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作者石碩

【摘要】文章認為藏傳佛教是在歷代中央王朝大力扶植下發展起來的，具有深厚的愛國主義傳統，并在中華文明形成中發揮過重要文化紐帶作用，是根植中國土壤發展起來的宗教文化體系，這些特點為其在新時代發揮積極作用奠定了良好基礎。從現實基礎看，藏傳佛教為青藏高原及周邊多民族群眾所信奉，貼近民眾生活并對信眾有較大影響，可成為黨和政府聯系群眾的重要橋梁，為構建和諧民族關系、團結青藏高原及周邊各個民族、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發揮積極作用。

【關鍵詞】藏傳佛教；中國化；積極作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作者簡介】石碩，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本刊學術委員；王鑫源，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博士生。

【文章來源】《中國藏學》2021年第1期。文章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

【中圖分類號】D6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57（X）（2021）01-0027-08

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是中國共產黨對待宗教的一貫方針和政策。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對西藏及涉藏工作重點省有這樣一段論述：“要挖掘、整理、宣傳西藏自古以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引導各族群眾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來，深刻認識到中華民族是命運共同體，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積極引導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這是黨中央在深入分析總結當前西藏及甘肅、青海、四川、云南等相關地區發展現狀基礎上提出的基本任務和發展方向，是我們認識和把握西藏及其他地方未來發展的目標和思路。這段論述歸納起來有兩個核心思想：一是引導西藏及涉藏州縣各族群眾“深刻認識到中華民族是命運共同體，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二是“積極引導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簡言之，對西藏及涉藏州縣而言，一是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二是要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二者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相輔相成并緊密聯系的。要實現這兩個目標，重要途徑之一，就是要充分發揮藏傳佛教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積極作用。本文欲就認識藏傳佛教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發揮積極作用的歷史基礎和現實基礎略作討論。

一、認識藏傳佛教在新時代發揮積極作用的歷史基礎

1.藏傳佛教是佛教中國化的產物，是根植中國土壤發展起來的宗教文化體系

佛教是7世紀開始傳入西藏的。佛教傳入西藏以前，首先經由西域（今我國新疆等地區）傳入中原地區。東漢后期，佛教已在中原傳播發展，東漢明帝時在洛陽興建了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馬寺。此后歷經三國、兩晉南北朝及隋唐前期，佛教在中原地區得到廣泛傳播和長足發展，不但對政治、社會與文化產生了廣泛影響，并日益同中國本土文化結合，形成了天臺宗、三論宗、慈恩宗、華嚴宗、禪宗、凈土宗、律宗、密宗等宗派。7世紀初吐蕃王朝建立以后，佛教從中原地區和印度尼婆羅兩個方向傳入西藏。最典型的例證是，吐蕃王朝創建者松贊干布娶了兩位公主，一位是文成公主，一位是尼婆羅的赤尊公主。兩位公主入藏時都分別帶去了釋迦牟尼佛像。正是為安置兩位公主帶入的釋迦牟尼像而修建了大昭寺、小昭寺兩座佛堂。因此，我們今天一般把松贊干布時期作為吐蕃接受佛教的開端。8世紀上半葉，赤松德贊執政時曾派了兩支隊伍外出學習佛教，一支到唐朝長安，一支到印度尼婆羅。西藏興建的第一座佛、法、僧俱全的完整意義上的佛教寺廟桑耶寺，佛殿即分三層，第一層是印度式的；第二層是漢式的；第三層是藏式的。赤松德贊執政時，因以摩訶衍為代表的內地禪宗在吐蕃發展迅速，引起了印度高僧寂護及追隨者的不滿和排斥，于是發生了一場著名辯諍，這就是來自中原地區的佛教禪宗摩訶衍“頓悟派”與來自印度的“漸悟派”之間的辯諍，俗稱“頓漸之諍”。唐朝佛教對吐蕃產生的廣泛影響，在長慶三年（823）《唐蕃會盟碑》藏文碑文中有明確反映。出自吐蕃一方的藏文碑文云：“東方之地曰唐，地極大海，日之所出，此王與蠻貊諸國迥異，教善德深。”這里的“教”，即指佛教。“教善”一語反映出吐蕃對作為其佛教來源地之一的唐朝佛教的敬仰與高度認同。這正是吐蕃接受唐朝佛教影響的有力見證。

