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奔子欄村是滇藏公路重鎮，其發展過程與道路建設密切相關，形成一種變動之中的空間形態與村落社區的互動關系。考察不同時期道路變遷對沿線地方社區的影響，可以窺探滇西北高原地區百余年間發生的劇烈變遷。作為交通要道的奔子欄村，“因路而起、因路而興、因路而變”。此個案亦可以提示我們，在當前高等級公路的建設中，在考慮快速連接兩端關鍵節點的同時，也應關照到次區域、次節點的利益，構建包容、合作、共贏的，且盡可能整體關照的新型道路與社區關系。

【關鍵詞】滇藏公路；奔子欄；社會變遷；路學

【作者簡介】李志農，女，漢族，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云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員，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張輝，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思想戰線》2021年第5期。本文系國家四部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專項“云南迪慶民族工作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1950—2019）”的階段性成果。原文注釋從略。

【中圖分類號】C95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778X（2021）05-0010-08

一、問題的提出

交通興則國興，交通強則國強。道路基礎設施建設關乎國家前程和民生福祉，是重要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德政工程，歷來被黨和政府列為重點發展的優先事項。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一直高度重視我國道路基礎設施建設問題，特別是對涉及偏遠邊疆民族地區和經濟落后農村地區的道路建設，先后做出多次重要指示批示，為我國道路建設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具有很強的先導作用，特別是在一些貧困地區，改一條溜索、修一段公路就能給群眾打開一扇脫貧致富的大門?！倍鴮τ谖覈吔褡宓貐^來說，道路基礎設施建設還擔負著加強民族團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各民族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職責。中華民族是一個大家庭，一家人都要過上好日子。道路建設攸關我國邊疆民族地區的和諧穩定和長治久安，是構建人們幸福家園的基礎硬件設施之一。

歷史表明，便捷的交通能夠極大地促進社會人員流動、物資流通和信息交換，更有利于民族之間的社會交往、文化交流與融合。而對于國家來說，道路是促進國民經濟發展和社會運行的命脈，同時也是維護民族團結和鞏固國防的國之重器。對于地方社會來說，傳統道路與沿線聚落之間的關系呈現出聯通、互動、聚合、開放等特征，在促進道路沿線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在潛移默化地推動當地的社會文化變遷。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是國家視角還是地方層面，無論是歷時維度還是當今社會，針對道路的學術研究，就具有了重要價值，其筑路的動機和目標、筑路過程、筑路的社會文化后果等皆可以成為可供研究的內容。

近些年來，學術界基于道路及其社會文化影響的研究逐漸豐富起來。例如，周永明最早提出“路學”研究框架，并認為道路研究的復雜性需要多學科參與進來開展跨學科的研究。在今天加強道路基礎設施建設的背景下，道路研究具有鮮明的時代意義。例如，國際地理學學術期刊《移動性》（Mobilities）于2012年出版了一期以道路和人類學（roads and anthropology）命名的專輯，除總論外，共有7篇文章分別從不同角度對道路基礎設施建設對當地社會文化之影響進行深入分析。誠如編輯在導論中所言，道路人類學研究可以為更廣泛的社會科學做出貢獻，內容包括流動性、差異速度、新景觀、現代化和網絡化的基礎設施等等。國內學界對于道路的更多研究，集中在圍繞道路的筑造、改建、升級等所發生的事件以及事件背后所彰顯和涉及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議題上。如周大鳴從道路與聚落的關系來審視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指出隨著中國大規模建設高等級現代公路，時空壓縮在中國城鄉之間表現得淋漓盡致，最終導致傳統中國社會結構正在逐漸從串聯式向扁平化的并聯式過渡。道路與聚落之間的關系在現代化與全球化的沖擊之下更具豐富的意涵。朱凌飛研究了一個村寨因為道路修筑而引發的一系列結果，指出道路在推動偏遠村寨融入更大政治經濟體系之中的努力，彰顯著外界與村寨主體、地方與全球二元之間的直接碰撞。

