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9年9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指出，我們偉大的祖國，幅員遼闊，文明悠久。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我們遼闊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我們悠久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我們燦爛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我們偉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是先人們留給我們的豐厚遺產，也是我國發展的巨大優勢。青藏高原上的人類文明發展史，是整個中華文明史的一部分，是中國各民族在文化上兼收并蓄、經濟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親近的真實寫照。青藏高原與我國其他地區漢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鑄就了牢不可破的中華民族共同體。

【作者簡介】廉湘民，男，土家族，1963年10月生，湖南省瀘溪縣人，歷史學博士，現任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副總干事、研究員，長期從事西藏歷史、當代西藏政治研究。

【文章來源】《中國西藏》2022年第2期。

【中圖分類號】D633

一、中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自然和社會基礎

“今天，960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富饒遼闊，這是各族先民留給我們的神圣故土，也是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發展的美麗家園。”我國國土主要居于亞歐大陸東部，呈現三級階梯垂直分布，按照自然特點基本上可以分為東部季風區、西北干旱區和青藏高原區三大自然區域。人類在這三大區域之間和各區域內部的互動，基本上構成了整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的歷史主體。

作為三大自然區域之一、地處第三級臺階的青藏高原總面積約260萬平方公里，超過我國陸地總面積的25%。在行政區域上，它包括西藏自治區和青海省全部，云南省西北部迪慶藏族自治州，四川省西部木里藏族自治縣、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甘肅省西南緣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縣、肅南裕固族自治縣、肅北蒙古族自治縣、阿克塞哈薩克族自治縣，以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田地區、喀什地區的南緣等地。

青藏高原的平均海拔超過4000米，并且擁有許多海拔6000~8000米的高山。在我國西高東低三級階梯的地勢總輪廓中，青藏高原位于最高一級階梯，是長江、黃河、怒江、瀾滄江、雅魯藏布江、印度河、恒河等許多亞洲大江大河的發源地。青藏高原區在主要自然條件方面具有其獨特特征。一是地勢高大雄偉，形成歷史年輕。二是太陽輻射強烈，氣候寒冷干旱。三是冰川凍土廣布，寒凍風化普遍。四是極端生命環境，獨特生態適應。五是水平與垂直交替，自然景觀多樣。

青藏高原在大地勢和大氣環流的制約下，形成了自東南向西北、由暖濕至寒旱的水平分異，表現為森林一草甸一草原一荒漠的地帶性變化。與東部季風區和西北干旱區相連接的青藏高原東部和東北部廣大地區，地勢相對較低，植被相對豐富，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雜居地區，號稱“民族走廊”地帶，是祖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閃亮舞臺，也是各族人民進入三大區域腹心地帶的橋梁地帶，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民族融合的精彩大戲，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活動舞臺。整個青藏高原地區，特別是高原的東部和東北部地區，是祖國各民族通過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重要和不可或缺的自然環境基礎。

中華民族是由56個民族共同組成的命運共同體。從人種學上看，56個民族已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緣交融關系，但無論從歷史上還是從現實角度看，中華民族的主體是東亞人種。我國三大自然區域的主體人口都屬于東亞人種，特別是東部季風區和青藏高原區的原始居民，不僅同屬于東亞人種，擁有相同的基因，在語言上也同屬于漢藏語系，在語言文化交往交流上具有天然的優勢。從現有的歷史和考古證據看，我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既是“多元一體”的過程，即由不同的地域文明走向共同的中華文明的過程，同時也是“一體多元”的過程，即由統一的東亞人種分散到三大自然區域，形成不同的區域文明。今天的中華民族特別是其人口主體的形成，不僅具有共同的自然地理環境的天然基礎，也具有相同的人種、血緣和語言等自然基礎。

