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涉藏金石文獻分布地域廣泛、內容豐富、特色鮮明，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文章立足“涉藏金石總錄”課題實施情況，研究介紹西藏等相關地區金石分布、特點，以及國內外相關研究情況，并述及開展此項工作的目的、意義。

【關鍵詞】涉藏金石文獻；涉藏金石總錄；金石銘文；研究現狀

【作者簡介】桑丁才仁，男，藏族，1962年10月生，青海省玉樹縣人，現任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圖書館館長、研究館員，《中華大典·藏文卷》辦公室常務副主任。

【文章來源】《中國藏學》2021年第3期，原文注釋從略。

【中圖分類號】K877.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57（X）（2021）03-0206-07

2014年5月，“涉藏金石總錄”項目列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重點科研課題，并由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圖書館組織開展課題研究。課題組以搶救、保護、傳承、弘揚涉藏金石文獻為宗旨，計劃用十年時間對我國境內現存涉藏金石資料進行一次全面普查、登記、拍攝和傳拓，以搶救、保護珍貴的瀕臨消亡的金石文獻資料。這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0年來，第一次全面系統地發掘、整理涉藏金石文獻，以傳承和弘揚民族優秀歷史文化，充分展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意義。

一、涉藏金石文獻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分布地域廣泛，內容豐富，特色鮮明

涉藏金石文獻是中華民族金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歷來受到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為實施相關課題創造了有利條件。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金石學的蓬勃發展，有關部門非常重視金石文獻的發掘、整理和出版工作，先后出版了《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全101冊）、《歷代石刻史料匯編》（全16冊）、《地方金石志匯編》（全80冊）、《中國西北地區歷代石刻匯編》（全10冊）、《中國西南地區歷代石刻匯編》（全20冊）、《甘肅金石目錄》（90卷）等。在這些全國或地方性出版的金石文獻中，與藏族歷史文化有關的金石文獻內容占相當大的比例，如《北京內城寺廟碑刻志》《五臺山碑刻》《西域碑銘錄》《隴右金石錄》《武威金石錄》《御制平定青海告成太學碑》《羅藏散丹墓碑》等，這些涉藏金石資料為我們開展課題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文獻資料。

居住在青藏高原地區的藏族與周邊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的歷史悠久，故涉藏金石文獻分布十分廣闊。涉藏金石文獻在國內主要分布在西藏以及青海、四川、甘肅、云南等有關地區。在北京市、河北省、內蒙古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山西省、陜西省、河南省、遼寧省、山東省和上海市等省市自治區也有許多涉藏金石資料，其中，以北京市和河北省境內居多，且比較珍貴。涉藏金石文獻資料在國外分布在西喜馬拉雅地區，如阿富汗境內的瓦罕走廊恰普達熱石刻（8-9世紀），瓦罕走廊瓦罕河谷上游佛像題刻（8-9世紀）；巴基斯坦境內的吉爾吉特達爾闊特石刻（8-9世紀）；巴控巴爾蒂斯坦境內的巴爾蒂斯坦西噶摩崖石刻（8-9世紀）、巴爾蒂斯坦斯卡杜私人收藏石條（8-9世紀）、巴爾蒂斯坦曼齋摩崖石刻（8-9世紀）；印控拉達克地區的拉達克卡茹佛塔題刻群（8-11世紀）、拉達克阿齊寺附近石刻群（8-11世紀）、拉達克卡拉孜石刻群（8-11世紀）、巴勒戍堡石刻（11世紀）、協五方佛摩崖石刻（10世紀）、拉達克協彌勒摩崖石刻（10世紀）、拉達克列城彌勒石刻（10-11世紀）、拉達克唐孜石刻（9世紀）、郭造像碑（10世紀）、拉達克努拉河谷石刻群（8-11世紀）等。這些涉藏金石文獻所用刻寫文字主要有藏文、漢文、蒙古文、滿文、梵文、西夏文、八思巴文、彌雅文、粟特文、夏拉達文和阿拉伯文等。