總體來看，近些年來嘗試運用“路人類學”視角的研究成果逐年增多，顯示出了這一研究領域的熱度。但分析之后發現，較多研究集中在道路修筑對當下社會之影響，而缺乏歷史的視野，故而對于社會變遷之分析失去了厚度與深度。我們認為，欲了解整個道路修筑帶來的社會變遷與轉型，必須將其置于更長的歷史脈絡之中，方能更加深入地開展討論?；赝麣v史，我們看到道路修筑是推動社會變化變遷的重要力量，同時也應該注意到，道路修筑及其升級改造本身，也是社會變遷的結果。

近代以來的歷史告訴我們，道路變革與社會變遷之間呈現一種互為因果的聯系，道路修建導致地區社會變遷，而這種以發展為內核的變遷則又推動著道路的不斷升級改造，這是一個沒有終點的互動過程。為理解這個過程，我們將目光下沉到具體的社會底層，聚焦于作為邊疆民族地區的滇西北高原，以路與社會變遷為視角，考察該地區近代以來的道路建設歷程以及當地百年間社會劇烈轉型的過程。

本文基于文獻研究和田野調查。文獻資料來源于當地各部門的公開檔案，而田野調查點奔子欄村是川滇藏三省區之間的一個重要交通節點，從此地往西北行即可進入西藏，溯金沙江北上即是四川的得榮、巴塘，沿金沙江而下就是維西，往東南走則是香格里拉及麗江。由于地處交通要沖，奔子欄村自清代以來就是茶馬古道上重要的交通節點。本調查從2016年8月開始至2019年12月結束，期間我們多次進入到該地區開展田野調查。

奔子欄村是一個行政村，隸屬于云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德欽縣奔子欄鎮，距離香格里拉市中心100千米，距離德欽縣政府所在地85千米。奔子欄村截至目前共有437戶，共計1500人，居民民族成分主要以藏族為主，占比90%以上。

二、與路共生：茶馬古道與奔子欄的興起

滇川藏三省區交界地帶山川險峻、河流深切，大規模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難以開展，在歷史上往往借助耐力良好的馬匹進行徒步運輸。在現代公路修建以前，奔子欄及其所在的整個滇西北高原交通道路，主要以馬幫道為核心。這些馬幫道作為連接內地與涉藏地區的交通要道，后來形成了著名的茶馬古道。這條運輸通道橫貫當今云南、四川和西藏三省區和怒江、金沙江、瀾滄江的三江并流區域，最遠可行至緬甸、尼泊爾、印度等國。其最重要的運輸線路為思茅（今普洱）—大理—麗江—中甸（今香格里拉）—奔子欄—德欽縣—西藏昌都—拉薩，線路全長數千千米。在這條通道上，奔子欄是一個重要的交通節點，其早期的興盛就依靠這一區位優勢。

滇藏馬幫道的興盛主要得益于西藏等地與內地之間的物資交換，道路擁有上千年的歷史，但是近代以來漢藏之間的較大規模商貿流通才真正促成了它的繁榮。從清末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迪慶地區的馬幫道及其貨物運輸有一個逐漸興盛的過程。資料顯示，從民國初年到1939年，迪慶地區輸出皮毛、酥油、藥材等土產貨物20多種，總值99萬元（半開銀圓），年輸入茶葉、紅糖、布匹等12種商品，總值104萬元（半開銀圓），由康藏轉銷內地的貨物僅蟲草、貝母等藥材約1萬斤，黃金100余兩。滇藏之間的這些貿易，就是靠馬幫運輸隊來完成。滇藏馬幫道貫穿于萬山環匝之中，鳥道羊腸、高寒缺氧，通常只有世代生活在滇西北高原的藏族馬幫才可以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

在滇藏之間貿易的興盛時期，滇藏馬幫道沿線的云南藏族村落皆飼養馬匹，并積極組建馬幫隊參與運輸。其中滇藏線上最能干、最出名的藏族“馬腳子”（趕馬人）幾乎都出自奔子欄，他們的報酬往往高于其他地方的人，當時奔子欄每個家庭的成年男性幾乎都有趕馬幫走西藏的經歷。