需要指出的是，吐蕃時期傳入藏地的佛教只能稱“佛教”，尚不能稱“藏傳佛教”。實際上，佛教在吐蕃經歷了一個深刻的“本土化”亦即“中國化”的過程，這個“本土化”是通過兩個階段來完成的。第一階段是吐蕃王朝時期。佛教傳入吐蕃后，即受到藏地本土信仰體系——苯教的強烈排斥和抵制。故佛苯之間的爭斗貫穿了整個吐蕃王朝。到赤松德贊時期，由于吐蕃王室的大力提倡，佛教才逐漸占據主導地位，但苯教對佛教的抵制并未停止。其時，由于二者爭斗激烈，還舉行過佛苯辯論，因苯教在辯論中不敵佛教，苯教才漸居下風。吐蕃后期，因贊普熱巴巾極度崇佛，引發崇信苯教大臣的極度不滿，在他們的支持下，吐蕃最后一任贊普達磨實施了大規模滅佛，導致吐蕃王朝的解體。如果說吐蕃王朝時期佛苯斗爭是佛教在藏地本土化的第一階段，那么，吐蕃王朝滅亡后到11世紀，則是佛教本土化的第二個階段。吐蕃王朝時期，出家僧人多為貴族子弟且由王室進行供養，佛教的發展也主要限于統治者上層和吐蕃中心地區。達磨滅佛后，藏地的佛教發生了兩個重要轉移，即由統治上層開始向下層民間轉移和由吐蕃中心地區向甘青及川邊地區的轉移。在滅佛過程中，僧人為逃避迫害，開始大量由吐蕃中心地區逃散到今甘、青、川地方，加之滅佛使原由王室供養的僧人失去生活來源，他們被迫由上層轉入民間，開始對普通民眾傳教。要面向老百姓傳教，就要充分吸納民眾熟悉和能夠接受的內容與形式。此過程從9世紀中葉到10世紀后期，持續了上百年，這一時期佛教開始大量吸收藏地本土文化因素，特別是苯教的思想觀念、儀軌和習俗等，促成了佛教在藏地的進一步本土化。所以，10世紀后期在藏地興起的佛教，即藏文文獻中所稱的“后弘期”佛教，已大量吸收了藏地本土成分，深深打上了“本土文化”的烙印。今天藏傳佛教中的諸多內容和形式，在由中原地區和古印度傳入的佛教中是沒有的，而為藏傳佛教所獨有。如經幡、瑪尼、神山圣湖信仰、自然崇拜、萬物有靈等，均源自藏地本土固有的信仰及文化。又如，藏傳佛教中最具特點的“活佛轉世”及因傳承各異而產生諸多教派等特點，皆是根植于藏地本土文化基礎發展而來，而并非源自印度佛教。所以，從根本上說，藏傳佛教乃是由藏地本土的苯教及文化同由中原和印度傳入的佛教兩個信仰體系糅合而成。這正如藏文史籍《土觀宗派源流》在談及藏傳佛教的性質時所言：“佛中摻苯，苯中亦雜佛”。事實上，我們今天所稱藏傳佛教的“藏傳”二字，有兩個基本含義，一是指其在內容和形式上大量吸取了藏地本土的信仰與文化成分；二是指其以“藏文”傳播，這也是自吐蕃中期以來陸續將梵文或漢文佛經翻譯為藏文的結果。所以，“藏傳”二字，本身即代表了佛教傳入藏地后的本土化特點。這也是11世紀以后藏傳佛教得以在青藏高原及東部周邊乃至蒙古族地區廣泛傳播，為人們所普遍信仰的重要原因。

藏傳佛教本土化的另一個重要表現，則是在9—10世紀以后西藏佛教同來源地之一的古印度佛教的聯系已經很少。從8世紀起，佛教的發展環境發生了一個大改變，這就是伊斯蘭教開始大規模進入南亞地區，佛教在印度逐漸衰落，開始被印度教和伊斯蘭教所取代。10世紀末期開始，伊斯蘭教在南亞地區占據了主導地位。此后一直到18世紀英國殖民者進入印度以前，南亞的統治者幾乎均信仰伊斯蘭教。如果沒有喜馬拉雅山脈這一巨大地理屏障的阻隔，伊斯蘭教進入藏地的可能性將不能排除，故有學者將喜馬拉雅山脈稱作護衛藏地佛教的“佛教長城”。所以，印度雖是西藏佛教的來源地之一，但在9—10世紀以后，西藏佛教從來源地之一的南亞地區汲取資源的源泉已基本斷流。從很大程度上說，藏地佛教在9世紀以后走上與本土信仰、文化深度融合的發展道路，元朝統治時期大規模東向發展，明末清初向蒙古和新疆地區的廣泛傳播，均與西藏周邊文化環境的改變有極大關系。