涉藏金石文獻作為一種特殊的文獻載體，其雕刻方式和文字各具特點。就碑刻方式而言，有藏文或漢文或蒙古文單體碑；漢文藏文合璧或蒙古文藏文合璧的雙體碑；梵文、蒙古文、藏文、漢文合璧四體碑（如內蒙古五塔寺塔座、五臺山嘛呢石碑）；滿文、漢文、蒙古文、藏文合璧四體碑；梵文、藏文、蒙古文、漢文、彌雅文、八思巴文合璧六體碑（如敦煌莫高窟嘛呢石碑）等。單體字、雙體字石碑主要分布在西藏、青海、甘肅、四川和內蒙古地區；滿文、漢文、蒙古文、藏文合璧的石碑主要分布在北京地區和河北地區，這與北京、河北所處歷史文化地位有關。石碑文字可謂形態各異頗具特色。就藏文而言，有“烏堅體”（即楷體）和“烏梅體”（即行書），但碑文所用文字絕大多數為“烏堅體”，書寫比較工整，容易辨認，也有少數像洛扎摩崖石刻那樣字體比較潦草、不易認讀的刻文，給研究工作帶來一定難度。關于藏文字體的特點和風格，西藏社會科學院巴桑旺堆研究員認為，“從字體特點來看，石刻文字與敦煌古藏文文書字體屬于同一時期，風格十分古樸，許多特征相同······敦煌文獻和石碑文字均為一千年前的文字，二者的語法、語言風格以及字形特點等都具有相同的特點”。這就是說，古代西藏金石銘文上的藏文字體及其詞組、語法和行文用語等方面，仍保留了敦煌藏文文書的特點和風格，為研究古代藏族語言文字、語法詞組，以及現代藏語文的發展與變遷提供了十分寶貴的資料。

二、涉藏金石研究成績卓著，人才輩出

文獻是將知識、信息用文字、符號、圖像、音頻等記錄在一定物質載體上的結合體。結合藏文傳統文獻來講，藏文文獻大致可分為金石銘文類、寫本手卷類、竹木簡牘類、大藏經類（《甘珠爾》《丹珠爾》）和文集著作類。前三者是吐蕃時期的文獻，其余大部分是后弘期至21世紀所形成的文獻。涉藏金石文獻，既涵蓋吐蕃時期的金石銘文，也包含后弘期乃至民國時期的金石銘文。因此，它的歷史非常悠久，內容豐富，歷來是學界高度重視的珍貴文獻，研究成果豐碩。成書于1388年薩迦·索南堅贊所著《西藏王統記》、成書于1434年達倉宗巴·班覺桑布所著《漢藏史集》、成書于1564年巴俄·祖拉陳瓦所著《賢者喜宴》三部藏族史學名著是最早引用金石銘文的著作。在這三部著作中分別收錄了唐蕃會盟碑、達扎路恭記功碑和桑耶寺碑的銘文，開創了藏族學者引用金石銘文研究歷史的先河。近代金石學家羅振玉、羅常培分別對唐蕃會盟碑和拓片進行考釋，其研究成果收錄在《西陲金石錄》中。民國末年張維編著的《隴右金石錄》著錄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內的碑刻資料14種，被當代學者稱之為“搜羅廣博，為研究西北金石者所不可不備之書”。1934年，姚薇元在《燕京學報》第15期發表《唐蕃會盟碑跋》介紹了相關情況。