對于滇藏古道上的馬幫隊來說，奔子欄之所以非常重要，首先在于它占據金沙江上重要的瓦卡渡口。歷史上經過奔子欄的瓦卡渡口是一條比較省時省力的運輸線路，被多數往返于滇藏之間的流動人員所采用。檔案記載，清代至民國時期的奔子欄瓦卡渡口由當地著名藏傳佛教寺院東竹林寺所控制，進藏商隊到達奔子欄對岸渡口以后，經渡口守護者允許并發出信號，奔子欄這邊即派出渡船去對岸接上商隊返回，而進藏商隊只需向東竹林寺繳納一定費用即可通關。其次在于其溫暖的氣候、豐富的物產和相對平坦的地勢地形等。奔子欄鎮平均海拔2022米，香格里拉市平均海拔3459米，故而奔子欄有著滇西北高原其他地區所沒有的生態環境條件，常年氣溫較香格里拉等地區偏高，水資源利用便捷，故而奔子欄的物產豐富，水果多樣，亦可生長小麥、玉米、青稞等糧食作物，甚至在一個時期還曾種植過水稻。這些豐富的物產是奔子欄成為滇藏道路上重要節點的物質基礎，到此地的馬幫隊都會卸下重擔并養精蓄銳，補充足夠的物資之后他們才可以順利越過接下來的連綿雪山。

最后是擁有進藏特權。當時不是所有的馬幫隊都可以進入西藏地區，特別是其首府拉薩。因而一些外地商隊將貨物運輸到奔子欄之后便不再前行，或者委托奔子欄本地的馬幫隊幫忙運輸，或者直接將商品處理給當地的商人。由于奔子欄商隊的名聲，西藏地方政府給奔子欄的兩個大馬鍋頭德卑白丹和培初特許辦了進藏通行證，允許他們可以直接進入西藏腹地，并不受道路關卡的影響。這些進藏特權使得奔子欄的商隊在滇藏道路上擁有了非常強大的影響力。

一方面，馬幫運輸業逐漸成為當地藏民重要的輔助生計來源。資料顯示，抗日戰爭期間，每位腳夫管理7—11匹馱馬進藏，來回1趟，可得半開銀元16元、衣服1套、鞋子3雙等。一位90多歲的老人是奔子欄尚還健在的幾個老趕馬人之一。他回憶作為貧困人家的自己，就是靠走馬幫成家立業，他家的房子也是用那些錢蓋起來的。當地和他一樣的人不少，早年間家庭經濟得以改善就是靠走馬幫。

另一方面，依靠滇藏馬幫道當地服務行業獲得持續發展。進藏馬幫到達奔子欄后，往往會停留數天進行物資補給，這給當地人帶來了商機。據當地人講述，進藏商隊到達奔子欄后，人要休息吃飯、馬要備足糧草，因而餐館、客棧、馬市等開始形成，為馬幫隊服務的店鋪，如糧油店、五金店、客棧、茶館也興盛起來。我們看到，在馬幫運輸業的影響下，奔子欄逐漸走向商業化，開始從自給自足的農牧社會向農牧商結合社會轉變。依托于日漸繁榮的馬幫服務業，奔子欄的其他行業也得到了發展，并逐漸成為滇藏之間的商品集散地之一。

總之，在與沿線聚落的關系上，早期的馬幫驛道與當今的現代化公路之間有著明顯的差別，最顯著之處在于，早期的道路與周邊聚落的關系是聯通、互動、聚合、開放的，這使得傳統道路與社區之間形成了一種親密的關系，這種關系表現為一種聚集性雙向依賴的互利共贏關系。社區因路形成，而道路則因村的存在得以暢通，兩者互為因果。穿越奔子欄的馬幫驛道，是滇西北高原上最重要的一條進藏線路，奔子欄社區的存在，使得這一線路成為聯通滇藏兩省區較為便利的一條通道。而馬幫道的存在，則奠定了奔子欄持續繁榮的基礎，也使其日漸成為名揚滇川藏三省區交界地帶的經濟重鎮。

