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西藏考察時指出：“西藏是各民族共同開發的，西藏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藏族和其他各民族交流貫穿西藏歷史發展始終。”這一科學論斷，是當代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在西藏的具體體現，深刻揭示了西藏歷史發展的本質和主流。謹以習近平總書記先后考察過的哲蚌寺、八廓街和布達拉宮廣場為例，足可見證各民族共同書寫的西藏歷史。

一

哲蚌寺興建于明朝永樂年間，距今已有600多年的歷史。十五世紀，格魯派寺院興建進入高潮期，西藏各教派首領亦紛紛進京朝覲明朝皇帝。1416年，前往京城朝覲的宗喀巴的弟子釋迦也失返藏，永樂皇帝賞賜了大量金銀珠寶、綢緞、茶葉、牛馬等財物。就在這一年，哲蚌寺開始興建，寺廟建成后，得力于明朝廷及西藏貴族的支持，逐漸發展成為格魯派實力最雄厚的寺院，而三世、四世達賴喇嘛作為該寺的寺主則承擔起了聯系藏、蒙古、漢等各民族乃至明朝廷的重任。

1578年，哲蚌寺寺主索南嘉措經過一年多跋涉來到位于青海湖附近的恰卜恰（今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境內），住進由明朝廷賜名、蒙古貴族出資興建的仰華寺，與順義王俺答汗會見。這是一次各民族團結和睦、交往交流的大集會。從各地趕來觀光巡禮及聽經拜佛的蒙古、藏、漢、維吾爾等各族僧眾、軍民達10萬余人。俺答汗為索南嘉措舉行盛大歡迎儀式，贈送大量金銀幣帛和緞絹、駝馬、金銀器皿等，并贈予其“圣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的尊號，后者也贈予前者“轉千金法輪咱克喇瓦爾第徹辰汗”的尊號。這兩個尊號蘊含著民族文化的深刻內涵，玉成了哲蚌寺寺主與蒙古汗王共同營造的、各民族僧俗民眾往來互動的盛會。此后，索南嘉措一直活動于甘、青、蒙、藏等地，并在俺答汗的薦舉下與明朝廷展開直接聯系。他曾致函明朝權臣張居正并代問皇帝安好，之后被明廷賜予“朵爾只唱”的封號。俺答汗及其兒子切盡黃臺吉相繼病亡后，索南嘉措親赴召地（今呼和浩特）念經超度，并根據朝廷旨意赴北京朝覲。可惜中途圓寂于開平府故跡附近（今內蒙古正藍旗內）。臨終前預言其下輩轉世于蒙古世家。由此，一位蒙古族的靈童成為了第四世達賴喇嘛云丹嘉措。

1602年，四世達賴喇嘛在蒙、藏各界人士護擁下來到哲蚌寺坐床。值此機緣，蒙古、漢等各族人士奉蒙古汗王和明朝廷之命往來于哲蚌寺與召地、北京之間，拜佛熬茶的各族僧俗也紛至沓來，極大地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期間，明朝廷時刻關注著駐錫于哲蚌寺的四世達賴喇嘛。1616年，萬歷皇帝派遣專人來到哲蚌寺，授予其“普持金剛佛”的封號。這是明朝廷對哲蚌寺又一位達賴喇嘛的最高榮崇。

明末清初，哲蚌寺面臨教派間和不同政治勢力的沖擊。此時，和碩特蒙古和清朝廷給予了格魯派以巨大支持。在和碩特蒙古固始汗的鼎力支持下，格魯派在哲蚌寺的甘丹頗章建立了蒙藏聯合執政的地方政權。此時，深切關注西藏局勢的清朝廷邀請五世達賴喇嘛進京朝覲。

在哲蚌寺，珍藏著體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量文物。最著名的有歷代精美瓷器，尤以明清特別是清代為最多。當時，哲蚌寺高僧頻繁往來于祖國各地，歷朝皇帝賜予的寶物和各民族的奉獻源源不斷，各扎倉均擁有許多瓷瓶、瓷碗、瓷盤等。其中，最珍貴者當屬五世達賴喇嘛赴京覲見時由順治皇帝賜予的文殊銅鏡，此鏡通高1.29米，兩面鏨刻文殊菩薩坐像，極其優美生動。

