爐流通的商貨有輸入型、輸出型和漢藏文化元素結合型類別，其產品的類別、技藝與消費呈現出中華民族共同性的元素與符號。文章從物質的生產技藝與消費方式窺探人們在服飾、日常生活用品、生活習慣與消費觀念等方面由物質需求到文化認同再到文化共享，實現了人、物的互動與情感、觀念的溝通，是青藏高原的藏族與周邊人群長期交往交流交融基礎上形成的物品共享、觀念互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文化特質。這既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價值實踐，也是打箭爐區域社會秩序得以有序確立的重要因素之一。

[關鍵詞]中華民族共同體；打箭爐；商貨；技藝；消費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西部項目“清代打箭爐榷關與漢藏貿易發展研究”（20XMZ007）、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漢藏茶葉貿易及其對西藏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作用研究”（21YJA850007）、西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資助項目（MZ2021-004）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田茂旺，西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西南民族研究院教授，四川省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青藏高原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研究方向：西南民族史、漢藏關系史。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22年第8期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新時代民族工作的“綱”，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我國民族工作與民族研究在總結與反思基礎上的重大決策部署。而費孝通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針對民族學界過多集中在“單一民族”與“行政區劃”研究上的不足，提出從中華民族整體格局與視野展開研究。這都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提供了政治引領和學理基礎。

學術界從不同角度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展開了大量研究，側重于國家治理、文化內涵、鑄牢路徑與維度以及民族院校和少數民族地區如何發揮應有的作用等方面①；而以物質文化交流與商貨流通所呈現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較少。本文以清代民國時期打箭爐（今四川康定）商貨的類別、生產技藝與消費中所呈現的中華民族共同性元素、符號、觀念進行闡釋，從物質的生產技藝與消費方式窺探藏族與中原各族在經濟交往、物資貿易及日常生產生活實踐中互幫互助、民心相通的歷史畫卷，反映了各民族由物質需求到文化認同再到共享共榮的發展路徑。

一、打箭爐的商貨類別

清朝康熙年間打箭爐市場的開辟與榷關的設置，加速了藏族與中原各族的往來與貨物流通，成為漢藏物資的集散地，“百貨完備，商務稱盛，在關外可首屈一指。常年交易，不下數千金，俗以小成都名之，惟繁華不及爐城”[1]（P.2336）。到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這里已發展為國內三大商埠（上海、武漢、康定）之一，每年輸出金額達300多萬元。[2]（P.168）就商貨類別而言，有輸入型，也有輸出型，還有利用輸入地與輸出地的素材、技藝加工而成的漢藏文化元素結合型商貨。

（一）輸入型商貨

打箭爐輸入型商貨種類豐富，形式多樣，以茶為大宗，次為布匹、服飾、綢緞、雜貨等，可分為食物、用物、雜貨三大類。

1.食物。對人體而言，食物是滿足人的正常生活需求并有利于生命延長的物質。因青藏高原地理、氣候等原因，生活作物較為單一，米、蔬菜、水果較為缺乏，這是人們的生活必需消費品，需要從外地大量輸入。從食物類別來看，有主食、調料、佐料，肉食、蔬菜、水果等，這些食物既供旅居打箭爐的漢族人群使用，也銷售給藏族百姓消費（詳見表1）。

2.用物。從打箭爐用物類別來看，商貨十分豐富，主要包括日常生產生活器具、用具及布帛綢緞（詳見表2）。一部分是作為原材料，與藏地材質結合進行再加工使用，如布帛綢緞與皮毛加工成服飾。一部分是制作好的成品運往打箭爐銷售。

從打箭爐輸入型商貨來看，不同類別的商品來自不同地區，以毗連的四川、云南為主，“輸入之品自四川來者，以茶葉、布匹、哈達、旗布、煙草、瓷器、鐵器、顏料為大宗，綢緞雜貨，數亦不少；自云南來者，以茶、米、玉石、銅器為巨擎，鴉片輸入，亦占多數”[3]（P.41）。輸入型商貨以茶為大宗，因茶為藏族人群所必需之要物，茶、布帛、綢緞很受藏族百姓歡迎，“茶、布帛、綢緞、針線、煙油、風帕等物，皆暢銷夷人者，至綢緞食品器具等，則售與旅邊之漢人，夷人亦兼購之，此皆內地之輸出品也”[1]（P.2336）。

清代民國時期打箭爐如此豐富多樣的商貨，在運輸不便的情況下，需要大量的商人和運輸人力。從經營主體來看，以川陜商人為主，茶以雅安、滎經、邛崍、名山、天全各川商幫經營，資本較多，規模亦大。布商舊以陜西幫之經營紗布者為主，后因川人移康日眾，于是邛崍幫即起而代之。府貨業仍由陜西幫經營，商品主要為成都產之絲棉品及布匹。油酒業以漢源幫為主，其他如肉類、水果、煙業之輸入康地行銷者，亦以漢源幫為主。雜貨業自內地人移康增多以后，多由成都幫及川北幫司之。[4]（P.23）無論從輸入型商貨的種類還是經營商貨的商幫來看，都呈現出豐富性和多樣性特點，無疑促進了藏族與中原各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二）輸出型商貨