三、滇藏公路建設與奔子欄的現代化轉型

滇藏馬幫道雖然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的特定歷史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受限于運輸效率低下、規模有限等因素，這一古老交通方式并不能適應迪慶地區現代化轉型的需求，在此背景下修建一條替代馬幫道的現代公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中央政府和地方社會的共同目標，一條被后人命名為滇藏公路的現代公路由此開始了在滇西北高原上的建設進程。滇藏公路的修建工程自1950年9月開始，歷經23年至1973年10月正式通車，整個過程充滿了曲折。其規劃路線途經云南大理、劍川、白漢場、中平、中甸、德欽后，于滇藏交界的隔界河進入西藏，再由鹽井到達芒康與川藏公路相接，全線總長715千米（其中云南境內長594千米，西藏境內長121千米）。公路可以連接滇川藏三省區，全程穿過橫斷山脈、跨越金沙江和瀾滄江。滇藏公路編號為G214，被規劃為西南國道網的重要組成部分。

滇藏公路的建設對于奔子欄來說有著顛覆性的影響，用當地人的話來說，就是“從舊時代走向了新時代”。在20世紀50年代，奔子欄總體上還是一個較為封閉的社區，只有少數走馬幫的人曾走出群山見識到外面的世界。而滇藏公路的開工建設，對當地人的沖擊是前所未有的，公路、汽車、軍人、醫療隊、施工隊、宣傳隊等以前聞所未聞的新事物不斷出現，更為重要的是，附著在滇藏公路上的政治經濟文化效應所導致的社會結構變遷。在政治上，滇藏公路的建設代表著國家權力和國家管控在空間上的延展，助推了迪慶地區的民主改革。民主改革后剝削與壓迫人民的土司制度被取締，寺廟也不再介入當地的政治和經濟運行，肆虐無忌的匪患得到徹底清除，人民群眾真正實現了當家做主的愿望。在經濟上，隨著現代交通運輸工具的使用，馬幫運輸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物資運輸周期大為縮短，同時運輸物資也不再局限于茶、鹽等基本生活用品，現代工業產品也大量進入該地區，而本地區的特色農牧產品、手工制品開始大量地走出去，物資交換極大豐富和改善了人們的日常生產和生活。

自20世紀70年代滇藏公路全程通車以來，滇藏公路穿村而過，奔子欄村繼續保持了其位于香格里拉與德欽之間重要節點的地位，南來北往的人一般都要在這里歇息或過夜。依托滇藏公路，改革開放后奔子欄村的社會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家庭收入不再僅僅依靠過去的農牧經濟。短時期內，奔子欄村在滇藏公路兩旁發展出了很多店鋪，奔子欄的路畔經濟開始興盛起來。所謂路畔經濟，用當地人的話來說就是“靠路吃飯”。這些經濟業態包括旅館、飯館、百貨商店、五金店、裁縫鋪等。到1990年，奔子欄村在國道兩旁已經有了大大小小近100個店鋪。由此奔子欄村再次成為滇藏線上的重鎮，同時也是輻射周邊地區的物資集散中心、經濟發展中心。

“靠路吃飯”的另一個重要業態就是運輸業。在私家車尚未普及的20世紀80年代，運輸業方興未艾。作為滇西北高原上擁有馬幫運輸傳統的奔子欄村，如同當年他們的先輩走南闖北一樣，很多人開始從事運輸業，只不過運輸工具不再是馬匹而是客運貨運車輛。依靠滇藏公路的輻射作用，奔子欄村的運輸業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其運輸范圍涉及滇川藏三省區。當地人依靠運輸業取得了不錯的收益，隨后投資了酒店、商店、超市等。

依據滇藏公路建設歷程我們將其分成了兩個時段，分別是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修建時期和改革開放以后的大規模使用時期。在兩個時期里，滇藏公路與奔子欄地區之間的關系呈現一種無比復雜的關系。在20世紀50年代的初期建設階段，奔子欄作為滇藏線上的重要節點依舊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此時的核心在于道路與社區的互動是由外來力推動，并最終引發了奔子欄及其所在滇西北高原社會整體性的劇烈變革。在這一過程中，國家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在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動下，滇藏公路發揮了維護國家統一、鞏固西南國防、推動民族邊疆地區民主改革的重要催化劑作用。此時的滇藏公路儼然是國家的化身，并在推動地區變革過程中顯示了光明與正義的形象。其作用一方面體現在滇藏公路附帶的政治經濟社會力量打破了奔子欄所在地區的傳統社會結構，實現了當地人民翻身做主人的夢想；另一方面體現在，伴隨公路暢通而來的是源源不斷的新事物、新觀念，奔子欄地方的人們通過道路看到了光明的前景和幸福的生活，也在這個過程中，奔子欄地區不斷加深了對國家的認同和信賴。