在青藏高原各地發現的大量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的遺存證明，青藏高原早期文明和緊鄰高原的西北干旱地區和東部季風地區的相同時期文明具有緊密的聯系。比如，新石器時期的以昌都卡若遺址為代表的藏東區域類型文化，以拉薩曲貢為代表的西藏腹心地帶區域類型文化和黃河、長江上游甘青川一帶的新石器時期文化具有密切聯系。另外，漢文正史中關于羌人深入青藏高原腹地的記載，藏文史籍中關于安多地區藏族來源的記載，都說明祖國各民族在青藏高原上的早期交往歷史。在佛教傳入之前，青藏高原盛行原始苯教信仰，據專家研究，原始苯教和內地的道教無論在觀念還是在儀軌上都有大量相同之處，極有可能來源相同。

中國三大自然區域的統一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絕不是歷史的偶然現象，而是各種自然和人文因素必然作用的結果，具有深厚的物質基礎和悠久的人文積累，是水到渠成的歷史必然。

二、漢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珍貴記憶

公元7世紀以后，國內三大自然區域之間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已有的自然和社會基礎上空前加強，唐蕃古道和茶馬古道日益繁榮。到13世紀，隨著元朝統一中國，各民族往來的廣度和深度都不斷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發展速度進一步加快，到18世紀清朝乾隆時期終于基本穩定下來。三大自然區域最終構成了統一并且穩定的中國政治版圖。

公元7~10世紀初，在東部季風區和西北干旱區出現了唐王朝。這是繼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3世紀初地跨兩大自然區域的第二個以漢族為主體的封建王朝，也是當時世界上最為強盛繁榮的國家。與此同時，在青藏高原上形成了以藏族為主體的吐蕃政權。在300多年的時間里，唐與吐蕃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進行了從和平到戰爭等各種方式的往來，漢藏兩個民族開展了全方位的交往交流交融，無論是在物質層面、制度層面，還是在精神層面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深入融合關系。

在政治上，隨著吐蕃贊普松贊干布、赤德祖贊與唐朝宗室女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的聯姻，唐與吐蕃結成了舅甥關系。人類由遠古時期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會發展而來，舅舅在家中曾經是唯一的男性權威。唐吐蕃時期，最高統治者結為舅甥關系，充分體現出雙方視對方為重要親屬。這種由政治聯姻導致的親屬關系在漢藏兩族長達千年的交往過程中，從統治者擴展到社會各層面，成為漢藏兩族各階層的美談，產生了大量同類題材的美好傳說。在傳統八大藏戲中，就有以此為題材的《文成公主》，至今廣為流傳，長盛不衰，成為拉薩等多地雪頓節的保留節目。青藏高原東部、東北部地區，漢藏族之間的走親戚早已成為千百年來的傳統習俗。這種從政治層面擴展到社會層面的含有血緣關系的親屬關系，其緊密程度超過了藏族俗語中形容漢藏關系猶如“茶與鹽巴”的關系。

而“茶與鹽巴”的關系，正是歷史上漢藏兩族經濟關系的真實寫照。青藏高原地處高寒，人們日常飲食大多為高蛋白、高油脂、高熱量的畜牧產品和植物蛋白含量高的高原農產品，原產于我國季風區的富含消化油脂成分、維生素含量豐富、便于長途運輸的茶葉成為不可替代的高原生活必需品。人們生活中不可一日無茶。從唐宋時期起，茶葉便成為聯系我國東部季風區和青藏高原區的主要商品。起源于今四川雅安、云南普洱和湖南安化、湖北恩施等重要茶葉產地，通過緊實壓制的磚茶、茯茶，在來自祖國各民族的一個個馬幫的騾馬馱運下，從高原東部、東南部和東北部源源不斷地被運往青藏高原。這種東西互通互補的商業模式在我國西南地區延續了一千多年。一條條連接三大區域的運茶道路被稱為“茶馬古道”，在華夏大地經濟發展歷史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跡。這是一條條漢藏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通道，千百年來，上演著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過程中的無數動人故事。高原數地盛產食鹽，特別是今西藏芒康鹽井生產的食鹽，行銷祖國西南廣大地區，成為腌制云南宣威火腿等當地特產必不可少的原料。在以甘肅、青海草原地區為主的廣大涉藏地區，各族人民習慣在熬煮的茶飲中放上少量鹽巴。“茶與鹽巴”的關系正是千百年來祖國各族人民交往的真實寫照。宋朝以后，青藏高原東北部所產的馬匹在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戰爭中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茶馬互市”成為東部季風區與青藏高原區各族人民經濟交往的重要手段。

