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強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新時代中國民族工作的主線和方向，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向中華政治與文化傳統的某種回歸。

馬戎，1950年3月出生，回族，籍貫上海市，1968-1973年在內蒙古東烏旗插隊。1987年獲布朗大學社會學博士，同年回國在北京大學任教。曾任北大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社會學系主任，現任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研究領域為民族與邊疆發展、教育研究、人口遷移。出版有《民族社會學》《西藏的人口與社會》《社會學的應用研究》《族群、民族與國家構建》《人口遷移與族群交往：內蒙古赤峰調查》《中國民族史和中華共同文化》《中國民族關系現狀與前景》《歷史演進中的中國民族話語》《Population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Tibet》等。

圖為馬戎。本人供圖

1939年，歷史學家顧頡剛在抗日戰爭的背景下，提出了“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觀點。當時，這一觀點引出包括費孝通在內不同學科背景學人的商榷，指其似乎不夠重視中國各民族的多樣性。然而即便如費孝通，在半個世紀后，也改變了看法。轉變因何而生？如今回顧這場論爭，對理解中華民族的民族關系有何啟示？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馬戎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探討了上述話題。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半世紀論爭終成大格局

中新社記者：在您看來，應如何理解80多年前歷史學家顧頡剛提出“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時空背景？對于這一觀點，當時剛從英國留學歸來的人類學家費孝通并不完全認同，但后來卻轉變了態度，您如何理解這一轉變？

馬戎：1939年，顧頡剛先生在《益世報·邊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發表題為《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文章。文章明確提出，以現代政治觀念來看，中國只存在一個“中華民族”，人們常說的“五大民族”等都不宜稱作“民族”。而且，把漢、滿、蒙、回、藏等群體都稱為“民族”，本身就是帝國主義分化和瓦解中國的策略和陰謀。

資料圖：女子進行民族服飾展示和才藝展示。中新社記者劉忠俊攝

當時日本已建立“偽滿洲國”，鼓動成立“內蒙古自治政府”，甚至把馬步芳的叔叔馬麟請到北平，策劃在甘青寧地區成立“西北回回國”。在此嚴峻形勢下，顧先生的擔憂絕非毫無根據。他此前訪問了察哈爾的德王，試圖勸說德王放棄“蒙古自治”，隨后在西北親眼目睹當地回漢對立仇殺帶來的族群裂痕。所以，他首先是從國家分裂的巨大現實風險和各族民眾相互傷害的親身感受中認識到：不能不強調“中華民族”的統一。把漢、滿、蒙、回、藏等群體都稱為“民族”，這套話語已被帝國主義者利用來推動“民族自決”和“民族獨立”，以達到瓜分中國的目的。一些頭腦糊涂、盲目接受西方概念的國內學者隨聲附和，這更讓顧先生憂心忡忡。這是他寫這篇文章的初衷。

他在隨后的文章中寫道：“我所處的時代是中國有史以來最艱危的時代。我所得的經驗是親身接觸的邊民受苦受欺的經驗，我有愛國心，我有同情心，我便不忍不這樣說。”我讀顧先生這幾篇文章，最令我敬佩的，不只是他的學識和聲望，更是他那一顆拳拳愛國之心。　　

費孝通先生在清華大學和英國留學的專業是人類學，按照西方學者在亞非拉殖民地研究中產生的人類學基本概念和話語體系，費先生很自然地認為中國的漢、滿、蒙、回、藏、苗、瑤這些具有不同祖先、語言和文化傳統的群體都應視作“民族”。人類學家在考察和研究人群時，一是對其文化傳統的重視超過對其政治認同的重視，二是對不同人群之間差異的重視超過對他們之間共性的重視。所以剛留學歸國的費先生寫了一篇文章，表示不贊成顧先生的觀點。　　