在改革開放以后的市場經濟階段，市場經濟體系全面滲透到滇西北高原的方方面面，滇藏公路不斷弱化早期的政治和國防色彩，轉而逐漸強化其經濟屬性，由此，該條公路逐漸成為滇川藏毗連區域的一條經濟大動脈。而奔子欄村再一次抓住了作為交通重要節點的機會并融入市場經濟，在這一時期，奔子欄甚至被稱為滇藏線上的“小香港”。在這一過程中，奔子欄與道路再次成為一種親密的互利共贏關系，奔子欄人熱情服務于滇藏線上忙忙碌碌的車流和人流，而這些流動著的人車，帶給奔子欄的是源源不斷的真金白銀。在這里，公路是市場經濟的化身，是流動著的財富和機遇，而道路沿線的地區只有緊緊抓住公路本身，才能在中國全面經濟變革的浪潮中獲得發展和改變的機會。

在這兩個時期中，道路與社區的關系盡管錯綜復雜，但道路與社區的互動，使地處邊疆民族地區的奔子欄開始融入國家的一體化進程，并且在市場經濟的推動下不斷實現現代化轉型，道路和沿線地區以前所未有的密切關系一同進入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時代。

四、新時期滇藏公路升級改造與奔子欄的發展困境

至2002年，奔子欄村所在的云南迪慶地區境內的滇藏公路一直屬于低等級公路，路面為普通砂石路。顯然這一狀況并不能適應新時期的發展需求，特別是在旅游業等新興產業開始崛起的背景下，這一問題顯得更加突出。為解決日益嚴峻的供求矛盾，在多級政府財政的支持下，滇藏公路在隨后的10年間進行了多次升級改造。2002年，迪慶藏族自治州規劃將滇藏公路香格里拉至德欽段（簡稱香德公路）僅有4.5米寬的砂石路面，擴建為6到8米寬的三級柏油路。2010年，云南省政府又投資94.5億元，將迪慶州境內僅鋪設7年的環迪慶州三級柏油路提升為國家二級公路，以滿足當地快速增長的以旅游業為主導的第三產業運輸需求。升級公路建成通車后，徹底結束了迪慶州三縣之間無二級公路的歷史。特別是，2010年開工，2016年10月30日通車，前后耗時6年多才建成的白馬雪山隧道，減少了香格里拉和德欽之間三分之一的行駛時間，大大提升了云南迪慶州境內滇藏公路的通行效率。

2010年滇藏公路改造為國家二級公路，經過奔子欄時，公路規劃部門在綜合比較對老路進行加固升級、拆遷和另辟奔子欄新線的利弊之后，決定實施避開已經街道化路段的新線方案，新改道擴建后的滇藏公路幾乎全部繞開了原來的老路。新線路建成通車后，奔子欄當地人將積攢多年的資金投到酒店餐飲業上，短時間內在新修的滇藏公路兩邊建成了大量的酒店、旅館。截至2018年7月，這些新建酒店共擁有床位數3000余張。但問題是，一窩蜂的投資建設熱潮退卻之后，如何獲取效益成為當地人面臨的一道難題。

滇藏公路升級改造之前，奔子欄是云南迪慶兩個旅游重鎮香格里拉和德欽之間的重要節點，不管是南下還是北上，過往行人都會在奔子欄進行歇息停留，因而推動了奔子欄人“靠路吃路”式的路畔經濟。但滇藏公路升級后的香格里拉與德欽之間的路程時間壓縮，使位于中間地段的奔子欄表現出明顯的“中間消除效應”，奔子欄不再是路途中人們必需的停留點。由此，滇藏公路的升級改造并沒有給奔子欄帶來預期的飛躍式發展，反而使其陷入了經濟低迷。