伴隨著三大自然區域政治、經濟交往的是各民族日益密切的文化交往。大乘佛教的中國化過程是各族文化交往中最為典型的事例之一。這一過程延續了千年之久，把一種完全來自國外的異域文化轉變成了對中國社會影響深遠的中國傳統文化。起源于南亞次大陸恒河流域的佛教從南亞向外傳播，其中大乘佛教向西北傳播，最初在2000年前從中亞地區傳入我國西北干旱地區，接著傳入東部季風區，形成與儒家、道教并列的漢傳佛教，大約在公元7世紀傳入青藏高原腹心地區，9世紀中葉吐蕃滅亡之后，逐步形成了佛苯融合的藏傳佛教。宋元時期，在東部季風區，儒道佛三家融合，占統治地位的儒家學說通過吸收消化佛教內容發展到宋明理學新階段，漢傳佛教也完成了以禪宗為主的中國化過程。10世紀前后，藏傳佛教各教派相繼形成，北傳至西夏，13世紀傳入蒙古和元朝上層，15世紀初藏傳佛教格魯派出現，到16世紀中期通過青海、越過河西走廊，迅速傳入位于西北干旱區的廣大蒙古地區。到18世紀清朝乾隆時期，一個以儒道佛為文化內核，包括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和南傳佛教，兼有伊斯蘭教文化和天主教文化，地處東部季風區、西北干旱區和青藏高原區的自在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到了新的階段。

三、在追求國家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共同事業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空前加強

近代以來，由于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侵略，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壓迫剝削下，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晚清和中華民國時期，中央政府孱弱無力，面對外國侵略壓迫，不斷妥協退讓，國家主權受到嚴重損害，內部長期處在軍閥割據狀態，全國人民一盤散沙，處在水深火熱的深重災難之中。隨著英國殖民主義者對印度次大陸的侵略占領，19世紀中葉之后，與英屬印度接壤、地處祖國西南邊疆的西藏在英國殖民主義者的侵略、挑唆下，陷入了空前的危機，始終處于中華民族反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分裂中國圖謀的斗爭前線。在武力侵略中國的同時，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不斷制造種種謬論和散布謊言，試圖在意識形態領域瓦解我國各族人民自古以來的“大一統”國家觀念，瘋狂攻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涉藏意識形態領域，他們的所謂“藏學家”無視中國各民族千百年來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編造了“中國西藏并立說”“西藏自古獨立說”“滿蒙非中國說”“西藏文化印度說”等種種奇談怪論，企圖達到分裂中國、分化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罪惡目的。在西藏等地，一些追求個人或小集團利益的民族敗類，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挑唆下，為虎作倀，隨意歪曲藏族自古以來屬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光榮歷史。他們的分裂言行，至今還影響著境內外一些受眾。由近代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分裂中國導致的涉藏反分裂斗爭，至今依然存在。

在近代反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的過程中，中華民族從自在的民族轉變成自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包括藏族同胞在內的青藏高原各民族積極參與到追求國家獨立、人民解放的共同事業中。第一次鴉片戰爭時，來自今天四川省金川縣的藏族同胞就參加到鎮海保衛戰中。在1888年、1904年兩次抗擊英戰爭中，各族人民團結一致，英勇打擊侵略者。特別是在1931~1945年為期14年的抗日戰爭中，以九世班禪、喜饒嘉措為代表的藏傳佛教僧人，和各民族僧俗同胞一起，積極參加抗日活動，展示了中華民族萬眾一心，團結奮斗，共御外侮的堅強意志。

近代中國各族人民的一次次英勇斗爭，大都被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所絞殺。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先進政治組織的領導和先進理論的指導。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從此中國革命煥然一新，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在黨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的光輝政策照耀下，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空前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空前鞏固。

