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漢族和藏族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員，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漢藏先民和各民族先民一起，共同開發了祖國錦繡河山，締造了祖國悠久的歷史，共同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化，在長期的經濟文化交流互動中，日益深化了“你中我有，我中有你”的關系，與其他各民族一起在更高的層次上，共同為締造偉大的中華民族作出了重要貢獻。

【關鍵詞】中華民族共同體；漢族；藏族；交往交流交融

【作者簡介】沈桂萍，女，滿族，1964年生，遼寧鳳城人，浙江大學國家制度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會理事、研究員，中國民族政策研究會副會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時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統戰理論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

【文章來源】中國西藏網2020年6月18日，原文注釋從略。

“中華民族”是以各民族共同締造統一多民族國家為主線，以共創中華文化為表現，以中華民族心理認同為基礎形成的“民族共同體”。多年來，歷史學、語言學、宗教學、人類學等學科關于漢藏關系史研究表明，漢藏古代先民不僅在族源上，而且在生產技術、天文歷算、宗教文化和語言文字等方面交流交融，為中華民族及其中華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古羌人是漢藏民族共同祖先

很久以來，青藏高原的原始先民究竟從何而來，一直是考古界以及人類學界所關注的熱門話題。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國家組織了多次大規模的科學考察，先后在唐古拉山脈以南到喜馬拉雅山脈以北的西藏中西部，采集到許多舊石器時代遺跡。考古發現，從藏北那曲到阿里的舊石器時代文化樣態與黃河流域的舊石器時代文化非常接近；西藏地區新石器時代的卡若遺址吸收了大量黃河上游地區馬家窯、半山、馬廠等的文化因素，如石器和陶器的類型、制作技術、房屋建筑式樣等。這就表明，“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喜馬拉雅山麓的屏障作用相當明顯，它不僅是南亞大陸和東亞大陸之間的自然生態與地理的分界線，同時也成了兩個大陸之間的文化分界線。”

語言學研究成果不僅證明漢藏語言同屬漢藏語系，也證明了早期漢語和古老的藏語有發生學上的關系。比如俞敏先生統計，現在能查出的藏語和漢語中所擁有的同源詞達500至600多個，說明兩個民族在原初的生活范圍有密切的親緣關系。與此同時，生物遺傳學的許多成果也證明了漢藏同源說。比如從1978年開始，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研究遺傳學的張海國等學者，對中國56個民族的膚紋進行了30多年的研究，研究表明，藏族的膚紋特征，表現出鮮明的北方族群體質特征，說明藏族先民源于我國北方。

大量漢藏歷史文獻記錄了古羌人與漢藏先民的血脈交融。羌是古代文獻中對春秋戰國時期活躍在我國西部人群的總稱，屬古代的西戎。從公元前7世紀開始，黃土高原秦國逐漸強盛，經過3個多世紀的征戰，不少羌人部落并入秦國的統治之下，還有很多羌人部落被迫向正西、向西南遷徙；西遷的古羌人與藏族古先民交融一體；向西南遷徙的古羌人形成了今天藏緬語支各少數民族；其他羌人部落在兩漢400年間經歷六次向中原遷徙，逐漸漢化。

從春秋戰國時期陸續西遷至青藏高原各地的古羌人，形成很多部落，影響較大的有羊同、蘇毗、白蘭、附國、多彌、吐谷渾、黨項羌等。公元7世紀，松贊干布統一了衛藏諸小邦及部落，建立吐蕃王朝。吐蕃王朝的建立，“促進了與青藏高原上的蘇毗、羊同、黨項、白蘭等部族的融合”，藏民族共同體逐漸形成。

可見，秦漢以前活動在青藏高原東部的古羌人各部落，歷經戰爭、掠奪、遷徙等多種因素，先后于漢代和唐代逐漸融入到漢人、吐蕃各部落中，今天的漢、藏民族無論是體質血緣方面，還是文化傳承方面，都吸納了大量古羌人的成份。

唐蕃以后的漢藏經濟交流交融

吐蕃時代西藏與中原的經濟交流非常活躍，主要通過兩條通道，一個是唐朝初年就已經形成的唐蕃古道，另一個是茶馬古道。唐蕃古道起始于唐都長安，終點達吐蕃都城邏些（今拉薩），全長3000多公里，穿越今陜、甘、青、藏四省區，隨著文成公主入藏，唐蕃古道成為連接唐朝和吐蕃王朝的“國道”。據有關統計資料，至9世紀中葉吐蕃王朝崩潰200年間，雙方往來使臣多達200多次。通過這條“國道”，唐蕃間發展了較大規模的絲絹、茶、馬、牛等交易，中原的一些農作物籽種以及釀酒、造紙、冶金、建筑、制陶、制墨等技術輸入吐蕃，吐蕃的氆氌、方物特產等也不斷傳到中原。此后內地大量農業生產生活工具，比如斧頭、鐮刀、犁、手斧、鋸等也開始在吐蕃出現。