在哲蚌寺措欽大殿的三樓強巴通真殿上方，還懸掛著駐藏大臣琦善贈送的刻有“穆隆元善”四個大字的匾額，含有朝廷希望西藏和睦昌隆、福祉百姓的寓意。

清朝后期和民國年間，哲蚌寺發展為可遂愿接納、融入各族僧俗之眾入寺學經或熬茶布施的佛教寺院。成書于清朝年間的《西藏志》曾記載：“哲蚌寺，拉薩西去二十里，依山布立，層樓數層，周環數匝，內金殿三座……寺內乃漢人、蒙古、西番、楊土司、魯土司、布爾康、布本等處之人（在此）居住，習學藏經。”藏族學者波米?強巴洛卓活佛也說：“奉持法主（指宗喀巴）學說的學人與得道者遍于全瞻部洲，漢、藏、蒙地人士無論高下，曾圓滿敬奉供養，吉祥哲蚌大寺之美譽超越大梵天的世界”。民國年間，在哲蚌寺學經7年的邢肅芝于《雪域求法記》中記述，該寺有各民族的學經僧人，招收漢族學經人的為漢人康村，而蒙古族則分布于各個康村。他說：“教我因明的師傅是位蒙古喇嘛，名叫喜瓦拉；教我《俱舍論》的師傅名叫賴登喇嘛，也是蒙古族人……與我因緣最深的要算是教授我《現觀莊嚴論》的（藏族）上師袞曲丹增格西。”邢肅芝在哲蚌寺結識了許多藏、漢、蒙古等族僧人，與他們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誼。

哲蚌寺僧眾具有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在驅逐廓爾喀入侵以及兩次抗擊英國侵略戰爭中，都以實際行動支援前線抗擊外來侵略。而面對清末民初因帝國主義挑撥而引發的沖突，毅然維護國家統一大局，保護包括駐藏大臣聯豫在內的各族人士。抗日戰爭時期，哲蚌寺僧人考慮到“國家軍事急需兵力甚殷”，主動上呈國民政府，建議應于康藏各地早日施行政令，征集兵員。表示只要國家需要，寺僧亦愿拿起槍桿。哲蚌寺僧眾還常常一道誦經祈禱，祈盼抗戰早日取得勝利。

二

興起于唐蕃時期的八廓街，與松贊干布迎娶文成公主有密不可分的聯系，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當時，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已上升到新的水平，唐代先進、穩定的國家制度和經濟文化的繁榮將鮮卑、突厥、回紇、吐谷渾、羌、氐、“南蠻”“烏蠻”、靺鞨、室韋等在內的諸多民族凝聚在一起，使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更加鞏固和壯大。勃興于雅隆河谷的吐蕃政權統一了西藏地區的大部分，建立具有方國性質的吐蕃王朝，并以包容和開放的姿態進一步展開與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634年，松贊干布主動派人前往長安求婚，641年唐太宗命宗室女文成公主嫁予松贊干布。文成公主從長安出發后，松贊干布便親率部眾，千里跋涉至柏海附近（今青海瑪多一帶）迎接公主。到達吉雪臥塘（今拉薩）后，松贊干布舉行了盛大的宴會，正式授予文成公主吐蕃贊普王妃寶座的權威。各地百姓爭相前來一睹公主風采。從此，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的故事開始流傳，并成為千古佳話。

據說，文成公主一行進入吉雪臥塘后，因迎親車輛中馱載釋迦牟尼佛像的車輪陷于泥沼，便先于荒野沼澤之地搭建營帳，于此安置佛像，這就是八廓街前身的最初緣起。隨后，松贊干布攜文成公主赴澤當昌珠地方的宮殿居住。

文成公主進藏時，帶來了大量的儒家經典和醫、農、藝等自然科學類典籍，還有中原的蕪菁等谷物種子、冶鐵技術、烹飪和數百名工匠，以及宮廷繪畫、禮儀、宮內規制等。她往來于拉薩和山南的貢嘎、澤當、瓊結之間，利用贊蒙的身份，大力推廣唐朝先進的文化和技術。比如推行中原的先進耕作方法使糧食產量不斷提高，令漢族工匠為當地民眾安置水磨、挖掘水井……據藏文史籍記載，文成公主還將“諸種府庫財帛，金鑲書廚，諸種金玉器具，諸種造食器皿、食譜、玉轡與金鞍，諸種花緞、錦、綾、羅與諸色衣料兩萬匹”以及“四百有四醫方，百診五觀六行術，四部配劑術”等醫術帶到了西藏。至今，西藏還流傳著文成公主堪輿點位大、小昭寺，與赤尊公主驅山羊馱土填埋水塘，助力建大昭寺和順“蕃域四方”等許多傳說。

大昭寺始建于文成公主來西藏的5年后，是松贊干布按照文成公主堪輿的地址建立起來的，后來幾經修繕和擴建，形成龐大的建筑群。大昭寺主殿高4層，鎦金銅瓦頂，輝煌壯觀，具有唐朝建筑風格。大昭寺建起之后，周圍的僧俗民眾日漸增多，篷帳屋戶規模越來越大。而小昭寺的興建更是別有深意，據說松贊干布為了紓解文成公主的思鄉之情，特意將寺院的正門朝向東方。