1939年顧頡剛先生46歲，因發表《古史辨》在中國史學界很有影響，他熟悉統一的中華民族演變史文獻，對中國是一個政治實體的認識根深蒂固。費孝通先生那時剛走出學校大門、年僅29歲，受到西方人類學傳統影響強調群體間差異的重要性，擔心人們會忽視人類學家關注的文化、語言、體質上的多樣性。圍繞“中華民族是一個”這一主題，當年發生在年齡閱歷不同、學科背景不同、研究經歷不同、關注重點不同的兩位學者之間的對話可以給我們提供許多超越具體觀點的重要啟示。　　

近半個世紀后，費孝通教授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學“特納講座”中提出著名的“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理論。他闡述了歷史長河中，“許許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單元，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形成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經過民族自覺而成為中華民族……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強的壓力下形成了一個休戚與共的自覺的民族實體”。　　

我認為費先生在50年后基本接受了1939年顧先生對于“中華民族”基本觀念和對其特征、發展歷程的描述，把“中華民族”定義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費先生說，“我將把中華民族這個詞用來指現在中國疆域里具有民族認同的十億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個民族單元是多元，中華民族是一體”。這可視為他對半個世紀前的那場爭論所作的結論。

中國不同于其他多種族、多民族國家

中新社記者：與美國、印度等其他由多民族、多種族構成的國家相比，您認為中國各民族生存發展和彼此交往的歷史有何不同？這使中國的民族關系呈現出怎樣的特點？　　

馬戎：世界上的多種族、多族群國家，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歐洲國家，歐洲在17世紀后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為標志確立了以“民族國家”為政治實體單元的世界新秩序。這些“民族國家”內部，不同程度生活著講不同語言、信仰不同宗教的人群，只是在“民族構建”（nation-building）過程中，中央政府不斷加強和深化國民對國家的政治認同。　　

第二類是在過去歐洲國家殖民地上先后出現的、白人殖民者為人口主體建立的新國家（美、加、澳、新），這些國家的白人移民來自不同歐洲國家，本地土著族群和其他非白人移民使這些國家成為多種族多族群的政治實體。　　

第三類是二戰后由殖民地獨立運動促成的、在原亞非拉殖民地領土上出現的一大批新國家（印度、印尼、緬甸等）。這些國家在殖民地時期就已形成多族群人口結構。這三類國家的形成歷史各不相同，在認同模式上各有特點。

中國不同于以上三類。至少自秦漢以來，中國以中原地區為核心區域，已形成一個邊界時常變動、中央政權主導群體時有更替的政治實體，這個政治實體有一個“大一統”的宇宙觀，有一個以“中華文化”（華夏文明）為核心的文明體系，有一個“和而不同”“有教無類”的群體交往秩序。雖然出現多次朝代更替，中原皇族的族源發生過變化，但在各類社會變動和沖擊后始終保持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發展態勢。這一文化體系核心思想的主脈發源于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學和其他思想流派（諸子百家），是在各學派相互辯論與競爭中發展出來的一個具有獨特宇宙觀和社會倫理規范的思想體系。

資料圖：學生齊聲合誦儒學經典名句。　梁犇攝

與世界上許多以宗教為核心的文明體系相比，中華文明體系最重要的基本特征就是其世俗性。這與以一神教（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為意識形態基礎完全不同。金耀基先生認為中國不同于近代任何其他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是一個以文化，而非以種族為華夷區別的獨立發展的政治文化體，或者稱之為‘文明體國家’（civilizationalstate），它有一獨特的文明秩序”。白魯恂（LucianPye）則把中國稱為“一個偽裝成民族國家的文明體系”。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中國的“多族群現象”與上述三類國家內部的“多族群現象”在根源上即存在明顯不同之處。產生于歐洲的“民族”（nation）概念和民族主義是某種具有“零和結構”和強烈排他性的群體認同意識形態，在中華文明的土壤中不可能出現類似西方話語中的“nation”（“民族”）概念，也不可能滋生出西方式“民族主義”（nationalism）思想體系。　　