吐蕃時代西藏與中原經濟交往的第二條通道就是“茶馬古道”。茶是吐蕃人民特別喜愛的一種必不可少的飲料，隨著唐朝與吐蕃交流日益深入，青藏高原民眾對內地茶葉的需求量日益激增，茶馬古道成為連接西藏與內地經濟生活的重要“省道”。

茶馬古道最初指的是從唐朝開始，在西南、西北形成的青藏高原與內地民間進行茶馬買賣的通道，后來這條通道逐漸發展成從云南、四川、甘肅到西藏之間，以馬幫運輸為主要方式的商品貿易通道。

幾千年來，古道途經藏、彝、景頗、納西、哈尼、羌、白、怒、阿昌等20多個民族，通過古道來來往往的馬幫，互相交換著茶、食鹽、絲綢、布匹、紙張、馬、騾、羊毛、羊牛皮、藥材等，在促進西南地區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深化了西藏與內地經濟的一體化程度。

唐蕃以后科技文化的交流交融

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出嫁松贊干布，不僅給吐蕃帶去了種子、生產工具，還帶去醫學、天文歷法、數學等大批科技書籍。新、舊《唐書》以及《冊府元龜》、《資治通鑒》為主的漢文史料記載了文成公主攜帶“四百有四種醫方，百診五觀六行術，四部配劑書和書典三百六十卷，術數書三百卷”；藏文史載“文成公主入蕃帶來了‘十八種工藝書籍’，又‘請蠶種及造酒、碾、紙、墨之匠’，唐朝皇帝均照準；文成公主入蕃時，也帶來了‘各種工藝書籍’。”

藏歷是在藏族古老歷法基礎上，經吐蕃時期對中原歷法知識加以吸收，不斷充實完善，發展起來的。據藏文獻記載，松贊干布曾“自東部漢地彌要取得工藝及歷算之書”。最初藏歷只用十二生肖記年，隨后又將一年分為春夏秋冬，每季又分作首月、中月和末月，隨后又將十二生肖和五行相結合，繼之五行又分陰陽為十數，替代十天干，以十二生肖代十二地支，藏歷逐漸完善。“在公元823年唐蕃會盟碑上，已采用了‘陰鐵牛年冬首月十日’紀年外，還仿效漢歷年號的辦法用了‘大蕃彝泰七年’，從這里可以看到漢藏歷法的密切關系。”

今天的藏醫是在繼承古代藏醫學知識并吸收大量中原醫學成果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中華傳統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據藏文《雅隆覺臥佛教史》載，文成公主攜帶來的漢地醫學著作和器械有：“治療四百零八種病的藥物和醫方一百種，診斷法五種，醫療器械六件，配藥法四部”和“八觀察法，五診斷法，六拔除法，四部配藥法”；據藏文獻《法王松贊干布遺訓》記載，《漢公主大醫典》是吐蕃醫學史上最早的醫著。此后漢藏合著的醫學書籍越來越多，其中藏醫史上著名的《月王藥診》一書所記錄的“診脈、驗尿、用藥，尤其在醫學理論等方面是完全近似中醫內容的一部著作”。

吐蕃歷史上著名的醫生中，被譽為“諸圣醫之首”的漢族醫生東松康瓦兩次入蕃，把一生經歷獻給吐蕃人民。他在吐蕃娶妻生子，世代行醫，并和三位漢族醫生一起將漢地大約十種醫學著作翻譯成藏文。另一位吐蕃最負盛名的醫生老玉脫丹貢布的兒子對漢地醫學諳熟，切脈部位和方法以及用藥等都和中醫相似。

漢藏佛教和儒家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

從唐朝文成公主入藏開始，漢傳佛教文化傳入西藏。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藏，不僅帶去釋迦牟尼佛像、三百六十部佛經，還帶去寺院建造法式及寺院法規。文成公主還隨松贊干布譯經達13年之久。“漢地堪布之施主是文成公主，譯師是文成公主本人及拉壟多吉貝……請漢地堪布翻譯歷算、藥物及醫療法等等。松贊干布……賜給每人一升金粉及一個曼陀羅……此后譯經持續十三年之久。”公元710年唐朝金城公主入藏，在吐蕃開創了兩種佛事活動，即“謁佛之供”和“七期薦亡”，這對吐蕃佛教的制度化，以及深入民俗生活發揮了重要作用，今天藏傳佛教信眾到拉薩朝拜的習俗蓋由此而來。

