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度梵文研究總體來看，延續了去年的研究態勢，平穩推進。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梵文寫本以及梵漢翻譯、對勘、比較和梵文文學研究等方面。尤其是在梵文寫本和梵漢對勘方面的研究有較為突出的表現，研究領域也有所拓展，但梵藏對勘、梵藏漢比較以及梵文文法等方面的研究仍然較為薄弱，有待加強。現將本年度的梵文研究狀況概述如下。

一、梵文寫本研究

梵文寫本的整理研究是梵文研究中的難點和熱點，本年度在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菲的成績。由霍斯特·拉斯科和李學竹主編的《Sanskrit Manuscripts in China II》一書是2012年北京國際藏學會梵文小組的論文集，該論文集共收有9篇文章，幾乎都是基于西藏自治區所保存的梵文貝葉經寫本的研究而取得的成果，通過這些研究成果可以了解中國對梵文貝葉經的保護和最新的研究狀況，同時也可看出西藏所保存的梵文貝葉經寫本的特殊意義和獨特價值。北京外國語大學亞非學院的周利群發表在《文獻》（第2期）上的《圣彼得堡藏西域梵文寫本釋讀新進展》一文，詳盡介紹了圣彼得堡所藏來自中亞的梵文殘片有關情況以及研究新進展，同時集中討論了其中《虎耳譬喻經》(rdūlakarvadna)中有關星宿問題，并將此經的圣彼得堡梵本與漢、藏譯本以及尼泊爾梵文校本進行比較研究，指出至少有三處不同，而且對尼泊爾校本作了多處修改。這充分說明了中亞寫本在修訂其他傳本以及探明文本源流、廓清文本傳播路徑等諸多方面有其獨特的價值。中國人民大學的張麗香發表在《西域研究》（第3期）上的《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藏和田新出〈妙法蓮華經〉梵文殘片二葉》一文是對人民大學博物館所收藏的來自和田的部分婆羅謎字體梵文寫本殘卷的研究，確定其中兩葉屬于《妙法蓮華經》(Saddharmapuīkasūtra)的殘片，并指出其與同樣出自和田地區的早先所謂“喀什本”《法華經》在內容和字體方面都相一致，可能是同一部經的不同殘葉。作者還對該經的尼泊爾-吉爾吉特系統和新疆地區系統(即所謂“中亞”系統)兩類傳承的寫本情況作了說明，最后將這兩葉殘片進行了拉丁轉寫，并與兩種漢譯《法華經》進行了比對。李學竹、褚俊杰、Eli Franco聯名發表在《中國藏學》英文版（第1期）上的《閻摩敵〈釋量論莊嚴疏·極善清凈釋〉導論部分摹寫本》（A Diplomatic Edition of the Introductory Section of Yamris Pramavrttiklak īk Supariuddh——Folios 10a1-14b2）是對《釋量論莊嚴疏成量品》開頭部分拉丁轉寫的繼續，這部分內容主要是對Prajnkaragupta最初兩首偈頌的解釋。達哇群宗在《西藏貝葉經研究》（漢文版）上發表的《〈緣起法頌注〉梵文寫本報告》是基于哲蚌寺收藏的梵文寫本所作的研究，首先對此寫本的概況和藏漢譯本作了簡單的介紹，其次，對文本作了初步的校勘，并翻譯成漢文，在此基礎上與藏譯本進行對照研究。《緣起法頌》，又名緣起偈，由于常將此頌刻寫于塔基、佛像臺座等處，故又被稱為法身偈。在許多梵文佛典寫本末尾的題記前，也常寫有此頌。然而，《緣起法頌》雖是佛教重要而常見的偈頌，但專為此頌進行注釋的寫本卻極為少見，哲蚌寺的這個《緣起法頌注》梵本可能是首次發現，這對研究和理解佛教的緣起思想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達哇群宗的另一篇文章《貝葉經寫本中的佛本生故事插圖初步研究》（《西藏貝葉經研究》漢文版）則是對梵文貝葉經寫本中的繪畫插圖所作的研究。文章選取了14幅與佛傳和佛本生故事有關的插圖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對構圖藝術、人物面目特征、服飾、身材比例、體型、色彩以及裝飾品等繪圖技法的分析研究，初步判斷這些插圖屬于印度波羅王朝時期的作品，同時對寫本插圖的作用、意義也作了闡述，指出插圖作為寫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研究印度佛教藝術、深刻理解佛教教義可發揮重要作用，而且也增加了寫本的直觀性、啟發性、趣味性和可讀性。梵文貝葉經寫本中雖有大量的插圖，但此類的研究成果較為鮮見，本文的研究是一個重要的嘗試，應給予重視。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所附14幅插圖繪畫應標明具體出處，這樣可能更為規范一些。

此外，同樣發表在《西藏貝葉經研究》（漢文版）上的葉少勇《北印度婆羅謎字體演化源流述要（一）》一文，對印度書寫字體的起源，早期梵文字體之一的婆羅謎字體的演變，以及近代以來對印度古字體學的研究狀況等作了較為翔實的介紹。印度字體學研究是一門專業性很強的學科，國內從事此類研究的學者極為少見。字體學的研究不僅有利于精確釋讀文本，還有助于判斷寫本的抄寫年代、地域，以及其他隱藏的信息等。因此，本文的發表對我們了解和認識梵文字體的歷史演變和書寫習慣有極大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