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反貧困研究

王文長的《貧困遺存的可能狀態及治理方式》（《中國藏學》第2期）一文，認為對于貧困遺存的治理，一要轉變對貧困的思維認識；二要形成常規的脫貧攻堅治理形式；三要轉變機構職能；四要加強貧困痕跡的跟蹤和歸類；五要形成“專項”與“統籌”相結合的治理體制；六應從國家國防角度給予邊境貧困地區支持和幫扶。

格桑卓瑪的《從生計資本角度分析西藏牧區貧困成因——以班戈縣為例》（《中國藏學》第2期）一文，通過實地調研數據，從生計資本視角分析藏北牧區貧困成因，并提出注重個體扶貧和整體脫貧的結合，完善基礎設施建設規劃；發揮好牧區經濟合作組織的作用；從扶貧對象出發創新教育、就業、產業脫貧聯動模式；破解資金投入瓶頸，提高扶貧資金實效等對策。

王茹、周璇等人的《西藏縣域多維貧困度測定及貧困空間分布特征研究》（《西藏研究》第1期）一文，認為西藏貧困縣(區)“全域大分散、局部大集中”，7地(市)的空間分布呈“豎向連片分割、橫向邊緣集中”聚集特征，昌都市、日喀則市、那曲地區是西藏扶貧攻堅的三大主戰場，物質、人力、社會三種資本匱乏是西藏全域貧困的主要成因。應高度重視區域貧困差異，更加注重扶智扶志，大力開展特色資源開發、旅游扶貧等內源式扶貧。

袁曉文、陳東的《辨證施治：四川藏區農牧民致貧原因的實證調查與分析》（《中國藏學》第2期）一文，通過對四川阿壩州小金縣、甘孜州色達縣等藏族農牧區的田野調查，發現藏族地區普遍將農牧民致貧原因歸結為因學、因病、缺技能、缺勞動力等。該文認為對這些原因要辨證看待，只有精準辨證才能精準施治，并著重對因學致貧以及藏族地區農牧民的宗教信仰消費、貧富觀等對精準脫貧工作的影響進行了分析。

盧沖、耿寶江等人的《藏區貧困農牧民參與旅游扶貧的意愿及行為研究——基于四川藏區23縣(市)1320戶的調查》（《旅游學刊》第1期）一文，認為四川藏族地區男性貧困農牧民及擁有草場、牦牛或房屋較好的貧困農牧民參與旅游扶貧的意愿較強；貧困農牧民參與旅游扶貧的行為態度、重要他人支持度、個人勝任/控制力對其參與旅游扶貧的意愿及行為都有顯著正向影響；參與意愿對貧困農牧民參與行為的中介效應只存在于旅游資源一般和較豐富縣(市)。

丁賽、完瑪冷智等人的《甘青川藏四省交界藏區的貧困現狀與發展困境——基于青海班瑪縣達卡鄉的家庭調查》（《青海民族研究》第2期）一文，認為當地發展的三個主要困境是生態保護政策與均衡發展缺乏良好銜接，基礎教育尚未普及，人力資本投入不足，經濟發展所需的基礎設施嚴重滯后。提出區域居民發展機會的不均等，將在差距擴大的同時延展到經濟之外的政治和社會領域，加劇當地社會問題的復雜性，而包容性發展是推進當地各項工作的有效途徑。

鐘海燕、鄭長德《川甘青結合部藏族聚居區綠色包容性發展研究》（《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6期）一文，就構建綠色包容性發展分析框架，提出以綠色包容性發展理念促進該區域民生改善，建議增加經濟機會，提高經濟參與度；確保經濟機會均等，共享經濟增長成果；社會包容多樣性，關注生活幸福感；提升自我發展能力；充分考慮環境容量和生態承載力，建設生態文明試驗區，實現共享式綠色發展。

周曉露、李雪萍的《互異與共融：民間組織參與藏區貧困治理的能力比較與路徑探究——基于社會資本理論的視角》（《江漢論壇》第3期）一文，認為應借力外來民間組織的開放性、異質性關系網絡及公益規范的特點，實現資源獲取與資源傳遞的最大化，同時發揮本土民間組織社會相似性信任度高、組織動員能力強的特點，使本土與外來民間組織相互影響、互為補充，實現民間組織參與藏族地區貧困治理的良好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