伴隨兩位唐朝公主進藏，漢地佛教的佛像、佛經、佛經翻譯、佛寺建筑、漢僧及寺規相繼出現于吐蕃。桑耶寺修建于779年，選址在桑耶扎瑪，是經漢地卜算師選定的。主殿是三層樓房，其中層則系仿漢式建筑，中殿燃燈佛等九尊佛像的造型亦為漢式。寺中有專為漢僧參禪之用的“禪定菩提洲殿”以及漢經譯場妙吉祥洲佛殿。

大量漢地僧人也開始入藏，與吐蕃人一起翻譯漢地佛經。公元781年，吐蕃占領敦煌后，吐蕃利用漢藏僧人在敦煌從事譯經、講經等佛事活動。《太平寰宇記》卷185載：“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夏四月沒蕃將士僧尼等至沙洲（今甘肅敦煌），凡八百人”。《冊府元龜》卷980載：“建中二年（781年）二月初，吐蕃遣使求沙門之善講者，至是遣僧良繡、文素二人行，二歲一更之”。

《蓮花生傳》中記錄的入蕃參加譯經的漢僧有：帕桑、瑪哈熱咱、德瓦、瑪哈蘇扎、哈熱納波、摩訶衍及畢潔贊巴。在所譯的六、七百種佛經中，有《丹噶目錄》明確標明由漢文譯成藏文佛經有三十四種。漢族僧人入蕃傳法譯經，吐蕃的佛教信徒到長安學經求法，這種互相往來頻繁，出現了譯經高潮。

以摩訶衍那（即大乘和尚）為代表的“頓漸之爭”后，諸多禪宗文本譯為藏文，為諸多吐蕃人接受，吐蕃社會上自王室成員，下至普通百姓，修習禪宗蔚然成風。如《大乘頓悟正理決》言：“信守弟子約有五千人”。10世紀以后，吐蕃佛教中逐漸形成了一種結合中觀論和禪宗頓悟思想，同時又重視密宗瑜伽的教理，這種教理逐步發展成寧瑪派的理論基礎。

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不僅將佛教傳入西藏，還將中原王朝的官方意識形態——儒家思想傳入西藏。據《舊唐書·吐蕃傳》記載，文成公主入藏后，“仍遣酋豪子弟，請入國學以習《詩》、《書》”。金城公主“曾遣使入唐奏請玄宗賜《詩》、《禮》、《左傳》、《文選》等書。派遣吐蕃世族貴族子弟入長安附國子學讀儒書，自文成公主到藏以來，六七十年間，似仍繼續。”

象征儒家文化的孔子被吐蕃和后人逐步塑造成精通工巧五行、兼通儀軌命理的“神靈王”貢則楚吉杰布。在漢藏文化交流初期，孔子被翻譯為“貢則”、“貢策”、“公子”。隨著交流的深入，民眾對孔子的認同日益強烈，不但《論語》、《中庸》等儒家經典被翻譯成藏文，孔子的形象開始被“賦予”宗教化的神力。

根據苯教文獻記載，孔子不僅是苯教教主辛饒米沃且的弟子，還是苯教四大重要的法師之一“貢則楚吉杰布”，引申為“孔子神靈王”。佛教取代苯教并逐漸在西藏占據主流后，“孔子神靈王”貢則楚吉杰布的形象又被注入佛教色彩。比如，藏文記載，佛陀派文殊菩薩前往漢地，以五行算法降服漢族子民。文殊菩薩向貢則楚吉杰布（孔子）傳授了五行算學，孔子成為文殊菩薩的弟子。

孔子為什么在藏文化中演化為精通儀軌、占卜的“神靈王”呢？人們認為，孔子所主張的儒家思想和藏文化的很多內容有相通之處，特別是倫理道德方面，孔子所提倡的與人為善、仁義孝道深深影響了西藏民眾傳統觀念。同時，《周易》、《禮記》等儒家經典也曾傳入西藏，并對藏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周易》，如今仍能在很多西藏飾品和建筑上發現《周易》文化的痕跡。