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藏學研究的深入，涉藏金石銘文研究出現蓬勃發展的局面。1982年10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王堯的《吐蕃金石錄》，收錄碑刻10通，銘文3件。其中的唐蕃會盟碑被國外藏學研究者譽為“亞洲重要碑刻之一”。每件碑刻均有錄文、解題、譯文和考釋。1993年，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謝佐的《青海金石錄》，收錄了青海地區100多處摩崖石刻。1993年8月，民族出版社出版黃顥的《在北京的藏族文物》，主要介紹了北京地區與藏族相關寺廟，故宮雨花閣、瀛臺，頤和園佛香閣，密云番子村，附錄藏文碑文17通。這些碑文的內容與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間的政治、宗教、文化有關，與藏族高僧來往內地并傳播佛教有關。2001年10月，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吳景山的《甘南藏族自治州金石錄》，收錄石碑、摩崖、鐘銘、瓦硯及文書120種、拓片16張。2012年4月，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恰嘎·旦正的《藏文碑刻研究》（藏文），收錄西藏、甘肅、青海、云南、北京等省市自治區的涉藏金石文獻共計103通。其中，吐蕃時期碑文26通、分裂割據時期碑文6通、明朝時期碑文11通、清朝時期碑文54通、附件6通。各章節設有獨立的碑文書評，是目前筆者看到的唯一用藏文撰寫的涉藏金石專著。2014年7月，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國家民委少數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所編《中國少數民族古籍總目提要》（藏族卷·銘刻類），收錄圣旨敕諭碑類漢文碑22通、藏文碑21通，功德記事碑類漢文碑2通、藏文碑3通，建寺修塔碑類漢文碑1通、藏文碑9通，墓志墓地碑類漢、藏文各1通，捐資布施碑藏文碑7通，石刻類漢文碑1通、藏文碑8通，銘文類藏文碑4通，其他類漢文碑2通、藏文碑5通，共計87通，是目前收錄青海地區涉藏金石資料最全的一部專輯。2016年7月，四川省阿壩州政協刊印內部資料《阿壩州碑刻資料輯錄》，分為存世碑刻篇和文獻碑刻篇，收錄了阿壩州所屬各縣碑刻255通，其中，存世碑刻186通（漢藏合璧石碑3通，藏文碑2通），地方志及拓片69通。2017年6月，甘肅文化出版社出版鄭炳林、馬振穎的《舟曲金石敘錄》，分碑刻類，陶瓷、金器類和碑刻研究三部分。其中，收錄碑刻37通，有漢文錄文與注釋，未發現藏文碑文，但部分碑刻與藏傳佛教文化有關。2014年9月，甘肅文化出版社出版吳景山的《安多藏族地區金石錄》，收錄144通涉藏碑文，其中，藏漢合璧碑文10通，石刻六字真言2件（分別藏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托里縣博物館、特克斯縣博物館）。2019年5月，甘肅民族出版社出版四川省阿壩州編譯局、民族宗教委員會所編《中國少數民族古籍總目提要·四川阿壩藏族卷》，收錄銘刻類44通，其中石碑11通、石刻3通、版刻11件，其余為題記、擦擦、石樁等。可以說，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綜合國力的提升，各級政府和廣大學者高度重視本地區各民族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文化建設方面的投入愈來愈多，為有志于發掘、整理和研究民族文化的專家學者進行發掘、整理、研究諸如涉藏金石銘文這樣的珍貴民族文化遺產提供了有利條件和前所未有的契機，陸續整理出版了一系列有較高文獻價值和學術價值的著作，成績令人鼓舞，催人奮進。

在涉藏金石銘文研究領域取得如此重要成果的同時，有關專家學者在各種學術刊物上發表了選題廣泛、資料充實、研究深入、學術價值高的大量學術論文。這些論文有些是早期刊發的探索性研究成果，見證了涉藏金石學科的探索歷程；有些是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礎上有所創新且有所發展的論文，豐富和發展了涉藏金石學的內容；有些是最新發現的涉藏金石文獻的研究成果，為涉藏金石研究推陳出新推動學科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據課題組初步統計，自20世紀60年代至21世紀初，國內學者用漢文、藏文撰寫發表涉藏金石論文300余篇，其中，漢文論文約占2/3。這些論文應用考古學、歷史學、文獻學和社會人類學等多種學科研究方法，對國內外涉藏金石銘文進行了多層次全方位的深入研究，選題廣泛，內容豐富，成果豐碩，集中反映了1949年以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老中青藏學家對涉藏金石研究方面所做出的重大貢獻，也反映了我國涉藏金石銘文研究從某一學科、某一局部、某一領域，逐漸擴展到多學科全方位多領域的發展歷程，是涉藏金石銘文研究最重要最有價值的成果，充分展示了我國學者的綜合素質和研究能力。