總之，漢地佛教是藏傳佛教的源頭之一；藏傳佛教形成與發展過程大量吸取了本土的信仰與文化因素；9世紀以后隨著南亞佛教衰落及伊斯蘭教、印度教占據主導地位，使西藏佛教同南亞地區的聯系已不斷弱化。這一系列因素均充分表明，藏傳佛教雖有來自印度佛教的成分和基因，但主要是佛教中國化的產物，是根植中國土壤逐漸發展起來的信仰與文化體系。

2.藏傳佛教在構建中華文明格局中發揮過重要的文化紐帶作用

在藏傳佛教發展史中，有一個現象異常明顯，以13世紀元朝統治西藏為契機，開啟了藏傳佛教大規模東向發展的歷程。

13世紀，在元朝統治與管轄西藏過程中，以八思巴為代表的西藏僧人通過對忽必烈及元朝宮廷的宗教影響，使元朝形成以西藏僧人為帝師的制度。元代，西藏僧人被封為帝師達14人之多。帝師的職責，一是作為皇帝的宗教老師，向皇帝傳授佛法，為皇帝舉行傳法授戒的灌頂儀式，皇后、皇子等一般亦從帝師受戒。史載，元朝皇帝須由帝師授戒九次方能正式即帝位。二是“統領天下僧尼，主管佛教事務”，負責弘揚佛法。帝師地位崇高并成為西藏僧人在元朝宮廷的總代表，《元史·釋老傳》載：“（帝師）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者，前后相望。”除帝師外，大批西藏僧人亦受到元王室和王公貴族的尊崇。由于西藏僧人在元朝地位崇高，大批西藏僧人紛紛走出高原，趨往元朝大都，投奔于元朝王公和貴族大臣門下。有元一代，元朝統治集團與西藏教派勢力在宗教上的緊密結合，不但使元朝對藏地的統治空前穩固，也使元朝統治者成為西藏教派勢力的強大世俗支持力量。憑借元朝這一強大世俗政治力量的支持，西藏各教派勢力在宗教上、經濟上獲得巨大利益，并得到極大發展。元代，西藏各教派勢力依靠中央王朝庇護與支撐的格局持續了近百年，使西藏宗教勢力同中原王朝建立起一種有機的政治依存關系。從而為西藏因內部世俗力量的衰退和弱化所導致的特殊宗教性社會找到一個新的發展途徑——形成西藏地方及各教派勢力在政治、經濟及宗教等各方面緊密依靠中央王朝庇護和支撐的發展模式。

明末清初，以1578年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同蒙古俺達汗在青海仰華寺的會晤為標志，開啟了藏傳佛教格魯派向整個蒙古地區大規模傳播，使整個蒙古地區開始普遍信奉和皈依藏傳佛教格魯派。這樣，蒙藏之間遂以藏傳佛教為紐帶結成緊密聯盟，這一聯盟關系不但導致蒙古和碩特部汗王固始汗入藏和確立以格魯派為基礎的西藏甘丹頗章政權，也導致和碩特蒙古對衛藏、康巴和安多地區的控制。有趣的是，清朝入關以前同樣通過聯姻等方式大量與蒙古各部結盟來壯大其力量，并借助蒙古的力量入關，建立清朝。但在清朝前期，因蒙古勢力強盛且信奉格魯派，清朝統治者遂采取了“興黃教所以安眾蒙古”的政策，不但促成了五世達賴喇嘛、六世班禪進京朝覲，也促成仿扎什倫布寺的須彌福壽之廟等大批藏傳佛教寺廟在承德避暑山莊和北京的興建。因清朝在政治和宗教上對藏傳佛教格魯派采取特殊尊崇政策，也導致清朝統治者與藏傳佛教格魯派上層之間建立起密切聯系。這樣，從明末至清前期，滿、蒙、藏之間遂形成特殊的聯盟關系。從很大程度上說，清朝正是通過這一聯盟逐漸取代了蒙古對藏地的控制權，將西藏牢牢納入其治下；也通過這一聯盟逐漸收服蒙古各部，鞏固了其對整個北方地域的統治。所以，明末清初以來形成的滿、蒙、藏聯盟，對構建中華文明整體格局發揮了重要作用。連接滿、蒙、藏聯盟的紐帶正是藏傳佛教。