雖然隨著時代演變，已經很難在西藏各大寺廟中找到孔子塑像，但不少僧人都表示知道有這么一位“神靈王”。在民間，一些藏族老人也能在頭腦中搜尋到一些關于“Kongtse”（孔子的藏文名字）的記憶。

從元朝起，一方面，中央政府的典章制度、儒家思想通過官方交流滲透到西藏社會。另一方面，元朝統治者將藏傳佛教推崇為官方意識形態，在中原和蒙古地區廣建寺廟，藏傳佛教文化逐漸進入中原，特別是廣泛地影響了蒙古族的思想文化和民俗生活。在元大都（今天的北京），元朝時期修建了很多藏傳佛教寺廟，僅皇家寺廟就有西鎮國寺、大承華普慶寺（寶禪寺）、大天壽萬寧寺等12座，基本留存至今。

清朝政府全面加強了對西藏的政治社會治理，進一步扶持藏傳佛教。1653年，五世達賴喇嘛率西藏僧俗官員及隨從共3000多人來到北京。為褒獎五世達賴喇嘛的愛國行動，清政府特令撥白銀九萬兩在京城之北建黃寺。黃寺主殿內外貼敷金箔以代零星彩繪，富麗堂皇，金光燦爛。乾隆皇帝七旬大壽之際，邀請六世班禪大師進京祝壽。乾隆仿照扎什倫布寺，在熱河修建了供六世班禪駐錫的寺廟、兩座金塔殿、佛殿和僧舍，又在北京修繕了西黃寺，這些建筑氣勢恢宏，宏偉壯觀。

滿清三百年，藏傳佛教不僅進入清朝官方文化，而且在中華大地上廣為流布。佛教思想中的慈悲、平等、包容等理念與儒家“仁義禮智信”等交流互滲，逐漸滲透到民俗生活中，滲透到中華民族各個成員的思維深處，沉淀成共同的價值認同，一個以儒釋道為文化底蘊的中華民族思想文化逐漸形成。現在，五臺山成為漢藏佛教圣地，漢藏蒙等各族信眾在此共修，共同詮釋著團結統一的中國佛教傳統。

語言文字交流交融

普通話和規范漢字是中華民族大家庭成員交流和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早在漢代，漢語在當時的西北和西南地區的一些少數民族中開始使用，此后，漢語逐漸成為全國各地區各民族之間用來交際的通用語言。魏晉南北朝以后，漢語又先后吸收了匈奴、鮮卑、羯、氐、羌、突厥、回鶻、契丹、女真等古代民族使用的語言成分。

吐蕃時代，伴隨科學技術、宗教文化等方面交流交往，漢藏語言文字的相互吸收互滲也逐漸深入。吐蕃贊普派人到唐朝學習漢語文化，同時引進漢地人員到吐蕃翻譯漢文典籍。在漢藏文化交流中既有出色掌握漢文的藏人，也有出色掌握藏文的漢人。比如敦煌文獻里提到的法成法師，他把很多藏文的佛經翻譯成漢文，又把很多漢文的佛經翻譯成藏文。

元朝時期，中央政權對西藏完成“大一統”政治治理，語言相通成為政治社會治理的關鍵因素。元朝帝師八思巴結合漢文、蒙古文、維吾爾文的書寫習慣，并考慮了漢語、蒙古語、維吾爾語的語音特點創制了蒙古新字，“這對于漢語詞匯進入蒙古語、藏語、維吾爾語以及藏、蒙古、維吾爾等民族的詞匯進入漢語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元朝政府組織漢、蒙、藏翻譯人才，對漢藏兩種文本的佛教經典《大藏經》進行勘對和翻譯，編纂成十卷本的佛典目錄——《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元代刊刻的漢文《大藏經》，還收錄了八思巴對皇太子真金所說的佛法《彰所知論》，這是由八思巴的弟子沙羅巴漢將藏文翻譯成漢文的。藏文史料中記載了一個元朝時期的漢族人趙顯，曾是南宋皇帝，被元軍俘虜。他十九歲到西藏喇嘛廟里出家，被稱為“合尊”，即出身于帝王家的僧人，曾擔任過薩迦派大寺的總持。他把漢文佛典《百法明門論》翻譯成藏文，還勘對、重譯《因明入正理論》等，成為當時西藏著名的翻譯家、佛學大師。藏文史籍記載了一個名叫“桑哥”的人，此人精通多種語言，擔任譯吏，因八思巴的推薦，受到忽必烈的寵信，留在朝廷當官。1287年被忽必烈任命為“尚書右丞相，兼總制院使，領功德使司事，進階金紫光祿大夫”，成為藏族歷史上在中央政府擔任最高官職的人。他把涉及西藏的藏文資料翻譯成蒙、漢文，為中央王朝制定政策提供依據，再把中央有關治藏的蒙、漢文轉譯成藏文。在這一過程中，這些政治家、語言學家把很多蒙古語、漢語詞匯和藏語相互滲透。由于他們的貢獻，各民族語言文字中相互借詞日益增多，今天藏族人的日常用語，也有大量詞匯是從漢語借用的，如茶、鎖、公主、國師、帝師、坎肩、絲、夾子、洋蠟、蘿卜等。