為了全面系統回顧和總結我國涉藏金石領域所取得的成果，課題組從近300篇涉藏金石論文中精心遴選出近240篇漢藏文論文，擬結集出版以滿足廣大讀者的需求，這也是涉藏金石領域首次出版的文集，對推動該學科深入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從目前我們挑選的論文來看，有這樣幾個特點：一是選題范圍和研究領域從局部、某區域、某領域逐漸拓展到全方位多領域，拓展了涉藏金石銘文研究的深度和廣度。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前，學者們所關注的領域主要集中在西藏自治區境內吐蕃時期的碑刻銘文，如西藏境內的唐蕃會盟碑、恩蘭達扎路恭紀功碑、諧拉康碑、赤德松贊墓碑、桑耶寺興佛證盟碑等，其中有關唐蕃會盟碑的研究論文最多；北京地區的若干重要涉藏碑文，如雍和宮御制喇嘛說碑、雍和宮碑等。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各級政府和廣大學者對民族文化的重視，其研究領域從原來的局部、某區域擴展到西藏及涉藏州縣，以及內地省區市的金石銘文、摩崖石刻、佛塔、墓碑、版刻、題記、印章等眾多領域，發表了大量有代表性的論文。二是研究隊伍從老一輩的學者逐步過渡到以中青年為骨干的人才隊伍方面。老一輩學者主要有：西藏社會科學院恰白·次旦平措研究員、巴採·巴桑旺堆研究員，北京大學宿白教授，中央民族大學王堯教授，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陳慶英研究員，蘭州大學吳景山教授，西北民族大學高瑞教授，青海民族大學恰嘎·旦正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黃顥研究員等。這些老一輩藏學家長期從事涉藏金石銘文研究，治學嚴謹、成績卓著，為涉藏金石學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做出了重大貢獻。中青年學者主要有：西藏自治區文物局夏格旺堆研究員、西藏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夏吾卡先副研究員、西藏大學張虎生教授、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霍巍教授和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馮智研究員等。這些學者作為中青年新生力量和業務骨干，從考古學、歷史學、金石文獻學的角度，對涉藏金石銘文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發表了眾多有代表性和創新性的論文，其中，有些論文涉及境外涉藏摩崖石刻、碑文等方面，填補了我國該領域研究的空白。三是最新發現的國內外涉藏金石銘文得到重視和研究，進一步豐富和充實了該領域的研究內容。近年來，隨著相關部門在涉藏地區開展各種文物普查工作，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陸續在西藏和涉藏州縣新發現了不同載體、不同內容、學術價值高、彌足珍貴的涉藏金石文獻。