所以，在中國歷史上，藏傳佛教并不是一個局部的地域性宗教。藏傳佛教不僅廣泛傳播到新疆、蒙古和東北地區，也傳播到青藏高原東緣的云南、四川、青海、甘肅等地，傳播到漢族地區和西南各民族中，成為漢、藏、蒙、滿及藏族與西南各民族發生交流的重要渠道與方式。元明清三朝，大量藏傳佛教僧人頻頻往返于西藏與內地之間，成為溝通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使者，不但促成藏地與國內其他地方民間貿易的發展，也推動漢藏佛教之間的交流，并在內地留下諸多藏傳佛教遺跡。民國時期漢、藏佛教交流還達到一個高潮，出現了重慶“漢藏佛學教理院”。總之，歷史上藏傳佛教的向東傳播與發展，推動了中華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從此意義上說，藏傳佛教在構建中華文明整體格局中發揮過重要文化紐帶作用。

3.藏傳佛教是在歷代中央王朝大力扶植下發展壯大的，具有深厚的愛國主義傳統

元朝統治西藏所導致的藏傳佛教東向發展趨勢，也開啟并形成了西藏各教派勢力緊密依靠中央王朝的扶持來發展壯大的模式。從元朝起，到之后的明清兩朝，藏傳佛教始終延續著這一發展模式。

元朝統治者對西藏佛教的尊崇和以西藏僧人為帝師的制度，使西藏各教派僧人源源不斷地趨往元大都。《元史·釋老傳》卷202記：“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元朝統治者對藏傳佛教的崇奉，使西藏僧人獲得巨大宗教權益，也使藏傳佛教獲得更大舞臺和發展空間。其時，西藏僧人憑借帝師制度在元朝京城不但享有種種特權，而且獲得巨大經濟利益。元朝統治者對以帝師為首的西藏僧人的各種賞賜，數量之巨大、次數之頻繁達到驚人地步。以致時人曾發出“今國家財賦，半入西番”，“國家經費，三分為率，僧居二焉”的慨嘆。正是憑借元朝統治者的大力扶持，藏傳佛教開始獲得極大發展，并走出高原地域，成為有廣泛影響力的全國性宗教。

明朝對西藏教派首領及寺院高僧實行“多封眾建”政策，先后分封了“三大法王”和“五大教王”，同時還將各地諸多寺廟僧人封為灌頂大國師、灌頂國師、大國師、國師、禪師等。明朝分封的藏傳佛教高僧不但囊括了當時藏地最有實力的幾大宗教派別，也覆蓋了前后藏及康巴地區。因明朝規定冊封對象須定期朝貢并實施“優予貢利”政策，對前來朝貢的西藏宗教首領給予豐厚賞賜，這使得西藏各教派首領前往明朝京城朝貢空前踴躍，絡繹道途。到明中葉，藏地前往京城朝貢的隊伍常達2000—4000人的規模，可謂蔚為大觀。因獲取朝貢資格是以明朝的冊封為前提，故有明一代，西藏各教派及各地宗教首領對明朝的冊封極為珍視。所以，明朝以對藏傳佛教僧人的冊封、賞賜為特殊紐帶，實現并延續了西藏對中央王朝的政治隸屬關系。明朝對藏傳佛教各教派首領“多封眾建”和“優予貢利”的政策，不但使藏傳佛教各教派僧人的宗教地位、社會威望繼續沿著元朝所確立的模式發展——即由中央王朝的冊封來確定，同時也使內地的財富源源不斷地輸入藏地，極大增強了藏傳佛教寺院集團的經濟實力。色拉寺興建時，釋迦也失進京朝貢所帶回的大量財物即發揮了重要作用。

