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河流與湖泊

趙琳等的《放牧背景下青藏高原若爾蓋盆地非流動性地表水的質量特征》（《西南民族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第3期）一文，基于2016年對若爾蓋的禁牧草場、夏秋放牧草場和冬春放牧草的采樣數據，分析青藏高原若爾蓋盆地放牧背景下非流動性地表水的質量特征。結果表明：長期過牧的背景下，草場非流動性地表水質量下降，冬春草場下降較夏秋草場嚴重；草場非流動性地表水質量存在潛在風險，放牧應避開流動性小的地表水。

朱立平、郭允的《青藏高原湖泊沉積記錄與環境變化研究》（《科技導報》第6期）一文，基于青藏高原大范圍現代花粉數據，建立孢粉—氣候因子的轉換函數，分析青藏高原環境變化。結果表明：總體來說，青藏高原冰消期時段記錄仍然較為缺乏，主要集中在東北部地區；而高原其他地區急需展開更長時間尺度的環境變化記錄研究，以了解末次冰消期青藏高原整體環境變化及其影響因素；高原大部分湖泊都表現出早中全新世濕潤，晚全新世干旱的特點，而在高原東北部地區卻出現不同的變化趨勢，這是由于區域地形或者溫度升高引起的局地蒸發加強導致的。

閆立娟、鄭綿平、齊路晶的《青藏高原湖泊湖面變遷及影響因素》（《科技導報》第6期）一文，基于20世紀70年代、90年代、2000年前后和2010年的Landsat遙感影像數據和青藏高原47個氣象臺站的年平均氣溫和年降雨量資料，分析青藏高原湖泊湖面變遷及其影響因素。結果表明：1973—2010年，青藏高原湖泊個數和總面積呈顯著增加的趨勢；青藏高原湖泊湖面變遷主要受氣溫升高、降雨量增加和蒸發量減少的影響；影響青藏高原湖泊湖面動態變化的因素還有冰川分布、人類活動、湖盆形狀、補給和排泄區等。

朱立平等的《青藏高原湖泊水量與水質變化的新認知》（《自然雜志》第3期）一文，基于近5年在青藏高原地區開展的湖泊基礎調查，分析湖泊面積、水量變化的時空差異及其對氣候變化的響應。結果表明：青藏高原的湖泊在1976—1990年經歷了普遍退縮，1990年以后出現普遍擴張，而在2000—2005年出現快速擴張的趨勢，目前仍然處在持續擴張的狀態；東北部和南部的一些湖泊也出現退縮現象，藏南地區降水減少以及蒸發增強是羊卓雍錯湖泊退縮的主要原因，強烈的蒸發以及低的降水量也使得瑪旁雍錯不斷退縮；青藏高原內陸湖泊的擴張很可能主要是由于外來降水增多導致；青藏高原地區湖泊水色受到電導率、深度的影響較大；葉綠素對青藏高原地區水色影響很小。

楊珂含等的《青藏高原湖泊面積動態監測》（《地球信息科學學報》第7期）一文，基于環境減災衛星和Landsat系列衛星影像數據，利用半自動湖泊提取算法，分析127個湖泊在2009—2014年湖泊面積的時空變化特征。結果表明：湖泊整體呈現顯著擴張趨勢，但6年間湖泊面積擴張速率有所減緩；不同區域湖泊面積變化具有明顯差異，主要表現為東部及北部大部分區域湖泊擴張，南部地區大部分湖泊面積穩定，萎縮湖泊主要分布于研究區四周；存在冰川融水補給的湖泊面積變化率遠大于不存在冰川融水補給的湖泊；冰川融水的增加是促進青藏高原內流流域湖泊擴張的主要因素之一。

邢宇等的《青藏高原湖泊與氣候變化的GRA空間響應》（《干旱區資源與環境》第3期）一文，基于地形圖、MSS、TM、ETM和CBERS數據以及青藏高原氣溫和降水數據，分析氣候變化與湖泊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青藏高原在2006年，面積大于0.1km2的湖泊有45693.37km2，整體減少1190.52km2，1990年后持續增加了6429.18km2，37年凈增加了5238.66km2；在青藏高原北、西、南邊緣地帶的大多地區氣溫升高對湖泊增加的影響比降水大，在青藏高原腹部地區降水對湖泊變化的關聯度較高。