八廓街在1000多年的發展中，已經成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見證，并形成了享譽國內外的商貿、物流中心。而在其顯要地帶還留下文成公主做飯的灶臺、唐蕃會盟碑、蒙古汗王王府、駐藏大臣衙門、駐藏大臣和琳所立的勸人恤出痘碑、國民政府駐藏辦事處等重要歷史文物和舊址，還留下許多關于文成公主在八廓街向吐蕃婦女傳授中醫、紡織、女紅、烹飪等技藝，金城公主將文成公主帶到吐蕃的釋迦牟尼像重新迎供于大昭寺的“謁佛之供”。長期以來，各民族的商貿往來以及拜謁大、小昭寺的朝佛宗教活動等，使這里一直興盛繁榮，經久不衰。

其中唐蕃會盟碑、駐藏大臣衙門和勸人恤出痘碑的深厚蘊含，更加彰顯出各民族共同創造西藏歷史的主題。

唐蕃會盟碑又名長慶會盟碑，記載了各民族特別是漢藏民族間相互通婚、吊慶、修好、禮尚、互市、和盟等累世往來、歡好不絕、友好團結、社稷如一的史實，是自古以來中華民族親如一家的歷史見證。立此盟碑主要之目的是“曉今永之屯亨，矜愍之情，恩覆其無內外，商議葉同，務令萬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遠大喜，再續慈親之情，重申鄰好之義，為此大好矣！”碑文中五次提到“社稷如一”一詞，足見當時唐蕃一家親的盛況。

駐藏大臣衙門是清朝總理西藏事務大臣的辦公之地，體現了各民族團結一致、共同發展、維護中華民族共同體和祖國統一的深厚淵源，見證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的歷史關系。在長達兩個世紀的歲月里，先后有漢、滿、蒙古等族的138名駐藏大臣和幫辦大臣在此傳達朝廷懿旨、處理政教事務、接待往來西藏內外官員、團結僧俗各界人士，將清廷治藏之策推向全西藏。同時，來自各民族的上層人士也在這里留下了活動的印跡。駐藏大臣衙門用確鑿的史料和豐富的文物，實證了清朝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有效管轄的歷史。

勸人恤出痘碑，則銘刻著當年駐藏大臣和琳秉承朝廷的旨意撫恤民眾，力勸西藏各族百姓為預防致命的流行疫病而人人種痘的善舉。這是清朝廷撫輯西藏百姓在防疫治病、體恤民生方面的歷史見證。

關于各民族商人在八廓街經商的情況，也有各種詳實資料記載。據邢肅芝所著《雪域求法記》記述，漢人來此地做生意的不少。最早到拉薩的是北京商人，他們在八廓街有幾家商號，最大的兩家分別叫“文發隆”和“興記”，另外還有“德茂永”“裕盛永”等，當地人稱這些商號為“北京沖康”。在八廓街做生意的，還有云南人、四川人、青海人、甘肅人、蒙古人、新疆人、河北人、江浙人等。抗日戰爭期間，設在八廓街的“邦達昌”商號頻繁往來于印度和拉薩、昌都以及成都、昆明、西寧等地，生意十分興隆，影響也很大。可以說，正是得益于各民族商人和僧俗官民的共同經營，才成就了八廓街長久以來的繁榮和興旺。

三

布達拉宮廣場，是西藏的重要地標，是新西藏各族人民節慶聚會的重要場所。在五星紅旗的映襯下，廣場上的布達拉宮、和平解放西藏紀念碑以及其他重要歷史文物古跡，見證了歷代中央政府對西藏的有效管理和各民族共同建設新西藏的歷史。

布達拉宮的形成也源自于松贊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史載，松贊干布迎來文成公主后，專為公主筑一城以夸后世，于紅山內外圍城三重。此為布達拉宮興建的來歷。宮內和廣場上的諸多文物反映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之間的緊密關系。

在廣場靠布達拉宮的兩側，各矗立著一座具有200多年歷史的記功碑，碑文鐫刻著康熙皇帝派清軍驅逐蒙古準噶爾部擾藏和乾隆皇帝派兵反擊廓爾喀入侵西藏的功績，前者為《前藏布達拉山前第一碑——圣祖仁皇帝御制平定西藏碑文》，后者為《前藏布達拉山前第二碑——御制十全記》。碑文所記，反映了各族兒女為保護西藏安寧、維護邊疆穩固和祖國統一而不怕犧牲、萬眾一心的英雄氣概。