清朝不但延續了元明兩朝對藏傳佛教大力扶持的政策，還將其發展到一個新高度。無論是以極高規格和禮儀先后邀請五世達賴喇嘛、六世班禪進京覲見并予冊封，還是在承德仿布達拉宮修建普陀宗乘之廟、仿扎什倫布寺修建須彌福壽之廟等一批極具象征性的藏傳佛教寺廟的舉措，不但大幅度提高了藏傳佛教格魯派領袖達賴喇嘛和班禪的地位，也加強了西藏及蒙古各部對清朝的認同和政治歸屬。以致其時藏傳佛教格魯派把乾隆皇帝稱作“文殊菩薩化身”，視作佛法保護者，藏地民間也出現了“大皇帝信仰”。清代，章嘉活佛等一批藏傳佛教高僧長期在內地弘法，西藏與內地及漢藏民族之間在佛教方面的交流也更加頻繁和深入。此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噶倫制、攝政制、活佛轉世的金瓶掣簽制度等均是在清朝的管理下逐步形成、完善的。藏傳佛教各大活佛轉世系統的等級、地位，也無一不是在清中央王朝的冊封下確立的。

正因為藏傳佛教的發展一直與中央王朝的扶持密不可分，所以藏傳佛教高僧一直具有一種深厚的維護祖國統一、維護中央利益的愛國主義傳統。不難看出，自元以來，在涉及祖國與西藏地方關系的一系列重要歷史事件與環節中，藏傳佛教高僧大德們均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13世紀，當西藏僧俗首領接到蒙古統治者要求西藏歸順的信件后，正是時年已63歲高齡、德高望重的薩迦派首領薩迦班智達帶著他的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不顧旅途艱辛長途跋涉前往涼州與蒙古首領闊端會晤，毅然選擇了西藏地方歸入蒙古治下，這一重大抉擇為西藏地方的發展及與祖國關系確立了基本方向，被元朝封為首位“帝師”的薩迦派高僧八思巴則為開創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的關系做出了歷史性貢獻。明代，噶瑪噶舉派高僧哈立麻、薩迦派高僧昆澤思巴、格魯派高僧釋迦也失不辭高齡往來于西藏與明廷之間，與明朝皇帝建立了親密關系。入清以后，無論是不顧路途遙遠進京朝覲的五世達賴喇嘛、六世班禪，還是長期滯留京城的章嘉活佛及藏傳佛教的諸多高僧，都為構建西藏及蒙古地方與中央的關系做出了重要貢獻。1775年，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和英國軍隊向六世班禪提出通商要求，其實是圖謀侵略西藏，六世班禪毅然回答：西藏屬于中國大皇帝管轄，通商必須經過大皇帝批準。民國時期，十三世達賴喇嘛、九世班禪、章嘉活佛、諾那活佛、格達活佛、喜饒嘉措大師等眾多活佛高僧均在溝通和維系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方面做出過重要歷史性貢獻。抗日戰爭時期，面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有深厚愛國情懷的藏傳佛教高僧們均堅定地選擇站在祖國立場，發起捐贈飛機、錢款，為前線官兵舉行祈禱法會，為陣亡將士誦經等活動。清道光時期，廓爾喀軍隊侵藏，道光皇帝派軍隊驅逐了廓爾喀，所以扎什倫布寺漢佛堂偏殿掛有“道光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牌”的牌匾。布達拉宮殊勝殿則有“當今皇帝萬歲萬萬歲”的牌匾。此牌匾更為巧妙，不寫具體皇帝，而僅寫“當今皇帝”，這體現了藏傳佛教高僧大德的一種智慧，也表達了他們對中央王朝的擁戴。在當時背景下，這類牌匾不僅表達對皇帝的效忠，實際上也代表藏傳佛教高僧們的一種國家觀念和國家認同，是愛國主義傳統的生動體現。

毫無疑問，藏傳佛教千余年來所形成的擁戴中央、維護祖國統一與民族團結的深厚愛國主義傳統，為其在新時期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發揮積極作用奠定了重要基礎。

二、認識藏傳佛教發揮積極作用的現實基礎

藏傳佛教是歷史的延續和發展，繼承了歷史上藏傳佛教的宗教傳統、社會特點與文化特質。應如何認識藏傳佛教在新時期發揮積極作用的現實基礎？筆者以為，下面兩個事實對我們理解此問題特別有啟示：

其一，改革開放以后，黨和政府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藏傳佛教的活佛轉世制度得以延續。活佛轉世制度是藏傳佛教重要特點之一，傳承了幾百年。但這個制度在1959年以后停止了。改革開放以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和政府的政策允許藏傳佛教按照歷史定制重新恢復了這個制度。中國共產黨是無神論政黨，但卻能夠尊重歷史、尊重宗教傳統，說明在新的歷史時期，黨和政府對藏傳佛教予以關心照顧，并相信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藏傳佛教可以發揮重要的積極作用。這正是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提出“積極引導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的重要原因和背景。