馬芳等的《青海湖環湖區水污染現狀及法律對策研究》（《青藏高原論壇》第3期）一文，基于旅游統計數據和現場觀察方法，介紹青海湖水污染問題。結果表明：隨著經濟的發展，游客的顯著增加，青海湖湖區水污染問題日益嚴重。因此，要在湖區水污染治理上取得更大的成效，必須加強對當地農牧民及游客的環保宣傳，強化青海湖景區相關部門在水體保護方面統一有效的規劃，加大環保執法力度，進一步健全和完善青海湖環湖區水環境保護與水污染防治的地方立法。

蔣沖等的《1956—2012年三江源區河流流量變化及成因》（《環境科學研究》第1期）一文，基于1956—2012年水文氣象資料，分析三江源區河流流量變化及其可能成因。結果表明：近57年來瀾滄江源區和長江源區的年均流量均呈增加趨勢，黃河干流流量輕微減少；黃河源區高流量和低流量都減少，長江源區高流量和低流量均增加，而瀾滄江源區高流量減小、低流量增加；氣溫和降水的共同作用導致河流流量的年內分布呈雙峰型或單峰型的特點；黃河源區和瀾滄江源區流量主要受東亞季風和西風控制，而長江源區流量主要受到青藏高原季風和東亞季風的影響；三江源區0℃等溫層高度和積溫均呈顯著增加趨勢，在區域快速增溫背景下，冰川和積雪消融給河流流量造成的短期增加效應不可持續，由此對水源涵養功能構成嚴重威脅。

范月君、侯向陽的《三江源區黃河水塔功能影響機制及驅動分析的研究及展望》（《青海畜牧獸醫雜志》第4期）一文，基于他人既有研究成果，綜述三江源區黃河水塔功能影響機制及驅動因素。結果表明：總體來說，氣溫上升改變了流域的水循環過程，從而使流域產匯流條件惡化，減少了地表徑流的形成；但是諸多研究表明氣溫雖然對徑流量的部分周期波動變化有一定的影響，但不如降水的影響明顯。

張巖等的《三江源區徑流長期變化趨勢對降水響應的空間差異》（《環境科學研究》第1期）一文，基于1957—2012年三江源區氣象站和水文站觀測數據，分析三江源區降水和徑流的變化趨勢以及徑流對降水響應關系的空間差異。結果表明：1957—2012年三江源區有67.1%的區域年降水量呈顯著增加趨勢；47.3%的區域徑流深變化趨勢不顯著，45.4%的區域顯著增加；其余7.3%的區域內降水變化不顯著但徑流深顯著減少；長江源區絕大部分區域降水量和徑流量都顯著增加，瀾滄江源區在降水顯著增加或變化不顯著的情況下，徑流深無顯著變化或顯著減少，黃河源區內部差異很大，降水呈增加或無顯著變化趨勢，徑流深則呈無顯著變化或顯著減少趨勢；除瀾滄江源子曲外，三江源區年徑流深和降水量呈顯著線性正相關。

杜甫義等的《西藏地區不同濕地植物配置對污水的凈化效果》（《環境工程》第1期）一文，基于2015年5—12月對拉魯濕地三種濕地植物的試驗數據，分析不同濕地植物配置對污水的凈化效果。結果表明：植物覆蓋系統中濕地植物生長良好，且對污水去除效果均顯著優于無植物覆蓋系統；其中水蔥、黑三棱和蘆葦的植物混合套種系統綜合了植物根系分布的優勢，延長了優勢根區反應時間，綜合去污效果及其穩定性最佳。

宗永臣的《西藏地區自然環境對污水處理效果的影響初探》（《市政技術》第3期）一文，基于西藏七地市的海拔、溫差、紫外線和污水數據，分析高海拔、大溫差、強紫外線對污水處理效果的影響。結果表明：海拔對污水處理效果的影響主要通過氣壓、溶解氧實現；水溫主要通過對微生物生長過程、微生物降解速率、微生物酶促反應速度、脫氮除磷、污泥性能等的影響來對污水處理效果產生影響；紫外線對污水處理效果是抑制還是增效尚待進一步研究確定。

董江偉等的《西藏尼洋河水系水質污染特征及污染來源分析》（《水力發電》第5期）一文，基于尼洋河水系2016年6月—7月、11月—12月的15個水質監測數據，分析尼洋河水系水質污染特征及污染來源。結果表明：尼洋河流域水體大多數監測斷面氮污染指標高于Ⅲ類水體的標準值，河流水體基本上處于氮污染狀態；尼洋河水系污染來源總的來說農業面源污染最大，畜禽養殖污染次之，生活污水污染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