此外，滇藏公路也在改變著滇西北高原的城鄉關系。正如周大鳴所指出的，“在當代社會，中國突飛猛進的‘交通革命’使得中國社會的時空距離被大大壓縮，城市與鄉村之間的中間層級也隨之消減，大區域、扁平化的‘并聯式’格局取代原來的‘串聯式’格局，成為當代中國城鄉社會結構變遷的一種典型模式”。這一現象在奔子欄地區尤為明顯。前文指出奔子欄在20世紀70年代以來逐漸成為輻射周邊區域的物資集散中心、經濟文化中心，周邊農牧民的大部分生產生活需求基本上在奔子欄就能夠得到滿足。但是近些年來隨著滇藏公路的升級改造及鄉村交通的健全，人們的出行不再滿足于奔子欄集鎮。羊拉鄉一位藏族小伙子說：“以前覺得奔子欄很大，去一趟就算是見了大世面，現在覺得那地方太小了，就兩條街，什么都沒有，現在年貨一般是開車去香格里拉買，不是我一家，村里大部分人都這樣?！本瓦@樣，奔子欄的商業經濟整體上呈現下滑趨勢。

作為滇藏公路上重要節點的奔子欄，在進入經濟發展的新時期以后，遭遇了“如何才能留住過客”的困境。道路的日益暢達，使得以往道路中間的節點日益失去價值，同時道路修筑所引發的城鄉社會結構變遷，更是將道路的中間地帶引入了衰落的邊緣。奔子欄地區也并不是對此沒有任何回應。奔子欄歷來產業薄弱，因而當地政府只能繼續將“寶”壓在旅游業上。奔子欄是滇西北涉藏地區的歷史文化重鎮，擁有較多可以開發的資源，比如歷史遺跡類的土司衙府、藏傳佛教名寺東竹林寺、自然風光月亮灣等。但是這些景點一方面特色并不鮮明，分布也過于分散，不能很好地發揮連片效應，也不具備深度開發的價值。加上香格里拉和德欽梅里雪山兩個世界知名旅游景區的存在，奔子欄的旅游景點很容易被忽視，僅僅成為了過往游客眼中的“窗外風景”。

在這里我們看到，進入到21世紀以后，隨著滇西北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加速，人們對道路的更高要求直接推動滇藏公路的升級改造，而升級以后道路所發揮的巨大社會經濟影響力，則又進一步加速了社會變遷。滇藏公路升級改造的目標是強化道路端點之間的聯系，更加重視線路上大型市鎮的直接聯通，盡可能少地在中途停車以避免耗費時間，進而將大量的人流、物流和資本都集中在特定的區域。道路升級改造的直接結果，就是運行效率和運行成本都得到顯著改善，增強道路兩端的通達性。但問題就在于，這種通達性是建立在對道路中間節點的弱化乃至忽視的基礎上，道路上一些過去很重要的交通節點，不僅沒有享受到變革所帶來的利益，反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困境。在新的時期，正是這種被稱為“中間消除效應”現象的出現，使得奔子欄不僅區位優勢喪失，且越來越被邊緣化，甚至出現了發展遲滯的趨勢。

五、余論

從滇藏茶馬驛道到滇藏公路，再到隨后的道路升級改造，作為這條線路上重要節點的奔子欄“靠路吃飯”，伴隨著道路的變遷而歷經多輪變遷。在這個過程中，作為“線”的道路和作為“點”的村莊聚落間，呈現出錯綜復雜的關系。在茶馬驛道時期，奔子欄憑借其獨特的區位優勢和生態自然條件，成功地與道路建立了親密的關系，表現為道路與社區之間共存共生和相互交融，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村落對周邊區域的輻射。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隨著由國家主導的滇藏公路建設，運輸效率低下的古驛道被拋棄，新型的現代化公路橫貫滇西北高原。從滇藏公路開始修筑之日起的近半個世紀里，道路的功能經歷了國防之路、社會變革之路、經濟轉型之路的多重功能變遷，奔子欄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一時期，在統一多民族國家構建的政治框架下，奔子欄融入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現代化建設進程，并且在改革開放后實現了進一步的繁榮。海內外游客蜂擁進入這片被稱為“遺落的香格里拉”的區域，旅游業再次推動了滇藏公路的升級改造，并將整個區域都納入了全球化的進程中。然而在這一過程，道路與奔子欄之間的親密關系被新生的力量打破，升級提速之后的道路在快速連接兩端的同時，沿線的聚落與道路的關系則被疏離而淪為“窗外的風景”。