康藏地區以藥材、麝香、鹿茸、蟲草、貝母、冬蟲夏草、礦物顏料等土產為大宗（詳見表3），特別是麝香、鹿茸產地分布廣、產量高、價值大。“麝香全康數十縣，均有出產每年產額為二千五六百斤至三千斤，在康定之市場，每斤十六兩，可售大洋三百四十元，合計每年售出麝香所入之總額，約九十余萬元。鹿茸全康三十余縣，無不出產，茸分三種，最佳者為春茸，每斤約售生銀六十兩，以至百余兩，其次為草茸，每斤可售生銀三十兩，以至六十兩，再為巖茸，每斤可售生銀十余兩或二十兩，全年銷售出外之茸，約在五百對左右，每對平均五六斤，年可得茸價十余萬元。”[5]（P.33-34）

輸出型商貨多由陜商、川商及藏族商人經營，以物物交易為主，輔以少量金錢。“漢、夷交易，或以金錢，或以貨物。關外各處市況，視爐城行市之高下為標準，夷人惟以藏元重量為不易之標準。輸出者有漲跌，輸入者騖貴賤，貿易關外者皆獲巨利，以是故也。”[1]（P.2337）商人在康屬南北兩路各大市鎮設分店采買，由打箭爐總號發售，以雅州、成都、重慶、上海等分號銷往全國各地，讓外地消費者在使用藏地特產時，更進一步了解、認識藏族地區特產及藏族文化，也加強了其他各族對藏族文化的認同，進一步促進了他們與藏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四、雜色珍玩

1.珊瑚0.61斤2.琥珀0.31斤資料來源：（清）倭仁纂《欽定戶部則例》（卷68），4-5頁，同治四年刊本。

另外，輸出型用物類商貨也十分豐富，包括皮張類、氆氌、氈毯等（詳見表4）。

（三）漢藏文化元素結合型商貨

隨著藏族與中原各族的密切往來與物資貿易，人們在生活、情感、物資上相互交流、溝通、依賴，特別是因工藝技術、消費方式與消費觀念等方面相互影響，生產了一批漢藏文化元素結合型商貨，較為典型的是服飾、食物。

服飾作為人體裝飾的物品總稱，包括衣、帽、鞋、襪等。就清代打箭爐市場流通的服飾及稅則來看，類別多樣，十分豐富（詳見表5）。

從表5可以看出，服飾材質可分為皮和布兩大類。將皮與布結合生產出一批漢藏文化元素結合型服飾，如猞猁猻大褂統、浮件袍統、混袍大褂統等。這些服飾在原料、款式、工藝方面都有混合，說明物質的交流、使用、互相認可，也可促進藏族與中原各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綜上所述，打箭爐商貨類別之特點，輸入型商貨以漢藏民眾日常生產生活器具、用具、食物消耗必需品、象征性用品為主，是當地百姓必需的用品，價格偏低，容易被消費者接受。如茶、米、布匹、絲棉品、油酒、肉類、水果、煙業、蔬菜、器具，茶、米的數量和價值占所有商品之首，次為衣著服用，其他煙、油、酒、水果、蔬菜及銅、鐵、磁器具及雜貨較多。輸出型商貨以藥材、皮毛、麝香為大宗，約占85%以上，可代表輸出貨物之典型；打箭爐作為集散地，重在轉運到全國各地甚至銷往海外市場。漢藏文化元素結合型商貨，是利用共同原材料與共同消費方式、消費觀念而創造的優秀物質文化遺產，凝聚著勤勞的漢藏人群的智慧。

因此，漢藏人群不僅在各自生活區域內，依據生態、土壤、氣候創造了獨特的物質文明財富，還隨著雙方長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物品共享、觀念互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歷史記憶的中華民族文化元素與符號。

二、打箭爐商貨制作技藝中的共享性中華文化元素

隨著人、物、資金、信息等流動性加速，使得打箭爐城的流動與混合成了兼具共同的中華文化特色。打箭爐市場的商貨為了滿足漢藏人群的消費習慣、消費觀念而在生產制作中采取特殊的技藝，特別是茶葉、服飾較為普遍，既有原料、材質的共用，也有工匠跨區域跨族際的流動引發工藝技術文化的共享。