如在西藏自治區境內新發現的拉孜縣昌慶石碑、普蘭縣石碑、日喀則吉隆縣《大唐天竺使出銘》、林周縣春堆鄉境內發現的嘉吉石碑，四川省甘孜州石渠縣境內發現的吐蕃時期的石刻文，青海省玉樹州境內先后發現的布囊巴那則吐蕃摩崖石刻、稱多縣歇武鄉摩崖石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昭蘇縣境內發現的平定準噶爾勒銘碑（又叫格登碑）等。其中《大唐天竺使出銘》于1990年6月被發現，記載了唐朝左驍衛長史王玄策于唐顯慶三年（658年）數次出使西域至印度，印證中印交通中的“吐蕃一泥婆羅（尼泊爾）道”的存在。平定準噶爾勒銘碑用滿文、漢文、蒙古文和藏文書寫，記載了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政府平定準噶爾部首領達瓦齊叛亂的經過和功績，是維護祖國統一、反對民族分裂的歷史見證，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國外學者關注和研究的焦點主要是吐蕃時期的碑文。19世紀80年代，英國人布希爾對唐蕃會盟碑進行了初步研究，其后英國學者黎吉生、瓦德爾，德國學者弗蘭克，意大利學者圖齊，美國學者李方桂、柯蔚南，日本學者佐藤長、山口瑞鳳、內藤虎次郎，印度學者金那等都對吐蕃碑文進行了研究。其中黎吉生、李方桂和弗蘭克的成就比較顯著。黎吉生先后在《皇家亞洲學會學報》發表了《諧拉康藏文碑文》（1952年）、《工布碑銘考》（1972年）、《噶迥寺碑銘考》（1973年）、《早期吐蕃碑銘文獻集》（1985年）等多篇論文。美國學者李方桂在《通報》發表了《821—822年唐蕃會盟碑考》（1956年），在《匈牙利東方學報》發表了《唐蕃會盟碑的一個問題》（1983年）。1987年，李方桂及其弟子柯蔚南合著《古代西藏碑文研究》一書，內容分導論、碑銘文獻和碑銘文獻詞匯表，重點介紹了唐蕃會盟碑、雪碑（恩蘭達扎路恭紀功碑）、桑耶寺碑、工布石刻（第穆薩摩崖石刻）、瓊結橋碑、赤德松贊墓碑、諧拉康碑銘、楚布寺碑、噶迥寺建寺碑、桑耶寺鐘銘文、昌珠寺鐘銘文、葉爾巴寺鐘銘文、洛扎摩崖石刻和敦煌石窟。后來該書由王啟龍教授譯成中文，2006年7月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弗蘭克將在拉達克和巴爾蒂斯坦發現的涉藏碑文和摩崖石刻匯集成冊，用德文手寫《西藏南麓藏文石刻歷史文獻初編》（以下稱《初編》）一書，收錄89通藏文碑刻目錄。其中，12世紀以前主要記載雕佛塔人名字的文獻35通（個），比較全面地介紹了巴爾蒂斯坦發現的涉藏碑文和摩崖石刻。1904年，弗蘭克在印度拉達克發現了拉喇嘛益希沃父子時期的藏文石碑，對其進行研究后在《印度西藏文物》發表了相關論文，被認為是近現代以來最早關注和研究涉藏金石銘文的國外學者之一。2013年，印度學者金那將弗蘭克的《初編》譯為英文，取名為《喜馬拉雅拉達克地區石雕和摩崖石刻方面的藏文歷史文獻初編》。后來金那又在《初編》基礎上主編《西藏南麓石刻和摩崖石刻藏文方面的歷史文獻再編》，增收55名石刻人的名字，12世紀以前的古藏文11篇。其中，金那將比較重要的文獻進行研究后撰寫了《西藏南部考古》一文，在《印度文物》雜志上連載。1998年，金那編《喜馬拉雅拉達克地區藏文手抄文本與石刻目錄》一書，收錄藏文石刻、摩崖石刻和壁畫等49通（個）。另外，日本、阿富汗等國家的學者依據弗蘭克整理的基礎資料和其他獲得的線索，對喜馬拉雅地區的涉藏金石文獻進行了調查和研究，發表了若干論文。從目前我們所了解的情況來看，德國學者弗蘭克、英國學者黎吉生和美國學者李方桂對涉藏金石的研究比較重視，成績也相對突出，代表了西方藏學家對西藏金石銘文研究的最高成就。