奔子欄村的案例向我們揭示了這樣一種邏輯，隨著交通的不斷升級改造，原本上“因路而興”的區位優勢會遭遇到非常大的不確定性，道路沿線的眾多地區無一不面臨著如何適應新交通體系、如何尋找新發展出路的局面。在這個過程中，道路與沿線社區的關系被重置，傳統上道路與社區共生共存、相互交融的狀態被完全打破，而在新交通體系中被重構為一種區隔狀態。這種“區隔”表現在道路與社區越來越呈現一種單向的、力量不對稱的互動關系，對于越來越高級的快速道路而言，沿線的地區成為一個可有可無的存在。而對于發展落后的地區來說，由于欠缺優質的資源、資本、技術和人才，未來的發展要么進一步積極主動地適應新型交通體系，要么就是完全被放棄，除此之外別無他途。

正如有的學者指出，“鄉村聚落失去道路節點的意義，不僅意味著失去發展的機會，同時還意味著其在網絡化的社會體系中主體地位的衰落”。這一結果隨著我國建設越來越多的高等級公路而顯得更具有普遍性的討論意義。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運輸部發布的《2019年交通運輸行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19年末，我國疆域內運行的現代公路總里程已經達到創紀錄的501.25萬千米，其中二級及以上等級公路里程67.20萬千米，高速公路里程14.96萬千米?？梢哉f，我國已經建成了位居世界前列的高效、優質、快捷的現代交通網絡。但我們需要反思的一個現實情況，是如何讓交通建設惠及更廣大的區域，在快速連接兩地的同時，也能夠照顧到次節點、次區域的利益，特別是道路沿線經濟落后的鄉村社會，進而對所有區域形成一種整體性的關照。

問題的解決，首先要求我們必須注意的一個內容是，高等級道路設計過程中必須重視同地方社會有效關聯，高等級公路在追求所謂絕對速度的同時，也應當回應和照顧沿線民眾的訴求。特定地理空間中的移動速度和控制相關運輸的成本很重要，但是道路所帶來的綜合性社會效應也很重要。道路建設的作用不應該僅僅停留在經濟層面，也應該注意到對社會和文化的影響。因而，在十八大以來的新時代背景下，我們需要繼續做的是，解決邊疆民族地區的道路建設從“通”到“暢”再到“好”的問題。“路好”是人們“美好生活”的重要內容，“美好生活”是人們當下的最終訴求，也是實現道路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復合效用的最終體現。例如，在停靠站點的設置、車輛出入口的規劃，以及道路的開放性和共享性等關鍵點上，應該積極同地方社會協商，進而實現滿足各方面需求的目標。盡管在當下的道路與沿線社區互動關系上，那種傳統的共生共存、融合一體的親密關系已經難以達到，但是建立一種盡可能對所有區域形成整體性關照的包容、共贏、合作的新型關系是可以期待的。

另外一個需要重視的內容是，必須大力培養道路沿線鄉村社會的主體性。黨中央在十九大會議中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其中最為關鍵的舉措，應當是積極重建鄉村在新時代社會變革中的主體性地位，其實質就是構建鄉村在推動地方社會發展中的主導權、參與權等。在主體性的建設中，更加重視的是偏遠邊疆民族地區內生性的發展動力和發展機制，從當地的社會實際出發，因地制宜、以人為本。主體性的培養，將能夠建立健全類似于奔子欄這樣的鄉村社會的內生機制、推動其可持續發展，使得鄉村在面對激烈的外來沖擊之時，有能力和資源做出準確、高效的回應，尋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在這個過程中，應該將道路打造成廣大群眾的民生路、致富路，邊疆民族地區的團結路、幸福路。積極推動將道路建設融入到廣大地區的產業鏈條、物流體系、資源環境、特色經濟的大生態體系中，形成整體性的合力，持續性地提升道路在經濟欠發展地區的“造血”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