（一）銷藏茶葉制作技藝中的共享性中華文化元素

銷藏茶葉制作技藝在于原料、工藝流程和外包裝及文字圖案標識等方面符合藏族人群的消費方式與消費習慣，通常由園戶完成茶葉的采摘與初制工序（炒青、揉捻、曬干、堆茶、蹓茶、再干），經過園戶初加工的茶葉常稱為“帕茶”，含水分量較大，少者達20%，多者達40%②，茶商從園戶中購回“帕茶”至茶店完成再制、包裝與運輸。

從銷藏茶葉的初制與再制傳統工藝來看，決定特色與質量的關鍵性因素是茶葉的采摘時間、做色（發酵）和拼配。做色（發酵）是將茶葉分別堆放一處，澆以少量水，因后發酵作用，發生輕微變化，使茶葉變色，普通細茶以黑褐色為上，粗茶以棕褐色為上。緊堆后，每隔十余小時，必須翻拌一次，所需時間因溫度濕度及茶葉粗細不同，通常兩三個星期，茶葉方能達到南路邊茶理想的顏色。要先經過前發酵和后發酵兩階段，使茶葉水分含量充分失去色彩才能成黑褐色。

“配堆”（拼配工藝）是通過人工將茶梗、葉子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后加工，適當配堆后放入茶倉，以待壓制，兩者成分的多少決定著茶葉的品質。因此，現代機械化仍取代不了發酵、拼配的傳統手工藝。“包裝”作為再制的最后一道工序，將所存放三至五日干燥茶包取出后倒出茶餅，用刀將茶餅外部修理平整，每塊附上說明商標及說明紙各一幅，均系翻印藏文，外面用大黃油紙包裹，每四甑粗茶或十六甑細茶裝入一篾包內，外面扎以篾條，即可運往打箭爐市場出售。

黑褐色磚茶符合青藏高原藏族民眾的味覺、環境以及長距離運輸等諸多層面的需求，因此，銷藏茶葉從“生產區的加工技藝”和“藏族消費習慣”兩個維度采取特殊的發酵、拼配、包裝工藝，將生產技藝、消費方式與消費習慣結合起來，既是漢藏人群在長期的交往交流交融進程中形成的技藝互動與中華文化元素的共享，也是傳統工藝得以傳承的動力和生命力。

（二）服飾制作中的原料與技藝共享性的中華文化元素

服飾作為人體裝飾的物品，既有驅寒保暖、裝飾美觀的功能，也具有標識性和非標識性的族群文化特征。打箭爐商貨中服飾占有較大比重，為了滿足漢藏民眾的穿著習慣、審美等需求，其原料和工匠制作技藝中也呈現出中華民族共同性的元素。

從表6可知，服飾原料來源于四川、云南、江浙、甘青等地，而制作款式、技藝文化符合當地藏族百姓的審美標準和生活習慣。將服飾原料與族群文化結合，具有標識性和非標識性兩大特征[6]。一些標識性的服飾在顏色、圖案方面特色鮮明，如藏裝、藏瓜皮帽③等，雖直觀上是藏族文化特征，但在原材料、工藝技術方面則具有中華文化共同性的元素。另也結合國家權力象征，在土司禮帽④的制作、使用時將中華文化符號象征與國家權力等級象征完美結合，充分體現了共享性的中華文化元素符號。

綜上，打箭爐輸入型商貨既有成品制作或加工完成后運銷打箭爐市場，也有大批非藏族工匠深入打箭爐區域社會內進行加工、制作，其技藝承載著漢藏民族在不同的生產生活場景中體驗、創造的共享精神與價值理念，而這些經歷、體驗與技藝得到人們的共同認可。因此，技藝文化成為跨區域跨族際的紐帶，緣于人們在社會生活與勞動實踐中分工協作與綜合運用的結果，這一聯系背后呈現出共享性的中華文化元素。

三、打箭爐商貨消費中的共享性中華文化元素

康藏地處邊陲，清代民國時期交通不便，貿物運輸極為困難且所產與所需極不協調。“以言商業，固不若內地各省之繁盛，然以本地所產者，大都非人民之所需，而所需者又非本地所產，故貿遷有無之事，亦為康藏人民所嫻習。”[7]（P.66）因康藏民眾日常生活所需的茶、布、菸草、銅器、宗法器以及婦女之裝飾品，皆非康藏本地之所產，而必須采自外地。其本土所產大量的獸皮、羊毛、麝香以及各種藥材，對于本地消費者而言又較為過剩，故必銷外以易其所必需者。