第一次國共合作和大革命時期，時任中共北方區委負責人李大釗同志推薦共產黨員宣俠父到馮玉祥的國民軍司令部開展政治工作。1925年12月，創建了黨在甘肅的第一個組織——中國共產黨甘肅特別支部。1926年，宣俠父同志首次把黨的工作做到了青藏高原藏族群眾當中。當時，地方軍閥、甘邊寧海鎮守使馬麒對甘青涉藏地區進行殘暴統治，以五世嘉木樣活佛之父黃位中為首的甘南地方上層人士組織當地部落、寺廟和藏族農牧民，多次武裝反抗，受到血腥鎮壓。1926年7月，宣俠父來到今甘南藏族自治州瑪曲縣歐拉草原，成立涉藏地區首個反帝反封建政治同盟“甘青藏民大同盟”，迫使馬麒駐軍撤離拉卜楞地區。

1935年，黨中央率領紅軍長征經過除西藏以外的青藏高原東部地區。紅軍在涉藏地區駐扎面積超過20萬平方公里。黨中央在長征中的多次重要會議和重大戰略決策都是在這里召開和作出的，如兩河口會議、蘆花會議、沙窩會議、毛爾蓋會議、巴西會議，等等。著名的“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過雪山草地”都在這里發生。紅軍在涉藏地區得到了休整，籌集糧食、羊毛等生活物資，為北上抗日開展各項準備工作。黨和紅軍初步了解了涉藏地區的自然、社會、民族、宗教、文化狀況，一大批包括藏族在內的各族青年加入了紅軍，為日后我黨開展涉藏工作、經略西藏在思想上、組織上打下了基礎。在長征中，黨的民族政策首次在我國民族地區較大規模貫徹執行，黨積累了民族工作的豐富經驗，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乃至解放以后正確處理和解決民族問題提供了借鑒。黨和紅軍在涉藏地區播下了革命的火種，得到了以藏族為主的各族群眾的大力支持。各族人民從此堅定了永遠跟黨走的決心，積極投身到中華民族解放事業的偉大洪流中。

紅軍長征過涉藏地區成為千年藏族歷史畫卷中最輝煌的篇章之一，成為涉藏地區各族人民走向光明的集體記憶。充分體現了黨和各族群眾的血肉聯系，體現了人民軍隊和人民的魚水關系，體現了各族人民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源頭之一。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中國人民實現國家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共同事業取得決定性偉大勝利。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以下簡稱《十七條協議》）簽訂，西藏實現和平解放。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平等原則，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團結進步、共同繁榮發展。和平解放一掃在西藏實行民族平等的根本障礙，打下了各民族團結一心共同建立“人民西藏”的堅實基礎，終結了民族壓迫，維護了國內各民族之間和西藏藏族內部的團結，開始了貫徹落實黨的民族政策的光輝實踐。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歷代中央政府在治理西藏時，都以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為根本出發點，采取爭取、籠絡和支持西藏僧俗農奴主階級的政策，支持他們對農奴階級的剝削和壓迫，維護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因此，在處理民族問題上，只維護各民族上層利益，忽視各民族下層人民的利益，因而無法做到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民族壓迫、民族歧視現象在西藏長期存在。當時，不僅各民族之間不平等，藏族內部也不平等，甚至在統治者內部，也存在著深刻的矛盾和斗爭。1951年5月24日，毛主席在慶祝簽訂《十七條協議》的宴會上指出：“幾百年來，中國各民族之間是不團結的，特別是漢民族與西藏民族之間是不團結的，西藏民族內部也不團結。這是反動的清朝政府和蔣介石政府統治的結果，也是帝國主義挑撥離間的結果。現在，達賴喇嘛所領導的力量與班禪額爾德尼所領導的力量與中央人民政府之間，都團結起來了。這是中國人民打倒帝國主義及國內反動統治之后才達到的。”西藏和平解放指明了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前進方向。《十七條協議》第三條規定，“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對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的政治制度作出明確規定。

西藏和平解放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西藏人民和全國各族人民在祖國大家庭里，在共同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環境中自由交往，交流交融，工作生活，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中華民族共同體步入了嶄新的發展階段。