其二，2008年拉薩“3·14”事件后，國家派出專家組對西藏及四省涉藏州縣進行深入調研，調研之后開始改變過去的一個觀念和做法。一般來說，國家的基本政策是不能用納稅人的錢即由國家財政來支付宗教方面的費用，這是一個總的原則。根據此原則，過去國家財政除撥款對屬于文物的部分加以維護外，基本不考慮西藏及涉藏州縣藏傳佛教寺廟的基本設施的改善等問題。但在深入調研后，發現過去的做法并不符合西藏和涉藏州縣的實際。過去的做法是將分散于西藏和涉藏州縣各地的藏傳佛教寺廟排除在基層社區之外。而事實上西藏和涉藏州縣的實際情況是，凡有民眾居住的地方基本都有寺廟，寺廟是基層社區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在深入調查后，根據專家意見，黨和政府轉變了觀念和做法，把藏傳佛教寺廟作為基層社區的一個組成部分來看待，對一些地處偏僻、閉塞的寺廟由國家財政支持進行通路、通電、通水改造，并將寺廟僧人納入國家社保體系。這一做法受到藏傳佛教寺廟僧人和基層社區民眾的普遍歡迎和好評。

以上兩個事例充分說明，黨和政府不僅尊重藏傳佛教傳統，而且對其在新時期發揮積極社會作用持充分肯定的態度。

那么，如何認識當今藏傳佛教在青藏高原地區社會經濟發展中發揮積極作用的現實基礎？

第一，除藏族外，青藏高原及周邊的土族、裕固族、門巴族、普米族、摩梭人以及蒙古族、納西族、羌族、傈僳族的部分群眾也都信奉藏傳佛教。也就是說，藏傳佛教文化圈的分布范圍要大于藏族的分布范圍。這意味著，藏傳佛教是包括藏族在內，涉及西北、西南多民族信教群眾之間的聯系紐帶之一。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當下民族工作主線的前提下，充分發揮藏傳佛教聯系西部多民族群眾的文化紐帶作用，積極引導其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方向，發揮其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積極作用，是我們思考問題、開展相關工作應予充分關注的一個方面。

藏傳佛教成為青藏高原及周邊地區群眾信仰的宗教，是歷史發展的結果，也是本土化的重要體現。藏傳佛教在千余年發展中，吸收了許多青藏高原及其周邊的本土信仰、思想觀念和文化因素，這使得藏傳佛教深深植根于本土文化，并與青藏高原的自然環境之間形成一種內在的密切關聯。另一方面，青藏高原及周邊信奉藏傳佛教的其他民族，也程度不同地賦予藏傳佛教很多自己的文化特點，使藏傳佛教的高原地域特色、本土元素更為豐富，中國化色彩更濃厚。藏傳佛教能成為青藏高原及周邊多民族互相聯系交流的介質，與其所蘊含的濃厚本土文化元素及其同青藏高原獨特的地理環境有極大關系。

第二，藏傳佛教僧人來自基層社區，貼近民眾生活，對基層社區廣大信眾有較大影響力，可以成為黨和政府聯系群眾的重要橋梁和助手。在西藏及甘肅、青海、四川、云南以及內蒙古一些地方，一個重要特點是，有民眾居住的地方基本上都有寺廟等宗教活動場所。同時，藏傳佛教寺廟僧人多來自基層社區，他們出家以后，很大一部分僧人的日常生活所需也來自其原有家庭，這使得寺廟的出家僧人與社區民眾之間保持著密切關系。正因如此，藏傳佛教寺廟僧人特別是有一定社會聲望的僧人不僅常為民眾答疑解惑，也常常充當基層社區民眾糾紛的調解人。從這些情況看，藏傳佛教僧人在聯系基層社區民眾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最重要的是，絕大多數藏傳佛教僧人是愛國愛教的，具有為群眾造福的慈悲之心。2020年8月，四川省委統戰部、省委涉藏辦分四期舉辦覆蓋全省的藏傳佛教活佛培訓班，筆者應邀參與授課，講授“如何發揮藏傳佛教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積極作用”。課間與活佛們交流，他們急切地盼望了解具體應當如何做。筆者告訴他們，根據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的精神，藏傳佛教高僧活佛一是要引導各族群眾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二是要引導各族群眾樹立正確的國家觀、歷史觀、民族觀、文化觀、宗教觀；三是要從民眾利益出發，協助政府做好改善基礎設施、加強生態保護、保障和改善民生、發展特色產業，讓群眾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從交流看，活佛們對以上三點均深為認同，紛紛表示回去一定要照著這幾點好好做。這件事對我啟發很大，讓我深切感到，絕大多數藏傳佛教活佛僧人都心向國家、有為民眾多做有益之事的愿望，關鍵在于如何引導。

