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藏語文本體研究的成果比較少，漢藏語比較研究的成果亦不多。涉及藏語文應用領域的成果很多，主要包含計算語言學、藏語文信息化和自然語言處理、藏語實驗語音學等諸多領域；同時涉及藏語文教學、翻譯等研究領域的成果也不少。涉及藏文文獻研究的成果數(shù)量多且質量高。下面分別從藏語文本體研究與漢藏語比較研究、計算語言學、實驗語音學、社會語言學、文化語言學以及藏文文獻研究等幾個方面分類說明。

一、藏語文本體研究和漢藏語比較研究

（一）藏語文本體研究

年度涉及藏語文本體研究的論著雖然不多，但學術質量都很高。相關的研究成果涉及語音方面的有：

王振的《清代“西番譯語”記音式藏文對藏語歷史語音研究的價值——以〈白馬譯語〉藏文注音為例》(《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第5期)一文考察發(fā)現(xiàn)，《白馬譯語》藏文音系與康方言關系最為密切，可以揭示18世紀中期康方言的某些語音面貌。該研究對認識譯語藏文注音的音系特點及藏漢對音規(guī)律，對于研究其記錄的民族語的歷史語音也是有益的。周瓜克、拉郎草的《藏語拉達克話的幾個語音特征》（《西藏研究》第3期）一文，介紹了藏語拉達克話的語音系統(tǒng)，指出藏文的前加字、上加字、下加字、后加字及再后加字在拉達克話中還保留著讀音。

與藏語密切接觸的扎話和五屯話的研究有助于學界對藏語的進一步認識。宗曉哲、劉潔、李大勤的《松古扎話的語音特點》（《語言研究》第4期）一文，認為扎話是混合語，其語音系統(tǒng)比此前李大勤、江荻(2001)報道過的拉丁扎話更復雜，也更有代表性。而聲韻結構中存在的卷舌特征、復雜韻尾、長音現(xiàn)象等各種伴隨特征也為我們認識扎話的歷史層次、推斷其發(fā)展機制提供了富有價值的線索。意西微薩·阿錯、向洵的《五屯話的重音》（《民族語文》第1期）一文，通過對五屯話重音的性質、功能及其與聲調關系的研究，說明重音在多音節(jié)詞變調中所起的制約作用，認為五屯話是有聲調的漢語與無聲調有輕重音的藏語等語言深度接觸的結果。

詞匯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仁增、傅利平、桑杰的《略論藏文藻飾詞》（《中國藏學》第1期）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藏文藻飾詞的含義、類型、特點等進行了進一步的探討，認為藏文藻飾詞反映了藏民族豐富的想象力、深邃的觀察力、高度的概括力以及獨特的語言表達方式。

語法和句法方面的成果有：瞿靄堂、勁松的《語言與環(huán)境：嘉戎語動詞的方位指向》（《民族語文》第5期）一文，從語法學、語義學、認知語言學的角度探討嘉戎語的方向范疇，研究方向范疇的形成和發(fā)展，進一步探討方位概念的語法化和詞匯化，特別是方位詞語義的泛化及其與動詞語義的搭配理據(jù)，并論述方向范疇的發(fā)展和變化。高揚、饒敏的《木雅語的趨向前綴》（《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第6期）一文，認為木雅語共有7個表示不同方向的趨向前綴，每個趨向前綴存在多個不同的表層形態(tài)，這些表層形態(tài)均是從同一種底層形態(tài)演變而來的，RTR(舌根后縮)元音和諧現(xiàn)象以及具有語法功能的前綴-i或-u的存在，是其主要變體條件。其中，前綴-i為使動前綴；-u為第三人稱施者論元標記(3A)，或為木雅語另一個使動前綴。李大勤、宋成的《格曼語連動結構的類型及相關生成機制初探》（《百色學院學報》第1期）一文，從結構類型和生成機制兩個角度就格曼語的連動結構展開了探討，認為格曼語的連動結構句可以分為兩類，有形式標記的連動結構句和無形式標記的連動結構句；無形式標記連動結構句中的動詞大都是生成過程中的一個獨立投射階段；有形式標記連動結構走的是一條將多動詞句盡力壓縮為小句的途徑，將其中一個動詞確立為定式動詞，其他的動詞則處理為非定式動詞，其生成機制是將非定式動詞的最大投射嫁接到XP上。劉沛江的《藏緬語形容詞的類型特征》（《語言研究》第2期）一文，認為藏緬語存在開放性的形容詞詞類。仁增多杰、洛桑嘎登的《藏語動詞的配價及句子生成初探》（《電腦知識與技術》第26期）一文，認為藏語動詞是整個句子的核心，藏語動詞配價中的“價”一般會涉及三個層面的因素，即句法、語義、語用，在該文中不考慮語用因素，對實質存在的句子進行了分析。

（二）漢藏語比較研究

漢藏語的比較研究一直是藏語文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本年度的成果主要涉及漢藏語的詞匯和句型研究。相關的研究成果有：

李玉的《漢語“青”詞族研究——兼論漢藏語歷史比較研究與原始漢語st-型復聲母的構擬》（《語言研究》第3期）一文，主要用音系法系聯(lián)出漢語“青”詞族，并由此推求出其“語核”為原始漢語復輔音聲母sth-。同時還利用現(xiàn)代漢語粵方言的反映形式以及親屬語言同源詞的相同或相近的聲母形式，運用歷史比較法進行漢藏語歷史比較研究，對原始漢語及上古漢語st-型復聲母的構擬加以印證。王艷春的《楊福綿漢藏語同源詞聲母對應比較研究》(《寧夏社會科學》第4期）一文，對楊福綿論著中收錄的322對漢藏語同源詞的聲母對應關系加以比較研究。多杰東智的《現(xiàn)代藏語方言中漢語借詞的應用及其語言場景研究——以西藏、青海藏語方言為例》（《西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1期）一文，主要從西藏日喀則、青海同仁、循化使用的藏語方言中古今漢語借詞的應用、漢語新詞應用情況及語言場景等三個方面分析現(xiàn)代藏語中漢語新詞的特點及其應用情況。

范麗君的《從藏緬語因果復句的特點反觀漢語》（《語言研究》第4期）一文，從共時特征和歷時演變來看，藏緬語和漢語因果復句都有無標記因果復句和有標記因果復句、說明性和推論性因果復句的區(qū)分，并且藏緬語和漢語因果關聯(lián)標記都經歷了從少到多、由單音節(jié)形式向多音節(jié)形式發(fā)展的歷程；都有由單一模式向多樣模式發(fā)展的傾向。范麗君的《藏緬語目的復句特征分析——兼與漢語比較》（《黔南民族師范學院學報》第2期）一文，通過對28種藏緬語目的復句的比較發(fā)現(xiàn)：藏緬語目的復句中目的句句尾—行為句的模式占優(yōu)勢，藏緬語目的復句表達以突出目的為目標，注重目標的實現(xiàn)。與漢語相比藏緬語目的復句關聯(lián)標記模式類型多，而表目的關系的關聯(lián)標記數(shù)量少。藏緬語目的復句標記兼做因果復句的標記佐證了因果復句和目的復句之間的內在關系。

馮蒸的《大師的啟迪：憶俞敏先生教我音韻學和漢藏比較——回憶俞敏先生對我的教誨》（《漢字文化》第1期）一文，對俞敏先生的學術成就進行了評介。