從食物消費類商貨來看，特別是茶葉早已成為藏族民眾日常飲食結構中不可或缺的物資，藏族民眾對其加工飲用時，可根據口味、喜好、族群身份標識將之分為酥油茶、咸茶、清茶。酥油茶工藝是熬茶至熟，投以食鹽，攪和酥油，使成乳白色之漿汁，為藏族民眾最重要之食品；咸茶是茶水加鹽而不加酥油，為藏族民眾之平常飲品；“清茶”是茶水不加鹽和酥油，專為招待旅居此地客人之用。此外，如蔬菜、果類、糖類諸食品，大抵間漢、藏商人輸入，非康地所固有，亦非康人所慣食，不過豪貴之家，沾染漢習之人，偶一用之而已。[8]（P.246）而漢族商人為了更好地進行貿易，特別是一些新去的學徒，學會康藏語言，熟習其生活習慣，“穿上毪子大袍，喝酥油茶、吃糌粑和生牛肉干，騎著馬帶著貨物到鄉村去，晚上就睡在買主的房間里或牛毛帳篷里，和他們一起吃飯，一塊兒談笑”[9]（P.25）。可以說，在商業貿易過程中，商人們衣服著裝與食物消費不分彼此，相互享用，加強了物質的交流，情感的溝通，文化的認同。

另從服飾類商貨的消費與使用來看，既有漢族商人穿藏裝，也有藏族百姓穿漢裝。

某次，有一全似藏人者，來至機結卜莊屋頂，用流利之漢話，對余招呼。余甚異之，結果方知彼非藏人，而為一個“老陜”，彼等之習慣與衣裝完全西藏化，其第二代第三代子孫，或將與西藏人一切皆相似，全無分別。[10]

一般老陜之所以能與康族融洽而經營致富者，良以老陜能摩仿康族生活習慣，穿康裝（俗稱蠻裝），說康話，并與之同飲同食，有若家人。[11]

打箭爐鍋莊營者，悉為女子，善為交際，名曰鍋莊小姐。其裝束半為漢，世冠裳。其女子皆以紅絨線為辨，盤于頭頂，以琉璃珠串于珊瑚瑪瑙為項圈，以紫綠綢作背心，以氆氌為裙皮靳鳳頭云月，是一班風流。[12]（P.45）

打箭爐鍋莊作為漢藏貿易的中介組織，在存放貨物、提供食宿、斡旋調價及擔保等方面起著重要作用，鍋莊小姐流利的漢藏雙語、半漢半藏的裝束，為漢藏物資貿易與文化交流起著積極的交流溝通作用。

因此，對打箭爐商貨的消費表征著漢藏人群在日常生活實踐中的相互享用與交往交流交融，雖然“生產者”與“消費者”都帶有不同身份的標識，但經過工匠技藝與彼此交流溝通后相互享用，在服飾、日常用品、生活習慣與消費觀念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與共享性，這種關系沖破了地域與族際觀念，文化上不斷趨同，感情上也格外親密，有若一家人。由相互的物質需求、認可到相互認同，實現了人與物的互動及情感、觀念的溝通，最終使這些共享共榮的中華文化元素在日常生活與實踐中成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有價值的支配性力量，這是打箭爐區域社會秩序得以有序確立的重要因素之一。

結語

綜上，通過對清代民國時期打箭爐城商貨的類別及漢藏人群在經濟行為的生產、交換與消費過程中的研究，可以發現漢藏人群在物質技藝文化與消費中都共享著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元素、符號與觀念。它反映了漢藏商貨的生產、加工、銷售到消費的各個環節是由藏族與中原各族共同參與完成的，將不同區域和不同生活方式的人們緊緊聯系起來。更重要的是，隨著漢藏人群長期交往互動的認識變化，促使商貨的生產、技藝與消費亦發生變化，主要趨向于由物資需求到文化認同再到共享共榮的發展路徑。而這一系列變化并非主要緣于商貨本身，而是緣于商貨作為物鏈接的漢藏人群經過彼此的交流互動，共享了一套文化體系，這就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元素得以在打箭爐區域社會形成、共享、傳承、發展的社會基礎和整合機制。

注釋：

①相關研究參見：麻國慶《民族研究的新時代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11月；劉永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互構邏輯》，《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10月；趙心愚《教育視域下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民族學刊》，2021年2月；石碩《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11月；郝亞明《從政治定位來深化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認識》，《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8月。

②李成智《川康邊茶產制考察報告》，宗號：60-6，建1805號，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一日，”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檔案館藏。

③“藏瓜皮帽：為富商貴紳之便帽。似內地瓜皮帽，下圈為織金緞所制。下方有具毛裹之耳四枚，前方一枚甚小，以護后腦。左右二枚最大，以護耳。康中來康貿易之商人，率戴之。”參見《任乃強藏學文集》（上冊），第275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2年10月。

④“為土司禮帽。平時不著，值盛會乃著之，其形微似清代之暖帽，為飩圓錐形，周圍緣以厚大之黑色絨圈，頂端有木制之長頂，附以飾物。番戲演土司皆戴之。沿途所見之土司，無戴此帽者。聞清代土司謁見漢官，皆遵受封品級著翎頂袍褂，疑此冒系古代遺址。”參見《任乃強藏學文集》（上冊），第275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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