關于如何管理藏傳佛教，著名愛國愛教的藏傳佛教高僧喜饒嘉措大師說過“金剛的手段，菩薩的心腸”。“金剛的手段”是講約束，講原則。沒有約束，就無以為宗教，正如不守戒律無以成為僧人。所以僧人要嚴守戒律，要遵守國家法律法規，要愛國愛教，這些都是約束。“菩薩的心腸”是說對藏傳佛教要有關懷和尊重，要充分認識到大多數僧人慈善、利他，心存為國家、民眾多做有益之事的特點，引導藏傳佛教發揮積極作用。“菩薩的心腸”正是我們引導藏傳佛教同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重要基礎。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做好黨的宗教工作，把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堅持好，關鍵是要在‘導’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準，做到‘導’之有方、‘導’之有力、‘導’之有效。”只要堅持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方向，做到導之有方、導之有力、導之有效，藏傳佛教廣大僧人就能夠在引導信眾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為西藏及涉藏州縣的和諧穩定與增進人民福祉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這是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宗旨和所要達成的目標。

據筆者所知，近年來在四川涉藏州縣，藏傳佛教寺院在辦學、弘揚傳統文化、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引導群眾脫貧致富等方面，都協助政府做了不少工作。比如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縣慧遠寺希望小學、德格縣格薩希望小學、巴塘縣扎呷寺希望小學等諸多希望小學的建立，都有當地藏傳佛教寺院僧眾的努力和貢獻。德格縣麥宿鎮的宗薩寺，多年來一直致力于扶持當地村民學習藏式金銀加工、鎏金銅塑、唐卡繪畫、手工黑陶、毛絨編織、木雕等技術，并積極與政府合作，推動建立藏藥現代制藥企業和藏醫院，借助國家的好政策，在弘揚傳統文化、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同時，幫助許多村民實現了脫貧致富。這些均是藏傳佛教發揮積極作用的一些典型案例。

三、結語

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提出的“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這一表述有兩個重要內涵：其一，“推進”一詞表明其“中國化”的方向和狀態業已存在，已經是一個客觀事實。這是對藏傳佛教形成以來在中國地域及政治舞臺所發揮的作用以及充分吸收中國本土文化因素的歷史事實予以充分肯定和認同。其二，“推進”二字，代表了黨和國家對藏傳佛教發展方向的期望與要求，希望藏傳佛教沿著已有的中國化方向和道路繼續前行，與時俱進，更好地參與時代，參與中國社會的發展，積極主動地順應黨和國家的要求，滿足信教群眾的需要。具體來說，就是要積極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道路相適應。

任何事物的存在與發展都不能脫離時代，都離不開其生存的土壤與環境。今天的藏傳佛教正是歷史上不斷適應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大環境，不斷適應青藏高原社會及民眾發展需求、不斷與時俱進地中國化發展的結果。那么，在今天，藏傳佛教如何主動適應時代、民眾和中國社會的整體發展需求，在社會發展與進步中發揮積極作用，這也是藏傳佛教自身發展面臨的一個新的時代命題。

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接見十一世班禪時，勉勵他刻苦學習、努力修行，秉承十世班禪大師遺愿，秉承佛教眾生平等、慈悲為懷的理念，積極促進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十一世班禪表示，一定以十世班禪大師為榜樣，莊嚴國土、利樂有情，堅決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一定牢記習近平總書記的諄諄教導，刻苦學習，為促進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和西藏的和諧穩定貢獻力量，不辜負黨和人民殷切期望。習近平總書記對十一世班禪的殷切勉勵及十一世班禪對總書記的回應，對認識藏傳佛教在新時代發揮積極作用不但提供了重要啟示，也作了最好的回答。

毫無疑問，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提出的積極引導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為藏傳佛教在新時代的健康發展指明了方向。全面正確地理解“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即是希望藏傳佛教積極參與新時代中國社會的整體發展，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發揮積極作用。這既是時代的需要，是西藏社會及藏傳佛教廣大信眾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也是藏傳佛教適應時代與社會并實現自身發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