三、實施“涉藏金石總錄”課題的基本思路與規劃

鑒于國內外學者的重視和研究，涉藏金石研究領域取得了許多重要成就。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這些重要研究成果和基礎資料缺乏系統總結、歸納、整理和出版，給藏學研究工作特別是地方文化建設事業，以及熱衷于涉藏金石銘文研究的有識之士帶來不少困難。系統總結和回顧國內外學者特別是我國學者在涉藏金石銘文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豐碩成果顯得尤為必要。有鑒于此，在上級有關部門的關心和支持下，由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圖書館（以下稱藏研中心圖書館）承擔的“涉藏金石總錄”課題得以實施且取得了初步成績。

根據課題實施方案，本課題名為“涉藏金石總錄”。“涉藏”主要包含四方面的內容：一是與西藏及其他四省涉藏州縣有直接關系的金石銘文；二是與西藏及其他四省涉藏州縣有間接關系的金石銘文；三是與西藏及其他四省涉藏州縣沒有太大關系，但是卻用藏文等多種文字合璧石刻的金石銘文；四是包括藏族在內的各民族雜居地區的金石銘文，等等。具體講，我們所收錄的范圍主要有：敕諭碑、會盟碑、紀事碑、頒賞碑、封贈碑、祭祀碑、墓志銘、牌匾、銘文，以及摩崖石刻與規模大且有重要歷史和文化價值的嘛呢石刻等。“總錄”，簡而言之就是“資料匯集或文獻集成”，是指自吐蕃時期至今在我國境內發現的涉藏金石銘刻，對照原文的內容、格式和其他特點，按標題、圖文、錄文和解題四部分進行無差別化錄入、排版，確保文獻的真實性、原始性以及學術價值。從目前所取得的初步成果來看，基本可編纂《涉藏金石總錄·西藏卷》《涉藏金石總錄·青海卷》《涉藏金石總錄·四川卷》《涉藏金石總錄·甘肅卷》《涉藏金石總錄·北京卷》和《涉藏金石總錄·綜合卷》（綜合卷主要收錄分布在內地其他省市自治區的為數不多且難于成冊的涉藏金石銘文）等，以期將分布在這些省市自治區的主要涉藏金石文獻加以全面發掘和整理。與此同時，我們還計劃出版《涉藏金石銘文研究文集》（分漢文、藏文兩種文集），使“總錄”與“文集”相互借鑒、相得益彰，能夠較全面系統地介紹和掌握目前我國境內的主要涉藏金石銘文的分布情況、文物等級、保存現狀，以及研究成果等方面的基本情況，為進一步保護、整理、研究和開發利用涉藏金石文獻，繼續深化藏族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展示我國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平等相處、相互尊重、團結互愛和家國情懷等方面的情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四、發掘、整理、出版涉藏金石文獻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從歷史上看，藏族社會立碑記事的歷史由來已久。成書于8世紀的藏族史學名著《五部遺教》之“國王遺教”中有這樣一段記載：“祖拉康（佛殿）竣工之時，千戶百姓皆齊聚在一起，將珍貴的石頭上冷凍冰環，而后恭敬送至國王尊前，再由技藝精湛的石匠們將其雕琢為金剛石般堅硬石頭，繼而由神變的石匠手持鏨刀雕琢研磨，鍛造出形制優美的立碑，刻記父輩與祖先之事跡和國王之遺教。”該書還就石碑所刻記的內容分為“國王之善行”“王室大業之墓碑”“造像立佛之佛殿”和“重要的石碑”等4種，且立碑當日“千戶百姓”還要舉辦盛大的“賽馬及載歌載舞”，以示慶賀。這段文字是筆者所發現的有關藏族石碑淵源及功能方面最早的記載。在此明確了兩個問題，一是藏族社會立碑記事的歷史自8世紀即吐蕃時期就已盛行，且在后來風云跌宕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未曾間斷、延續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二是立碑記事的主要目的是與秦始皇時代“刻于金石，以為表經”一樣，主要記刻當時重要人物的事跡、重要佛殿塑像情況，以及其他重要事件。作為具有如此悠久歷史傳承的特殊文獻載體，其文獻價值和文化價值自然也非同一般。