在中國社會出現有關“民族”（nation）概念和“民族主義”的討論，主要是因為在近代受到西方知識體系和話語概念的影響。今天強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新時代中國民族工作的主線和方向，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向中華政治與文化傳統的某種回歸。這個傳統維系了中國兩千多年政治實體的延續和發展，這在世界歷史上十分罕見。

從多元一體到共同體意識

中新社記者：盡管國內各民族在樣貌服飾、風俗習慣等方面有種種不同，但在中國常常以“大家庭”比喻各民族間的關系。您認為，這種“大家庭”的關系何以可能？今天為什么有底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馬戎：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中華民族共同體內的許多群體至今仍保存了許多特色。歷史上的跨地域人口遷移和族際通婚使得有些族群在體質、服飾、語言、宗教信仰、生活習俗等方面具有特點。各族之間有的差別明顯一些，有的幾乎看不出差別。按照費孝通先生的說法，“從生物基礎，或所謂‘血統’上講，可以說中華民族這個‘一體’經常在發生混合、交雜的作用，沒有哪一個民族在血統上可以說是‘純種’”。費先生對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描述，非常有助于我們理解今天國內各族群間存在的各類差異。這就是今天“中華民族共同體”得以不斷鞏固和發展的歷史基礎和運行機制，也是我們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信心和底氣。

資料圖：圖為《蒙古族婚禮》表演現場。　赫雨田　攝

近代帝國主義的侵略活動中，可以看到中華各族內確實出現過一些民族分裂主義思潮和活動，那是因為當時中國人還不夠團結，國家力量還不夠強大。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完全有決心、有信心、有力量維護國家主權與安全，而且必將完成大陸與臺灣的最終統一。

通用語言文字教育體現現代化進程 

中新社記者：當前，一些西方媒體不時指摘中國政府為加快少數民族地區現代化而開展的工作是對少數民族原有生活方式的破壞，比如攻擊中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普及教育。您如何回應這種看法？　　

馬戎：一個國家需要推進本國的工業化、現代化發展進程，全體國民有必要掌握一種有助于學習掌握現代科學技術知識的文字工具，也有必要學習和掌握在國內勞動力市場和就業環境中易于相互交流的語言。所以，世界上所有國家都在以各種方式推行本國的“國家通用語言教育”，有的直接稱作“國語教育”。這是國家與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也是每個國民（包括少數民族國民）充分參加國家各項建設事業和實現個人發展理想的客觀條件。中國的國家通用語言（漢語普通話）經過1905年的“廢科舉、興新學”，現代學校教育已發展了一百多年，各個科目的漢語文教材已相當成熟，客觀證明中國中小學生的專業水平是經得起國際比較的。相比之下，中國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現代教育事業起步較晚，如1952年之前，拉薩沒有一所現代小學。編寫少數民族文字的數理化等門類的教科書，既需要有各科目的本族專家，教材編寫出版后還需要一定規模的市場來予以支持。所以客觀上的情況是，中國維吾爾文、蒙古文、哈薩克文、藏文的各科教材的數量和質量都無法滿足各族青少年學習現代化知識的需求。加之中國已形成勞動力跨區域流動就業的大格局，為幫助西部廣大少數民族青少年學習與掌握現代知識和跨區域就業，學習和掌握國家通用語言是一個基本條件。一些人批評中國在西部地區推行國家通用語言教育完全沒有道理，這些國家的政府自身在本國也推行國語教育，在美國如果不會英語也是寸步難行。但是，學習和掌握國家通用語言與繼承本族群母語和傳統文化，這二者之間并不沖突，完全可以做到二者兼顧。

資料圖：拉薩市第一小學三年級學生在上課。中新社記者貢嘎來松攝

試想，如果一個藏族青少年只會講藏語，他就很難在城市里生活，他無法通過漢文電視節目去接觸藏文節目無法包括的大量知識和信息，無法通過漢文網站購物或銷售自己的農副產品，他的活動地域和活動空間必然受到極大限制，對自己和家庭的發展非常不利。少數民族青少年完全有權利加入國家和社會的現代化進程。與此同時，他們也將更有能力來繼承和保護本族的傳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