隨著人民解放軍和有關工作人員進藏，給西藏社會帶來了嶄新的氣息，漢藏民族為主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西藏呈現出新的面貌。西藏人民從人民解放軍身上認識了人民軍隊，認識了共產黨，認識了新中國和社會主義。許多藏族中青年人刻苦學習漢語文，不懂漢語拼音字母，就用藏文標記漢語發音。這個時期是新舊文化、新舊思想、新舊觀念、藏漢文化大交流、大交融的時期，是藏族文化最活躍最開放的時期，也是藏族現代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時期。

隨著以康藏、青藏公路為代表的先進生產力和黨的領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為代表的政治因素進入西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西藏社會一掃晚清、民國時期的停滯狀態，文化領域發生了除舊布新的巨大變化。宗教神學從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跌落下來，在繼承、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進入西藏。新時代西藏文化的最大特點是充分體現了人民性和革命性。以《格薩爾王傳》和優秀民間故事為代表的大量歷史上被統治者忽視的、普通群眾喜聞樂見的優秀傳統文化得到挖掘，一批批融合了漢藏文化特色、集人民性與革命性于一體的文藝作品從西藏傳播到祖國各地。各民族作者創作的以西藏人物、山水為題材的大量繪畫、攝影作品，漢藏等各種文字的西藏題材的詩歌、小說在全國文藝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時至今日，在全國各地城市的廣場舞中都能聽到熟悉的西藏歌曲，看到跳著藏族舞蹈的身影。

1965年9月，西藏自治區成立，民族區域自治在西藏得到全面落實。1966~1976年，西藏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社會主義新西藏。從改革開放到黨的十八大期間，中央召開了5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明確新時期西藏工作的指導方針，提出各階段西藏經濟社會發展和維護穩定的戰略目標、具體任務和政策措施。西藏社會取得全方位發展和歷史性進步，各民族人民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成為時代的主旋律。

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一百年來，黨領導人民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全國各族人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溫暖懷抱中，經歷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階段，形成了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黨的民族政策得到全面貫徹落實，民族工作法律體系日益完備，民族地區全面完成脫貧攻堅任務，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各民族干部不斷成長，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意氣風發地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

在建黨百年之際，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于2021年8月27至28日在北京召開，習近平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十二個必須”成為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做好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要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是要引導各族人民牢固樹立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要正確把握共同性和差異性的關系，增進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異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則。要正確把握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各民族意識的關系，引導各民族始終把中華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本民族意識要服從和服務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同時要在實現好中華民族共同體整體利益進程中實現好各民族具體利益，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都不利于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要正確把握中華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關系，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都是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中華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葉，根深干壯才能枝繁葉茂。要正確把握物質和精神的關系，要賦予所有改革發展以彰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意義，以維護統一、反對分裂的意義，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義，讓中華民族共同體牢不可破。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分別于2015年、2020年召開了第六次、第七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談會，提出“十個必須”的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即：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必須堅持治國必治邊、治邊先穩藏的戰略思想；必須把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作為西藏工作的著眼點和著力點；必須堅持依法治藏、富民興藏、長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實基礎的重要原則；必須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必須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必須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必須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必須堅持生態保護第一；必須加強黨的建設特別是政治建設。加強民族團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處于特殊重要的地位。

在慶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之際，2021年7月21至23日，習近平總書記親自來到西藏，祝賀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看望慰問西藏各族干部群眾，給各族干部群眾送去黨中央的關懷。他先后來到林芝、拉薩等地，深入農村、城市公園、鐵路樞紐、宗教場所、文化街區等看望慰問各族干部群眾。他強調，要加強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斷增強各族群眾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打牢民族團結的思想基礎。指出西藏是各民族共同開發的，西藏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藏族和其他各民族交流貫穿西藏歷史發展始終。當前，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已經開啟，西藏發展也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只要跟中國共產黨走、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同心協力，加強民族團結，就一定能夠如期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歷史充分證明，中國各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經歷了數千年的發展，抵御了無數的災難，早已成為牢不可破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氣風發地闊步行走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的征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