首先，涉藏金石文獻是證史、補史、存史資政的重要資料。宋代趙明誠《金石錄》序中指出：“蓋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無史，而刻辭當時所立，可信不疑”，說明了金石文獻的重要性和可靠性。我國金石學家陸和九在《中國金石學》中也指出：“欲考歷代種族之區別，疆域之開拓，社會之習尚，文化之變遷，宗教之流傳，均宜取資金石以為佐證。”誠然，金石文獻作為一種獨特文化載體，所記述內容往往是當事人記錄當時社會真實發生的種種情況，其文獻價值是其他文獻無法替代的，正是這個原因，金石銘文文獻歷來受到廣大專家學者的高度重視。通過發掘整理和研究有關金石碑文文獻，揭示了大量重大歷史事件和重大歷史問題。如位于拉薩大昭寺門前公主柳下的立于唐穆宗長慶三年（823年）的唐蕃會盟碑，記錄了唐朝與吐蕃政權以舅甥情誼會盟立誓、信守和好、合社稷為一家的內容，揭示了藏漢民族的交往和友誼由來已久的歷史；位于西藏林芝市米瑞鄉的“第穆薩摩崖刻石”，記述了赤德松贊時期吐蕃王朝與工布小邦“重申舊盟，再接新好”的歷史和當時西藏社會生產生活情況；位于北京雍和宮的立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著名的御制喇嘛說碑，告誡子孫后代“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的根本宗旨，同時對藏傳佛教活佛轉世制度存在的問題和弊端提出整頓和改革思想，形成了以“金瓶掣簽”來認定轉世活佛的制度，而且這個制度延續至今，成為我們認定藏傳佛教著名活佛的重要制度環節。還有涉及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方面的碑文，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立于河北省承德市普陀宗乘之廟的“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碑”“平定準噶爾勒銘碑”，前者記敘了土爾扈特蒙古部族在遠離故土140多年之后，經過萬里跋涉，重返祖國的過程，展現了中華民族團結統一的精神；后者記述了乾隆二十年（1755年）2月，清朝派兵平定在沙俄唆使下分裂祖國、進行武裝叛亂的準噶爾部蒙古貴族首領達瓦齊之亂，并取得戰役勝利的情況。凡此種種，這些西藏和其他民族地區所發生的涉及政治制度、邊界疆域和社會生活等方方面面的重大歷史史實，如果缺少這些重要碑刻銘文資料，僅靠書籍文獻所載只言片語，很難如實、準確、詳細地廓清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和重大歷史問題。因此，涉藏金石銘文文獻真實地記錄當時社會史實的特點，最大限度地補充和完善了書籍文獻所載不足和缺陷，其學術價值無可替代。

其次，涉藏金石文獻見證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從內容來看，上起吐蕃時期下訖民國時期，涉及吐蕃王朝與中原政權、歷代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交往交流的歷史；涉及西藏與其他四省涉藏州縣的宗教、政治、歷史以及社會生產生活各方面情況；涉及我國民族雜居地區的各種文化相互影響、和睦相處、共同發展的歷史；涉及抵御侵略維護國家邊疆穩定，促進民族團結的歷史；涉及我國與周邊國家和民族之間開展商貿友好往來的歷史等。從分布特點來看，除了西藏及四省涉藏州縣外，相當數量的涉藏金石銘文分布在北京、河北、山西、陜西等十幾個內地省份，說明藏族文化歷來是一種包容性強、兼容并蓄的文化；說明了西藏及四省涉藏州縣自古以來與中原地區，特別是與歷代中央政府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關系密切、往來頻繁的歷史，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政治上的上下隸屬關系等。

第三，涉藏金石文獻是不可再生的珍貴文化資源，必須得到切實保護。由于歷史和自然等方面的原因，涉藏金石銘文文獻大部分分散在古寺名剎、懸崖峭壁、高山河谷、荒郊野嶺、村寨溝邊，以及衙署、書院等地方，其中許多珍貴金石銘文由于年代久遠、自然損毀、人為毀壞、重視和保護力度不夠等原因，有些已消失或毀滅，有瀕臨滅絕和失傳的危險，如果這些不可再生的珍貴資料一旦遭到損壞，將對民族文化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因此，本著對歷史負責、對民族文化負責的態度，我們必須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搶救和保護，讓優秀的民族文化遺產世代傳承和發展下去，惠及后世。涉藏金石課題正是基于這樣一個工作思路所采取的具體舉措。多年來，課題組先后奔赴西藏、青海、甘肅、四川、云南及內蒙古等地開展實地調研和資料采集工作，傳拓、拍攝和復制了一批有較高學術價值的涉藏金石資料，同時與國家圖書館，西藏自治區博物館、圖書館、文物局，日喀則市石刻藝術博物館，阿壩州政協、編譯局，蘭州大學等單位合作，收集了一批涉藏金石資料，特別是國家圖書館所藏260余通涉藏金石資料，多為分散在內地的重要石碑銘文的拓片，來之不易，異常珍貴。全面系統收集整理涉藏金石文獻是一件非常艱難的工作，也是一項光榮、令人自豪的工作。能夠參與并完成這項任務，幸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