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藏傳佛教信仰與文化研究

作為藏傳佛教的外圍研究，藏傳佛教信仰與文化方面的研究，近幾年呈上升趨勢，具體如下：

旺多《中國西藏與南亞地區宗教文化交流史——追尋“班智達”與“羅雜哇”的足跡》（《西藏大學學報》第1期）一文以“班智達”與“羅雜哇”作為個案，對中國西藏與南亞地區宗教文化交流進行了探討。作者認為我國西藏與南亞各國的交流源遠流長，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千年來往返于我國西藏與南亞各地之間的“班智達”與“羅雜哇”絡繹不絕，不計其數，成為文化傳播與文化再造過程中的中堅力量，推動了中國文化多元化發展及我國與南亞各國人民的友好往來。文章以“一帶一路”倡議為依托，展示中國與南亞各國人民文化交流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以佛教為主的文化交流史，追尋前人足跡，挖掘南亞各地與我國西藏進一步交流合作的情感基礎，使西藏更好地融入“一帶一路”建設中。

龍珠多杰在《昆明官渡金剛寶座佛塔之文化解析》（《西藏大學學報》第2期）一文中提到，官渡金剛寶座佛塔是一座建于明代的藏傳佛教佛塔，是藏傳佛教傳入昆明地區的建筑遺存和見證，也是國內現存最早的一座金剛寶座佛塔，與北京真覺寺、碧云寺、西黃寺和呼和浩特慈云寺金剛寶座塔齊名。全國具有藏傳佛教覆缽式塔身特征的僅昆明官渡金剛塔一例，是明代佛塔建筑的實物，對藏傳佛教建筑藝術研究和藏傳佛教在昆明地區的傳播研究具有一定意義。

賀延軍在《炳靈寺第70窟無量壽經變辨識》（《西藏研究》第3期）一文中，對炳靈寺第70窟中的無量壽經變進行了考析。第70窟位于下寺石窟群中部，初鑿于唐代，南壁壁畫為無量壽經變畫，依據《無量壽經》的情節繪制而成，展現的是《無量壽經》中描述的西方極樂世界。繪畫采用漢地傳統的線描法和瀝粉貼金工藝，佛、菩薩樣式依據藏傳佛教造像儀軌。畫師通壁巨構，運用細膩的筆觸、淡雅的色彩、動靜結合的手法，描繪了眾菩薩弟子、亭臺樓閣、花草樹木、清流蓮池、神禽異獸等，展現出了一個安靜祥和、莊嚴神圣的西方極樂世界。

德吉卓瑪《吐蕃時期的敦煌觀音修行院之考》（《西藏研究》第4期）一文認為，100多年來，前輩學者以各自的專業為切入點，關于敦煌的研究成果碩果累累，但是這些科研成果對吐蕃時期敦煌石窟在吐蕃佛教中的地位及其關系至今尚未涉及。基于此，本文結合大量藏漢文史料，首次對吐蕃時期的敦煌石窟進行定位，可以得知敦煌石窟，即藏文史籍中的北方圣觀世音石窟修行院，為吐蕃東、南、西、北四大石窟寺之一。從吐蕃佛教的整體角度為敦煌石窟在吐蕃佛教中的冠名正名，并深入探討北方圣觀世音石窟修行院的創建及其影響，是對以往從洞窟或壁畫局部研究敦煌石窟的最大整合，從而可大大推進吐蕃時期的敦煌石窟研究且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吳明娣、陳南在《沖突與調和——藏傳佛教人骨法器在內地的流傳及其影響》（《世界宗教研究》第5期）一文中提到，人骨法器源自印度，是藏傳佛教最具有神秘色彩的法器種類，因材料的特殊性而備受爭議。文章在厘清人骨法器源流的基礎上，闡明人骨法器在內地流傳較為廣泛，因其所處的文化情境有別，沖突與調和始終存在，對帝王、文人士大夫及下層民眾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反映了中華文化既具有排他性，又具有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