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藏傳佛教的歷史與現狀研究

完麻加、周拉的《寧瑪派密咒師的起源與發展》（《西藏研究》第6期）認為藏傳佛教寧瑪派密咒師既是宗教人士，又是普通百姓。他們娶妻成家、生兒育女，平時從事農牧業生產勞動，在受邀時為民眾舉行各種宗教儀式。依據史料和田野調查，寧瑪派密咒師跨越前弘期和后弘期兩個時期，最初是以占卜打卦的形式出現的神職人員，后經過各個時期的發展、變遷，在不同時期都扮演著重要的社會角色。

錢光勝的《藏地朝圣五臺山、雞足山比較研究》（《西藏大學學報》第2期）依據史料，圍繞藏地朝圣山西五臺山、云南雞足山這一文化現象，從緣起、時間和特征等方面進行了考述，認為藏地到五臺山、雞足山朝圣的發端，均可上溯到吐蕃時期，藏傳佛教寧瑪派對大理國影響甚大，而息解派祖師帕·丹巴桑杰對推動五臺山、雞足山成為藏地圣山起到了重要作用。

關于近代藏傳佛教在不同區域的發展，本年度有兩篇學術論文，一是邵逸舒、周潤年、文厚泓的《近代云南藏傳佛教發展初探》（《西藏研究》第6期），文中提出了如下觀點：相比西藏、四川、青海與甘肅地區的藏傳佛教，云南地區的藏傳佛教發展相對較晚，近代是它重要的發展時期。主要表現在：民國政府加強了對云南藏傳佛教的管理，保留了清代的優待政策，為其發展提供了穩定的政治環境；云南迪慶藏傳佛教的社會地位與經濟實力進一步增強；云南麗江地區藏傳佛教進一步加強了與漢文化的聯系，社會地位穩步提升；受西藏、西康等地“藏密東傳”的感召，云南藏密由圣露活佛、督噶活佛等高僧首次傳入昆明、南京、上海、重慶、成都等地，成為近代“藏密東傳”最后一批進入內地的藏密力量。近代云南藏密促進了漢藏文化交流與西南地區民族關系的發展。

二是喜饒尼瑪、文厚泓的《近代甘青藏傳佛教狀況探析》（《青海社會科學》第4期），文中提到，近代甘肅、青海社會環境相對和平，民國地方政府開始實施近代化管理，設立新式教育，著力佛學研究，甘青藏傳佛教有了較穩固的社會基礎，并得到了明顯發展：首先是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新增不少寺院，九世班禪也曾長期在此弘法，喜饒嘉措創辦現代性僧伽學校，這一時期該地區還先后出現了達賴、班禪兩位最重要活佛的轉世靈童。其次，甘青藏學界兩次進入西藏學習、交流，成為內地與西藏關系的紐帶。最后，這一時期漢藏佛教交流進一步深入，在藏密東傳的背景下產生了融合漢藏佛法的“法幢宗”。近代甘青藏傳佛教促進了漢藏文化的交流與漢藏關系的發展。

靳艷娥、謝熱的《藏區宗教認同的形成及其歷史表現特征》（《青海社會科學》第6期）一文提到宗教認同作為社會認同的一種標識，以共同的宗教信仰心理、宗教信仰行為以及宗教信仰氛圍為紐帶，把具有共同地域、共同宗教信仰和共同宗教文化心理的人們或族群無形地凝聚在一起，起著對內“求同”和對外“識別”的功能，影響個人和群體的社會心態及其社會身份的塑造與建構。本文運用宗教社會學相關理論，通過文獻梳理和歷史的縱向考察，客觀闡述了藏族地區宗教認同的形成過程及其主要因素，正確分析歸納了其歷史表現特征及重要作用、影響。

劉永文、齊玲玲、王令梅《大應法王札實巴考論》（《西藏大學學報》第2期）一文指出，明朝特別是明朝中期帝王多在北京冊封、供養藏族僧人，并舉行藏傳佛教法事活動，為其建造塔寺，大批開度藏僧行童。個別皇帝親自修習藏傳佛教儀軌，參與誦經等活動，并自稱法王，表現出對藏傳佛教的極度崇奉。明朝帝王崇信藏傳佛教，在一定范圍內加劇了明朝政治的黑暗腐朽和明代中期以后的財政危機，消極影響較大。但是，它對加強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一也有一定積極意義。朝廷“多封眾建”，札實巴就是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由承襲禪師開始，最后獲得“大應法王”稱號的。札實巴駐錫大慈恩寺并擁有下院廣濟寺。在京參與佛事活動，上奏章維修陜西弘化寺，乞請寺田佃戶。生前待遇優渥，死后建塔厚葬。朝廷的政策、札實巴的待遇和行為在士大夫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很多書籍對札實巴都有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