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藏傳佛教藝術研究

盧素文的《藏傳佛教藝術中的十一面觀音研究——兼論千手千眼觀音》（《西藏研究》第3期）中提到，十一面觀音是藏傳佛教藝術中常見的觀音題材，相關經典在吐蕃時期已流行于藏地，圖像的傳入則基本為11世紀以后，所依據的文本是由阿底峽和仁欽桑布譯自梵文，現收錄于《丹珠爾》。由于所依據文本的不同，十一面千手千眼觀音和千手千眼觀音分屬不同的圖像系統，在圖像特征上有明顯差異，這兩種觀音圖像在15世紀以后開始對稱出現。

王傳播《夏魯寺甘珠爾殿“釋迦說法圖”意蘊考釋》（《中國藏學》第1期）一文指出，夏魯寺甘珠爾殿北壁西側繪有一幅精美的釋迦牟尼說法圖，學界對此幅說法圖的理解多局限于“禮佛圖”或“釋迦牟尼說法圖”等籠統概念，未作深入探究。文章首先以釋讀說法圖榜題框內題記為線索，認為此段題記乃源自《金剛手甚妙慧大本續》，并結合題記內容論證此身“說法釋迦”實為如來相金剛手菩薩，以此統籌觀察“說法釋迦”與兩側的金剛薩埵和雙身大成就者實為表現金剛乘密法的傳承譜系；同時以13—14世紀西藏早期繪畫中的大成就者形象為依據，辨識出釋迦牟尼身側聽法的雙身大成就者為烏仗那國王因陀羅部底及其明妃——女性大成就者“羅什米伽羅”，最終考定此幅“說法圖”場景實為假借釋迦牟尼佛之形象來表現金剛乘佛教于人間贍部洲傳布的淵源圖景。

王怡瀟的《藏傳佛教圖像與文本結合敘事方式的變遷——系列多羅那他祖師傳記唐卡的單幅解讀》（《西藏研究》第3期）中提到，多羅那他是藏傳佛教覺囊派高僧，也是藏族歷史上最著名的學者之一。多羅那他有詳盡自傳存世，四川阿壩縣覺囊派賽貢巴寺收藏的一套19世紀的多羅那他傳記唐卡，就是根據自傳所繪。每幅作品都帶有清晰詳盡的藏文榜題。藏傳佛教上師傳記唐卡流傳已久，而這一系列唐卡圖像與榜題文字共同構成晚近藏族繪畫史上一種新的敘事模式。通過對唐卡榜題文字和畫面翻譯釋讀，有助于我們了解產生這種繪畫形式的背后的意義，即多羅那他的思想在藝術中的體現以及覺囊教法在藏東地區的延續。

頓珠卓瑪《薩迦派“多吉普爾羌姆”儀式程式及象征解讀——以若爾蓋求吉寺為例》（《中國藏學》第4期）一文圍繞“多吉普爾羌姆”展開討論。文中提到若爾蓋求吉寺的“多吉普爾羌姆”在原薩迦寺羌姆原型的基礎上，融入本土文化，形成了風格獨特的法舞儀式，在安多藏族地區有較大的影響。2006年求吉寺“多吉普爾羌姆”被列入四川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該法舞儀式隨之也得到了重視和保護。文章以若爾蓋求吉寺為中心，將“多吉普爾羌姆”作為研究對象，以宗教學的視角，從儀式本體及內涵入手，重點解析儀式中的各類象征，揭示法舞所蘊含的文化內涵和象征意義。

孟瑜的《西藏夏魯寺母虎本生壁畫分析》（《中國藏學》第4期）中提到，西藏夏魯寺一層回廊上繪有一幅母虎本生壁畫，畫面下方配有題記。然而該壁畫圖像和題記內容并不相符。作者在各種舍身飼虎本生版本的基礎上，判斷該壁畫應當是依據《金光明經》梵文本或者藏文譯本所創作，而非題記所依據的Vyghrījtaka(《母虎本生》)。在此基礎上，作者對相關圖像進行比較以進一步分析夏魯寺的這幅壁畫。

木仕華在《納西東巴教神路圖中的33首大象源流考》（《西藏民族大學學報》第5期）一文中指出，納西東巴教神路圖中有一頭33首大象，以其獨特的造型備受矚目。為了理清東巴教神路圖中33首大象形象的歷史源流，通過比較納西東巴經典、佛教經典、印度教經典《摩訶婆羅多》中有關33首大象的神話故事及記載，梳理33首大象傳入納西東巴教中的歷史傳播軌跡和造型特點及變異因素，重建其形象發展與傳播的脈絡。研究證明，納西神路圖中33首大象的原型是來自印度教中因陀羅坐騎33首大象(Airvata)。印度教的33首大象Airvata在宗教藝術作品中為了避開33首的繁密造型，常省略為3首大象形象。33首大象這一經典圖像在納西神路圖中的留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納西東巴教藝術、神鬼譜系、教義教法諸層面深受印度教、耆那教、佛教等緣起于南亞區域的宗教傳統的深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