布達拉宮及其廣場，也是清朝時期西藏地方政治活動的中心。每逢有皇帝委派欽差前來或向達賴喇嘛傳諭詔書，布達拉宮廣場便會出現“法號鼓樂齊鳴、儀仗前導”的隆重場面。自乾隆皇帝制定《欽定藏內善后章程二十九條》加強對西藏的管理以來，歷輩達賴喇嘛的認定、坐床和親政必須得到皇帝的批準，而這些活動必須經由布達拉宮廣場以隆重的儀式進入布達拉宮內日光殿舉行。

在布達拉宮紅宮司喜平措大殿中央，高懸著乾隆御賜“湧蓮初地”匾額，東壁壁畫突出地繪有1652年五世達賴赴京覲見順治皇帝的情景。殿內還保存有康熙皇帝所賜大型錦銹幔帳一對，在達賴坐床和親政大典時，這對幔帳例行懸于大殿顯要之處。在布達拉宮顯要之處，供奉著“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的牌位，每逢“金瓶掣簽”儀式以及其他重大政治活動，必須在此牌位前舉行，體現出了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崇高地位。

布達拉宮及其廣場，還見證了20世紀30年代中期和40年代初，代表國民政府的專使黃慕松前來致祭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并資助靈塔修建、國府大員吳忠信赴西藏主持十四世達賴坐床典禮的歷史。

在布達拉宮廣場的正南邊，聳立著西藏和平解放紀念碑，碑正面鐫刻著“公元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在北京簽訂。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驅逐帝國主義勢力，西藏和平解放。從此，西藏進入從黑暗走向光明、從落后走向進步、從貧窮走向富裕、從專制走向民主、從封建走向開放的新時代”的銘文。

70年前，和平解放西藏協議簽訂，人民解放軍和平進駐西藏，率先進入拉薩的十八軍部隊及十八軍獨立支隊先后經過布達拉宮前入城。1956年4月下旬，陳毅元帥率領的中央代表團出席了在布達拉宮前召開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慶祝大會。1959年，布達拉宮廣場更是見證了西藏人民推翻封建農奴制度，百萬農奴獲得解放那激動人心的時刻。1961年，國務院公布布達拉宮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并撥專款對廣場一側的雪城民居進行維修。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在布達拉宮廣場一側的勞動人民文化宮隆重舉行。1975年，大型藝術群雕“農奴憤”在廣場的革命展覽館向世人開放。

改革開放后，西藏每逢重大節日也多在布達拉宮廣場舉行。1990年、2001年、2011年黨和國家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都先后蒞臨西藏并在布達拉宮廣場出席西藏各族各界舉行的重大活動。許多重要節日也會在布達拉宮廣場留下歷史的記錄。如2009年3月28日上午，來自西藏各族各界的13280名代表在布達拉宮廣場隆重紀念首個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2015年9月8日，西藏各族各界干部群眾熱烈慶祝西藏自治區成立50周年并在廣場迎接由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題詞的“加強民族團結，建設美麗西藏”的賀匾、賀幛；2019年9月29日，西藏各族各界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大會在布達拉宮廣場舉行，各族人民歡聚在一起，祝福偉大祖國，贊美幸福生活；今年8月19日，西藏各族各界2萬多人歡聚布達拉宮廣場，慶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展示70年來西藏社會、經濟、文化、生態、民生所取得的巨大進步和輝煌成就，由中央代表團贈送、習近平總書記題詞的賀匾上鐫刻著“建設美麗幸福西藏共圓偉大復興夢想”的十六個大字，寄托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西藏各族人民的殷殷深情。

今天的布達拉宮廣場，每天成千上萬來自西藏、全國各地乃至世界各國的游客絡繹不絕，將社會主義新西藏的發展、穩定、繁榮、幸福的信息帶往各地，讓世人了解到西藏的歷史與現實。

新西藏的發展歷程，彰顯了各族人民心手相連，共謀福祉，共同書寫歷史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體現了社會主義祖國大家庭的溫暖，體現出各民族大團結的力量。而今，西藏已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在社會主義祖國大家庭中，西藏各族人民團結奮斗，開拓進取，立足新發展階段，完整、準確、全面貫徹黨中央提出的新發展理念，在穩定、發展、生態、強邊的偉大事業中大顯身手，創造了彪炳史冊的輝煌成就。

鑒往知今，方可領悟“西藏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之精髓所在；以史為鏡，才能開創未來。我們學習歷史、認識歷史，從歷史中汲取經驗，必須完整準確全面把握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思想，深入挖掘、整理、宣傳西藏自古以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使各族群眾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來，積聚各民族心手相連、團結奮進的強大精神動力，為建設團結富裕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西藏同心協力共同奮斗。

【作者：車明懷，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聯合會）原副院長（副主席），曾多次參與涉藏白皮書的撰稿、討論或修改工作。主要研究方向為藏學、歷史學和民族學等。】

（來源：中國西藏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