建筑雕塑繪畫等方面的交流交融

漢藏建筑雕刻繪畫等藝術交流交融，主要表現在各地宗教建筑、宗教造像、宗教雕塑和宗教繪畫的風格等方面，既有漢地工匠、手藝人來到藏地學習吸收，也有藏地工藝人來到內地交流互鑒，既傳播了佛法，也推動漢藏建筑繪畫等藝術交融發展。明代藏傳佛教美術汲取了中國工筆畫，特別是青綠山水畫、花鳥畫和民間水墨畫的視覺思維、繪畫技法、審美趣味，形成了勉唐、嘎赤、欽則三大繪畫流派。比如，勉唐派的代表人物勉唐頓珠從內地緙絲佛像汲取養分，融合漢藏藝術，創作出獨具特色的壁畫與唐卡，其作品被認為是漢地風格。噶瑪嘎赤畫派的創始人南喀扎西曾臨摹過永樂皇帝賜給大寶法王得銀協巴的絲卷軸畫和其他內地作品，在此過程中提升了自身的繪畫水平，也在之后的創作中融入了內地的藝術風格。今天在西藏，隨處可以看到漢式建筑風格、雕塑、繪畫等文化元素。清代漢藏文化在更廣泛的領域交流互滲，宮廷主持的藏傳佛教圖像學厘定，確立了格魯派融合漢藏美學觀的標準樣式，藏傳佛教美術進入清朝皇家主導的藝術文化中，為內地的絲綢織染工藝輸入了新鮮的題材，形成了緙絲、刺繡、織錦等多種唐卡藝術。

總之，千百年來的漢藏交流交融，既有物質產品的互通有無，也有生產技術科技成果的學習吸收；既帶動了生產生活的聯動發展，也推動了思想文化的一體進步；既有官方主導推動，也有民間自發所為。漢藏交流交融歷史，深刻詮釋了費孝通先生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根據費孝通先生的觀點，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和相互依賴的經濟生活是歷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內生動力。5000多年來，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大地上，中原地勢平坦、氣候溫和、土壤肥沃，西藏、新疆、內蒙古等四周高山峻嶺、氣候嚴寒、多處荒漠戈壁，由于對食鹽、茶、馬、布匹等基本經濟生活的相互依賴，決定了這個地理范圍內的文明演進，是以中原為中心吸附周邊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日益深化的過程，直到近代，一個各民族相互交融的自在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已經形成。

漢藏民族交流交融史就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一個縮影，漢藏民族不僅與其他民族同胞一起團結協作，共同書寫了中華民族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也書寫了相互學習，共同發展進步的歷程。歷史上漢藏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過程，既是中央政權對邊疆治理的深化過程，是中原文化對邊疆地區的輻射過程，也是各民族對中央政權的向心力不斷增強、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日益深化的過程，是各民族文化走向中華文化一體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漢藏等中華大地上的各族同胞日益緊密地結成文化相通、血脈交融、命運相連的共同體，團結統一的“大一統”價值觀內化為各民族共同的心理認同，鑄就了維護國家統一成為最高層次的認同。正是這樣的心理認同，決定了近代以來在中華民族面臨一次次外敵入侵、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生死關頭，各族同胞用血肉之軀捍衛了中華民族。

漢藏文化交流交融的歷程也說明，中華文化的發展，既有藏族吸收中原傳統文化，發展了中華文化的個性，也有藏族文化和漢族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交融一體，共同成就了中華文化的共性。歷史上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不僅鍛造中華文化的兼容并蓄性，也發展了中華文化的絢麗多姿性。中華文明是古往今來生活在中華大地上的各民族及其先民共同創造的，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有精神家園。中華各族兒女不論人口多少，形成歷史長短，都對中華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獨特的貢獻，把漢族文化等同于中華文化，忽略少數民族文化貢獻是錯誤的，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華文化，對中華文化缺乏認同，也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